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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和90年代之交，德国统一，苏联、东欧剧变，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推进，世界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德国社民党的力量和影响由日渐增强转为日渐削弱，至今仍在困境中辗转徘徊。
政策调整上的被动和摇摆
德国社民党90年代以来，不断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发展对其国内、国际政策进行调整。但调整的过程困难重重，调整的结果仍缺少鲜明的特色。
经济、社会政策是该党近年来国内政策调整的重点。德国经济近年来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冲击和制约，已基本形成增长速度缓慢、失业率持续攀升、财政拮据以及社会福利负担偏重的特点。德国执政的保守党80年代以来一直奉行温和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即通过减税鼓励资方投资，实行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抑制工资增长，削减社会福利），取得一定成效，保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但面对90年代以来迟迟未能摆脱困境的新形势，这一政策也相形见绌，难以为继。
社民党不断为德国摆脱这一经济困境寻求出路，但起步迟缓。在德国统一后的最初几年，它将主要精力用于抨击、指责保守党政策的弊端和缺陷，但自已也拿不出替代性政策。1993和1994年之交，该党才开始致力于提出同保守党相抗衡的、带有该党特定意向的经济、社会政策。几年来，该党确实提出了一些原则上有别于保守党的政策，如经济发展与优化生态环境相结合的经济调节方针；本着对需求和供应的双向考虑，运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原则，调节财政、货币、工资政策，以刺激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增加对科技、教育的投入，以高科技的发展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结构性改造，以增强德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实行税制改革，使之更加公正与简化，增加高收入者的税收（资本税、财产税等）。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实行生态税，以扩大国家的财政活动余地；反对“削减”而主张“改造”社会福利制度，保持业已取得的社会福利成果。
但这些政策的调整至今尚未定型，原因是对有些政策思想在党内实际上分歧很大（如关于发展经济与优化生态环境相结合的方针；要不要消除核能源等）；有些政策缺乏切实可行的措施（如怎样为减轻劳资双方经济负担而降低附加工资成本）；有些政策的具体措施同保守党的政策无明显差别（如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员素质培训），故不为人们所重视；有些政策冲击了普通人的利益和传统观念，难为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如实行生态税）。因而可以说，该党至今尚未形成体现左翼政党特色意向明确且具有说服力的经济与社会政策。
90年代外籍移民的大量流入，使德国居民产生不满，且成为极右民族主义势力活动猖獗的口实。是否要修改德国基本法中关于难民权的条款（即无条件地接受一切政治避难者）的问题，在党内引起长期激烈的争论。虽然在1992年11月党代会上以相对多数票通过了赞成修改基本法中有关条款的决议（即加强对避难者的审核和限制），向保守党作了妥协，但党内的纷争持续不止，部分党员为此退党，一些党员继续持保留态度，对党不满。
近年来，鉴于国际性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德国执政联盟提出关于对犯罪嫌疑分子加紧调查和监护（安装窃听器）的提案，以便尽可能快地、无漏洞地弄清罪行（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对左翼激进入士的监视）。这一倡议受到公民的普遍支持，他们希望维护法制权威，确保个人安全。但这一提案却在社民党内引起强烈不满。许多党员更为关心的是，保护涉嫌者的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党内在这项提案上长期争执不下，最后在1993年11月党代会上，以相对多数票通过了赞成保守党提案的决议。但该党内部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意见依然存在。
面对风云多变的国际形势，德国社民党在西方政策和东方政策上的基本立场同执政的保守党大体一致（即仍以西方联盟为基础，力求维持东方国家的和平与稳定，确保自身的安全与平稳发展），但在德国是否派兵参加联合国的国际性干预行动的问题上，党内一直争论激烈。先是在海湾战争期问德国是否参加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干预问题上，其后是在德国是否参与联合国对前南地区的军事制裁问题上，该党都因内部意见不一而表态迟疑。最后十分被动而无奈地向保守党作了一定妥协：同意德国在北约防区以外的地区和国家履行联合国的维和使命，提供资金、军备物资和派兵参加非军事性行动。由于该党在这类问题上长期踌躇不决，内部争论公开化，因而被公众视为在外交上“无行动能力”。
