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前景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发展前景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中国美学三题
聂振斌
一、关于中西美学比较
20世纪中国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因而总是带有模仿、照搬西方的痕迹，缺少自己的民族风格。20世纪末，人们都在反思这种缺憾，都在探讨走民族化道路的问题。但不管如何“民族化”，有一种事实谁都无法否认，那就是：未来中国美学体系的创设，既离不开西方美学思想资源，更不能忽略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资源。在中西美学思想交流、碰撞、融合中出新，乃是建设中国新美学的必由之路。因此，中西美学比较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是美学研究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近些年来，中西美学比较研究引起美学界的普遍重视，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看还是浅尝辄止，中西美学（包括艺术）比较多限于比较高低异同的层面——这固然也需要，但毕竟离我们的目的尚远。究其原因，是没有把中西美学比较建立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百年的经验说明，中西文化交流，由于对中西文化各自的特征、结构、价值取向及其各自的生存土壤、内在生命力缺乏系统研究和身临其境的体验，因而无法透过高低异同的表面现象揭示出深层的文化内涵，在理论上缺乏说服力，在实践上也无有效性。另外，过去比较习惯于用“进化”的观点看待中西文化，因西方社会发达、科技先进，便认为西方整个文化都先进于我们。其实，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从表入里、从低到高、从古至今，它有许多层次，有各种历史系统，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如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同文学艺术、哲学、美学、宗教，并不处于同一个层面上，也不都按“进化”规律发展。它们的历史走向不是同步的，也不是亦步亦趋的，因而不能因社会、科技先进便推导出其人文方面的文学艺术、哲学、美学、宗教也是先进的结论。过去，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盲目模仿、照搬西方，不能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其认识根源正在于此。如何把中西美学比较建立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这当然不是本文所能说清楚的，而是有志于此的众多学者不断地去实践的问题。
二、关于美学本体论
本体，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所谓本体论是与认识论相区别、相对立的存在论。康德哲学把世界区分为本体与现象两部分，现象是可以体验的，是认识论的领域，而本体（自在之物）是认识论所无法达到的界域。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本体论已逐渐失去原来的意义，而成为本质论和本源论。今天比较普遍使用的“美学本体论”，实际上就是关于美的本质和本源的理论。到底什么是美学的本体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往的美学，大都把哲学认识论的本体论直接作为美学本体论，例如，唯物主义美学认为美的本质和本源在物质那里，而唯心主义美学则认为美的本质在精神和心灵那里，动摇于二者之间，则认为美的本质和本源是在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关系之中；如进一步追问：是由物质“统一”精神，还是由精神“统一”物质？不同的回答，便又分别归属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派之中。这种主客二分的哲学认识论，都忽略了文化和生命的个体存在，因而与美学本体论尚有很大的距离。即使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作为美学本体论，由于过分强调物质生产和使用工具以及社会客观性，仍然没有文化精神与生命个体的位置，因而也同样不是美学的本体论。近些年来，经过历史的反思和西方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人们逐渐抛弃了原来的看法，而把形式、情感、生命的个体提到本体的地位，提出“情感本体”、“形式本体”、“文化的人本体”等等假说，对美学本体论的建立，无疑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如何把这些标新立异的假说同具体的审美现象、艺术史联系起来，如何进行论证以建立缜密的逻辑体系，从而使自己站稳脚跟，使别人信服，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三、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20世纪20至40年代，是革命与反动、侵略与反侵略斗争最激烈、最残酷的时代。反动派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要扑灭它，而革命者也无余裕之力为其发展创造充分条件。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说是在政治夹缝中生长的，人们没有充分的条件去研究、思考，发展是很有限的。