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几个认识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并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中央明确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
当前,在为什么和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我想就此谈一点看法。
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历史表明,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全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顺利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跌入低潮的大环境下,我国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的欣欣向荣的局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总结历史经验,我们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并载入《党章》和《宪法》。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目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我国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在前苏联和东欧剧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它们对我国的思想渗透、“西化”“分化”的攻势有增无减。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结构、就业方式、收入来源、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应的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儒学等等错误思潮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蔓延。这些思潮的代表人物,或者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理论,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实行全盘西化;或者照搬社会党的修正主义理论,要求把做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或者照搬儒家学说,主张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回到封建制度去。所有这些思潮,尽管观点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要求抛弃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用各色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在一些报刊、出版物上频频出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甚至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断受到冲击。如果听任这些观点自由泛滥,势必造成党内以及整个社会的思想混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会崩溃,最终会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事实证明,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坚决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任何一个政党,都把反映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理论、观点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都不会允许反映别的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思想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理所当然地要把反映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但是,当前在我国社会上甚至党内出现了一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民主”的旗号下,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他们把规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斥之为“思想垄断”,要求各种思想平等竞争,各种观点“自由发表”、“自由争论”。这些人故意把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意见、观点的多样性对立起来,借所谓不同意见的批评和争论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不同学派中平等的一派,要求允许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在党内合法存在,并同马克思主义“自由竞争”。据说,只有指导思想多元化,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应该看到,任何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总是由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任何社会都不会允许、也不可能存在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西方国家就从来不允许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居于指导地位,甚至当宣传某些马克思主义观点危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时,西方国家不惜使用暴力进行镇压。例如,美国共产党仅仅因为党纲中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便横遭迫害,其领导人身陷囹圄。西方国家都有一套系统的方法和手段来对他们的官员、学生、群众、军队灌输资本主义的思想、价值观和政治信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抓得很紧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掌握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为了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理应旗帜鲜明地宣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共同发展,社会上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不能同马克思主义并列,形成多元的指导思想。相反,在我们党内决不允许非无产阶级思想合法存在,更不允许它们自由泛滥。即使在党外,我们也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引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通过民主的、自由的讨论,澄清是非,决不能放任自流、听之任之。
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后果极其严重。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这些主义不是并行不悖、互不相干的,而是处于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斗争中。在当今社会里,正如列宁所说的:“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1][p.38]由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着强烈的反作用,因此各个阶级都十分重视抓意识形态,都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思想斗争、理论斗争就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之一。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斗争中此消彼长,而不是和平共处。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1][p.38]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最高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客观上就是支持和放纵资产阶级思想的蔓延,势必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灾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殷鉴不远,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以会解体,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苏联共产党所以会失去政权并顷刻瓦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理论上政治上出了问题。他们的思想早就变了,在社会底层涌动着一股暗流。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前后经过30多年,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导致党内思想混乱,思想政治上彻底解除武装。苏联共产党从思想涣散走到组织瓦解,教训是很深刻的。
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政治阵地
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在斗争中确立和巩固的。在我国思想政治战线上存在着激烈的争夺阵地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局决定着马克思主义能否保持指导地位,最后决定着我国社会向何处去。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以后,明确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2][p.231]今天,离开毛泽东同志这些论断已经近50年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同志上述论断的基本精神并没有过时,就当前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状况来说,可以说是切中时弊的。这些年来,社会上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违背的思想言论时有出现。在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重大问题上,一再出现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观点,这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对于违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违反改革开放政策、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想和政治观点,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攻击,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听之任之,任其自由泛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与各种谬误的斗争中确立、发展起来和不断深入人心的。听任错误观点蔓延,让它去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我们的意识形态,势必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危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党的历史和当前斗争的实践都表明,在思想政治战线,始终存在着谁来占领阵地的问题。这一阵地,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去占领;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必然去占领。在这里,不存在“真空”,不可能保持“中立”。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有清醒的“阵地意识”,自觉地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地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开展思想斗争,主动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有人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原则已经载入《党章》、《宪法》,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自然而然就已经确立和巩固了,无需为此做占领阵地的工作了。这种认识是不对的。