欧洲政策是德国社民党近年来对外政策的重点。该党重视了在这一政策上同保守党求同存异、突出自身的特点，即既支持马约确定的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又强调尽速建立政治联盟和发展社会联盟，要求在欧盟之内首先着眼于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但问题在于，该党还提不出多少令人信服的具体措施，而且该党领导人的公开表态前后不一，如对马约确定的实现货币联盟的时间表，前后作过赞同→反对→又赞同的反复无常的表态。人们不能不为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瞠目结舌。
和平与发展在90年代以前曾是德国社民党对外政策的两面旗帜，但近年来发展政策显然在该党对外政策中的地位下降。目前该党党内对发展政策的重视程度不一，部分领导人仍然将发展政策视为该党对外政策的重点之一，主张对这一政策作适当调整，对发展中国家更多地提倡“自救”和促进地区性合作，并主张通过促进经济发展缓解地区性冲突，因而要求联邦政府逐年增加发展援助数额，在今后数年内尽快达到联合国规定的标准（即援款数额占本国社会总产值的0.7%，目前德国仅占0.3----0.4%之间）。但另一些领导人（包括主要领导人在内）则对发展政策持漫不经心不以为然的态度，有人公开建议撤销联邦政府中的发展援助部，将它缩减为联邦外交部下属的一个机构，这显然是否定发展政策的独立意义。该党领导层中的这种大相径庭的态度自然无法使其发展政策为该党增辉。
权力分散、组织松散、人心涣散
德国社民党于80年代完成了各级领导人选的更新换代。现有的各级领导人多半为参加过1968年学运、被称为“勃兰特孙子辈”的人。他们的资历和能力旗鼓相当，不分上下。这是造成党的权力中心在中、上层领导间分散的一个因素。
90年代以来，在该党中、上层领导间形成“三个中心”或“两驾马车”的状况。所渭“三个中心”，即指党的联邦理事会、联邦议会党团和各州领导机构三部分各形成一个权力中心。联邦理事会仅是个名义上的权力中心，实际上软弱无力。由于近年来党主席的频繁更迭（恩舍霍姆→沙尔平→拉封泰），且因他们长期任州长，对主持联邦事务没有足够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经验，以及在他们周围缺少一个主管各项政策的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因而联邦理事会未成为全党有权威、有凝聚力的高层领导核心，而是一个形同虚设的空架子。联邦议会党团作为党的喉舌在联邦议院中表达该党的政策主张，故构成一个实体性的权力中心（尽管他们内部有左、中、右之分）。该党在多数联邦州中居执政和参政地位，这些州级领导在联邦参议院中拥有决策性的发言权，因而构成党内另一个实体性的权力中心。
所谓“两驾马车”，即指上述两个实体性的权力中心在对一些政策表态时，往往各唱各的调。有些州级领导更多地考虑各州的利益，不大重视该党联邦一级确定的政策原则，甚而有时赞同科尔政府的政策。因而，该党未能利用在州一级占有的优势地位，在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中形成协调一致的反对派阵线。
由于近年来该党州级领导机构的独立性相对扩大，联邦领导同下层和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缺少信息沟通。下层、基层组织和党员对联邦一级确定的政策和做出的决议了解甚少。他们的观点和意向也难以传递给上层领导。这无疑削弱了党的共识能力和行动能力。同时，党在联邦范围内的工、青、妇党员和其他一些行业性党员的群众性组织，各有其特殊的利益和要求，各有自己的活动领域，各自和不同的社会运动保持联系。但它们之间却缺少必要的交流和沟通，更少相互支持。因此，整个党的组织日渐松散。
90年代以来，该党人数逐年减少。1990年有党员92万，1993年86万，1995年82万。1996年80万。党员年龄结构日趋老化。35岁以下的青年党员仅占党员总数的15%（70年代占30%）。党内生活缺少吸引力，积极参加党的活动的党员仅占全党的10－20%。该党近年来实力的日渐削弱，也导致其政治地位的下滑。在1994年联邦大选中的得票率虽较1990年大选高出2.9个百分点（它们分别为36.4%和33.5%），但同联盟党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后者为41.5%）。90年代初，该党在德国西部州一级的地位曾有上升，而近年来在州选中得票则连连下跌，尽管其执政和参政州的总数未减少。
陷入困窘的原因
面对国内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巨变，德国社民党原有的理论、政策和思想观念日渐丧失适应能力，但是它不肯轻易放弃原有的行进轨道，又没有完全辨清未来的发展方向，且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魄力选择新路。
一、苏东剧变是釜底抽薪的重创。苏联、东欧剧变不仅是国际共运本身的一次重大挫折，也是对西方社民党人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信念的一次严重冲击。它主要使社民党人原来抱有的思想观念严重受挫，并由此成为社民党人欲断然同“社会主义”字样划清界线的动因。