那时除了蔡仪的《新美学》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理论体系外，更多的人是把马克思主义观点，如唯物主义观点、阶级斗争观点、党性观点以及原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直接运用于现实的文艺批评和文艺斗争中，不仅理论上零散，不成系统，而且误读乃至机械照械和简单化倾向也很明显。共和国建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其地位从地下升上了天，本该有一个大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狭隘的政治观点，视美学为无用，甚至认为凡是美学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无产阶级所不需要、应排斥的东西。而教条主义满足于照搬原苏联模式，懒于自己动手创造。在这种环境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如何能成长壮大？虽然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有一个短时间的关于美的本质大讨论，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例如，它一方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又把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变成判断美学上的是非好坏的根本标准，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之路越走越狭窄。到了“十年浩劫”，整个美学研究断流，已有的成果都被当成反动的唯心主义加以挞伐和批判，建设与发展更无从谈起。20世纪的最后20年，时逢大好时机，然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很费一番功夫，哪有时间着手新的建设？所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路程很长，任务很重，需要有志于此的学者加倍努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100732）
清理与转换：本土学术资源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
王德胜
从20世纪初开始，“睁开眼睛”的中国美学家们——从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一直到朱光潜、宗白华、吕瀓等一大批杰出学者——便几近一致地把对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努力和希望，锁定在近代西方美学（尤其是德国古典美学和近代心理主义美学）为理论模式的方向上。从美学学科的思维指向、美学的理论话语形态，以至于美学的提问方式，“西方”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中国美学走向现代学科形态的主要依据，成为现代中国美学在追求严格的科学逻辑、规范的学术思考方式过程中，实现自身结构性转换的唯一模式。置身于这种西方话语的权威笼罩之下，现代中国美学反而对于那些以传统思想形式存在的本土学术资源缺少一种深刻发现、有效发掘和主动研究。除了像朱光潜的《诗论》、宗白华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以及邓以蛰有关中国艺术的一些精妙论述以外，我们几乎很难再从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努力中找到有力地接续或有意识地利用本土美学传统的优秀成果。及至1980年以后，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大面积涌入，令人目不暇接的西方美学理论、特别是当代美学的各种新成果，更使中国美学研究大规模地进入了对于西方学术体系的热烈追寻、移用过程，而较少清醒、自觉地考虑建构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理论体系与实现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的关系问题。今天，不仅我们与西方的学术对话变得相当困难，同时也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西方话语的支配性体系之中；不仅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任务未能完成，而且当代的中国学者在这一建构过程中面对支离破碎的西方后现代学术语境也益发显得无所适从、犹豫迷惘。
于是，在新旧世纪转换之际，继续着自身现代学科建构努力的中国美学将如何达到理想的彼岸，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勾画自己的学术宏图、确立自己的学术信心，便成了需要中国美学家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其中，怎样认真面对绵长丰富、深厚博大的本土学术资源，如何积极主动而又充分地探讨并实现传统思想体系与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意图之间的有效对接和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应该是新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显然，这个课题不仅要求我们有意识地、系统而集中地探讨传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性，而且要通过这一研究清晰地呈现中国美学的历史存在形态；在更大程度上，我认为，把这个课题当作新世纪中国美学继续进行自身现代学科建构的重点工作之一，意味着我们必须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的目的和发展趋势上，重新理解传统美学思想的现代转换的可能性。