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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国政府在甘肃、青海、黑龙江等15个经济较为落后省份的农村进行了一项与生育相关的实验，目的是解决男女比例失调问题。该项实验立即引起了多家海外媒体的关注，他们想知道，这是否昭示着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即将出现新的动向，中国是否会对实施已久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
在中国，对论计划生育问题一直是个禁忌，不论西方国家如何以“人权”为借口对我国进行攻击，一直以来，“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都被忠实地执行着。如今，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之所以重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原因在于它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国家对人口数量长达20多年的政策干预，已使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开始浮现……
计划生育的硬伤
上世纪5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曾主张“两个孩子有奖，三个有税”，然而随着人口爆炸时代的到来，“生两个孩子”最终成为了一种奢侈。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对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而又符合政策规定的，可以生两个孩子，对少数民族更可以适当放宽一些”。自那时起，中国城市开始对育龄夫妇生二胎进行严格控制，农村则对生第三胎严格控制……20多年过去了，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取得了“少生三亿人”的伟大成果，却也无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男女性别比例失调，老龄化社会的抚养压力过重，国民经济发展后劲堪忧……并且这些问题将覆盖城乡所有人群。
未富先老，制约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从清康熙时期的2000万上升到现在的13亿，大约300年间，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一直保持在6.0左右。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生育率就开始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了。这意味着现在的人口增加只是低惯性增长，随之而来的将是人口急剧减少。低惯性增长，尤其是以现在1.3的生育率来衡量，其所导致的人口减少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一直维持1.3的生育率不变，中国人口将在两三百年里从13亿下降到几千万！
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国防、文化、民族心理的安全都依赖于人口安全，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人口安全意味着要“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要维持人口稳定，妇女平均得生育2.1个孩子，也就是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考虑到单身人口的存在和显著上升的不孕人口比例，每位有生育能力的已婚妇女应该生育3个孩子。
有人说：“中国人口太多了，减少几亿人口不是更好吗？”然而，通过人为控制生育率来减少人口与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人口减少，这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天灾人祸造成的人口减少，通常是老、中、青、幼的人口同时按比例减少，对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影响不大。而计划生育只能减少小孩的数量，不可能把老、中、青的人口同时按比例减少。尤其是实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几代人之后，人口结构就会变成4:2:1，老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会越来越高，小孩越来越少。而且，与其他国家“先富后老”不同，中国是“未富先老”，中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也就是说中国面对高收入国家的老龄危机，只能用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资源来解决，这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
上世纪末，国内许多专家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同一课题的研究，即中国的土地上到底能承载多少人口。基本结论是：最大人口容量为15亿～16亿左右，超过18亿，就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灾难性的打击，其中一个主要理由是因为存在着资源约束。
但是在考虑长期性问题时，资源约束论往往是不可靠的。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资源约束。实际上，日本和韩国就是在拥有非常微薄的资源的情况下，养活了比中国密度高得多的人口。退一步说，人口太多和就业不足确实都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与“未富先老”可能带来的麻烦相比，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
性别失衡，中国男性过剩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为119.92:100，这一数字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了8.5个百分点，大大偏离了103至107的正常范围。
其实自从1980年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人口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就开始攀升，20年间就从1981年的108上升至2000年的117，即平均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对应地出生了117名男婴。现在的性别比是120左右，其中海南、广东等省更高达130以上，这是目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达到的比例。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研究员李伟雄对此深表忧虑，说：“到2020年我国全面实现小康之日，全国将有3000万至4000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妻可娶。”
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很多人迁怒于“重男轻女”，认为性别比失衡是重男轻女观念造成的。事实上，虽然中国家庭传统上有看重男婴的风俗，少部分夫妇在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规定下也往往会堕女胎而留男婴。但是，在还没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前，中国的人口性别比失衡并不严重。性别比的攀升是从1980年以后才开始的，重男轻女的观念与计划生育政策无意中结合，才造成了性别比失衡。
