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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政府信任是学界的焦点。对于政府信任的概念问题，国内学界存在政府信任与政治信任两种表述，我们认同胡荣等的观点，即政府信任也就是政治信任。①目前，学界对政府信任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何为政府信任。狭义的政府信任是指民众对具体政府的信任，即对政府行政部门的信任，具体来讲就是政府系统的执政理念与政府行为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其政策制定充分听取民众意见，且政策产出符合民众对于公共利益的预期。②狭义的政府信任强调政府行为与公共利益的契合度，民众预期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是衡量政府信任度的核心变量，从这个角度而言，政府要提高其信任度，必须与民众充分互动，通过双方的良性互动满足民众对于公共利益的预期。广义的政府信任通常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支持度紧密相连。对于广义的政府信任，诺瑞思(Norris)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她认为政府信任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公民对于所在政治共同体的信任，也就是对于国家的信任，这是最高层面的信任；第二个层面是公民对于政治共同体实行的政治制度的信任；第三个层面是公民对于政治行为主体的信任。③ 二是政府信任的层次问题。主要指民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差别问题，也就是费孝通所讲的信任差序格局问题。在美国，民众对于不同层级政府的政府信任分布情况呈现出了近似金字塔的结构，即民众对于联邦政府的信任度略低于州政府，对州政府的信任度又略低于地方政府。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与联邦政体对此结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针对中国的政府信任差序问题，学术界也展开了诸多研究，但是研究结论却与根植于美国的相关研究恰恰相反。史天健研究发现，中国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中国民众对于官员的信任度与对于政治制度的信任度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对于官员的不信任并没有导致其对于政治制度的不信任。④李连江基于中国农村的相关研究再次印证了这一研究结论，他发现，中国民众的政府信任分布从高到低分别是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级政府、乡政府。⑤ 三是关于政府信任的解释变量问题。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是影响政府信任的核心变量。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性因素是影响政府信任的关键，这一点被某些学者称之为“内生性路径”。具体来讲，就是民众的政府信任来自于其对政府机构和领导人表现的感知，如果政府机构和领导人能够为民众提供预期产出，将大大提高民众的政府信任度。⑥这一解释侧重于对现实层面的政府绩效的强调。文化主义派别认为(或者是某些学者称之的“外生性路径”)，民众对政府的支持态度更多来自于制度外的文化规范因素，换句话说，对于民众政府信任态度的影响力而言，文化认知因素要多于政府绩效因素。⑦例如，民众对于政府机构和领导人的信任可能只是人们一般人际关系中信任的扩展与延伸，或者是来自于早期的社会生活。长期以来形成的风俗与文化氛围对于政府信任也存在着关键性的影响。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都暗含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政府信任主要来自于文化价值因素，而不是政治制度因素的话，政府企图通过提高政府绩效来提高信任度的效果会比较有限。 我国学术界对于政府信任问题的研究集中于信任度测量这一基本问题上，对于测量结果的解释较为宏观。对于民众的政府信任度测量问题，近年来多个科研机构进行了基于大规模样本的调查研究。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持的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其中涉及到了政府信任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6年4～6月进行了有关中国社会心态的调查，调查显示，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⑧孟天广系统梳理了1990～2009年的多次调研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结论。⑨ 我国的政府信任呈现出“央强地弱”的特点，学术界基于制度因素与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马得勇认为，在一个具有威权统治历史的国家，民众的政府信任更多是基于对权威的崇拜和依赖。⑩唐文方则研究发现，我国民众的政府信任态度并不能一概而论，更多取决于政府的制度化表现而不是传统价值。(11)郑建君的实证研究发现，公民的政府信任与其政策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而公民的社会公正感知调节了政府信任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12) 本项研究基于对全国34个主要城市的随机调研，关注我国城市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和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因素。我们的假设是，影响政府信任度的因素是多层次的。政府自身的行为，即体制因素，当然对政府信任度有影响，但不是全部，民众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因素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我们重点分析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包括基本社会价值观、宗教信仰、社会信任和国际地位。同时，对于影响政府信任的个人因素，包括生活满意度、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是否党员等人口统计变量也在分析之列。 本项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研究样本的选取方面，我们研究的目标群体是我国城市民众，样本覆盖面更广。我们选取了34个主要城市的民众进行随机访问，所以研究结果是对于大陆地区城市民众政府信任度的整体反映。选择将城市民众作为目标群体的原因在于：我国城市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于2012年超过了50％，城市居民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其政治态度对于我国现实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从研究的有效性而言，城市居民整体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并且对于政府信任问题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和较为深入的思考，同时，城市民众的手机普及率更高，便于更有效、更科学地获取样本。 其次，我们样本数据的时效性强。近年来我国在政治领域特别是行政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改革，这对于民众的政府信任度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我们的数据是关于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的最新抽样调查数据。