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开掘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性”价值——这一价值既必须体现出美学建构的原创性根据，以切实保证“资源利用”的学科合法性，同时必须充分体现出“资源转换”的现代发展趋势，即使本土学术资源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新世纪中国美学实现自身现代学科建构策略的内在必要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这种对于本土学术资源的重视及其现代转换研究，并非出自于某种狭隘的甚或是“对抗性”的学术企图，不是要以“本土”来搁置、抗拒外来理论及其学术方法，也不是要把美学的“民族性”内涵加以夸大化、绝对化，而是力求使新世纪中国美学通过开发、利用和转换本土学术资源，真正找到对外进行平等有效的学术沟通的“对话性”根据。另一方面，实现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性”价值，绝不是为了践行某种美学上的“资源保护策略”，也并非替固守美学的“民族本位主义”寻找堂皇的理由，而是意在通过清理、研究中国美学的思想历史，积极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资源向成果的形态转换，使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能够最充分地体现理论的现代形态与思想的历史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拥有真正的“世界的”眼光和胸怀。
把对本土学术资源的有效清理及其实现现代转换的问题纳入新世纪中国美学研究视野，要求我们能够真正沉潜下来，既从中国美学现代学科建构方向上深入考察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的可能性及其机制，又从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中深入探索中国美学现代学科建构的具体前景。这其中需要中国美学家们深思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如何在学术史层面上深刻把握中国美学资源的历史构成及其本土特征，进而确认这一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性”精神潜质？这里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于中国美学资源之历史构成的发现、本土特征的把握，要求我们在美学研究中始终保持一种“现实的历史态度”，即能够以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规定来理解“历史的现实合法性”，在美学的历史承续结构上发现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前景”；其二是对于本土学术资源的清理、研究，始终是同新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如何从学术史层面上诞生出对于中国美学本土资源的“现代性”价值的认识，必然成为一个理论关键。由于新世纪的中国美学发展，并不在于简单接续或使用已有的中国美学学说、范畴、概念或表述形式，而要致力于将传统有机地连接到美学的现代体系之中，所以，在这方面需要深入探讨的，主要是本土美学资源与美学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亦即必须通过对于中国美学本土学术资源的发掘，寻找到真正符合现代美学学科建构规定的内在精神本质。只有这样，对于本土学术资源的利用才不至于沦为某种理论的赘物。
第二，如何从中国美学现代学科建构的目标上，找到有效实现本土学术资源现代转换的机制、学理方式，以及这种“转换”的结构特点？对于新世纪中国的美学研究来说，实现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绝非一件易事，它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我们对中国美学历史发掘、清理的程度，而且取决于我们对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整体历史把握方式；不仅涉及我们对本土学术资源本身的认识深度和利用能力，同时也同我们在当代条件下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以及中国美学发展的总体规律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更为深入地探寻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开发、价值利用，以便为转换的实现奠定必要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本土学术资源的转换既是一种理论上的自觉方式、自我肯定过程，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美学在当代情势下的学科发展必然性，它在结构层面上往往具有多层性、多样性和多因素性，所以，我们有必要从学科建构的有效性要求出发来具体考察这一转换的机制、方式和结构特点，以便使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真正成为新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三，如何把握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形态及其理论前景，并从中发现本土学术资源的价值转换？实现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目的在于从历史与现实的内在关联上完善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而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价值转换，也正积极地体现在这种内在关联之中。所以，对于新世纪中国美学现代学科建构而言，本土学术资源的存在意义并不表现在其历史存在形态本身，而在于它是否可能并且实际地带来了中国美学在新世纪里的建构满足。而这一切，又都需要我们对中国美学现代学科建构本身的形态特点及其基本理论模式的追求有一个相当清晰的把握。离开对于新世纪中国美学现代学科建构目标的有效确认，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价值转换就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甚至，转换本身也将成为一种毫无目的的学术空话或理论装饰。