趋同论原是德国社民党主流派的思想观念，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不仅可以和平共处，而且可以通过对各自弊端的改革达到制度上的趋同，即朝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趋同。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该党更坚定了这一信念，一再宣称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是有革新能力的”。他们认为苏联、东欧“现实社会主义”的主要弊端是没有政治民主，西欧资本主义的主要弊端是缺少社会公正。只要双方都作必要的改革，两种制度间就可以相互补充与合作，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任务----和平、发展、科技进步、环保等。从这一观念出发，他们认为20世纪的最后10年，将是“民主社会主义复兴”的时代。但剧变后的苏联、东欧并未按该党设想的轨道发展。政治动乱、国家分裂、民族战争、经济瘫痪，使整个社会出现历史性倒退。这对社民党人的“趋同”观念是致命的一击。他们的严重受挫主要还不在于原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中的“改良派”未能上台执政，也不在于认识到戈氏只注重政治改革而忽视经济改革在实践上的失败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是在于保守党人以“民主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存在认同性为口实对该党进行猛烈攻击。因为该党原来的预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承认“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中存在着某些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化的因素。保守党人正是抓住社民党人这种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某种认可态度不放，故意把二者混为一谈，宣称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都已失败。这种攻击使社民党人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上从攻势转为守势。他们对于人们把民主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置于同一个被告席上受审感到沮丧。因而想千方百计割断二者在历史渊源、思想理论上曾经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彻底划清二者之间的界线，彻底抹掉任何同“社会主义”字样相关联的印迹，标榜自己今后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长期较量中，完全作为资本主义营垒中的一员，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范畴内，以改革其弊端并使之进一步完善为己任，放弃任何与“社会主义”目标沾边的提法，而仅以伦理的思想原则，以“自由”、“公正”、“互助”的基本价值为准则来改革社会。
“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模式原是德国社民党左翼奉行的改革资本主义的战略和目标。他们长期对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垄断资产阶级拥有经济与政治特权。因而他们将实现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即消除阶级、剥削与特权视为改革资本主义的最高目的。他们为此所设计的改革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是：政治上扩大现存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经济上奉行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与政策，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加强对市场的宏观管理和调控，对垄断资本进行民主监督，公正分配社会财富等。苏联、东欧剧变使他们所抱有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模式的幻想破灭。他们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国家计划经济既然在“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行不通，招致失败的后果，那么在理论上也必然是错误 的、不可取的。因此，改革资本主义无须借鉴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但他们对于如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垄断资本的特权，还找不到出路，因而在理论上陷入迷惘、不知所措的境地，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景感到茫然若失。有些人干脆放弃原有的信念和幻想，默认了保守党人的论调：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都失败了。
二、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发展使政策调整遇到困难。自80年代起，特别是9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明显呈现两大趋势：一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二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使西方世界的经济普遍面临同样的问题。第一，经济的全球化使资方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单一国家的经济调节能力下降。经济的全球化意 味着国际资本竞争的加剧。由于生产、商贸、金融、资本能够自由地进行国际性流动，资方总是以赢利为目的，或搞国际性的金融投机，坐吃利息，或搞房地产投资，而不进行生产性投资。即便进行生产性投资，也投到工资成本低的国家和地区去。