从问卷本身的设计来看，充分借鉴了国际上的经典研究，并对政府信任的核心维度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融合性分类。 再次，从研究视角而言，本项研究没有拘泥于政府信任变量的制度化因素和文化因素之争，而是基于对两种因素的综合理解并充分考虑到我国实时的热点议题，将变量融合、细化为四维度变量：基本社会价值观、宗教信仰、社会信任和国际地位，分析这四个维度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之间有何联系，对于前两个维度，我们的假设分别是： 假设一：基本社会价值观越保守的民众，政府信任度越高。 假设二：有宗教信仰的民众，政府信任度越低。 社会信任、国际地位维度目前在学术界有关我国政府信任问题的研究中鲜有涉及，所以本项研究对于这两个维度与政府信任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具体来讲，一方面，探寻我国整体城市民众的社会信任度处于怎样的水平，其与政府信任之间到底呈怎样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民众对于实现“中国梦”中国际地位的提升到底持何种立场？我国民众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渴望与其政府信任度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性？对于社会信任和国际地位这两个维度，我们的假设是： 假设三：社会信任度越高的民众，政府信任度越高。 假设四：对于我国国际地位期待越高的民众，其政府信任度越高。 最后，我们得到了中国城市居民在基本社会价值观、宗教信仰、社会信任、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期待方面的宝贵数据，让我们了解到中国城市居民在这些方面的思想状况。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项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10月至11月上海交通大学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题为“中国城市居民价值观”的调研项目，调研采用国际先进的计算机辅助电话问卷调查系统(CATI)开展。本次调研涵盖全国34个主要城市的居民，每个城市按照近100个样本抽取量，共随机抽取3491个样本(见表1和表2)。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与可信度，我们对于关键性研究环节进行了科学设计：首先是在样本选取方面，我们在电脑系统中输入确认每个城市归属手机号段的前7个号码，其余4位为系统随机产生，这保证了样本选取的随机性；其次，我们对于来自校内外的电话采访员进行了严格培训，具体到问卷的开场白与每一个问题，并且对于所有提交成功的样本的访问过程进行全程录音，由督导员进行一一核实，及时删除不合格样本。虽然每个城市近100个样本对于单个城市居民的代表性会有误差，但将34个城市数据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的分析具有统计学的意义。
三、政府信任及各维度的描述性统计 (一)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 学术界对于我国政府信任的研究中，测量民众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度是重要议题。多项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我国民众对于各级政府都表现出相对较高的支持度，特别是对于中央政府的支持度更是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高达70％的民众相信中央政府的决策。(13)对于我国民众对中央政府表现出的如此之高的支持度，学界从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分析解释。但同时，学术界也有学者对于我国政府信任度的测评方式提出了质疑，认为是测评工具的普适性存在问题。目前对于我国政府信任度的测评工具大多直接来源于国外，比如国际调研项目，或者是本土调研，但是借鉴了国外的调查设计，所以李连江认为这种全球化、标准化的应用于其他国家的测量工具在中国不一定适合，可能无法准确测量出民众政府信任度的真实水平。(14)
图1 我国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 我们认为，伴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和政府透明度的提高，以及民众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的觉醒，国外经典的测评工具在我国的适用性越来越强，可以较为准确地测评出民众的真实态度。本项研究中我们对城市民众的政府信任态度的测量是通过询问一个相对直接和简单问题进行的：“中央政府总是想着为老百姓做正确有益的事，您同意吗？”我们相信这个参照“美国大选研究(NES)”设计的问题可以测量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研究发现(见图1)，29.4％的民众给出了“完全同意”的回答，36.5％的民众给出了“基本同意”的回答，即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支持度为65.9％，与前文提到的几次调研结果相比，数据有所下滑，但是从数据时效性的角度而言，我们认为这一结果比较可信。另外，从国际上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还是处于中上等水平。 (二)基本社会价值观维度 本项研究对于民众基本社会价值观的考察主要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众的基本社会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基本社会价值观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功能，其转变将对于民众的政治认同态度发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具体说，我们认为价值观越保守的人对政府的信任度会更高。 长久以来，我们民众固守“中庸”“保守”“和为贵”的传统价值观，但是在多元文化潮流的涤荡下，民众的基本社会价值观是否已经更为开放和多元了呢？对于民众基本社会价值观的考察，我们所设计的题目与我国民众固守的传统价值观存在较大冲突，问题本身来源于日常生活中常见但是又存在一定争议的行为，如民众对于同性恋、安乐死、家庭暴力、堕胎等问题的看法。在我们的问卷中，我们希望了解受访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分数低表示不接受程度。我们的调查发现(见表3、表4)，民众对于同性恋、自杀等这些与我国传统伦理价值相悖的行为接受程度普遍偏低，68.5％的民众对于“同性恋”行为给出了低于3分的评价，即表示不能接受或者非常不能接受；同时86.5％的民众对于“自杀”行为给出的分数低于3分。对于“赡养父母责任问题”民众的回答依然体现出了我国浓重的传统孝道的色彩，68.6％的民众认为相对于国家责任而言，应该是子女承担赡养父母的主要责任。同时，虽然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但是仍有高达75.4％的民众并不认同“一个人挣的钱越多，越能体现他的人生价值”。