第四，如何把开发、利用本土学术资源与确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学术对话机制内在地统一起来？当我们以一种非常认真的态度来探讨新世纪中国美学现代学科建构与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的意图就是为了能够真正确立起一种中国美学的“世界性策略”，即实现中国美学在世界美学格局中的学术推进，摆脱长期以来的模仿与受制局面。因此，对于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来说，讨论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问题必须具备一种必要的全球性视野，不是闭门造车，而是眼光朝外，通过返身向内的资源开发、利用而走出西方话语的“单极世界”。因此，我们在强调美学研究的本土学术资源现代价值的同时，应当始终把实现美学的“世界性”和“对话性”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
在我看来，上述这些问题，应该成为中国美学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背景下确立自身学术信心、寻求理论发展的基本课题。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美学研究所 100037）
21世纪中国美学：抵抗“散文化”
杨春时
美学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植根于人的生存方式，它必须解答人类生存面临的根本问题。从美学已有的型态来看，古典美学建立在古典生存方式基础上——这是田园牧歌的时代，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理性与非理性尚未发生对抗，审美理想是天人合一、主客体和谐，人们追求优美的风范——它以实体本体论作为美学基础，美与最高本体相联系，而主体性则尚未确立。在由古代向现代的过渡期（近代），现代性虽已发生，但尚未取得主导地位。在这个英雄时代，人们呼唤现代性，为科学、民主而斗争，其审美理想是主体解放，崇尚崇高美。近代美学就以理性——主体性作为审美根据，如康德、黑格尔美学。至于西方现代社会，现代性已然成为人类生存的桎梏，理性失去了往日的光辉，人类进入了一个“散文化”时代。这个时代，不是社会斗争而是个体生存意义成为突出问题，审美理想转向反现代性、非崇高化，美学必须面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苦恼并回答个体生存意义问题。西方20世纪艺术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散文化”挑战的回应，它在平庸生活中对抗物质主义的压迫，顽强地寻求生存的意义。而“散文化”时代的美学则以非理性、非主体性作为审美根据，鲜明地突出了批判性。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美学都体现了这种反现代性。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化接续了“五四”启蒙传统，科学、民主是这一英雄时代的主题，它需要美学论证人的崇高、理性的伟大，所以，实践美学应运而生。它从主体性实践哲学出发，论证了审美活动的主体性，讴歌了理性精神，强调历史必将克服异化而走向人性的复归，审美将成为人的现实的生存方式，从而体现了启蒙时代的崇高理想，适应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时期的历史要求，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理论基础之一，成为一种当时的美学主流。就此，我们对实践美学的历史作用应给以充分肯定。
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中国社会的启蒙任务并没有最后完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崛起，现代性却已叩响中国大门，一个不同于英雄时代的“散文化”时代已然来临。现代性在带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的生存造成许多困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性生存被打破，走向个体性生存；在商品关系下，人与人的关系疏远；理性与非理性发生冲突，精神困扰突出，生存意义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一句话，在“散文化”的冲击下，传统审美理想逐渐瓦解，崇高精神开始沦落。王朔调侃传统价值，《废都》撕破理性的面纱，“新写实”直面平庸人生，都预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一情势面前，实践美学作为一种“前现代”理论，其理论缺陷和历史局限便暴露出来：它强调审美的集体性、物质决定性、理性和现实性，而忽视了审美的个体性、精神性、超理性和超现实性；作为一种理性主义美学，它无法回答人的个体生存意义问题，不能抵抗现代性带来的“散文化”倾向，因而失去了历史合理性。