要知道,尽管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工人运动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需要从外部“灌输”,广大党员、干部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而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尽管马克思主义已经居于指导地位,但人类社会的几千年私有制统治的影响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人民群众中间仍广泛存在,而且是根深蒂固的。加之在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科技上、军事上处于优势,在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占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把它们传输到国内来。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工作阵地客观上存在着争夺与反争夺的激烈斗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主动地、积极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意识地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思想阵地。这项工作应该坚持不懈地经常地开展,不能有丝毫松懈。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反映,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放之四海而皆准”,不是有对有错,也不会过时。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但马克思主义又是与时俱进的学说,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教条,而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着、完备着,不断以新的知识、新的结论丰富自己。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在不断同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因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谈发展,就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变成别的什么主义了;同样,不发展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坚持,因为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回答新的问题,阵地也就守不住了。
要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关键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具体结论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必须坚持的,丝毫不能动摇,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分法论,它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的就是坚持由它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理论体系。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一定时代、一定环境的具体情况,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判断、观点、公式,是可以而且应当变化和发展的,因为条件变化了,研究的对象不一样了,具体结论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这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含义。
马克思、恩格斯就作了这样的区分。1872年,他们为《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写了一个序言,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由于最后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3][p.248—249]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是不会过时的,过时的只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同时,随着实际经验的积累必须修改党的纲领,但修改不等于放弃一般原理。
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它的基本原理是稳定的,但随着条件的变化又不断发展,因而显示出阶段性。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既不能因为基本原理的稳定性否定发展的阶段性,也不能因为发展的阶段性而否定基本原理的稳定性。有人提出“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认为应该用“现代马克思主义”取代“传统马克思主义”。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它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当作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了;这种看法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信念,仿佛有的马克思主义是对的,有的马克思主义是错的,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因而它不可能是停滞的、僵化的,必然在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不断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起来。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总结建党24年的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70年代末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了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功和失误的历史经验,也总结了国际的经验,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设党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都是其发展历程的不同阶段。它们是统一的,其统一性就在于,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基本原理是一样的,根子都是马克思主义,它们都是同一条根上生长的繁枝茂叶。对于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不能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用一个否定另一个。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解放思想是一致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是指使我们的思想从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错误观点束缚下解放出来,目的是做到主观符合客观、思想符合实际。所以,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一致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同时,也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这样理解解放思想,我们就可以看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解放思想是统一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4][p.279]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的思想才能符合客观实际,才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它从根本上揭示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如果我们不掌握马克思的理论武器,就不可能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社会现象,不可能正确地分析和处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就容易受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主观思想就不可能符合客观实际。所以,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解放思想时,总是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
有的人在宣传解放思想时,往往把解放思想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立起来,借口解放思想否定马克思主义。他们把解放思想理解为使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中(至少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原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似乎理论创新的重点就是找马克思主义的错。仅仅从理论上讲,这种做法犯了一个方法论的错误,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在具体条件下运用这些原理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混为一谈了。上面讲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映了自然界、尤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决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是统一的,不会有对有错。至于说到运用这些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具体结论,情况就不同了:有的是对的,有的则可能是错误的,这取决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和对实际情况的了解程度,换句话说,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得好不好。而且随着形势和条件的变化,这些具体结论也应该发生变化。解放思想,应该抛弃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具体问题时得出的某些错误的或者过时的具体结论,而不应该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恰恰相反,科学意义上的解放思想,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实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分析问题,是得不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做到解放思想。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注意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把经典作家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得出的具体结论,当作固定不变的教条,搬到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今天来,不懂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应当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以新的经验、新的结论发展马克思主义。持这种教条主义态度的人,不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而是以经典作家某个本本为依据来判断是非对错。他们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实践的指南,而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可以为各项具体工作提供现成答案的百科辞典或日用大全。其实,早在19世纪末列宁就曾指出:“从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笑。”[5][p.12]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种教条主义曾经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重大损失,毛泽东和邓小平同这种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证了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大业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发展。
