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实证研究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8-0025-09
一、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可以说，工业化过程既是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过程，也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过程。[1]产业结构理论是产业转型理论的重要内容。对于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广义的产业概念（三次产业法）出发研究产业间的关系及其演进规律；另一种是从狭义的角度，即从工业部门内各产业间的关系研究并考察各产业间的结构变化。产业结构的研究对于后发国家利用产业转型来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也为后发国家带来了由于强制性结构转型不恰当而造成资源使用更大浪费的危险性。[1](PP13-14)
对产业结构进行广义的研究始于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其《政治算术》中描述了有关产业间资源流动的现象。他认为，制造业比农业，进而商业比制造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而这种产业间相对收入上的差异导致了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到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费歇尔明确提出了对现代产业结构理论影响深刻的三次产业分类法，即根据经济活动与自然界的关系，把取自于自然的产业——农业称之为第一产业；把取自于自然的生产物的产业称为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则是繁衍于有形物质生产活动之上的无形财富的生产部门。20世纪 4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继承了费歇尔的研究成果，利用三次产业分类法，研究了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现象。他根据一些国家的历史统计资源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以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又会向第三产业移动。这一规律称之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它论证了需求总量与结构变动对产业转型的影响，即人均国民收入增减→需求层次变动→产业转型→劳动力产业间转移。[3](PP5-6)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 (Kuznets)在继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和整理了20多个国家的数据，论证了产业结构及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一书中通过对部门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截面数据和历史数据的统计回归分析，认为“如果不去理解和衡量生产结构中的变化，经济增长是难以理解的”。不仅如此，他还发现了经济增长后人均产值的增加对结构变动趋势的反作用规律：在按人口平均产值的较低组距内（70-300美元），农业部门的份额显著下降，非农业部门的份额则顺应地大幅度上升，但其内部（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结构变动不大；在按人口平均产值的较高水平组距内 （300-1000美元），农业部门的份额与非农业部门的份额之间变动不大，但非农业部门内部的结构变化显著。同时，库兹涅茨在论述现代经济增长时还注意到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他认为，“人均投入的增长绝不可能与人均产值增长速度相等；因此，增长率中的一个重大份额必须归因于单位投入产出的增长……”[4](PP74-75)这里所说的单位投入产出实质上是肯德里克的全要素生产率，库兹涅茨的贡献在于进一步把这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资源投入的质量变化以及它们在使用配置上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资源投入的配置变化主要反映在生产结构的变动上。库兹涅茨认为，“观察影响现代经济增长中的效率提高机制的一条途径是研究结构变化。尽管经济分析可能从未触及生产及新知识的传播和创新扩展的基本状况，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探讨结构变化来推断效率提高的一条途径。”[4](PP74-75)在他之前，经济增长尽管与产业结构的研究是相关的，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确定的相关点，是库兹涅茨首先明确地指出了这个相关点，即经济增长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在产业结构变动中得到一部分解释，他的理论已成为经济增长中加入结构因素的重要起点。[5](P23)
爱德华·F·丹尼森把库兹涅茨的相关点贯彻得更为具体，他在1974年的《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1976年代的《日本经济怎么增长得这样快》等书中，采用经济统计方法，用知识进步、规模经济、资源配置解释了全要素生产率，并对规模经济、资源配置部分进行了计量分析。更重要的是他将资源配置的改善归结为产业结构的变动，他认为劳动力从农业和手工业向大工业转移是资源配置改善的最重要的部分，并计量了这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为了对经济结构变化的规律性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钱纳里(Chenery)等人使用计量分析方法，经过对大量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化所共同经历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格局的比较分析，认为“经济结构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变化为持续增长所必需”，“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1986)。[6](PP71-73)如表1所示，钱纳里按经济增长源将经济发展过程中典型的经济结构转换对应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划分为三大阶段六个时期：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初级阶段、工业化中级阶段、工业化高级阶段、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发达经济高级阶段。截至2004年，我国人均GDP为10561人民币，折合1277美元，①按照钱纳里多国模型1998年的标准，我国刚步入工业化初级阶段。钱纳里指出人均收入在2100美元（1970年美元标准）以下即超越工业化高级阶段之前总配置效应呈递增趋势(1986)，与我国目前产业转型呈现的加速趋势相吻合。即使按外国学者根据购买力平价确定汇率1∶2计算，我国也只是达到工业化中级阶段末期，所以钱纳里的结论得到了印证。
表1 钱纳里多国模型人均GDP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
人均GDP 1998年标准（按1994
阶段 按1964年 按1970年 按1980年 1994年标准（赛氏因 年标准的1.1因子测算
美元计算
美元计算
美元计算 子1.5测算美元） 美元）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100—200
140—280
300—600
480—1090
530—1200
工业化初级阶段 200—400
280—560
600—1200 1090—2180 1200—2400
工业化中级阶段 400—800
560—1120 1200—2400 2180—4370 2400—4800
工业化高级阶段 800—1500 1120—2100 2400—4500 4370—8190 4800—9000
发达经济初级阶段 1500—2400 2100—2300 4500—7200 8190—15120 9000—16600
发达经济高级阶段 2400—3600 3300—5040 7200—10800
15120—22680 16600—25000
资料来源：钱纳里所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牛津大学出版杜1986年版，第71页；Jean Waelbroeck所著《发展经济学手册》，1998年版。
罗斯托在《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中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产业部门变化的过程，它根植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函数的累积扩散之中，这些发生在技术与组织之中的变化也只能从产业经济部门的角度来加以分析。“现代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本来就是一个产业经济过程，是主导产业部门依次更替的过程”。
对于狭义的产业结构演进规模的开拓型研究来自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Hoffmann)。他在1931年出版的《工业化阶段和类型》一书中提出了产业结构的重工业化理论。他把工业产业分为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和其他产业，并提出了霍夫曼定律。霍夫曼对工业结构，特别是重工业化规律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这一理论也受到后来一些美国、日本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批判。梅泽尔斯就认为霍夫曼仅从工业内部比例关系来分析工业化过程是不全面的。
