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瓶颈论文,经济发展论文,资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展现出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鲜明特色，其中最显著者，当推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同时出现且内洽地持续数十年。这一现象是如此之独特，以至于国际社会将之称为“中国之谜”。中国的发展道路及其揭示的理论逻辑具有全球意义，因为它引领一个曾经“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大国，有效地冲破了长期困扰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致命瓶颈——资金短缺。 改革激发储蓄意愿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储蓄严重短绌的国度。1958年的“大跃进”和1977年的“洋跃进”之所以给国民经济造成灾难性破坏，就是因为“跃进”所需的国内投资远远超出了国内储蓄可以支撑的水平。陈云同志在1981年的国务会议上，就曾以“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朴素语言，阐明了国民经济运行中储蓄与投资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支撑的关系。因此，有效地动员储蓄并藉以支撑高水平的投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头号任务。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人口红利、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展开且相辅相成的话，那么，这些因素的“风云际会”，则显然缘于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稳步提高。就此而论，中国奇迹之关键，就在于创造出了一套有效动员和配置储蓄的体制机制，从而形成对居民、企业和各级政府的正向激励机制。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过渡的历程。在中国，这一历程采取了渐进分权模式。这种资源配置权力的分散化（“分权”）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政府向企业和居民户分权，使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转向大众创业、企业主导的市场经济。这是一种“经济性分权”，它代表了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转向分散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旨在赋予广大微观经济主体明确的产权，激发其储蓄、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第二，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这是一种各级政府间的“行政性分权”，它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重新配置，旨在大规模激发各级地方政府动员储蓄、发展经济的主动性。 实践告诉我们，渐进式的分权改革无疑是务实、稳健和成功的。分权的过程向微观经济当事人赋予了产权，为其开展经济活动创造了激励相容的框架，从而刺激了储蓄投资的动力，使之焕发了经济的活力；而渐进的方法则让包括决策者在内的所有经济当事人都能够有一个对新事物不断探索、试错、总结和逐步熟悉的过程，而新机制也就在这种渐进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起来。 改革的不断深入，无疑从制度层面推动了我国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上升。 首先，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投资主体从以国有经济单位为主向多元化主体转变。投资主体的转变，意味着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发挥作用。这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投资的上升，提高了投资的效率，而且也大大激发了广大微观经济主体的储蓄积极性。可以说，企业的“企业化”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支撑我国高储蓄和高投资，进而支撑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本制度因素之一。 其次，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使得就业人口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逐步减少。在需求侧，这些改革使得需求向市场转移，必然要求居民预先增加储蓄，提高自身支付能力。此外，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业和福利、养老一体化的体制相比，市场化改革可能还会造成劳动人口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上升，因而会额外地增加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在供给侧，供给主体的转变和市场机制对计划机制的逐步取代，极大地刺激了全社会的投资。制造业投资激增自不待言，住宅、养老、医疗、教育等长期被屏蔽在政府投资清单之外的广大“民生”领域，也开始吸引越来越大的投资。 金融“大爆炸” 与经济领域的改革相一致，中国启动了被国内外研究者称作解除“金融抑制”的金融“大爆炸”进程。 中国的金融改革首先触及的是资金的价格。长期被扭曲的低利率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而逐步提高，并成为刺激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影响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因素十分广泛，其中，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倾斜、居民的货币化收入水平快速上升、居民预防性储蓄比重不断提高、居民负债率较低等，均对中国储蓄率的长期上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中国储蓄率迅速提高的主要动力，无疑归因于金融体系的迅速发展。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不断丰富，为广大微观经济主体提供了日益宽广的储蓄渠道。 1978年，中国只有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它不仅独揽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全部职能，同时还是政府的一个行政机关。 1978～1984年，与经济主体的多样化和经济运行的市场化进程相适应，中国的金融体制也开始了多样化的进程。此间最令人注目的事件，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改名为中国建设银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相继恢复和建立。 随着金融管制的松动，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信用社也开始发展起来。1979年10月，中国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1980年，为了满足迅速发展的城市集体和个体企业的资金需求，第一家城市信用社在河北省挂牌营业，并很快在全国引发了组建城市信用社的高潮。同时，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相对应，从1953年便已存在中国农村之中的农村信用社的数目也迅速增长。1981年4月，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融资租赁业也开始进入中国的金融体系。 1985年，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一个承接商业银行功能的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宣告成立。这样，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形成了基本框架。 在商业银行方面，1986年，中国第一家以股份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重新开业。1987年，第一家由企业集团发起设立的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宣告成立。继之，第一家以地方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出资的区域性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也开始营业。其后，又有民生银行等十余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北京银行等数十家城市商业银行成为中国商业银行体系中的新成员。 随着城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城市信用社迅速普及，在最繁盛时期，其总数曾达3000余家。农村信用社适应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也飞速扩张，最繁荣之时，总数曾高达4万多家。 非银行金融机构也迅速成长。信托投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以企业集团为依托的财务公司从1987年开始出现，并很快就达到数十家的规模。投资基金也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破土而出。1991年以后，随着股票市场的兴起，证券公司在全国迅速发展，最多时将近200家。 