现代人的生存境域要求美学作出不同于传统理性主义的解答。新世纪中国美学必须回应“散文化”的挑战，对现代性进行审美批判，在商品化和理性主义的压迫下维护人的自由、守护人的精神家园。当前，作为社会现代性的反弹，审美现代性已经产生，这既表现为现代文艺思潮的发生，也表现为大众审美文化的兴起。审美现代性应当得到美学现代性的肯定，而实践美学基于集体理性不能回应这一现代性的挑战，这就意味着中国美学必须发生变革并走出前现代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后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战，可以被看作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表现之一：“后实践美学”力图回应现代性的挑战，诉诸个体性和超越性，以解除现代人的精神困扰。因此，在与实践美学的论争中，“后实践美学”崛起并得到长足发展，成为与实践美学相对峙的主流学派。
在新世纪，对于以“后实践美学”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来说，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回应现代性的挑战，抵抗“散文化”，为现代人寻求精神超越的途径。
首先，它必须适应现代人的生存状况，立足个体存在，亦即摈弃传统美学包括实践美学的哲学出发点——集体性存在（社会实践等），确立以“生存”为基本范畴的哲学基点，把审美作为个体生存的超越形式和体验形式。生存虽不能脱离社会，但其本质却是个体性的；现代人的个性已经挣脱集体规范的桎梏，进入了个性化的生存，而审美正是个性化生存的充分实现。只有从个性化生存出发，确立审美的个体性，才能充分表达现代人的审美理想。
其次，它必须关注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冲突，确立审美的超物质的精神性。传统美学包括实践美学，往往以外在实体或物质实践作为审美根据，强调审美的社会内容，忽视人的精神生活。生存虽有物质基础，但其本质是精神性的。这意味着人并不因物质生活条件改善而获得精神世界的满足，相反，物质生活的丰盈往往会导致精神世界冲突的加剧。“散文化”正导致了生存意义的失落。物质生活改善后的精神世界空虚以及个体独立后的孤独，要求有审美的关怀和美学的指导。现代美学强调审美的精神性，就是为了发挥美学关注精神世界的功能，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再次，它必须突破理性主义哲学，承认人的非理性和超理性方面，肯定审美的超理性。传统美学包括实践美学从理性化的哲学概念出发，强调审美的感性形式和理性内容，其体系具有理性主义性质。虽然现实生存有感性、理性层面，但也有非理性层面，更有超理性层面，而后者是更本真的存在。审美是超理性的生存方式，不能用理性来界定，美学也因此具有了哲学的超理性思辨性质。在现代社会，“理性的人”的观念已被打破，非理性与理性发生冲突，它要求审美的升华和美学的反思，因而现代美学必须突破理性主义，达到超理性。
复次，它必须满足现代人的形上需要，肯定审美的超越性。传统美学包括实践美学把审美定位于现实，审美成为一种现实活动。但生存本质上是超越性的，而超越就是自由本身。在“散文化”时代，现实不再可能满足人的终极追求，理性不再能解决生存意义问题。在“上帝死了”之后，现代人的超越需求转向审美，审美成为自由的途径，人们从审美获得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并以审美超越、对抗“散文化”。现代美学应当从生存的超越性出发，确立审美的超越性品格，美学也因此成为人们反思现实存在的思辨形式。
最后，现代美学必须加强批判性，这是现代审美的批判性决定的。传统美学肯定现实，把审美当作装饰。而现代审美转向对现实的批判，优美和崇高不再是基本范畴。现代美学应当直面“散文化”的世界，成为批判的美学、战斗的美学，启发人的生存自觉，如此才能承担抵抗“散文化”的重任。
对于今天的中国美学家来说，能够有现代人的生存体验是至关重要的。美学不是单纯的知识体系，而是生存体验的概括，它永远植根于生活。现在，社会生活、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人的审美理想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美学不可能原地不动。当前有关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表面上是理论的冲突，实际上是更为深刻的生存体验的不同。中国美学家应当敏锐地感受到生存方式的变化，体验到个体生存的焦虑，接受现代人的审美理想，而这一切都是建立现代美学的基础。面对“散文化”的威胁，美学家应当奋起抵抗，警醒人们，为人们提供批判的武器。如果我们在现代性的冲击面前麻木不仁，仍然固守理性主义的阵地，就会无力抵挡“散文化”并最终被历史所抛弃。21世纪的中国美学要与世界美学同步发展，就必须从自己的现代生存体验中提炼出美学思想，在同“散文化”的斗争中建立自己的现代理论体系。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361005）
中国美学研究的自我突破
成复旺
在我们的观念中，“中国美学”就是中国传统美学或中国古代美学。那么中国有没有现代的、或曰现实的美学呢？有，那就是“美学原理”或“美学概论”里面讲的那些东西。而这两种美学又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理论思路迥然不同。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观念，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认真想来，按照这种观念，似乎是中国的就不是现代的，是现代的就不是中国的；这不是很有点奇怪吗？为什么中国的不能成为现代的？
我觉得，现在应该着手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了！为此，中国美学研究就需要突破“古代”的雷池，从中国传统美学的思路出发，考虑美学原理的问题和现代美学的问题，以便疏通中国美学从古到今的血脉，使中国传统美学与美学原理和现代美学“接轨”。我把这叫做中国美学研究的自我突破。
