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梦呓——“黄祸论”与“中国威胁论”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祸论文,梦呓论文,中国论文,透视论文,威胁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上个世纪末叶起，西方世界就流行着一个针对中国人的谬论——“黄祸论”。其主要论点是说以中国人为代表的黄种人对欧美白种人构成了全面的祸害与威胁。由于鼓吹者们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因而使这一谬论流行长达半个世纪。尽管历史早已证明了“黄祸论”的荒谬，但一些不愿看到中国日益富强的新殖民主义者和霸权主义者，却又拾起其先辈的牙慧，重新鼓吹起所谓“中国威胁论”来，使“黄祸论”借尸还魂。因此，考察和透视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反华谬论，不仅有助于揭穿这个百年梦呓的虚伪性，也有助于更加清楚地认识国际关系的本质，提高民族自尊心，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定的道路。
（一）
“黄祸论”的源流，可以上溯到19世纪初叶一些欧洲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著述中。如英国学者戴维斯的《中国人的历史》、沃尔尼的《古老帝国的遗迹》以及德籍英国传教士郭实腊的《中国史》等书中都曾描述过古代匈奴西迁和蒙古西征，并将后者视为“中世纪最大的黄祸。”[①]另外，法国拿破仑一世也评论过当时的中国：“这是一头还在沉睡的东方的狮子，就让它继续睡去！一旦它醒过来，就必将震动全世界。”[②]拿破仑使中国获得了“东方睡狮”的称号，明确指出了中国的潜在威胁，因此，通常也被视为“黄祸论”的先声。但上述观点与后来出现的“黄祸论”之间还有很大的区别。
“黄祸论”正式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而其先导，则是19世纪中后期欧美殖民者和种族主义者的种种排华和反华论调。其中美国的排华反华最为猖獗，在西部加州甚至有专以捕杀和迫害在美华人为纲领的“沙地党”，其首领奇尼亚则因反华得力而被选为加州参议员！奇尼亚不断攻击中国人是“黄祸，是美国未来的真正威胁。”美国各地的种族主义者也大肆制造反华排华理论，从而使“黄祸论”在美国具备了雏型。1882年美联邦议会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在此前后，世界各地纷纷出现排华运动和形形色色的排华理论。如非洲的各殖民当局提出所谓“黑白非洲主义”，即非洲只允许白人和黑人存在，不要黄种人；澳洲英国殖民当局也大肆鼓吹“白澳政策”，即“澳洲是白人的澳洲。”[③]而在东南亚，荷兰殖民者也于1880年颁布了以野蛮著称的《苦力条例》。按照该条例规定，业主可随意审判、拘禁和迫害华工，华工失去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该条例到1942年才被日本人宣布废除。[④]
早期“黄祸论”的代表人物有美国人斯陶特、麦考宾、皮克斯利、罗杰斯、德梅隆，英国人皮尔逊和俄国人巴枯宁。其中，巴枯宁是第一个有世界影响的早期“黄祸论者”，他称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认为中国人口过度繁殖，境内无法生存，必将向全世界移民扩张，直接威胁西伯利亚。他建议沙皇尼古拉二世尽快着手征服东方，以避免“黄祸”。[⑤]后来，他受沙皇政府迫害而亡命中日两国，亲眼目睹了日本的崛起和中国大办洋务的情景，于是更加起劲地鼓吹所谓“日本中国的军事威胁”[⑥]。
到19世纪末，所谓“黄祸”或“中国人的威胁”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已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如何宰割中国这块肥肉成了列强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黄祸论”正式出笼，而其代表人物就是首倡瓜分中国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从1895年起，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不断通信，讨论“黄祸”问题，鼓吹“欧洲列强联合起来，抵抗黄种人、佛教和异端的侵犯。”[⑦]威廉二世所指的“黄祸”，为日本与中国以及东方的佛教文化。为了将其理论形象化，他还特意创作了一幅油画赠给尼古拉二世，即臭名昭著的《黄祸图》。