这是任何单一国家的政府无法也无权干预的，它们通过经济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余地缩小了。第二，微电子革命将世界推入信息时代。由此引起在生产和服务领域实行合理化与自动化管理，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与此相应的是造成大量裁员、大规模失业的后果。这种失业被称之为“结构性失业”，因为它不能再像20年前那样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得到解决。在90年代西方世界这种经济大环境发生变化的前提下，社民党在德国进行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必然遇到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政策领域：
1、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社民党自60年代起一直力主用凯思斯主义政策手段对德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即国家通过财政、货币、工资等政策手段刺激需求（鼓励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以求达到新的供需平衡。这一政策曾一度奏效。70年代中期和末期两次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凯恩斯主义政策显露出局限性，因为它虽然尚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也需国家以巨额的财政开支来支撑），但解决不了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80年代以来，社民党又提出以结构政策来补充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即主张本着优化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调整和改造部门（行业）的和地区的经济结构，同时加强基础建设和职工技术培训等，力图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这一主张固然不错，但需要国家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才能实施，因而只被执政的保守党政府部分采纳。
而90年代以来，面对德国经济出现的新形势，即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和财政拮据三位一体的病态结合，社民党很难提出更有成效的宏观治理政策。因为任何经济政策归根结底都有个利益问题。该党以往提出的宏观调控政策（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和结构政策）都是以既有利于广大民众，也使垄断资本受益为前提的。在当今国际、国内新的经济环境下，就很难再找到这种有较大妥协余地的政策了。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通过财政补贴吸引资方在本国进行生产性投资（特别是高、精、尖产品）和对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造，而社民党又力求维护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反对降低工资成本和要求解决失业问题，因而就不得不提出既适当照顾资方利益（如主张降低附加工资成本，以减轻资方经济负担，鼓励其进行生产性投资），又要求资方作出一定牺牲（如提出向高收入者征收财产税、利息税等，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政策。显然，该党目前提出的既不完满、也不具体的政策设想，已经遭到资方的抵制和非议了。该党目前只能寄希望于在欧盟范围内协调政策，对垄断资本的经 济行为有一定的约束力。
2、劳资政策。调和劳资矛盾、提倡劳资之间建立社会伙伴关系，是社民党多年来奉行的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特色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实行工资合同谈判制，劳资双方共同协商每年工资的增幅；实行参与决定制，职工参与对经济的管理和对资方的监督。职工代表拥有部分人事权，不准资方任意解雇职工。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德国垄断资本在劳资关系中越来越居于支配地位，劳方业已争得的权利近乎有名无实。实际上，由于近年来德国经济不景气，一年一度的劳资工资谈判内容已不再是劳方工资的增幅问题，而是能否保住原有的工资水平和保持雇员的就业岗位问题。参与决定制在一些企业中已名存实亡。资方的资本流动、投资取向、迁移厂址、实行合理化裁员等一律自主决定。这种状况表明：为增强国际竞争力，实质 上日益尖锐的劳资冲突转化为劳方内部的利益冲突，在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外籍人与德籍人之间，德国和其他国家工人之间争夺被尽量压低的工资和仅有的就业岗位的冲突。他们对于资方有恃无恐的经济行为无可奈何、束手无策。面对这种态势，社民党原本奉行的旨在使劳资双方互利共处、并更多地谋求和维护劳方利益的政策失效。能否恢复以往已取得的成果尚属困难，今后会有什么妥善方案更未可知。