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圭臬。在当前,这种迷信突出地表现在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上。例如。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改革问题时,最为流行的方法是,把新自由主义各种流派诸如新制度主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等,当作分析的前提和逻辑框架以及判断对错的准绳,言必称科斯、弗里德曼、布坎南等等,仿佛他们的学说就是真理,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万灵药丹。在某些刊物上已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了,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词句也不见了,通篇充斥的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及经济改革的实际工作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毫无疑问,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各种文明成果相互借鉴,有利于人类的共同进步。我们党历来主张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经验和知识,邓小平甚至把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赢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的必要条件。但这决不意味着在思想政治上要改弦易辙,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陷入对西方理论的迷信,用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或者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势必滑进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陷阱,使我国陷入动乱、停滞和倒退,重新沦为西方的附庸。
这两种教条主义、两种迷信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它们都是从本本出发,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背离人民的根本利益。经过多年的斗争,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反复进行艰苦的思想工作,第一种教条主义在理论战线和经济改革实践中的影响已经日渐式微,这是解放思想的巨大成果,也是党和人民创新精神的伟大胜利。对于第二种教条主义,“理论工作者中早有质疑,党的领导人也有所告诫,但是至今未引起思想理论界应有的反响。”[6] 对于西方的理论和学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还缺乏认真的鉴别,往往把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理论观点,甚至一些已经被西方抛弃了的过时的政策主张,当作理论创新的成果,向各个学科渗透。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洋教条主义、洋迷信在理论界、特别是在经济改革实践中的影响还有上升的趋势。假如我们忽视这种教条主义、这种迷信的危害,我国改革的方向就会发生变化,全盘西化的威胁就会向我们逼近,劳动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如果出现这种情景,我们就犯下了历史性的错误。前苏联及东欧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陷入这种洋迷信,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不仅毁灭了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出现了经济倒退、政局动荡、社会不稳、人民生活下降的困境,这一沉痛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正确处理一元化与多样性的关系
我们强调指导思想必须一元化,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绝不是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只允许一个学派、一种观点存在,只能用一种声音说话。相反,我们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表明,凡是“双百”方针贯彻得好的时期,我国科学文化就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相反,忽视甚至破坏“双百”方针,就出现万马齐喑的萧瑟景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和发展科学文化的必由之路。
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学派、意见、风格的多样性是统一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指我们的科学文化工作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开展,是指一切科学文化工作都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把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最广大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并采用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方法,在基本原则问题上有统一的认识。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并不妨碍意见的多样性,也不妨碍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不仅允许而且鼓励不同意见的相互批评和争论,反对“一言堂”,反对专横独断,主张通过自由讨论,发展正确意见,克服错误观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正如列宁指出的:“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7][p.209]正确处理“一元”与“多样”的关系,在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前提下实现多样性,而多样性承认并表现根本问题上的一元化,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坚持“双百”方针统一起来,这是繁荣和发展科学文化的根本保证。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中,还必须正确对待舆论的一律与不一律的关系。我们的舆论应该是既一律又不一律。在建党立国的基本原则问题上,舆论宣传应该是一律的,不应该出现杂音。党有《党章》,这是对建党基本原则的规定,每一个党员都应该遵守;国有《宪法》,这是对立国基本原则的规定,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一切违反《党章》、《宪法》的言行,都是不允许的。在这方面没有统一的认识和严格的要求,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就没有精神支柱,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就谈不上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根基。敌对势力是看清了这一点的,所以,他们集中攻击的就是建党立国的基本原则,力图以此为突破口达到拔掉社会主义中国这个“眼中钉”的目的。然而我们有的舆论工具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往往出现违反《党章》、《宪法》的言论,该“一律”的地方“不一律”。例如,有的人公开主张“全盘西化”,在政治上宣扬取消、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攻击人民民主专政,主张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在经济上宣扬私有化,主张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有的在思想文化上诋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等等。这些违反《党章》、《宪法》的言论,屡屡见诸报刊,甚至出现这样的怪事:境外某著名的新自由主义者,公开攻击“马克思为祸最深”、“马克思由头错到尾”,吹嘘他“三招两式”就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打得“片甲不留”,叫嚷要“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一颗钉子”,断言“中国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共产制度迟早会瓦解”,这样一个赤裸裸的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却被请来到处发表讲演,真是咄咄怪事。
我们强调在建党立国的根本原则(具体说来就是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舆论必须一律的同时,主张在人民内部,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舆论应该是不一律的。利用我们的报刊、讲坛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并相互展开争论,这既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又是繁荣科学文化的必不可少的途径。只有民主的、平等的讨论,才能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科学文化才能出现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只准发出一种声音,用政治高压手段封杀其他观点,搞得各种舆论工具千人一面,毫无生气,不仅扼杀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而且这种局面也是维持不久的,因为它必然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我国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情景就是一个例证。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看,正确处理“一元化”与“多样性”、舆论“一律”与“不一律”的关系,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展科学文化的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往往不是偏向这一面,就是偏向另一面,而且经常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认清两者的统一性,多一点辩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这样,才能保证科学文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行“兼容并蓄”方针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注意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先进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也就是说必须注意“兼容并蓄”。人类文明是有继承性的,只有继承和吸收前人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人类社会才能发展。任何一个新的社会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都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说,新社会是建立在旧社会废墟上的,这一方面是指新社会对旧社会的否定和扬弃,另一方面也包含有继承旧社会制度下创造的一切有用的东西这一层意思。这一点,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例外。列宁曾经严厉批评那种认为“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想法,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8][p.252]“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9][p.285]“百川归海,有容乃大”。只有对不同学派、不同理论观点、不同风格采取宽容的态度,允许它们自由讨论,在争论中辩明是非,才能有科学、文化的繁荣昌盛。但是,当我们讲“兼容并蓄”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把我们的意识形态搞成一个什么都有的“大杂烩”,而没有一个“主心骨”。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时谈论“兼容并蓄”,必然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谁来继承和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好的东西?“主体”是什么?这里有一个“体”与“用”的问题。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国人民,必须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吸收,为我所“用”。第二,继承和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立足现代来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而不是复古;立足中国来吸收西方国家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而不是照搬。“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切都服务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开这一点,抽象地谈论“兼容并蓄”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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