《黄祸图》是一幅寓意画。画面上，象征日耳曼民族的天使长米迦勒手执闪光宝剑，正告诫着欧洲列强的各保护神：“黄祸”已经降临！悬崖对面，象征“黄祸”的佛祖（指日本）骑着一条巨大的火龙（指中国）正向欧洲逼近。天空乌云密布，大地在震颤，城市在燃烧，一场浩劫正在发生……。各国的保护神中，德俄两国最为积极，法、英、奥、意、西、葡各国也在响应天使长的号召。威廉二世还在画上题词：“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⑧]
《黄祸图》一出笼，立即在西方哄动一时，“黄祸论”从此便甚嚣尘上。“黄祸论”者的队伍迅速扩大，其中许多人是世界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除德、俄两国皇帝外，还有英国洋枪队头目戈登，长期把持中国海关的赫德，中国通濮兰德，银行家怀特海德，地理学家戴奥西，美国“海军之父”马汉，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俄国将军库罗帕特金，学者雅斯琴科、索洛维耶夫……。他们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论述”黄种人的威胁，从而使“黄祸论”成为一种体系完备的反华理论，并从此风行数十年，甚至遗毒至今。
（二）
“黄祸论”的主要论点有以下几点：
1.种族黄祸论：即中国人入境将造成对白种人的种族威胁，使白人种族退化。其理论基础是种族优劣论。“黄祸论”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鼓吹白人是天生的世界主宰，而有色人种则命中注定只能接受白人的统治。如美国“人类学家”斯陶特就公然宣称：“高加索人种被赋予了超越其他人种的最高尚的心灵和最美丽的身体，因而它高居其余一切种族之上，观测着生命的原野，受造物主的指派去支配全人类的命运。”[⑨]另一律师德梅隆竟宣称白人脑容量比中国人平均多12—20%，据此证明白人比华人优秀。威廉二世在同沙俄的长期通信中，凡提到中国人，几乎都用“野蛮人”来取代。一些神学家甚至宣称：“中国人污秽、肮脏，没有灵魂，即使有，也只是丑恶的灵魂，根本不值得拯救。”[⑩]
“黄祸论”者竭力主张维护白人种族的纯洁性，因此坚决反对白人同华人通婚。他们认为，一旦白人与华人结合，就只能创造退化的混血儿。在他们的鼓噪下，美国各州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均颁布过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的法律。美国直至1967年才宣布这种禁婚法律是违宪的。[①①]
2.军事黄祸论，即鼓吹中国军事力量正在崛起，中国军队将在日本将领指挥下践踏欧洲文明。巴枯宁认为：“中国人天生好战，又正在迅速接受西方文明，因而必将构成对俄国的军事威胁。”[①②]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境内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如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以及日俄战争、辛亥革命等，这些事件居然都成了黄祸者鼓吹“黄祸军事威胁”的依据。如威廉二世强调的“黄祸”，便是由日本军官指挥的中国军队。在同沙皇的通信中，他预言：“2000万至3000万受过训练的中国人，由6个日本师团协助，由优秀勇敢而又仇恨基督教的日本军官指挥，其前景是殊堪忧虑的。”[①③]他的《黄祸图》也毫不掩饰地鼓吹黄种人对白种人的军事威胁：欧亚大陆上空战云密布，日本（佛）着中国（龙）正向欧洲扑来……。义和团运动刚被镇压，赫德就预言：“黄祸的到来就象太阳明天会出来一样肯定，……将来的义和团民将拥有最好的武器，2000万甚至更多的团民将加倍报复昔日的怨恨，中国的国旗或武装将出现在许多今天无法想像的地方。”他甚至断言：“50年后，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型，穿戴全副盔甲，在政府的号召下走向国外。”[①④]这便是有名的“赫德预言”。
“黄祸论”者对中国为实现经济和军事现代化所作的努力感到又惊又怕，纷纷描绘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对西方的威胁。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认为：“远东对西方的军事威胁由于中国北洋军的建立而实质化了”，预言“美国未来将被迫迎接一场与亚洲人的战争。”马汉也强调中国物质发展方面实现近代化后，西方将相当危险。[①⑤]为了维护在华的侵略权益，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两次增派驻华美军。沙俄将领瓦西里也夫也认为：“在若干年后，中国将拥有一支数百万人的近代化军队，那时，俄国将面临最大的威胁。”[①⑥]另一位沙俄神学家索洛维耶夫则写了一首《黄祸诗》，用以警喻俄国人要注意中国的威胁。诗中写道：黄种人狂热地武装自己，他们正在制造战争；中国边境上泛起了，一片明晃晃的刀光剑影。他们人山人海，滚滚而来，犹如蝗虫一般；魔鬼的力量不可阻挡，嗜血成性，贪得无厌。俄国的光荣已经泯灭，俄国的双鹰消失远方；俄国的旗帜已被扯碎，看到的，只有一张张狞笑的黄色脸庞……[①⑦]