3、社会福利政策。社会福利政策是社民党对内政策的核心，是突出和直接体现该党基本价值及其政策特色的政策（强调公正分配社会财富和照顾社会弱者的利益），也是显示该党政策成就的标志。尽管在德国有实行社会保障的历史传统，而且战后以来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成为社会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但社民党这一政策的成就是众所公认的。在它执政期内，通过实施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大大扩大和完善了社会保障网，社会福利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增至1/3。但社会福利政策的成就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因而在70年代末德国出现经济危机后，这一政策实际上已没有多少发展余地。90年代以来由于德国统一、经济持续不景气和高失业率等因素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困难，而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指标要求也日益紧迫（德国财政赤字和债务两项均未达到指标），这就使社会福利给国家带来的财政负担问题显得格外突出，加之社会保障体制本身存在一些浪费情况，因而，是否削减社会福利问题已成为德国朝野政党近年来争议的热点。保守党在这一争议中居攻势地位，它所坚持的削减社会福利以巩固国家财政的主张，不仅得到富有者的赞赏，也能在部分中间阶层中获得支持。社民党则处于退守之势，昔日政策成就的辉煌已一去不返。如果该党仍提不出多少切实可行的“改造”社会福利的具体政策措施，那么，它现在想极力维护的业已取得的社会福利成果将很难保住。
冷战结束后的困惑
社民党对于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始料不及，并且不能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其传统的政策思想和政策观念，因而在变化了的新形势面前不知所措、摆来摆去，至今尚提不出较为明确、完整的国际政策思想。
社民党有和平主义的思想传统。在二战后两大军事集团的长期对峙中，该党一直谋求世界的和平、裁军与缓和。然而，在它这种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战略中，也包含着反对任何性质的战争、反对一切诉诸武力行为的和平主义思想因素。当时以消除集团问的核战争危险为最高目的，因而这种和平主义思想因索对于实现这一目的是起积极作用的。然而，东西方冷战结束以来，该党原有的国际战略成了无的之矢，再没有用武之地，而它所面对的是在原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大量爆发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教纠纷性质的局部战争和冲突。对此，它无能为力。虽然它仍谋求实现世界和平，但以它原来奉行的反对一切诉诸武力行为的和平主义思想来呼吁战争双方通过和谈解决冲突已无济于事。因而它对国际事务形不成确定的战略和政策，对一些热点问题的表态经常自相矛盾。它原则上反对大国对冲突地区搞军事干预，但又想不出结束冲突的更好出路，因而有时又不得不承认大国通过军事干预解决冲突的必要性。
战后以来，该党一直将“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总目标。构成这一目标的核心内容是：消除集团间的战争危险，以“避免人类的共同毁灭”。为此，该党将东西方之间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置于次要地位，使其服从于“维护人类共同生存”这一首要任务，即如该党所强调的：“和平高于一切”、“和平高于意识形态争论”。因而该党当时在国际政策上没有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差异问题，如冷战结束后，该党认为集团间的战争危险已消失，维护世界和平的核心内容应转为促进经济、环保、民主和人权的普遍发展，强调人权政策应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近年来，该党实际上已将其传统的超阶级的人权观、价值观和抽象的人道主义的道德观作为确定国际政策的准则和出发点。因而，当该党遇到一些实际问题时，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政策问题，往往不辨是非真伪，表态偏激。如对犯罪集团嫌疑分子的监护问题，更多地是着眼于保护无犯罪行为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对如何有效地打击犯罪分子就考虑得很少。
德国社民党有反对民族主义的思想传统，二次大战期间，参加了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二战后一直警惕德意志民族主义东山再起和德国军国主义复活。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西德在西方营垒中一直扮演“经济巨人”和“政治侏儒”的角色，没有在军事上谋求大国地位。该党的政策和思想观念对于西德的外交政策和民族政策不无影响。该党于60年代提出的新东方政策，也包含着对德国纳粹罪行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批判；该党提倡多种文化平等共处，对接纳外籍人持积极态度和宽容方针。德国统一、东西方冷战结束以来，该党仍沿袭原有的思想观念对待新出现的问题。世界范围内数以百万计的移民浪潮，其中大部分是因贫穷而流动的“经济难民”；德国需要找到同它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地位，以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德国军队是否恪守北约成员国的职能，只参与联合国和北约的防御性军事行动等。该党囿于原有的思想观念，担心随着德国政治大国地位的上升，会再度出现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扩张趋势，因而在决策和行动上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表态十分谨慎。它强调德国须作为“和平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应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步骤体现这一设想，又提不出多少有别于保守党的方案。
