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人口政策的思考_流动人口论文

新时期人口政策的思考_流动人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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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工作取得巨大成绩,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抑制,实现了低生育水平;人口素质全面提高,为国家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愈来愈为各方面所重视,不断取得进展。在21世纪之初,党中央将中国的发展战略思想明确地定位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相应的,新时期的人口工作也要进一步推进。

一、中国人口现状及计划生育成绩

对现状的认识是正确指导未来工作的基础。对中国人口现状的估计,当前还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应当在科学分析的背景下予以澄清。

首先是人口数量及增长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同,现在已经没有人认为中国生育率被大大瞒报,相反,不少人认为实际生育率远低于国家的报告数,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1.2~1.3,如不鼓励生育将有人口生育率过低,难以恢复正常水平之虞。国务院近年组织了大批专家,利用各方面可以得到的资料,经过可靠性分析和技术处理,结果认为,目前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约在1.7~1.8之间。这个结果与儿童入学统计、婴儿服用免疫疫苗等不易发生多报或少报的数字相符合,是迄今为止各个部门比较认同的结论。笔者认为,人口政策分析可以此为基点。

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从实施计划生育以来,扣除因经济、社会进步而降低生育率的影响,节育使中国少增长4亿多人,这无疑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计划生育改变了中国人数千年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建立了一支献身人口工作的队伍,形成了从国家到每个村的工作网络,这些都为21世纪的计划生育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就提出了中国应当节制生育的主张,邓小平同志在1954年甚至提出了人口控制在8亿就好的具体目标,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当时社会基础和技术水平的实际,计划生育未能在全国得到推行,因此造成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两次生育高峰,并导致了未来将出现的老龄高峰。计划生育使中国避免了老龄人口数量持续增长的前景,为21世纪中后期的发展准备了有利条件。现在有人认为,未来老龄化高潮是由计划生育造成,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误解。21世纪30~50年代,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3.1亿左右,这是历史所决定的,计划生育改变了总人口数,使其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但丝毫没有增加或减少中国未来老龄工作的任务。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人口数量仍在显著地增加。20世纪最后5年中,世界人口增长最多的国家是印度,其人口增长数占世界的20.6%,第二位就是中国,占14.7%;人口总量的增长过快仍然是中国长期的问题。即使稳定在低生育水平下,中国劳动力数量到21世纪30~ 50年代仍将保持在8亿~10亿之间,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也将长期保持在1 300万~1 600万之间。考虑到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的不断提高,到22世纪中国人口也将在10亿以上,人口数量不会因过少而拖累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逐渐升高。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性别偏好,这种偏好因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而有其深刻的基础。出生性别比偏高在初期更多地受到对女婴有意、无意漏报的影响,同时也存在着真实的出生性别比偏差。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B超技术的普及,选择性流产逐渐增多,导致真实的出生性别比升高。这个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应当采取综合的措施加以解决。

当前人口工作中的另一个难点是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全国流动人口总数早在20世纪末就已超过1亿人,但其确切的数量及生活、生育状况若明若暗。决定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中国正处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不断变动之中,流动人口状况变化也很快,这使得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更加复杂。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既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将极大地影响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许多地方已就此做了很多工作,也有许多制度方面的创新,但与其他方面的人口工作相比,仍是困难大、问题多的薄弱环节。

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人口素质偏低。多年来国家在加强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大力量,中国人口素质已有显著的提高。现在中国每十万人受教育的人数已超过了印度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但是从事开发和研究的人员占总人口比例仍很低,每千人中只有 0.5个,与日本的5.1个相比,差距很大。当然,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人力结构性差别将会存在,但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比例仍然有待大幅度提高。在建设知识型、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时,这种需求显得更加强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执法检查中了解到,尽管中国科技创新有了显著进步,华为、海尔等企业掌握了大量自主知识产权,但仍然缺乏核心技术,99%的企业还没有一件专利,这方面的工作还任重道远,需要持续的努力。