这首诗形象地虚构了一幅军事黄祸在俄国出现时的可怕画面，索洛维耶夫也因此名声大噪，成为有名的“黄祸论”者。其他俄国人如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法学教授雅斯琴科等也纷纷撰文描述“黄祸”的军事威胁，并竭力主张尽快实行“黄俄罗斯计划”。
3.经济黄祸论。即中国人将威胁白人的生存，中国的经济崛起将威胁欧美各国的经济。这是各种“黄祸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几乎所有的“黄祸论”者都坚决反对中国移民尤其是华工来到欧美，认为大量的中国苦力已经严重威胁着白人劳工的生存，他们正默默无闻而又专心致志地抢着白人的饭碗。因此，排斥华工是制止“黄祸”的当务之急。
鼓吹经济黄祸论的人的主要观点是：其一，中国人口太多，中国人的繁殖能力太强，以致国内如一只蜂窝，无法容纳如此众多的人口。故中国对外移民是必然的。如不加以阻止，南洋、印度、澳洲、美洲东西部、非洲甚至欧洲，都将被黄种人的移民浪潮所席卷。其二，中国人由于自身的特点，在同白种人的经济竞争中占有明显优势。美国参议员约翰逊认为：中国人吃苦耐劳，什么活都能干；天性节俭，靠一把米就能打发，长期像牲畜一样挤在一起也能生存，不讲人权，忍辱负重；不关心选举，只关心工钱。相比之下，白种人只干自己愿做的事，吃肉喝奶，讲究生活条件，除关心工作外更关心人权和选举。因此，随着华工的到来，白人将被挤掉，失业的命运在等待他们。[①⑧]英国人皮尔逊也不怀好意地宣传中国人的长处：“这些中国人象犹太人一样富有适应能力，他们在西藏的山地高原上，在新加坡的烈日之下，都能过得很兴旺；他们甚至比犹太人更为多才多艺，他们是极好的工人”。[①⑨]其三，中国人极善于学习西方的工商技术，而当他们一旦掌握了技术，则欧美列强赖以生存的市场将被中国货逐渐占领。老罗斯福曾说过：中国拥有巨大的财富，中国在商业上又有着无可争辩的聪明与诚实，……中国的工厂已能生产出几百种原来只有欧美才能生产出来的商品。可以预见，中国产品总有一天会敲击美洲和欧洲的大门。[②⑩]英国人戴澳西把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掌握工业技术和企业管理知识视为“真正的黄祸”。他还请日本画家画了一幅名为《真正的黄祸图》的画，画上题字为：“中国觉醒了——一种预见！”画面上是成群结队的中国人在西方人的指导下繁忙工作的情景，有的搬运，有的包装，有的锯木头，有的算帐，还有的在看图纸……工作紧张而又有秩序。[②①]显然，这幅画的寓意是告诫西方人，不要让中国人掌握现代科技。
4.文化黄祸论，即中国文化将从宗教、政治、民族性、道德、习俗等各个方面威胁和摧毁西方文化。
“黄祸论”者认为，中国的佛教将极大的削弱基督教的地位。例如，斯陶特就宣称：“中国人一方面拒绝西方宗教，另一方面却把佛教带进美国和欧洲。我们不能设想几十年后在欧洲、美国的平原上基督教堂和异教庙宇并排矗立的景像。天主是我们唯一的神，然而却不得不面临佛祖的挑战！”[②②]就是威廉二世的《黄祸图》也显然蕴含宗教黄祸论的意义，画面上，一方是“黄祸”的化身——骑着火龙的佛祖，一方是欧洲国家保护神及天空中闪闪发光的十字架。这分明是在描述两大宗教间的一场大战！
之所以把佛教作为黄祸的宗教象征，是由于西方传教士的一个错误估计。他们认为中国的佛教徒占了总人口的2/3以上，即有3亿人左右，而信奉伊斯兰教的约占5%，即2000万人左右，而基督教徒则微不足道，仅仅100万人左右。[②③]因此，佛教必然随着华人移民进入欧美，而这种典型的东方宗教比伊斯兰教更有威胁。
在政治上，“黄祸论”者认为，中国移民将给欧美带来麻木、保守甚至腐败；“如果把选票交给他们，往往只会选出一些对上面唯唯诺诺，对下面威风凛凛的天朝式官员，结果，合众国的制度将受到威胁，民主精神将受到践踏。”[②④]
“黄祸论”者对中国文化抱有先天的敌视态度，他们喋喋不休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如说中国人是一群离奇古怪的生物，讲用单字连成的话，写图画似的方块字，男子留辫子，女人缠足，穿不合体的长袍马褂，不办公立学校，奉行禁欲主义，……更可怕的是，中国文化从来不会被异族文化所消灭，而总是同化外来文化。因此，这样的文化对西方文化是一种致命的威胁。[②⑤]美国的“黄祸论”者还鼓吹，一旦中国在世界上取得地位，那么中国的哲学、孔孟之道和迷信思想、中国人肮脏的群居方式及清规戒律，将对白种人发生严重消极的影响，中国人的狡诈、贪婪将使整个世界的道德水准严重下降！”[②⑥]