现代的中国美学（包括古代文论）研究，已经走过近百年的历史。但这近百年的历史却是是今非古的历史。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弃古从今是个救亡图存的迫切问题。因而人们对待传统的基本态度，不能不是拒绝的、批判的。即使是潜心研究传统文化的人，也往往只是整理国故，而不是面向现实。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进展和国力的增强，救亡图存的迫切心理已经逐渐缓解，对待传统的态度也就可以较为宽松了。而且，同样是随着“现代化”的进展，现代文明的文化垃圾也赫然堆在了人们的面前。面对金钱日益成为唯一的信仰、文艺日益走向纯粹消遣的世态，人们更容易发现：传统文化并不都是封建糟粕，其中也有一些仍然在闪光的东西。尤其是当西方一些有头脑的人，从他们已经“现代化”了的现实生活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作了否定性的回答的时候：“一种把过去的绝大部分事物都当作迷信而加以抛弃，并一味地想通过对自然的技术统治来增加人们的物质享受的文化，能否带来一个和平、幸福和有高尚道德的世界？”（［美］格里芬主编《后现代精神》）我们还能抱着那种绝对化的时代观念，不加分析地是今而非古吗？当前，有的西方学者已经提出，要把现代文化和前现代文化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以便超越现代文明。看来，现代文明并不是人类的天堂，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种跨时代的文化地结，文化的多元与互补也适用于不同时代的文化。
这里我想到了中国传统戏曲。中国传统戏曲无疑是一种前现代艺术，但却受到许多现代人的由衷欣赏。这些现代人究竟欣赏它的什么？是从中得到了某种时下津津乐道的“现代感”吗？不是，恰恰是欣赏它那种古典的美，欣赏它那种同现代艺术和娱乐文化完全不同的审美品格，欣赏它那种同现代生活完全不同的生命节奏和文化气质。也就是说，正因为人们生活在现代，才需要这种古典的美作为他们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必要而有益的补充。现在有个提法，叫做“现代转换”，就是认为古代的东西只有经过“现代转换”才能进入现代。顾名思义，所谓“现代转换”就是转换为现代的。但是，如果中国传统戏曲转换为现代的美，它还是它吗？如果人们只是要欣赏现代的美，有很多现代艺术形式可以选择，何必去光顾传统戏曲？所以，传统戏曲要立足现代，就必须保持和发扬那种古典的美，而不是进行什么“现代转换”。这绝对不是说只能原封不动。传统戏曲本来就沾染着旧时代的恶习，那从来就是丑的，何况也确有一些封建糟粕。清除掉这些东西，丝毫无损于、而且有益于它的古典的美。但这不能叫“现代转换”，只能叫“现代发展”。“转换”是转成别的，“发展”是发展自己。
以上所说，只是中国传统艺术与现代社会关系之一例。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则比这还要深刻。以工业和科技为标志的现代文明，在奇迹般地改善了人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却大大消弱了人的道德意识和审美情怀。现代文明的主要弊端就在这里。有西方学者指出：现代文明所丧失的，不仅仅是艺术，还包括艺术的观念。“显然，科学与技术不能提供审美和伦理导向的帮助，而这种帮助对于我们有美感、有意义地构建生活世界是必要的。”（〔德〕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富于道德意识和审美情怀的文化，其中包涵着精深而纯粹的美学思想。因此，中国传统美学之于现代文明，恰可补其所缺、纠其所偏。当中国传统美学的血脉贯通现代的时候，可能不仅会使中国现代美学成为真正的中国美学，甚至会使它成为真正的美学。
同古今问题相联，还有个中西问题。说起来，我们大都不赞成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但实际上，我们又往往是不自觉的西方中心论者。试想我们那套通行的“美学原理”。按理说，“原理”应该具有一般性，应该是对众多个别的总结，至少是对代表几种不同类型的个别的总结。但这套“原理”是这样的吗？显然不是。它的理论思路、逻辑结构、主要概念等等，都是西方的，我们大概只是参加了组装。如果说其中也有一点中国货的话，那是后来加上去的点缀，是用来证明这套“原理”的正确性的。但是我们却承认了它的“原理”的资格，而且接受了它对中国美学研究的指导。这等于承认西方美学是一般，而中国美学是个别；西方美学是原理，而中国美学是个案。这还不是“西方中心论”吗？自然，这种事态的形成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当西方代表着现代、中国还停留在古代、中国要从西方学习“现代化”的时候，西方就处在了指导的地位。何况“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原是首先在西方出现的。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当“中”、“西”已经不能对应“古”、“今”的时候，这种合理性也就不存在了。要说个别的话，中国美学是个别，西方美学也是个别，它们之间应该相互参照、相互吸收，却没有谁指导谁的问题。要说一般的话，西方美学包涵着一般，中国美学也包涵着一般。西方美学可以从个别上升为一般，提炼出原理，中国美学为什么不能？
这里又想到一个例子。据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体验”这个概念，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在德意志文献中诞生。德语的“体验”(Erlebnis)来源于“经历”(erleben)，“经历”又来源于“生命”(leben)。故伽达默尔接着分析了“体验”的直接性、生命性及超越性等特征，并阐释了这个概念对于美学的重大意义。的确，“体验”是个极其重要的美学概念，伽达默尔的分析和阐释也很有价值。但是，在中国，“体验”这个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庄子所谓“体道”、“体性”、“体尽无穷”的“体”，就是“体验”。“体验”这个词，最迟到宋代也已经产生。朱熹即云：“讲论自是讲论，须是将来自体验。”而且中国古代对“体验”这个概念的理解，也是强调其“目击道存”、“人己内外，一齐俱透”的直接性、超越性以及生命性的。此外还包含着一些由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的精辟义涵。而我们现在的美学原理一类著作，在论述“体验”的时候，却大都以西方为依据，很少涉及中国那些宝贵的理论资料，似乎“体验”也是西方的专利。我们的美学原理应该这样写吗？