二、影响人口决策的外部因素

世界人口不断膨胀,早就有许多专家从生态环境、可用资源等方面发出“人口爆炸”的警报。有的专家认为,这个世界只能养活24亿人,但是,目前全球人口已经超过60亿,危机却一直没有来。于是,另一部分人乐观地估计科技发展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以粮食为例,个别人认为,这个世界可以养活500亿人。然而,21世纪初严峻的事实打破了这种乐观情绪,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的估计,2000~2002年全球营养不良的人口数达到8.52亿人①,比10年前毫未减少,相反,未来这一人群还可能大大增加。

石油价格猛涨使20世纪60年代以来专家们担忧的能源危机更加接近于现实,现在已经没有人认为还将不断大量地发现新的石油储量,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许多领域的政策,近年来签订的双边或区域协议目的就在于拓宽能源的来源。

生态破坏、环境恶化已经严重到不能再回避的程度,以致来自95个国家的1300多名专家组织起来进行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工作。评估结果发现,约60%的生态系统质量下降,许多资源的利用已经达到不可持续的程度。国际生态学界长期研究人类活动的生态足迹,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足迹是指可供人们从事粮食和纤维生产,吸纳废弃物和容纳基础设施需要的总面积”。②许多国家的生态足迹已超过生态承载力,形成了生态赤字,其中也包括经济发达国家,如西欧。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必须从外部进口资源,并将废弃物转移到其他地区,这显然将造成摩擦和冲突。从近年的数据看,这些地区的人均生态足迹正在迅速扩大,生态承载力却以更快的速度下降,这使得全球的政策制定者更加关注人口问题。

大气污染、气候变化、臭氧层空洞扩大、森林覆盖面积减少、冰川退缩、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都是人所熟知的资源、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在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更显得尖锐,对世界人口政策的制定形成了严峻的外部条件。

中国的情况与世界相比有些方面甚至更加严峻,2006年11月1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我们继续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③中国在21世纪初的人口政策,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国情基础上。

中国许多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研究过人口承载力,多数研究结果认为,中国人口承载力最大容量是16亿人,超过这个数字,许多指标将显著变坏,甚至发生危机。但是,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要实现高经济效益,要实现劳动力的边际效益最高,则总人口数还应减少,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最优人口约为7亿~10亿人。当然,这些数字并不是绝对的,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新资源的发现,人口承载力和经济最优人口数量都会改变,但这些因素的考虑却是不可少的。

中国的经济正在迅速发展中,社会安定,人民生活稳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但是,仍然有一些关系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有待解决。其中之一就是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矛盾。当前,消费增长率比投资增长率约低15个百分点,多年期待以消费作为关键经济拉动因素的目标仍未达到。为了尽快促进消费,就需要使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收入有更快的提高。但是中国农民多,劳均土地等资源在世界上已居于最末位,甚至低于日本每个劳力占有的土地数量。为了不使资源分散,提高资源占有率,农村再也经不起高生育的冲击,这是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要问题。

目前,中国已进入了发展讲求高效益、低消耗、零污染的时代,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高技术、高收益的产业成为共识,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已经开始限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进入,这些企业将转移到中、西部或国外,对能胜任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人才需求更加迫切,劳动力众多已经不是最大的优势,在人口政策中必须考虑到这个趋势,主动适应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为发展经济、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服务,将生育率控制在低水平上,更加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使中国从一个人口数量大国转变为人才质量强国。

三、新世纪初的人口工作思考

基于上述的分析,21世纪初的人口工作应当抓住几个重点。

(一)正确认识人口形势,抓紧稳定低生育水平

当前少数地方政府负责人、少数学者、专家中存在盲目乐观情绪,认为低生育率已经不可能反弹,即使放开生育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情况下,到2020年人口仍将增加到14.5亿以上。据有关部门调查,城市中独女户希望再生一个男孩,农村户希望生育多子女的比例仍然很高,只要工作稍有放松,生育率的强烈反弹是确定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高潮中出生的婴儿正陆续进入婚、育期,独生子女结婚后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这些因素都使近年来的生育压力加大。打消盲目乐观情绪、坚定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必要的。这项工作的具体实施还应考虑到各地区人口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做得更加切合实际、深入细致。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仍在农村,工作的环境更加复杂,要更加注意工作方法,与新农村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有的同志用欧洲低生育国家劳动力缺乏的情况套用于中国的未来,却没有看到中国的国情与欧洲有很大不同。中国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为实现边际效益较高的发展所需要的数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劳动力是富裕而不是不足。对于劳动力短缺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

