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文化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4)06-0159-06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①中国梦是一个多维的概念，相比其他维度而言，它具有突出的文化特色、深刻的文化内涵、强大的文化功能，因而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它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形象表达，又必将影响和作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一、中国梦具有突出的文化特色，它形象表达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理想 从词语上看，“中国梦”可能算不上新提法，甚至可以说由来已久，但是其具体所指内涵不一。从概念上讲，“中国梦”是崭新的，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新理念。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对中国梦的基本内涵、重要价值、实现路径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赋予中国梦以崭新的时代意蕴，给它深深地打上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烙印，使之具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作为一个新的概念趋于定型化、科学化。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一新概念具有突出的文化特色。 1.鲜明的文化底色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梦想的底色是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赋予梦想以不同的底色。在对待个人与集体、本国与他国的关系问题上，与其他国家的梦想相比，中国梦因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大同胸怀而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色。在个性、自由、变化、竞争等美国核心价值观念的支撑下，形成了以街头篮球、好莱坞电影、快餐连锁等为代表，以多元、包容、新奇等为主要特征的当代美国文化，催生了以“拥有一套房子、一辆车子、一只狗子”为主要家庭目标的当代美国梦。③有人认为美国梦就是个人主义的梦，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尽管不太准确，但也有一定道理。美国梦无疑具有美利坚的爱国主义色彩，但是，这种色彩往往受到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的遮蔽。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个人与集体、小家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就以家国情怀这种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古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追求，今有“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之吟唱。可以说，自中华民族以屈辱的姿态进入近代史以后，中国人对家的悲欢离合与国的兴衰荣辱之间的内在关联有了更深刻、更真切的理解，因而催生了愈加强烈的家国情怀。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家国情怀涵养出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基本内涵的中国梦。习近平2013年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百余年的留学史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希望广大留学人员继承和发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秉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始终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努力志向，自觉使个人成功的果实结在爱国主义这棵常青树上”④。 在本国与他国的关系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推崇以和为贵、向往世界大同。一些国外人士根据西方国家依靠海外掠夺、他国供养的发家之路，以所谓的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将中国梦曲解为“霸权梦”，甚至将中国视为一个将要摄取世界灵魂的可怕的“墨菲斯托”(Mephisto)⑤。实际上，中国梦的底色，是标志和平的“橄榄绿”，因为“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中国梦需要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实现梦想。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历经苦难，中国人民珍惜和平，希望同世界各国一道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⑥。习近平的这段话不仅突出了中国梦和平的价值追求，而且阐明了中国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相处之道。中国梦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梦，而且是奉献世界的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中华民族始终崇尚的品德和胸怀。”⑦打破“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创造人类发展的崭新形态，是中华民族大同胸怀的当代表现。 2.形象的话语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而是“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⑧中国梦亦是如此，它决非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观臆造、理论发明，而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和实践追求的自觉表达。“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梦之旅，犹如人之登山。人处山脚，气力很充足，身手敏捷；达于山腰，气力有大减，行动迟缓；近于山顶，气力似殆尽，步履艰辛。可见，离山顶愈近，愈需要重振气力，愈需要精神支撑。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战略机遇期，也面临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期；正处于距离实现中国梦最近的历史关节点，也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既因发展成就而具有梦想未来美好生活的充足底气，也因发展中的问题而产生向往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此时，我们尤其需要凝神聚气。就此而论，中国梦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⑨ 中国梦具有理论、战略、文化等多方面的意义，存在着多种解读维度。就理论维度而言，由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对其作过系列阐发，因此，中国梦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形态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并且经过不断地深化、拓展和一段时期的理论沉淀之后，其理论特色必将更加突出。就战略维度而言，由于中国梦生动表达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且与“三步走”战略、“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直接相连，因此，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在我们看来，相比而言，中国梦所实现的话语创新、所具有的文化特色更为突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一直期盼实现伟大复兴。对于这一期盼，先后有过不同的概括和表达，诸如奋斗目标、民族理想等。相比其他提法而言，中国梦的提法富于想象力、更具亲和力。它既准确表达了奋斗目标、民族理想的含义，又因“梦”给人以遐想，不仅表现在它为每个中华儿女留下了自己的想象空间，而且表现在寻梦、追梦、圆梦的“梦系列”高度契合了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形象地反映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难历程、动态过程。此外，中国梦因与其他国家人民的梦想相通而便于国际交流。在当前的国际文化交流中，要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让他国人民认同中国的发展理念，需要我们采取合适的话语方式。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从拿破仑的“睡狮论”讲起，很自然地得出新的“醒狮论”——“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⑩。可以说，这是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典范。总体看来，中国梦的提法具有大众性，便于传播，易于接受。话语是时代的记录，话语的创新为人们追寻时代的发展轨迹提供了敏感信息。“中国梦”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故事、中国声音等话语的高频使用和广泛传播，表明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了新的话语群。这一话语群的形成，实现了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中国话语与外国话语之间的有效对接，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不仅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亲民务实、善于沟通的新形象，而且成为中华民族在精神文化上“站起来”、“富起来”的文化标识。(11)它是对个人幸福的小梦与国家富强的大梦互生互动、造福中国与造福世界辩证统一关系的形象表达。 二、中国梦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它生动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强烈要求 精神文化生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文化因素的发展是人类发展的重要表现。