说到这里，又忽然想起了梁启超。上个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后，梁启超作为巴黎和会的中国观察员趁便游历了欧洲。当时正值“一战”刚过，为战争所震惊的西方人开始反思他们的文化。斯宾格勒发表了《西方的没落》，并很快成了欧洲的畅销书。见到这种情况，梁启超以为西方文化真的没落了，于是在《欧游心影录》中大谈什么以科学与民主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已经“破产”，欧洲人“好象沙漠中失路的旅人”，“无限凄惶失望”；告诫国人不要再走这条路，应该发扬中国固有文化，以担当起重建世界文明的重任。现在又到了世纪初。上面所说是不是在重弹这种已经被吹散了近一个世纪的老调？不是的。科学与民主不会破产，没有科学与民主才会破产。但科学并不是文化的全部，民主却需要文化的多元。
总的说来，20世纪的中国文化学术史是在古今中西之争中走过的。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超越古今中西之争，而走向古今中西之和？是否可以“观古今”而“抚四海”，容纳一切有益的东西，以克服任何一种文化的片面性，促进社会与人生的健康而健全发展？这也是一种解放，一种学术视野的解放、学术胸怀的解放。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100872）
文艺美学：美学创新的可行之路
谭好哲
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基本上是外向的模仿多于创新，美学研究亦复如此。如果说，20世纪初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对美学的鼓吹，是在一种新的历史语境里对德国古典美学的认同；那么，20世纪30至40年代朱光潜等人的美学著述和五十、六十年代的美学讨论，则是对西方现代美学和前苏联美学的翻版。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渐有转变。由我国学者自己命名并做了许多初创性工作的文艺美学，正是中国美学研究由模仿走向创新的一个最突出表征。现在，文艺美学已被正式列入教育部的学科专业及专业方向设置，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也被批准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这既是对中国美学研究寻求学术创新的一种肯定，同时也预示着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将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最起码已获得了体制上的保证。就此而言，中国学界二十余年的努力，已为新世纪美学研究开辟了一条由之可行的发展新路。
由于人类以往的精神活动在分工、认识和思维等方面的局限，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文艺现象的研究大致在文艺理论和美学两个学科领域分头进行，而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其研究重点又是一些比较抽象的形上问题。19世纪后半叶，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在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思潮以及实验美学、分析美学等的冲击与影响下，传统“自上而下”的思辨性美学日渐式微，美学研究逐渐转向与文艺直接相关的方面；与此相应，文艺理论研究也在关注艺术自律性的过程中，逐渐把艺术审美问题作为重心。美学与文艺理论渐成交叉、综合乃至合流之势。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美学与文艺理论也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分、合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鉴于以往美学研究热衷于谈玄论道而对具体文艺审美问题关注不够，文艺理论研究又常常迷失于“唯政治”的岐途而不敢谈论或极少谈论文艺自身的审美属性，胡经之等人率先提出在文艺理论与美学的交叉中建设文艺美学学科的思路，并很快得到学界响应和认同。应该说，这一新思路的提出，除了上述学术史背景之外，也有其内在的学理依据；文艺活动本是人类最基本、最主要也是最典型的审美活动形式，其审美本质和审美规律理应也必然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事实上，在西方美学学科发展史上，文艺美学一直是与美的哲学（审美哲学）、审美心理学鼎足而立的三大美学研究形态之一，黑格尔甚至直截了当地把美学研究范围划定为“美的艺术”，明言美学这一学科的正当名称应是“艺术哲学”，或更确切地说是“美的艺术的哲学”。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则主要散见于各种有关文艺现象的研究著述与言论中，或者说中国古代的美学主要就是文艺美学。
由此可见，文艺美学的产生实有其历史的和学理的必然性。而自命名至今，文艺美学研究也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构成了当代中国美学园地里一道十分亮丽的风景线。尽管在新近有关文艺美学学科定位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对文艺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怀疑，但却并不否认文艺美学可以作为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的一个可行的方向或思路，不否认文艺美学研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学理意义。