(二)提高人口素质

从世界各经济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经验看,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都要快于经济追赶速度,从19世纪以来许多国家的资料来看,两类地区相比,教育水平对经济发展的超前量约为 20~25个百分点。中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大幅度提高,各地区死亡率均在5‰~7‰之间,相差不大,但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却相去较远,高素质人才的分布更不均衡,人才结构也与实际需求有一定差距,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部分大学生就业难和部分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并存的现象就是一个例证。在人才培养方面,劳动技能的培养和道德素质的提高也是迫切需要加强的要务。

医疗、教育是影响人口素质的重要部门,这两个部门都在不断改革,不断完善。但由于医疗、教育事业具有复杂性、敏感性、综合性和多元性,再加上经济、社会环境不断发展,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必须加强政府支持力度,采取综合措施推进制度改革。医疗保险涉及利益方多,发生次数频繁,在保险业中被称为“白色迷宫”,各国都在不断改革。教育事业涉及千家万户,需求高度多元化,与劳动就业等密切相关,改革、完善的难度也不小。今后这两个部门的法制、体制、机制完善将成为发展关键时期的重点任务。

(三)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策

前面已经分析过,老龄人口增加是世界各国普遍趋势,并不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结果。 2030~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增加到3.1亿左右,老年工作将成为涉及分配公平、社会安定的重要问题。笔者曾在2005年6月的《求是》刊物上发表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及对策》专论,提出了抚养老年人口的负担、老年人对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需求等一些问题。总的说来,抚养一名老人与一名儿童的费用之比各国都在2:1到3:1之间,我们应当从现在起就为此做好准备。老龄工作不能只靠增加投入来解决,还应当加强社会建设,为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提供支撑,并根据发展的条件,逐步建立起国家、社会、家庭、商业多方面协调的保障机制。中国经济从粗放型走向集约型,未来经济效益提高,社会建设发展,抚养老年人的能力也将不断加强。随着老年人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继续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有利于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也有利于做好老龄工作。

(四)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

流动人口是中国最多变、最复杂的一部分人群,至今尚无准确的统计资料,但其数量庞大,流动性强,管理与服务难则是确定无疑的。流动人口的生育状况也是若明若暗,计划生育的管理与服务有许多空白。就流动人口本身而言,其就业、就医、子女入学等都是社会服务、公共管理的难点和焦点。

从长期来说,流动人口的管理应当随着中国户籍制度的深化改革而得到制度性的安排。目前,许多地区正在进行的农村医疗体制改革、最低保障制度的探索、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试验等都有利于最终做好流动人口工作。当前应当加快统一的全国人口登记制度建设,完善流动人口的居住证制度。计划生育部门则应加强生育统计和生命统计,使之与人口登记制度形成一体。在全国政务信息系统的建设中,人口信息系统应当成为经济社会系统的基础,在此环境下,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五)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治理

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不能依靠增加每个家庭生育的孩子数量来解决。从许多地方的实际情况来看,生育观念转变得好,男孩偏好减弱,这个问题就解决得好。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发展水平高,妇女地位高,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妇女能与男子享受同样的待遇,这个问题就解决得好。因此,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一个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措施才能得到根本解决。目前在许多地方组织的“关爱女孩行动”等,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初期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虽然有其真实性,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女婴漏报的影响。随着近年B超等设备的普及,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情况逐渐增加,形成真性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为了保护女婴权利,应当既治本,又治标,采取经济、社会、法律措施,并辅以行政手段,从医学管理方面严格执业资格认证、B超使用准入制度,立法严禁和打击非法实施胎儿性别鉴定与选择性别的人工中止妊娠,并加强社会监督制度。

中国计划生育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存在的问题都是发展中产生的,也要依靠发展来解决。人口工作是建设和谐社会中的关键性环节,在少数几个年度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中,人口自然增长就是一个。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将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注释:

①参见《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2004)》,粮农组织共同文件库(http://www.fao.org/docrep/008/y5650c/y5650c02.htm)。

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4年地球生存报告》。

③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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