人存在的根本意义只有在人的精神世界里才能得到最充分的解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内容，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 1.承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逐梦精神 不同国家人民各自具有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特征，反映了各不相同的国家精神。黑格尔曾经在《历史哲学》中指出，世界历史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引领世界历史，就在于其优秀的国家精神；引领世界历史的民族必须注重理性自由。应该说，黑格尔的有关思想虽带有西方中心论的痕迹，但上述论断不无道理。一个民族如果只重物质生活、囿于世俗当下，注定是不会走远的。 伟大的民族拥有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不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严酷，都能生生不息、创造不止。究其原因，就在于具有自强不息、超越当下的逐梦精神。即便是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甚至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都未能泯灭掉中国人民的生活梦想，反而催生出丰富多彩的梦想世界。在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一直表现出并延续着强烈的逐梦精神。从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飞天神话，到“敢上九天揽月”的现代豪迈，再到神舟十号载人航天的壮丽篇章；从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环境治理传说，到“天堑变通途”、“高峡出平湖”的伟大创造，再到南水北调的惊世壮举；从悟空大闹龙宫、哪吒闹海的古代想象，到“敢下五洋捉鳖”的现代誓言，再到“蛟龙”载人深潜的世界纪录，可以说，蕴含在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梦想，始终是激励中华民族超越自我、成就伟业的强大精神动力。航天梦、深海梦、生态梦，富强中国、平安中国、美丽中国，构成了中国梦多维的、动态的当代图景，继承并发展了中华民族的逐梦精神。 2.回应中华民族当下的文化诉求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由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工业化、信息化正在深入推进。这既带来了社会物质领域的巨大变化，也带来了社会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植根于小农经济、被世代中国人作为精神依托的传统道德观念，遭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网络文化大潮的严重冲击；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提倡的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念，遭受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主义、逐利原则的严重冲击；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下的社会文化领域，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遭受到各种西方思潮涌入的严重冲击。面对这些冲击，中国共产党始终有着清醒认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再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复杂性、特殊性，我们在既有的文化价值体系遭受严重冲击之时，未能及时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令人信服的文化价值体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许多人内心深处不再有什么神圣的东西，笼罩着一种在精神上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放逐者意识，并由此陷入难以名状的精神焦虑之中。与此同时，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一些党员干部信仰缺失，有的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中华民族历来重视精神文化生活，决不能任由这些消极的因素滋生，决不能任精神文化上的焦虑症、“软骨病”流行。(12)可以说，中国梦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精神文化指向性。 3.指明中华文化复兴的方向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3)据《自然科学大事年表》，明朝以前世界上重要的创造发明和重大的科学成就大约300项，其中中国大约175项，占总数的57％以上，其他各国约占42％。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虽然引发了诸多文化追问和观点争议，但在当下至少给我们以如下启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复兴。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推进文化发展繁荣，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指出：“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4)习近平近期在关于中国梦的系列讲话中更是反复强调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他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指出：“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15)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16) 实现文化复兴，要避免文化自卑和文化虚骄。文化复兴既非简单地再现昔日的文化样态，因为复兴不等于复古，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也非简单地再现昔日的文化强势，因为当前及今后的国际文化竞争难以出现一家独尊的局面。实现文化复兴，无疑要重归文化强国的地位，即要占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赢得国际话语主动权，从而有能力、有资格为世界文化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精神文化上的自觉、自信。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需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正确看待中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在农耕文明时代和小农经济、宗法制度环境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同时代和提出者阶级地位的烙印。虽然因时代和提出者的不同在侧重点和具体主张上有所不同，但从总体上看，它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一些方面不能适应当前现代化建设、民主法治进程和民族复兴大业的现实要求。因此，必须站在时代的和历史的高度，对它加以细心清洗和现代转换，才能使之在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实施这项宏大的工程，需要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里主要论及的是传统美德，其实包含着对待传统文化的一般方法论原则。“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17)这就对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三、中国梦具有强大的文化功能，它高高树起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旗帜 习近平2013年11月在考察山东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在唯物史观看来，文化不仅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而且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梦不仅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色、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具有整合社会共识、引领全面复兴、塑造共同理想等强大的文化功能。 1.整合社会共识 中国梦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形象表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国家精神的一种象征。对于国家精神的作用，可以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来理解。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来看，国家精神的作用可以从社会意识的能动性，人的精神需要、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转化，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关系，社会意志合力等原理中获得解释。例如，恩格斯晚年在致布洛赫的信中对“意志合力”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8)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意志合力”无疑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精神，即亿万民众意志的共同表现。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优秀的国家精神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它区别于他国的国家精神并表现出自己的优点，因而成为该国发展的比较优势；它反映了后发国家“后来居上”的追赶意识，因而成为其发展的后发优势。二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对此给予了证实。(19)从社会整合理论角度来看，当代社会由于急剧的社会变迁引发了激烈冲突，而亟待发挥精神因素、文化共识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作用，亟待通过国家精神的社会化将规范、价值和信仰等文化因素内化成为个体的自觉，从而发挥消除隔阂、弥合分歧的社会整合功能。