具体说来，由于文艺美学是在文艺理论与美学相互交叉、叠合与合流基础上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因而它较之其他形态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有自身的特点，即与审美哲学、审美心理学研究相比，文艺美学不是在纯概念王国里进行思辨，而是以具体的文学艺术活动和现象为对象，力求将感性与理性、概念性的逻辑思辨与经验性的体认、感悟与总结有机地统一起来；与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研究相比，文艺美学更为注重文艺的审美特性，又在理论品质上更多了几分哲学意味。这些差异之处，正是文艺美学的学科特色和优势所在，也在其存在合理性的证明。可以认为，文艺美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首先就表现为它可以在更高的理论综合层次上总结文艺的审美本质和规律。如上所述，就文艺美学的理论品质而言，它实际就是艺术哲学。从美学角度看，它是理论视点下移而形成的学科；从文艺理论角度看，它又是理论视点上移而形成的学科，在文艺理论的不同形态所构成的学科结构系统中，具有元理论的性质，是文艺理论的基础性学科。因此，文艺美学研究将可以大大深化单纯的文艺理论研究，使我们对文艺审美特征和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哲学层面。不仅如此，文艺美学研究也可以拓展文艺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目前，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大多是在文学或不同艺术门类中分别展开的，实际往往只是文学或某一具体艺术门类的理论研究。而文艺美学以所有文艺现象和领域为对象，有更为宏阔的对象视野，这对以往相对单一的文学或艺术研究都将是一个拓展和丰富，并且这种拓展也为更具包容性和涵盖性的理论综合奠定了基础。此外，文艺美学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可能形成新的突破。一般的文艺理论研究往往偏重于社会学、心理学或其他一些比较具体、甚至是经验感悟式的研究方法。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哲理性很强的学科，一方面倾向于采取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方法，要求对文艺的审美特征和规律进行具有理性高度和学理深度的理论抽象与综合，同时由于它同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及其理论研究密切相关，在学科形态上是各种具体文艺理论研究的提升，这就使其又可以充分吸取其他文学和艺术理论研究方法的特长。这样，文艺美学在研究方法上就可能真正实现经验与理念、历史与逻辑的结合，达到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的统一，从而在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层次上显示出普通的文艺研究所不具备的优势。
当然，文艺美学能否由一个尚存许多争议的新兴学科成为真正有着自己独特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的成熟的理论学科，关键还要看能否拿出更多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而按照一个成熟的理论学科要求来衡量，当前的文艺美学的确还有许多相关重要问题需要做更深入的探讨，如它的学科定位与特性、研究对象与方法、逻辑起点与构架、历史演进及发展趋势等等，其中不少问题都是难以在短期内求得解决和共识的。因此，如果说文艺美学是新世纪美学研究的一条新路的话，那么这也不会是一条近距离冲刺就可达到终点的平坦之路。仅就近期而言，文艺美学要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现代知识创新学科，至少应在下面四个方面做出切实努力：
第一，学界应树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现代文艺美学体系的学科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在基础理论研究上有新的进展与突破。为此，必须在抽象理论层面上对文艺美学的基本概念、范畴、逻辑构架和理论内容，以及文艺美学与美学、文艺理论、艺术哲学的关系等，展开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在多元理论综合和一体化系统建构方面做出开拓。
第二，要强化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将探索理论问题与解决当代艺术审美实践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起来，文艺美学研究的有效性与生命力取决于此；同时这也是当代艺术审美实践提升自身品位所要求的。既追求理性思辨的学理深度，又具有应对现实的实践品性；既借助理论的光源来映照艺术实践，又从艺术实践中提炼与升华理论，这应是文艺美学与传统的纯思辨性美学（如哲学美学）极为不同的一个方面。
再次，要立足于现代价值的创生，充分开掘中国文艺美学的丰富思想资源，使之在创造性的转化中进入现代文艺美学体系建构之中。对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思想材料进行科学整理，同时对中国文艺美学学术史以及某些重要文艺美学观念和范畴的学术演进进行具有理论深度的探讨，这就是构建当代文艺美学体系的基础，因为学术理论上的综合创新总是以思想资源的发掘和学术史的梳理为先在条件的。
最后，要进一步确立理论的全球性视野，既在中外学术的广泛借鉴、融通中汲取文艺美学学科发展的营养，又在广泛的比较与对话中展现中国文艺美学研究的民族特色和现代价值，在世界性文艺研究大格局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并由此而为中外文艺美学的互动性交流提供现实基础。只有在观念输入与输出协调平衡的发展中，新世纪中国美学研究才能摆脱因袭模仿的思维定式而真正走上理论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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