霍夫曼认为工业化过程必然经过重化工业阶段，但吴敬琏指出：“霍夫曼的研究是基于早期发达工业国家的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产业环境，在这一替代过程中必然发生的资本对劳动比例，或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资本品生产的优先增长成为必然。但是，正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索洛、库兹涅茨、舒尔茨、萨缪尔森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所揭示的，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不是资本投入，而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品的优先增长就不再是必然的。有的论者引用现代经济学家钱纳里的著作，论证重化工业发展在工业化中后期的优先地位。”吴敬琏认为“钱纳里只是在讨论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时作出这一判断的，钱纳里曾明确指出，在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工业化中后期，增长最快、占国民收入份额最大和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部门，都是服务业而不是工业，更不是重工业。世界银行也根据钱纳里的多国模型在1985年第一个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首要表现在于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业增加值在中国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不但大大低于当时典型中等收入大国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低收入大国的平均水平。”[7]因此可以看出霍夫曼定理与我国的现状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我们不一定要走西方高能耗、高污染的旧工业化道路。
二、中国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1.中国产业转型的指标分析
对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钱纳里等人是通过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方法计算总体再配置效应来进行测量。[8](PP8-9)从目前我国统计资料可支持程度来看，要想直接采用一般均衡模型方法来测量产业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相当的难度。鉴于此，邓伟根与凌文昌所著《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9]一文通过矢量夹角来计算产业转型指标，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它不仅考虑到两个年份间同一产业的产值比例的变化程度，而且体现出三次产业产值比例的平均变化程度，这是其他单一统计指标（如增长率）所难以比拟的，因此本文将继续选用该指标做进一步的研究。
(1)三次产业转型指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我们对该文的结论再次进行检验。表2为GDP构成比例的原始数据。我们将1980年到2005年每五年分成一个区间，以便更好地检验产业转型的周期性规律。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三次产业转型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我国产业转型大体上呈现加速转型态势，但仍有波动。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20世纪90年代三次产业转型系数呈增加趋势，说明中国三次产业处于加速转型时期，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程度渐进性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各项产业政策均处于试点阶段，涉及面较窄，深度也较浅，其对产业转型的促进作用未能完全发挥，导致产业转型的速度相对较为缓慢。转型速度也跟宏观政策调整有关，80年代末呈现出一定的重化工业倾向，出现需求推动型通货膨胀，中央进行了调控以扭转这种局面，解决于一定的供需矛盾和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但转型进程就相对慢下来。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各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产业转型进一步加速，转型幅度猛增。21世纪初前五年，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农业装备水平的提高，使产业转型更具后劲。
第二，中国产业转型具有明显的周期性。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叶产业转型均呈现加速趋势，而下半叶均呈现减缓趋势，这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周期性有关。80年代上半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各项产业政策逐步放开，产业转型被压抑的能量迅速释放，因而加速了产业转型，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释放的能量逐步被消化吸收，产业转型的速度随之减缓。90年代初期，随着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和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产业转型进一步加速，随着改革能量逐步被吸收，产业转型又呈现减缓的趋势。
第三，我国产业转型趋势与多国实证研究的结论相吻合。中国目前产业转型呈加速的趋势，与钱纳里等人多国实证研究的结论相吻合，即人均收入在2100美元（按1970年美元计算）时总配置效应呈递增趋势的规律。
上面是测量产业结构的转型系数，进一步地，我们也可以测量就业结构转型系数：
图1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不协调度
为了刻画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度，我们给出公式：
γ＝｜（1－α／θ｜×100%
(3)
图1表示就业结构转型滞后于产业结构的情形，即α／θ＜1。当α／θ＝1时，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结构转型完全同步，γ等于0。γ越大，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结构转型越不协调。
图2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结构转型不协调度
从图2可看出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结构转型不协调度存在波动，这与国家宏观政策密切相关。1990-1995年区间由于国家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就地转移了部分农村劳动力；同时，制造业企业大多属于生产初级产品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也急需大量劳力，因此工业与服务业吸收了大量的农村闲散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转型趋于协调。1995-2000年区间及2000-2005年区间，以信息产业为标志的高技术产业蓬勃兴起。工业逐渐呈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特征，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趋于减弱。
(2)三次产业内部产业转型的指标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三次产业内部产业转型的情况，我们对三次产业内部的产业转型系数进行了测算。根据第一产业总产值、工业和第三次产业增加值构成数据（见表5、表6和表7），计算出第一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内部产业转型系数（见表8）。
表8数据表明，三次产业内部产业转型的规律与三次产业转型的规律基本相同，说明从三次产业内部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转型同样具有加速转型的趋势和明显的周期性。
2.产业转型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
如表9数据所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GDP增长率与年均三次产业转型系数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产业转型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有明显的影响，即产业转型的速度加快，则CDP增长率上升，产业转型的速度减缓，则GDP增长率下降。