党内分化削弱内聚力
社民党90年代以来不再存在像70和80年代那样轮廓分明的4个政治思想派别（左翼、中左、中右、右翼），当时是依据党员对该党思想理论和内外政策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划分的。近年来在该党内存在的则是因党员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形成的没有明显组织界限的两个思想流派：物质主义派和后物质主义派。
物质主义派要求改善现有的生活条件。持这种要求的主要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党员，如传统产业工人、非技术性工人、失业者等，他们没有专门技术、工资待遇低、就业困难，生活没有保障，因而主要关心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个人生活得到改善。后物质主义派要求全面提高生活质量。持这种要求的主要是那些在社会上处于中等地位的党员，如专业工人，属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中小企业主等，他们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专业技术，工资待遇较高，就业条件好，生活有保障。他们已不甚关心经济增长和就业同题，更多关心的是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改善环境，实现男女平等等问题。
社民党内上述两个思想流派的存在.是近年来德国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中、下层之间分化加剧和裂痕加深的反映。在80年代，德国已有“2/3社会”之称，即指社会上2／3的人过着中、上等的生活，1/3的人处于社会底层，生活困苦。90年代以来，由于德国经济持续不振，失业问题严重，分配政策向富人倾斜，政府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等因素，1/3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生活境况急剧恶化。他们同处于中等地位的人之间存在的经济、社会地位差距明显拉大。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生活境况不同，故形成不同的思潮。
属于物质主义流派的党员，对社民党奉行的经济与生态相结合的方针不满。他们认为该党过分强调生态因素，不利于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同时认为该党对社会福利重视不够、政策不力等。他们也有一定的排外心理，感到外籍人对个人的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利益有威胁。他们还反对社民党与绿党结盟。这些人往往由于对社民党的某些政策不满，或对党的活动持消极态度，或退出该党。
属于后物质主义流派的党员，基本满足于自己已获得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他们虽然对党的现行政策没有过多的不满，但他们近年来接受了追求“个性化”社会思潮的影响，也产生了要求在生活方式、生沽内容上充分发展个性、谋求在生活领域和工作领域对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等思想倾向。与这一思想倾向同时并生的还有两个负面思潮。一是对团结互助观念的淡化，不希望社民党提出更多的改造社会福利制度的政策，担心自己需付出得更多（帮助社会底层的人）；二是非政治化倾向，对政治和政党不感兴趣，只关心个人的命运。这些人由于不同程度地抱有上述思想观念，故不同程度地远离党组织，有的不再积极参加党的生活，有的自动退党。
德国社民党面临两种发展前景。一种前景是在理论和政策上进一步同保守党趋同，成为像美国民主党那样的竞选党，仅凭借领导人的个人威望、而不是依靠本党具有特色的政策同其他党派争夺选民；另一种前景是仍然作为工人运动派生出来的、改革资本主义弊端为宗旨的纲领党，在理论和政策上具有“左翼人民党”的特色，并以此争取中、下阶层的选民。
从该党的近期情况看，走向后一种前景的可能性较大，但步履艰难。拉封泰出任党主席（1995年11月）后，积极致力于克服党的瘫痪状态，使该党状况有所改善。拉封泰主要从组织和政策两个方面着手整顿。在组织方面，他将党的中上层领导人拢在一起，尽力在他们之间统一思想和协调行动，争取将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和争论在内部解决，不公开化。从而加强了联邦理事会在中、上层领导间的主导作用。该党主要领导人拉封泰、沙尔平等也开始注意同下层和基层组织以及普通党员之间的沟通，如直接参加工人的罢工游行和青年人的联谊活动。1996年年底举行的党代会，以解决青年问题为主题，也正是着眼于改善该党同青年的关系。在政策方面，拉封泰在1996年年中积极筹组一班人马，制定该党1998年大选的竞选纲领，力求在欧洲一体化，经济与生态相结合的宏观调控，以及公正分配社会财富等政策领域有所突破，提出较为切实可行且具有特色的新的政策措施。拉封泰的这些努力总会对改善该党现状起些推动作用，至少有助于增加该党内部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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