研究发现，纵然传统文化对于我国民众影响深刻，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众的价值观念还是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对于“家庭暴力”行为，民众表现出一边倒的态度，94.3％的民众表示不能接受或者是非常不能接受；对于“堕胎”行为，41.8％的民众给的分数为3分或者3分以上，表示不反对或者接受这种行为；对于“离婚”现象，71.5％的民众表示不反对或者接受这种行为；对于“安乐死”行为，高达67.7％的民众表示不反对或者是接受这种行为。 总体而言，我国民众的基本社会价值观还是处于较为保守的状态，但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之下，民众的基本社会价值观还是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更为开放和包容。 (三)宗教信仰维度 公民文化的类型是政府信任的文化因素中的重要解释变量，对于这一点，阿尔蒙德最早展开了系统研究，他认为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稳定性与否与其公民文化类型的匹配程度紧密联系，而公民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民众的情感与信仰，(15)可见，信仰因素是影响民众政府信任态度的重要变量。有学者认为西方国家的研究工具并不能解释我国政府信任问题，因为他们忽视了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我国民众的政府信任态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们对于权威的崇拜和依赖，而这种依赖和崇拜直接提高了民众的政府信任度。(16)我国民众对于权威的崇拜和依赖根植于独特的文化传统之中，所以信仰可谓多元而复杂，既包括原始宗教在民众中的传承，也包括人为宗教在民间社会的渗透，更包括民间的俗信和迷信等。(17) 本项研究对于我国民众的宗教信仰总体状况进行了考察，在问题设计上既包括对于主要教派教徒比例的调查，也包括对于民众民间俗信态度的调查。我们的调查发现(见表5、表6)，总体而言，调查对象中有明确宗教信仰的民众所占比例较低，仅仅为16.7％，高达83.3％的民众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在有明确宗教信仰的民众中，佛教徒比例最高，占到66.2％，再加上5％的道教教徒，可见我国传统宗教仍然占绝对主体地位。教徒人数排在第二位的是基督教，比例为17.5％。必须强调的是，本次调查仅仅针对城市民众，如果调查包括农村人口，有宗教信仰的民众的比例很可能会上升。从我国民众的民间俗信态度来看，对于“世界上有超自然力量主宰世界”这一朴素的民间俗信问题，62.3％的民众给出了否定回答。
(四)社会信任维度 社会信任作为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变量，学术界已经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最早关注两者之间联系的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他在对意大利的南北方进行考察研究后得出结论，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容易使人们形成利益集合，达成权利共识，进而参与公共事务。(18)对于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包括两派观点。一派认为，两者是相互独立的，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高低是看其具体表现来判定的。如有研究表明，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政府信任度由于社会动荡而被大幅削弱，但是社会的整体信任水平却并未下滑。(19)(20)另一派认为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度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这是相关研究的主流观点，这一派认为，政府信任实际上是社会信任的附属品和衍生品，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是从社会整体信任里分离出来的。如福山所认为，低水平的社会资本会导致政治功能的紊乱和失调，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必须依赖于高水平的社会信任，一旦社会信任降低，政府则必须运用强制力来规范社会关系。(21)同时，也有研究表明，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政府信任同样会对社会信任产生重要影响。(22) 学术界对于我国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的相关研究比较少，但研究结论基本上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认为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紧密联系，并且相互影响。如刘米娜和杜俊荣基于中国城市居民的研究认为，普遍的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23)谢治菊则通过对于江苏和贵州两地的农村进行调研发现，村民的政府信任态度对于其社会信任态度产生了显著影响。(24)我们认为，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表7呈现了我们对中国城市居民社会信任的调查结果。有64.8％的民众对于“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基本可以相互信任”这一问题持肯定态度，而且78.4％的民众表示对于素不相识的人也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这些数据表明，总体而言，我国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度还是比较高的。
(五)国际地位维度 国际地位维度的测量主要是探寻我国民众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渴望与政府信任度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宿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25)学术界对“中国梦”进行了深入研究，给出了多角度的解释，总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从国内来讲，民族复兴是一个全面复兴的过程，从国家层面而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卫生、外交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26)从民众层面而言，是指生活境遇全面改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其次，从国际来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让中华民族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列，全面提升国际地位，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同时我们国家的发展必须要与全人类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要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27)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衡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指标应该是我国的国际地位，即我国在重要国际议题中的影响力，这是民族复兴国内与国外两个维度的综合体现，因为外交本身也是内政的延续。基于此，我们认为民众对民族复兴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期待会影响到他们对政府的信任。也就说，对中国国际地位期待值越高的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度越高，希望中央政府能够有能力和智慧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我们的民众对于我国的国际地位存在怎样的期许呢？对此，我们设计了下面的问题。