5.避免“黄祸”的办法：“黄祸论”者虚构了许多方面的所谓“黄祸”，即“中国人的威胁”，那么，怎样对付“黄祸”呢？他们提出了各种方案。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直接掀起排华浪潮，赶走华工和其他中国移民，使其没有立足之地，铲除“黄祸”的桥头堡。同时，制造仇华反华舆论，培养欧美各国人民的反华意识。先后利用过的口号有“泛美洲主义”、“门罗主义”、“泛斯拉夫主义”、“黄俄罗斯计划”，“英联邦主义”、“黑白非洲主义”、“白澳政策”等。
其二是号召白人团结一致，共同对付“黄祸”。这是19世纪末叶以威廉二世为首的“黄祸论”者提出来的，具体办法就是列强协调彼此在华的行动，反对黄种人国家日本独占中国。“三国干涉还辽”、日俄矛盾、美日矛盾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欧美列强制约日本的倾向。威廉二世鼓吹“黄祸论”的本意，也是将中日两国都指为“黄祸”的。然而，不少日本人却可笑地辩称：“黄祸”专指中国，与日本无关。如日本《时事新报》1902年曾载文称，中日两国并非同文同种，“黄祸”专指华人。而前首相大隈重信则认为，“黄祸”应指亚洲东北部的蛮族，非指中国和日本，且中日两国历史上还屡受“黄祸”之害。“俄国久在蛮族统治之下，其体血大半化为蒙古鞑靼种属者。谓今之俄人为“黄祸”之源，有何不可？”[②⑦]
此外，“黄祸论”者还呼吁白人之间停止纷争，结束劳资冲突，共同联合对付华人。美国的劳联一产联就多次发出这样的号召。
其三是瓜分中国，这既是威廉二世提倡“黄祸论”的本意，亦是列强在19世纪末认为抵制黄祸的最善之策。1897年，德军奉威廉之命强占胶州湾，揭开了瓜分中国的序幕；接着当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亦由德国出面组成八国联军，由瓦德西任统帅。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使列强认识到，他们缺乏统治如此庞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瓜分计划被搁置。但此后又出现了“共管”中国的新计划，如“共管山东”，“共管上海”，共管东北等等。
其四是扶植中国的傀儡政权，实行间接统治。这是“瓜分”之策破产后由赫德、老罗斯福等人提出的。赫德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瓜分及军事占领都无法根除黄祸，那么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支持一听话的政府。”[②⑧]赫德的主张得到了列强的广泛响应。此后，列强继续扶植清王朝，进入民国以后，英美相继支持直系吴佩孚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日本则先后扶植过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溥仪和汪精卫，均是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
其五是阻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永远保持中国的落后地位。“黄祸论”者认为中国正在觉醒，试图走现代化的道路。而一旦中国实现了欧洲式的近代化，它会对任何对手，包括英国和美国构成压倒的优势，……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因此，西方列强应该阻止中国向近代化迈进，至少要大大放慢它的速度。也有的“黄祸论”者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不可逆转，于是又提出改造中国文明，将其纳入西方文明范畴。马汉和老罗斯福均以此为上策。改造中国文明的途径一是在中国广泛传播基督教，二是输出欧洲的价值观念。以便使中国人改变信仰，放弃异教，成为西方文明家庭中的一员。这样，“中国将由此成为欧美的友好国家中最友好的国家”。
（三）
正统的“黄祸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喧嚣了几十年后，在20世纪20—30年代逐渐消声匿迹。这是因为，历史——尤其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史清楚地证明了，祸患不在中国而在这群“文明”强盗自己身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德俄两个极力鼓吹“黄祸论”的“白种人兄弟国家”成为水火不容的敌人，而曾被认为是“黄祸”之一的“异教”国家日本却又暂时成了基督教国家英美俄法的盟友；而且，在战争中制造“凡尔登屠场”和战争结束时强迫德国签订屈辱的《康边停战协定》的，也恰恰都是同在十字架照耀下的“高加索人兄弟”。这一切，不仅是对威廉二世的绝妙讽刺，也使“黄祸论”不攻自破，从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黄祸论”的阴魂却并未散尽。由于中国依然是列强争夺的焦点，由于种族主义的遗毒未尽，更由于“东方睡狮”日渐醒来，并且如拿破仑预言的那样震动了全世界，使得西方列强又惊又怕。于是，一个跟“黄祸论”颇为相似的论点——“中国威胁论”又被炮制出来。而且，历史是惊人地相似，就像一个世纪前“黄祸论”曾广泛流行一样，在20世纪末叶的今天，所谓“中国威胁论”亦有愈“炒”愈热之势。