专家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而得不到解决，将会引起“婚姻挤压”问题，即进入婚嫁期时，一部分男青年找不到配偶，这些过剩的男性将可能对中国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形成冲击。与此同时，还可能引发一系列负面的社会问题，包括人口拐卖、买卖婚姻、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这将阻碍社会的和谐、持续和健康发展。目前，这一问题显然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在新闻发布会上曾公开保证，中国政府正在对性别鉴定等新技术进行积极的整治和管理。
白发社会，老有所养谁来养
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将国家新出生的人口和老龄人口比例都控制得很低，使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降低，劳动力供给充足，这就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机会。这在人口学上被称为“人口红利”。现任国家人口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撰文称，中国的人口红利时段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前后持续大约40年。海外有观察者甚至将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归功于中国的人口红利。而历史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几乎无一不是利用了这一“红利”。
然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中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过1.3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并且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占总人口的1/4左右。这种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
另据劳动保障部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大陆将近3/4的劳动者没有养老金。在城市，目前国家所承担的几千万老年人的养老金，尚有七八亿劳动人口为后盾（通过纳税）。二三十年后，政府将承担四亿多城市老年人的养老金，而此时年轻人口又急遽减少，养老金缺口将会超乎寻常的大，城市养老金制度将面临全面崩溃。而在农村，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比例仅为11%，多数人完全依靠沿袭了几千年的家庭赡养方式养儿防老，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如果儿女辈减少一半以上，农村社会也将陷入更深的困境。
但是，目前关于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声音。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很多问题并不是中国的政策造成的，比如老龄化问题同样也是目前许多西方国家遇到的严重问题之一。
日本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曾经历类似的人口红利时期，尽管当时已经未雨绸缪地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养老体系，但是当八九十年代进入老龄社会后，面对巨大的抚养压力，这些体系仍显得捉襟见肘。据外电报道，现在日本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已经降到战后最低的1.34，远低于维持人口平衡所需的临界生育率2.1。一个老龄化的日本，面临着无人养老送终的残酷现实，缴纳养老金已经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因为没有足够的服务可供购买。去年5月14日，迫于媒体压力，小泉的私人秘书饭岛勋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小泉在1980-1986年期间没有缴纳养老保险金。而日本媒体的调查发现，在日本725名众参两院国会议员中，共有112人存在未缴纳国民养老保险金的问题。日本国民对其社会保障和养老体系的普遍失望，由此可见一斑。但与中国相比，日本至少有一点是非常幸运的。那就是日本很好地把握了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一段人口负担较低、劳动力资源较为充沛的黄金时期，加快经济的发展，迅速跻身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但尽管如此，当老龄化社会来临的时候，日本经济还是陷入了“停滞不前”的泥潭，时间长达10年之久。
因为养老金的缺口，法国已经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到70岁。在2000年，法国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5.2岁，70岁退休意味着相当部分人到死也拿不到退休金，以前交纳的养老金等于白交；要是在70岁以前失去工作，就没有任何收入了。法国政府将退休年龄延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老年人仍然适于劳动和工作，主要的原因是社会养老金的承受能力降低，政府能以此延付甚至免付养老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日方发出警告说，欧美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至1万美元之间，而我国人均GDP去年才刚刚迈上1000美元的台阶，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老龄化问题将更为严重。
全球老龄化问题主任理查德·杰克逊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专访时说道：“中国未来的人口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问题，如果不准备充分，中国将在本世纪后半叶面临一场危机。”在杰克逊看来，老龄化对中国改革来讲，是机遇也是挑战，如果成功完成转型，“整个世界都能从这一前景获益”。
富人超生，暴露政策纰漏
面对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小部分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开始考虑采用改变国籍或者认缴罚金的方法，将自己的后裔数量乘以2，乘以3或更多。与源自讽刺小品的“超生游击队”不同，这是一个高素质的“超生富贵兵团”。
在当下，一个城市家庭多养个孩子已不是简单地添双筷子的问题了。有人算了一笔账，“孩子在大城市接受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少说也要30万，这还不算孩子可能去学钢琴、练武术等费用”。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即使政策允许，生二胎对于普通城市家庭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当今城市中真能实现生二胎的人，大都不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或国家公务员，而是有较强经济实力的有钱人。
超生的方法也多种多样的，最常见、典型的就是直接花钱买。即使是征收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具有支付能力的富人也不在乎。不少私营企业主基于传承家业的考虑，往往坚持一定要有个儿子，有的还希望要两个。有媒体报道，浙江一私营企业主，为了生一个男孩而支付了高达4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合理规避”。影视圈、高等院校、商业机构中的高收入人群，为了能生育多胎，或同境外人士结婚，或干脆自己拿个国外“绿卡”或国籍。依据国家现行政策，这样的状况可以多生。另外，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也是目前部分高收入人士采用的方式之一。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认为，鉴于目前高收入阶层的人数较少，这样不违法的“超生”在数量上对人口数量控制几乎不会产生影响。但他同时也承认，由于高收入阶层受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对普通民众有很强的示范作用，他们的行为破坏了政策法规的公正平等。