我们的调查发现(见表8)，民众对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给出了较高的期望值，66.7％的民众认为我国应该在亚洲事务中起主导性作用，另55.9％的民众认为我国应该在全球事务中起主导性作用。这一点也不难理解，从民众的角度而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经历的种种苦难深深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这使得民众对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渴望异常强烈，他们非常希望我国的国际地位逐步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两组数据的对比可以发现，民众期待“我国应该在亚洲事务中起主导性作用”比“我国应该在全球事务中起主导性作用”高了10个百分点，这反映出民众的态度相对理性，这一结果还体现出了民众对于我国目前综合实力的衡量。 四、各维度与政府信任的回归分析 通过对各维度与因变量政府信任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如表9所示)，四大维度中，只有宗教信仰维度与政府信任之间没有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其余三个维度与政府信任的相关性均比较显著。具体而言，首先，基本社会价值观维度与政府信任之间呈现出了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基本社会价值越趋于传统的民众，其政府信任度越高，换言之，基本社会价值观越开放的民众其政府信任度越低。上文已经提到，目前而言，我国民众的基本社会价值观总体而言比较保守，但是正逐步走向开放和多元，这是否意味着在未来伴随着我国民众价值观的进一步多元化，政府信任度会随之逐步降低呢？我们认为，结论并不是肯定的。研究发现，基本社会价值观趋于保守的民众主要是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就是说其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可与传承基础上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政府要保持或者提升其信任度应该进一步弘扬和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当然，这不是要盲目排外，在此基础上，同时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形成一种健康、包容的文化氛围，这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秉承的理念。我们要强调的是，价值观的开放与包容并不一定意味政府信任度的下降，关键是政府本身应该也趋向于更加开放、透明，两者之间可以形成良好的互动。
其次，社会信任维度与政府信任之间呈现出了非常高的正相关度，社会信任度越高的民众也越信任中央政府，所以良好的社会格局对于提高政府信任度和国家稳定性至关重要。前文已经提及，我国的社会信任度总体而言属于比较高的，政府要继续保持较高的政府信任度，需要进一步保持和提升社会信任度，所以进一步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对于政府信任度而言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通过良好的制度建设，将“讲诚信”内化为一种价值认知，从而形成一种人人讲诚信的社会氛围。同时，从长远来看，要进一步加强诚信教育，特别是“从娃娃抓起”。要坚持制度建设与文化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社会信任度。 再次，国际地位维度也与政府信任之间呈现出了非常高的正相关度，民众把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中央政府的领导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中华民族复兴这一宏伟“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民众坚信中央政府可以带领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央政府要继续保持较高的信任度，必须着力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进而提升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当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国际还有国内这一个关键向度，我们认为，就现阶段而言，国内向度的核心工作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最后，宗教信仰维度与政府信任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一点与前文的预定假设并不一致，说明民众对于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的区分还是比较明确的，所以我们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民众的宗教信仰问题，也就是说，民众的宗教信仰不会影响到他们对政府的信任。 我们整体的结论是，假设一、三、四成立，假设二不成立。另外，从个人因素来看，除了性别、收入因素，其余几个因素均与政府信任呈现出了显著的相关性。对于民众个人因素的考察，我们加入了“生活满意度”这一变量，我们的问题是“总的来说，你觉得目前的生活幸福吗？”，59％的民众给出了“比较幸福”或者“非常幸福”的回答，33.5％的民众认为“一般”，6.4％的民众表示“不太幸福”或者“非常不幸福”。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越高的人其政府信任度也越高。从党员因素来看，党员的政府信任度显著高于非党员。从年龄因素来看，年龄越大的民众其政府信任度越高，这也再次印证了前文的发现：年轻人的基本价值观更趋于多元，相比而言，其政府信任度比较低。从学历因素来看，学历越高的民众其政府信任度越低。这些发现与国内外其他学者关于政府信任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 五、结语 社会信任危机，特别是政府信任危机，关系到社会和政局的稳定，我们此项研究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大范围实证调查来考察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度。 基于对中国34个大城市抽样调研的数据，我们发现中国民众的政府信任度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属于中上等水平。三分之二的中国城市居民相信中央政府总是想着为老百姓做正确有益的事，这同社会上流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也部分解释了中国整体稳定的局势和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另外，我们还发现：首先，纵然我国民众的基本社会价值观依然闪烁着传统文化的光芒，但是有多元化的趋势，特别是在中国城市居民中。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当中，多元文化是现代化、城市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其次，民众的宗教信仰也趋于多元化，且基督教教徒人数近年来在我国呈激增态势。宗教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我国政府如何在信教人数增加的情况下处理好宗教问题以及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关系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再次，我国社会的整体信任度是比较高的，民众渴望对于他人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民众对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表现出了较为强烈的渴望，期待我国在亚洲，乃至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推行的大国外交政策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 本文研究的第二个目的，也是更重要的目的，是力求探寻中国城市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的来源。