(20)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转型，出现了社会思想的多元多样多变，引发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思想隔膜。当下的中国人并不缺想法，缺的正是共同的理念。中国梦找准并凸显实现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这一共同愿景，表达出13亿中国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具有打通群体隔膜、整合社会共识的强大功能。 2.引领全面复兴 在人类思想史上，精神文化因素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早已引起关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针对将唯物史观归结为“经济决定论”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反复强调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绝非只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还要受到精神文化因素的影响。“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21)列宁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针对当时苏俄文化落后的实际，反复强调：没有一定的文化前提，就建不成共产主义。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D.Wolff)认为，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影响，它们互相创造彼此，“所有的不同方面均塑造其他方面，并同时被其他方面所塑造”(22)。这一观点体现了沃尔夫一再提倡的“多元决定论”，对于打破“经济决定论”的解读惯性具有很强的理论针对性。 “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23)这一时期的文化繁荣，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品格，进而引领了其后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走了一条下坡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引领中华民族步入一条新的上坡路。这种文化发展引领社会发展的现象，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引领欧洲发展、“美国梦”助推美国社会繁荣等史实中也可得到证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社会发展诸要素之中，文化是调理各个要素协同发展、相互耦合的关键。“经济社会的运行需要通过文化的反馈形成系统的回路。当文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时，会形成一种正反馈，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当文化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时，就会形成一种负反馈，从而束缚甚至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24) 中国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理念，不仅对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而且对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中华民族历来重视精神文化生活，并且深谙“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的内在逻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指出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25)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在物质上不能贫困，在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有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富有的民族，才是一个真正有强大生命力、凝聚力的民族。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格局中，中国梦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内生要素，是促进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生态等要素协调发展、相互耦合的精神力量。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又推动着伟大的事业。可以说，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中国梦已然成为一种崇高的精神支撑。 3.塑造共同理想 理想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它是活动主体在思维中对活动的结果，即活动所希望创造的未来对象的主观观念形式的建立。它必须通过主体运用手段改造客体的对象性活动来实现。亚里士多德等人曾将目的和理想看做是活动“所追求的那个东西”，亦即“一件事之所以被做的缘由”(26)。简言之，理想是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们的奋斗目标和精神支柱，也是激励人们奋发进取的强大动力。 理想有个人理想与群体理想之分，社会理想就是一种群体理想。崇高的社会理想反映了人类向善向美的追求，凝聚着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和根本利益，对社会发展起着精神支撑和精神推动的作用。邓小平在回顾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曾明确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27)反观苏共亡党亡国的原因，理想信念的缺失无疑是一大教训。因此，我们一定要从事关国家兴亡的战略高度，切实把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这项工作置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首位。中国梦作为习近平提出的新概念，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形象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最新表达。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既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也融汇了亿万群众的个人理想，生动地体现了个人理想与群体理想的辩证统一。它唤醒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塑造着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具有强大的“指南针”功能。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共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会无比强大，梦想最终就一定能够照进现实，中华民族最终就一定能够过上“理想的生活”。(28)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29)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②孙来斌、黄兰《中国梦研究述评》，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4期。 ③(12)孙来斌《以核心价值观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载于2014年4月30日《光明日报》。 ④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参见2013年10月22日《光明日报》。 ⑤“墨菲斯托”(Mephisto)是Mephistopheles的简称，是歌德作品《浮士德》中的魔鬼，后来在有关文艺作品和网络游戏中角色被定型为“恶魔”。 ⑥⑦⑩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参见2014年3月29日《光明日报》。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413-414页。 ⑨孙来斌、刘近《中国梦的多维解析》，载于2013年6月22日《光明日报》。 (11)孙来斌《关于中国梦何以能以及如何去研究的思考》，载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13)(29)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参见2013年3月18日《人民日报》。 (14)《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参见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018030.html。 (15)习近平《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参见2013年4月29日《人民日报》。 (16)(25)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参见2014年3月28日《光明日报》。 (17)新华社电《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参见2014年1月1日《人民日报》。 (18)(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605页，第649页。 (19)(28)孙来斌《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载于2013年3月30日《光明日报》。 (20)孙来斌《深刻认识中国精神》，载于2013年5月21日《辽宁日报》。 (22)Richard D.Wolff,Stephen A.Resnick,Contending Economic Theories:Neoclassical,Keynesian,and Marxian,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2,p.143. (23)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讲演》，参见2014年4月2日《人民日报》。 (24)赵明仁、肖云《民族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参见2013年12月4日《光明日报》。 (26)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I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639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