为了进一步说明产业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对第一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与其内部产业转型系数进行对比分析，其结果表明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与其内部产业转型系数呈明显正相关关系（具体见表10），说明从三次产业内部看，产业转型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同样产生明显的影响。
3.产业转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国际上通常是以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为评价标准，即若TFP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则说明经济增长的质量在升高；否则，经济增长的质量在降低。
(1)TFP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
对TFP增长率的测算，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方法为索洛余值法，即：
TFP增长率＝GDP增长率－α×投资增长率－β×劳动投入增长率(4)
其中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弹性系数。
为了计算α和β的值，本文使用CD生产函数
，其中G为GDP，K和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A(T)是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的效率系数，它是时间T的函数，一般可设
。由于规模效益变化可体现在效率系数A(T)中，故不妨假定α＋β＝1，因此有：
为便于对比分析，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分为1980-1990年和1991-2001年两个阶段（GDP、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投入数据见表11和表12）。
注：表中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按1980年的可比价格计算得出。
注：表中1980年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1981-1990年GDP可比价格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表3-3的各年可比GDP增长率计算得出，固定资产投资额按1980年可比价格算。
注：表中1991年的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1年GDP可比价格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表3-3和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结果修订的数据各年可比GDP增长率计算得出，1992-2001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按1991年可比价格算。
对表11中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方程：
将(7)式还原，得出中国1980-1990年的生产函数为：
利用(4)式、(8)式和(10)式计算出中国1980-1990年和1991-2001年两个期间TFP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见表13。
(2)经济增长质量与产业转型的关系
表14数据表明，TFP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产业转型系数呈明显正相关关系，说明产业转型速度对经济增长质量有明显的影响，即产业转型的速度加快，则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产业转型的速度减缓，则经济增长的质量降低。
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增长趋势看，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服务性要素、产业结构等其他要素的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再次显示出霍夫曼定理在中国的一定不适应性，中国采取跨越式发展，未必需要经过重化工业化阶段大量资本的投资和资源的高强度消耗。但我们对优先发展服务业的看法有所保留，虽然目前服务业低于典型中等收入大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工业的技术创新和对农业的反哺等问题更应该引起重视。因为生产资料工业的技术创新能够提高农业和服务业的装备水平与生产效率，在此基础上发展服务业，优化转型质量。对农业的反哺可以推动新农村建设，一定程度上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农业朝着集约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并促进农村工业的发展，就地吸收剩余劳动力。
三、有关中国产业转型的若干改革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产业转型呈现出加速的趋势，并且产业转型的速度与产业政策密切相关，呈明显的周期性，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结构转型存在较大偏差，就业结构转型远远滞后于产业结构转型。同时，GDP增长率和TFP增长率及TFP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与产业转型系数呈明显正相关关系，说明产业转型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均有明显的影响，即产业转型的速度加快，则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提高，产业转型的速度减缓，则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降低。这一结论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以下启示。
1.产业转型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均有明显的影响，但就业结构转型仍大大滞后于产业结构转型。推动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能够加快产业转型，不但能够加快经济增长，而且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目前，中国尚处于非均衡发展时期，因而加快各种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打破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机制性和区域性障碍，鼓励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产业转型，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实现两个转变，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通过进行城镇化，推动乡村工业的发展，推动就业结构转型。
2.政府应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如前所述，钱纳里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人均收入为2100美元时期，即步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之前，产业转型的速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达到极大值，尔后下降。而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初中级阶段，说明中国产业转型的速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未达到极大值，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产业转型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因此，政府应适时主动地引导产业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速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3.产业转型的周期性表明，每次产业加速转型均与重大政策的出台密切相关，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对产业转型的推动力逐渐减弱。因此，我们应注意各项产业政策序列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确保产业快速、平稳地转型，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4.产业转型实质上是主导产业部门依次更替的过程，因此，政府应根据比较优势，适时促进符合当时条件的主导产业群的建立和更替，推动产业转型，刺激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5.引导合理消费需求结构的形成。消费需求结构的转变会影响产业转型的路径。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从而推动农村体制的改革。增加对服务业的需求，加强服务业的支撑作用，使得服务业得到合理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增长点。
注释：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所载2004年年末汇率1∶8.276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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