WTO：中国金融业险峰无限——与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教授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险峰论文,金融业论文,中国论文,著名经济学家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萧灼基，1933年生于广东汕头市，1959年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经济学会委员、北京市政府顾问、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博士生导师、《经济界》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是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待遇的专家。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是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企业经济联系的纽带，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因此，入世后如何充分发挥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成为国人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为此，本刊记者对因推动我国股市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而赢得“萧股市”桂冠的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
两强相遇勇者胜
《领导广角》：萧教授，WTO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已经在握，对这一先进“武器”，金融界到底应如何把握？它的“双刀”具体体现在何处？
萧灼基：2001年我国经济之所以保持了7.3%的快速增长，金融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这样，去年国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不可能。
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之所以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是因为我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尤其是盈利能力与国外银行有较大差距。如何应对国际金融资本的挑战，是我国金融发展的迫切任务。
入切后，金融业受到的压力来自于我们的承诺。我们的主要承诺是：银行方面，加入后两年内，外国银行将向中国企业提供服务；加入后5年内，外国银行将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证券业方面，加入后3年内，外国证券公司可在华设立合营企业，外资比例不得超过1/3，合营公司可从事A股的承销，B股和H股、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基金的发起；从事国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外资比例不超过33%，加入后3年内不超过49%。保险业方面，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公司，两年内可设独资子公司；加入时允许外国寿险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外资比例不得超过50%；加入后3年内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开展养老金／年金险服务；加入时允许外国保险公司以分公司、合资公司或独资子公司的形式提供寿险、非寿险的再保险业务等。
一个政府的承诺必须履行。但应该说，这对正在发展中的我国金融业来说，压力是很大的。
然而我们同时也应看到，经过20多年的对外开放，我国金融业也有着外方难以匹敌的优势：一是点多面广，深入城乡基层；二是与客户保持长期的业务关系，对客户情况十分了解和熟悉；三是国有商业银行已得到广大客户的信任；四是能够得到其他行业的支持，拓宽国内业务的基础较好；五是发展潜力较大，前景看好。
我们不仅要看到压力，更要看到动力；不仅要看到挑战，更要看到机遇；不仅要看到负面作用，更要看到积极作用。中资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中外方各有不足，因此具有优势互补的客观需要，例如银行业在同行拆借、进出口融资、设立代理方面，合作范围十分广泛；证券业方面，建立中外合营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势在必行；保险业方面，无论寿险、非寿险和再保险等，中外企业都有许多合作机会。因此，政府要在政策方面为中外金融机构的合作提供必要条件，支持公平竞争。
筑就新大厦主体
《领导广角》：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在一个统一的世贸大家庭内，我们应加紧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萧灼基：可用十六个字加以概括：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防范金融市场风险。
我国金融机构的主要问题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市场体制和企业体制不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需要。因此要利用金融对外开放的契机，以开放促改革，加快改革的步伐。
一是在保证国有金融机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不仅向外国开放金融市场，也要向国内包括私人投资者在内的各种所有制开放金融市场，给予国内各类投资者在市场准入等方面以国民待遇，允许建立民营银行等民营金融机构。
二是加快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开；支持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筹集资金，转变机制。
三是提高银行资产质量。按照巴塞尔协议的有关规定，提高银行资本金充足率，降低银行不良资产比重，力争在入世后5年内把不良资产率从目前的26%降至5%。
四是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按照宏观经济发展变化和资金供求状况，灵活调节利率，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五是保持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金融机构交易成本。
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是我国加入WTO后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入世后，我国金融业不仅面临内部风险，而且面临外部风险。由于加大了金融开放力度，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也更大。近年发生的金融危机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危机，对其他国家或国际金融市场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金融业中的比重上升，也增加了市场风险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必须看到，随着我国国际经济活动总量增加，资本流入和流出的数量巨大，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界限有时难以严格区分，资本账户的管制难度加大，这些都会影响我国金融安全，加大金融风险。
为了保障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必须在以下几方面加强监管：一是在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要根据我国经济水平、国际收支状况和金融监管能力逐步进行，不应操之过急；二是资本市场的开放要先后有序，在中外合营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中外资比例要适度；三是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既要执行我国有关承诺，又要防止它们依靠其强大实力在我国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四是要对售汇、结汇、资本流入流出进行严格监管，防止资本大量外流；五是要保持良好的国际收支和雄厚的外汇储备。
舆论要做正确导向
《领导广角》：您于去年初就股市应如何良性发展所作的诸多宏论，曾使许多人受益匪浅。在已入世的今天，您对中国股市的发展有何新的看法？
萧灼基：在我国这样一个新兴股市中，理论上的不同观点，对市场情况的不同看法，以及对发展股市的不同政策主张，都是正常的。但有些观点、看法和主张，已对股市发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早在中国股市还处于酝酿时期的1986年，一位外国经济学权威就认为，中国在20年内不应发展资本市场。实践突破了外国权威的观点，中国股市产生和发展起来了。但有些人一直不忘外国权威的论调，认为中国股市是“早产儿”，本来就不应“出生”。2001年以来，更从“早产论”发展到“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与这些观点对立的是“适应论”和“平稳发展论”，对这些观点，广大股民自有公论。
“推倒重来”是对10年来我国股市的全盘否定。既然必须推倒重来，说明不是某些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的局部问题，而是全局性问题；不是规范和完善的问题，而是必须彻底否定；不是某个机构或个人违规违法，而是包括现行的法律和规则在内的整个体制，都不应继续存在。这完全不符合我国股市的实际情况。
资本市场不是电子游戏。电子游戏可以随心所欲、随时随地“推倒重来”。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有着1000多家上市公司，几百家中介机构，6000多万股民，几万亿资金的巨大市场，“推倒重来”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1000多家上市公司将全部“推倒”，全部退市。那么这些公司从国内外资本市场筹集的为数达10000亿的资金如何处理？已经投入生产经营的资金如何退出？它意味着6000多万股民投入股市的数万亿资金将会血本无归，这些损失谁来赔偿？它意味着几百家证券中介机构与信息传播机构将要关闭，这又将如何赔偿？……理论家们一句“推倒重来”说来简单，但做起来既不简单也不轻松。如果真的按照这些理论家的说法来制定政策，那绝不仅仅是股市崩盘，其对社会的影响将不堪设想。从这里不难看出，“推倒重来论”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
再说推倒之后如何“重来”？各国国情不同，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模式，在我国就一定能行得通吗？谁能保证“重来”必然比“推倒”的模式好？如果“重来”不成功，是否又要“推倒”？这种不断推倒、不断重来的有形损失和无形损失又由谁来负责、谁来赔偿？
因此，为了中国股市的健康、平稳发展，舆论必须要有正确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