“奖励少生”是我国计生政策的重要变革，对于破解农村超生难题起了一定作用。但对于富人超生，该如何解决呢？
计生政策酝酿调整
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初推行的“一胎化”政策最初是依据到2000年把我国的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一目标而制定的。“但是现在的社会形势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计划生育政策就要相应地做出调整”，一位业内人士指出。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曾在一个不公开的场合做过“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的表示。据于学军介绍，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计划，将为国人提供准确的人口基础数据，勾画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蓝图，提出人口发展的战略措施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定会根据整个社会经济情况的改变而改变”。赵白鸽指出：“开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在中国尚属首次。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将会把人口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为主要思考方向，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指标将从反映人口数量增长的指标，扩充到反映人口健康素质、人口文化素质、人口生活质量、人们享有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综合指标。”
实际上，作为一项史无前例的新创举，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因为遭到普遍的“抵抗”，一直就在一定范围内不断进行着调整：1984年，政府放宽了允许生育二胎的标准，主要在农村地区推行；一些地方政府允许第一胎是女婴的夫妇生育二胎，一些地方政府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二胎；2004年4月上海放宽生育政策，取消了原《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妻应当有4年生育间隔的规定，最近10年间，计划生育部门的官员曾进行过多次试点改革，例如，允许妇女不必事先申请指标就可以怀孕，向育龄妇女提供更多的避孕选择，加强生育健康教育等，旨在缓解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严厉苛刻行为和不良的后果。
一些社会学家向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国务院递交提议，呼吁最终允许所有妇女生育二胎。建议还指出，率先在中国东部城市推行，因为那里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严厉的生育限制措施导致当地生育率普遍偏低。随后，再向中部、西部和农村地区推广。专家们建议的可供选择的办法之一就是，从2010年开始，允许35岁及以上妇女生育二胎，此后每年降低一岁，例如2011年就允许34岁及以上妇女生育二胎，依此类推。随后政府任命了一个由各部委组成的工作小组，由3位高级官员牵头，250多位专家作为成员，专门研究人口增长趋势以及对经济的潜在影响，包括人口数量、素质、老龄化、性别比例等各种人口问题。
我国著名人口经济学专家、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教授陈友华在《人口与经济》上发表论文指出，生育政策的频繁变动是导致中国上世纪80年代生育率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生育率的下降是以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为代价的。如果这种代价过于沉重，超过了未来社会经济和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那么，政策的调整就是必需的。
生育政策调整意味着人口激增？
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放松生育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激增。但是他们也承认，人口激增的担忧确实一直都是中国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阻力。
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根据的。1984年，很多农村地区允许生育二胎以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就曾大幅提高，并且这项调整也损害了积极执行一胎政策的基层官员的信誉。
但是，许多学者都指出，中国目前的状况已与10年、20年前迥然不同了。生活水平尤其是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大批民工的入城等因素削弱了人们对大家庭的期望。许多进城务工人员由于生活成本的昂贵，主动选择了只生一个孩子。鉴于孩子抚养成本高昂、追求个人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享受闲暇生活等种种原因，少部分城市夫妇甚至放弃生育。这种现象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发达城市中屡见不鲜，这些地区的人口出生率都很低。
“我们必须设计出一套过渡方案，这样就不会导致人口猛增”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左学金说，“整个社会都将从生育政策的调整中受益。”但这恐怕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正如一位专家所说：“计划生育毕竟是基本国策，要改起来哪有那么容易？”
结语：计划生育，即将解冻的坚冰？
长久以来，很多人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都不自觉地陷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希望通过减少人口来使人们的生活水平赶上西方，这实际上是很不切实际的。中国人口的确已经很多了，这是客观事实，但它显然不是导致人们生活水平低的根本原因。正确的做法是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努力发展经济，努力研究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法，而不是采用一种纯理想主义的、甚至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来强行改变这个客观事实。
日本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美国，但它的生活水平也可以达到美国人的50%。而中国按照适合人类生存的国土资源计算，人均生存空间远比日本大，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人口分布不够科学合理与城市化水平滞后，所以，我们不应该舍本逐末地寄望于通过减少人口来追求生活质量。
人口学家所提出的人口上限究竟是灭顶之灾，还是画地为牢还不能过早下结论。设想一下，如果计划生育成为亘古不变的国策，那么，所有的家庭都将只有一个孩子，在不远的将来，叔叔、伯伯、姑姑、舅舅、表兄、堂妹这样的字眼将从中国人的字典中消失。计划生育，它“计划”的是我们的弟弟妹妹，我们的亲人，以及在成年人还没有意识到独生子女需要陪伴与心理安慰之前，他们正在度过的寂寞童年。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了坚冰即将解冻的迹象。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等待这项被执行了20多年的基本国策，在开始调整前所必须进行的所有充分、周密的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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