以上述发展为基础，从1994年开始，根据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相分离，以及银行业、信托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的原则，我国又对金融机构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长期被包含在国有商业银行之中的政策性贷款业务被分离出来，交给了新成立的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同时，国有银行也按照商业银行的方向开始了新一轮“商业化”改革。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等长期被人们讳言的金融市场也从上世纪80年代初登堂入室。1981年开始，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就出现了一些以调节资金余缺为目的的“地下”拆借活动。1986年1月，拆借市场正式被纳入中国的金融体系。1982年，人民银行倡导推行“三票一卡”（即汇票、本票、支票和信用证），可谓中国票据市场的发端。1982年，中国恢复国债发行，资本市场由此发端。1991年，国债回购业务开始试点。 应当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企业股份制试点的基础上，上海和深圳两地的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底开业，标志着资本市场正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1978～1994短短的15年中，中国的金融机构从人民银行独此一家，“爆炸式”地分蘖成为包括中央银行、（全国性和区域性）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城乡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信托、租赁、基金等）、政策性银行等在内的门类齐全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等也逐渐成为人们熟悉的投资场所。正是这场金融“大爆炸式”，为提高中国的储蓄率开辟了宽广的渠道。 回顾30余年来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我们发现，1994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一方面，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终于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明确目标，因而此后的改革举措与此前存在着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宏观经济运行中最具基础性的一对关系——储蓄和投资——在此前后存在着方向性的区别。统计显示，从1994年始，我国储蓄率和投资率便双双走上稳步提升的道路。 1978年之前，如同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论断所述，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始终受到“储蓄缺口”（储蓄率低于投资率）的约束。在开始改革的1978年到改革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阶段的1993年的16个年份中，中国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和储蓄率低于投资率的情况分别各有8个年份。 1994年之后，情况出现了根本变化。储蓄率高于投资率，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这种状况表现在国内，就是银行存款的长期高速增长；表现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则是经常项目的长期、持续顺差，以及由此导致的外汇储备高速增长。 1978年，我国储蓄率仅为37.9%，1994年便上升到42.6%，并超过了当年的投资率（41.25%）。自那以后，我国储蓄率一路攀升，2008年便上升到51%左右，2013年则保持在50%左右。与之对应，我国的投资率（资本形成）也稳步提高，从1978年的38.22%上升到1994年的41.25%，2008年达到44%，2013年进一步上升至49%左右。平均而言，30多年来我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达到39%和38%左右，远高于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历史上高速增长时期的发达国家。持续如此之久且相互支撑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为我国30余年GDP年均增长近10%的经济奇迹奠定了牢固的资金基础。 人口红利、工业化与城市化 在短期内，投资率和储蓄率主要是资本利润率和利率的函数；而在长期内，投资率和储蓄率的高低则主要决定于人口结构。 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长期并存，导致“人口红利”出现。人口红利产生于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在一波“婴儿潮”之后的数十年里，通常发生的现象是，经济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而儿童人口比重（少儿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则相对下降。在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如果适龄劳动人口能够同时获得就业，则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上升，并进一步引致储蓄率上升。在高储蓄率背景下，如果投资率也能够相应提高，则经济将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这种由人口结构变化引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同时并行并内洽地相互支撑的现象，就是“人口红利”。 同其他国家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我国也产生了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同时并行的“人口红利”现象。在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的同时，其就业率也一直维持在98%左右的水平，这导致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递增。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我国的总人口参与率只有42%，到2004年，总人口参与率已经达到近58%，2010年更高达74.2%，此后中国人口参与率开始下降，2014年降至67.0%——虽然已经较前有所下降，但仍显著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同期的63.6%和我国台湾地区的60.4%（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不过，人口结构变化只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其充分条件则是持续不断地大规模提供就业机会，后者显然只能产生自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 就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进程及其效果而言，一个有意义的指标就是非农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逐渐上升。以非农就业人口的变化为线索，我们可以将1978年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0年为第一个阶段。工业化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展开，得到发展的主要产业是轻工业。1991～2000年为第二个阶段。国有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构成此间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获得快速发展的主要产业是出口导向的加工业和一般制造业。2001～2012年为第三个阶段。此间，我国各项改革开放政策都得到进一步深化，产业发展则呈现出显著的重工业化趋向。2012年以来为第四个阶段。迅速的全球化、服务业高速发展并导致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占比，是这一阶段的突出特色。这意味着，不仅我国非农就业占比仍在提高，就是在非农就业内部，其优化过程已经展开。毋庸置疑，非农就业比率的上升，不仅反映了经济的工业化进程，也清晰地记载了城市化的步调。 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之比仅为17.9%，1993年城镇人口占比上升到27.99%，15年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1994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城镇化进入快车道，城镇人口占比由1994年的28.5%跃升到2014年的54.77%，20年上升了约26个百分点。 城市人口和就业人口的增加，同样推动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上升。首先，由于城镇就业集中在人均收入较高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必然导致储蓄率上升。其次，城市化过程不仅直接推动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上升，而且，通过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还导致了投资的增加。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消费信贷扩张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结构的调整，有效纾缓了当期收入及储蓄的积累对居民消费大宗消费品的预算约束，更好地平滑了消费者生命周期内的收入流，给予人们预支未来收入的便利。所有这些，都为我国居民尽快实现第三次需求结构的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