“中国威胁论”产生于本世纪50年代初。但其理论基础却主要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同时也与“黄祸论”的某些思想直接相关。
早在大战之前，英国地缘政治学权威麦金特在提出“大陆枢纽理论”时，就提出中国是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内新月地形带”国家，是陆地强国与海上强国的必争之地。一旦海洋国家日本与中国联合，将对俄国及其他海洋国家构成威胁。另一个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拜克曼也认为，“东亚边缘地区”是控制世界的关键，如果在这里出现统一强大的国家（中国或日本），对美、苏、英三国都将构成莫大威胁。[②⑨]
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也从根本上粉碎了“黄祸论”者妄图永远维持自己的傀儡政府，永远掩住中国前进步伐的迷梦。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成为反对侵略，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而西方原来的对手日本，则已战败，并皈依西方。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威胁论”出笼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提出“遏止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口号，并在联合国宣传“中国对邻国的威胁”，麦克阿瑟公开辱骂新中国是“共产主义黄祸”。在志愿军入朝参战，中国国内展开抗美援朝运动后，一些西方人惊呼：“赫德的预言”实现了！美国出兵朝鲜，派第七舰队保卫台湾，1954年又同中国国民党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并在中国周围建立反华包围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比苏联更为好战，中国正奉行着‘侵略狂’的方针。”[③⑩]美国政府认真研究了中国空军袭击印支法军的可能性，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批准过对中国的工业、交通和国防设施实施大规模空中打击的计划。[③①]随后签订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也是直接针对中国的。条约中美国的“谅解”是：“对于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的承认以及它在第四条第1款中与此相关的同意，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③②]
此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下散布“中国威胁论”。在西藏平叛、中印边境冲突、中国爆炸原子弹与氢弹、抗美援越、以及西沙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历次重大事件中，屡屡煊染中国的军事威胁。直到1967年，美国前总统胡佛还诬蔑“中国人是个嗜血成性的民族。”就连尼克松、基辛格、卡特、布什等被称为“中国的老朋友”的人，也不止一次地散布过“中国威胁论”。基辛格在初到北京后对尼克松的报告中提一：“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但也是让人捉摸不透的人民。他们仍可能成为我们最坚定的敌人。”[③③]尼克松也认为，中国人民有强烈的排外主义心理，因此，他制定的世界战略就是“打一个半战争战略”，即与苏联大战的同时又与中国打局部战争。苏联解体后，美国至今仍以中国为主要的潜在敌人，不能不说是“中国威胁论”的幽灵在美国统治集团中仍在徘徊。今年美国公然干预台海局势，就是其不愿看到中国统一强大的具体例证。