我们从四个维度进行了探索，即社会价值观、宗教信仰、社会信任和民众对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期许。我们的研究发现，价值观越传统的民众、社会信任感强的民众和对中国国际地位提高有期待的民众对中国中央政府信任度高；而有无宗教信仰与政府信任无关系。另外，个人幸福感强的城市居民以及党员、教育程度低的人和年长一些的人对政府更加信任。 我们的研究发现对政府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有现实意义。从政府角度而言，除了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政府信任度外，还要通过其他手段提高政府在公众中的信任度。也必须顺应历史潮流，理性看待民众基本价值观的多元化趋势，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开放和包容的社会氛围，以提高民众的政府信任度。继续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工作，进一步提高社会信任度。规划好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让民众感受到政府的伟大决心与英明决策。 我们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调查对象只局限于中国大城市居民，没有包括中小城市和广大的农村地区，这造成我们的描述性数据有局限性。研究维度也有改进的空间，将来的研究可以增加更多的维度和自变量。 注释： ①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②Marc J.Hetherington,"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2,No.4,1998. ③Pippa Norris,"Introduction:The growth of critical citizens?",In Pippa Norris(Ed.),Critical Citizens: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19. ④Tianjian Shi,"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Comparative Politics,Vol.33,No.4,2001. ⑤LianJiang Li,"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Modern China,Vol.30,No.2,2004. ⑥William Mishler and Richard Rose,"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4,No.1,2001. ⑦William Mishler and Richard Rose,"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4,No.1,2001. ⑧王俊秀、杨宜音、陈午晴：《2006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民主与科学》，2007年第2期。 ⑨孟天广：《转型期的中国政治信任：实证测量与全貌概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⑩马德勇：《政府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5期。 (11)Qing Yang and Wenfang Tang,"Exploring the Sources of Institutional Trust in China:Culture,Mobilization,or Performance?" Asian Polities & Policy,Vol.2,No.3,2010. (12)郑建君：《政治信任、社会公正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6期。 (13)Tianjian Shi,"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Comparative Politics,Vol.33,No.4,2001. (14)LianJiang Li,"The Object and Substance of Trust in Central Leaders:Preliminary Evidence from a Pilot Survey",Paper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Seattle,Washington,USA,September 1～4,2011. (15)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第6～24页，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16)马德勇：《政府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5期。 (17)钟祥虎、范晓颖：《民间信仰研究述评》，《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18)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9)Jack Citrin,"Comment: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Trust in Governmen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8,No.3,1974. (20)Marc J.Hetherington,"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2,No 4,1998. (21)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公民社会与发展》，见曹荣湘：《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第71～91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22)Staffan Kumlin and Bo Rothstein,"Making and Breaking Social Capital:The Impact of Welfare-State Institution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8,No.4,2005. (23)刘米娜、杜俊荣：《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3年第2期。 (24)谢治菊：《村民的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来自贵州和江苏农村的调查》，《探索》，2012年第3期。 (25)习近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人民日报》，2012年11月30日。 (26)宋维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光明日报》，2013年2月4日。 (27)石仲泉：《“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北京日报》，201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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