此外，苏联领导人在中苏关系紧张时，也多次鼓吹过“中国威胁论”。中国近邻国家的某些右翼集团，也仍在喋喋不休地散布所谓“中国的军事威胁”。
（四）
那么，应该怎样评价“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呢？笔者认为：
首先，“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贼喊捉贼的口号，其目的是掩盖它们的侵略行径，并为新的侵略制造借口。
众所周知，在近现代史上一直是欧美日列强侵略欺凌中国，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作为绞索、肆意勒逼中国。中国从来都是弱者，也从未有一兵一卒派到欧美；中国的经济落后，横遭外资侵入，哪里能够威胁西方！从“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的出笼情况看，恰恰是越贪婪、残暴的强盗，越起劲地鼓吹“中国人的威胁”。如鲸吞中国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沙俄，率先抢占胶州湾，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德国，侵华历史最长的英国，迫害华工最惨和长期敌视新中国的美国无不如此。
从时间上看，“黄祸论”大肆鼓吹的时候，恰恰是中国民族危机达到极点的时候；而“中国威胁论”叫得响亮的时候，也是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割去台、澎，掠夺巨额赔款，瓜分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日本俄国在中国境内厮杀；日本出兵山东，迫订《二十一条》……，明明是强盗在中国肆无忌惮，强盗却反诬失主！这便是“黄祸论”者的逻辑。而新中国成立后，明明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制裁我们，阻止中国的统一事业，欺侮我们的近邻，把战火烧到鸭绿江畔、友谊关前，却不断有人鼓吹“中国威胁论”。这的确是一个辛辣的讽刺！其实，就连美国本国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反对“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如美前驻日大使顾立克就认为，近代世界史上只有“白祸”，即白种人欺凌有色人种，根本不存在什么“黄祸”！[③④]
“黄祸论”及“中国威胁论”为西方列强制造侵华反华借口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打出“中国威胁”的幌子，无非是为了排斥华工（早期）、扩大中国的门户开放（中期）、封锁、包围中国，阻挠中国的统一（新中国成立后）。
其次，“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反映了殖民主义者和霸权主义者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日益强大的恐惧心理。
“黄祸论”出笼时，正是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都急剧升级的时期。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民展开了各种形势的斗争，有下层人民的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有上层人物推行的洋务运动，有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这一切都显示出中华民族正在迅速觉醒，而这一切都使侵略者感到震惊。也正因为如此，“黄祸论”才会很快成为一个令西方人谈虎色变的话题。因为，一旦中国人民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就必然要取消列强的在华侵略权益。
中国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再也不能无所顾忌地侵略中国及其近邻了，于是，所谓“中国威胁”的神话就被抛了出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力大增，综合国力与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对于霸权主义是一个强有力的挑战。于是，“中国的经济威胁”之类的神话也被抛了出来。一向低估中国生产能力的某些经济学家，近年来忽然不怀好意地夸大中国的实力。如说中国的生产能力已接近美国的45%（1993年），中国人均GNP已达到1950美元，[③⑤]……等等。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强盛和两岸关系的改善，美国人开始使用一个新的词汇——“大中华”，来表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间的经济与政治统一的前景。美国学者哈丁认为，“大中华”将形成范围很大的排他性的东亚经济集团，从而影响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出口，并对全球贸易体制造成巨大的冲击。而另一些美国人认为，政治上的“大中华”具有最可怕的前景”，因为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必将试图在亚洲称霸，从而成为近期内对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首要战略威胁。”一些右翼分子甚至还公然提出，为阻止“大中华”的形成，美国应支持西藏和台湾独立，鼓励华南地区向港台靠拢，脱离北京的控制。[③⑥]至此，这些恐惧中国统一和强盛的美国人的动机，已经昭然若揭了。
由此可见，“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都是西方殖民者和霸权主义者用以侵华反华的舆论借口。虽然提出的历史条件各异，内容也不尽相同，但鼓吹者的动机是大同小异的。即想挡住中国已经迈出的步伐，不让中国走上独立、统一和富强之路。
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有能力摆脱屈辱，恢复尊严；历史还将证明，中国人民有能力迎接任何挑战，昂首阔步地迈入新的世纪。
注释：
①海因茨，哥尔维策尔：《黄祸，一个口号的历史》，转引自北京师院历史系编：《中俄关系史资料选编》（上），30页。
②：这段话是拿破仑被囚禁在圣海伦那岛时对英国舰长巴塞尔，贺尔讲的。见埃密尔，路德维西：《拿破仑传》中译本，542页，商务印书馆，1978。
③：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229页。
④：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南洋问题译丛》，1961年3期。
⑤⑥：吕浦、张振 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7月。
⑦⑧引同上，115页，135—139页。
⑨⑩、①②：引同⑤，9—10页；54页。
①①：引同③，144页。又见陈依范《美国华人》，250页，工人出版社，1984年。
①③、①④、①⑤：引同⑤，118—119页；147—148页；198页。
①⑥：北京师院历史系编：《中俄关系史资料选编》（上），77页。
①⑦：同上，（下），“近代蒙古部分”，17—19页。
①⑧、①⑨、②⑩引同⑤，226页；232页；258—259页。
②①、②③、②⑥：引同⑤，130页；103页；98页。
②②、②④、②⑤：引同⑤，19页；55页；162页。
②⑦、②⑧：引同⑤，353—354页；149—153页。
②⑨（美）德伯里：《人文地理学》，转引自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编：《战略与管理》，1994年2期，57—59页。
③⑩、③①：《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受命变革》（二）、中译本，405—407页；53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
③②：西北师院历史系编印：《战后世界历史资料选辑》，第二分册，25页。
③③：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三）、中译本，2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
③④：引同⑤，273—275页。
③⑤：世界银行自1993年起改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得出1992年中国人均GNP为1950美元，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美国综合长期战略委员会则认为不止此数，应在2450美元至2800美元之间。见《体制改革》1993年4期。
③⑥：王缉思等：《美国人眼中的“大中华”》，引自《战略与管理》，1994年2期，66—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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