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关于苏俄新经济政策及其结束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俄论文,新经济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艰难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纪末叶，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实力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群消失了。与此同时，另一个较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却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巨大转折，政治稳定，经济增长迅速，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极大的提高。本来，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苏联的斯大林模式曾经是最为经典和权威的解释。但事实表明这一模式既不具有普遍意义，更不具有恒定性质，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特殊情境下的选择和模式。而且当年苏俄还考虑过另一种思路，实施过另一种政策——新经济政策，并且实施时间长达八年之久。当然最后还是改弦易辙了。为什么苏联没有沿着新经济政策这条道路走下去？它的结束有怎么样的理论、实践背景？鉴于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当年苏俄的新经济政策有一定的相似的情况和出发点，都是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探索，因而研究上述问题有着特别的意义。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建立在西欧工业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西欧工业资本主义应该说是当时最具经典意义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据此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们关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以及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某些设想和预测，无疑是当时所能作出的最高程度的理论概括，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但对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实来说，马克思主义遭遇到的却是一系列全新的课题。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研究、总结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而农民问题，也就是前资本主义问题并不是他们的研究主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将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而在此之前，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应该已经大部分沦落（转化）为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比如说生产力程度、所有制性质、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消费品的分配形式、国家职能的状况（或者说国家消亡）等等都是建立在上述前提之上的。而通过俄国十月革命所实现的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最重要的不同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一个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也就是说，俄国社会主义面对的基本经济前提与马恩的设想有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而正是这个基本经济前提的不同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选择，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关键。
新生的苏俄当时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盲区。首先是列宁最早意识到了改善经济的重要意义。在1918年春天苏维埃俄国的短暂的“喘息时期”，他便考虑如何将党的主要精力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当时他对“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过渡形式又是什么样的？要经过多少阶段？还没有把握。认为可能需要经过一段无把握的步骤、试验、动摇和犹豫的时期。但到1918年秋天，由于国内战争的爆发，苏俄迅速转入战时体制，促使部分国有化转变为完全国有化，并因此建立了激进的国家垄断制，取消了商业、货币、银行和市场，消费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对农民则采取严厉的“余粮收集制”。实际上实行了典型的产品经济和命令经济这套在1921年被列宁概括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尽管是急就章，而且只实行了三年不到就由于它对生产力的窒息、破坏并引起了苏俄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即被中止，但它的确反映了当时苏俄“直接过渡”的意图。又由于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相对完整地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共产主义政策尝试，它对当时苏俄干部群众的思想影响以及后来的斯大林模式形成实际上产生了始料不及的巨大作用，这一点恐怕我们直到今天都未能有真切的了解。
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十大，果断决定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改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首先从实物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开始。列宁在向大会阐述这一方针时提出了下述重要思想：在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当时苏俄小农占总人口75%以上）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怎样处理无产阶级政权和小农之间的关系是苏维埃国家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苏维埃国家在商业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转方面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限度。1922年年底，列宁对这一政策转变又作了深刻的总结。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帮助我们胜利渡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阶段，但以后就遇到了最大的政治危机——农民不满，工人不满，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所力不能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719—720页]
新经济政策的有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的崭新理论。相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思想，它是一种急剧的转折，是“退却”，同时它又是完全从实践中产生的，而且实行后很快便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混乱和饥荒马上就开始平息下去了，城市恢复了生气”。[《赫鲁晓夫回忆录》，1988年北京东方版，第43页]苏俄经济开始恢复了勃勃生机。这就促使列宁及一些理论家继续论证、发展这一政策思想。在列宁后期的有关著作中，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是在不断深化的，并逐步从策略向社会主义建设路线转变。还在1921年年底，他就指出“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8页]他开始从完全另外的意义上来谈“退却”，谈新经济政策，要按照商业原则来建立我们的整个组织；共产党人要学会做买卖；要做到不让那些没有商业经验的人来领导企业；光靠热情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要靠同个人利益结合，靠经济核算作为基础等等。对于农民，他在1921年春天起草《论粮食税》时就认为“勤劳的农民是我国经济振兴的‘中心人物’”；“农民的‘个人主义’对社会主义是否可怕？他们的‘自由贸易’是否可怕？不可怕。”“工农联盟＝苏维埃政权的α和w（按：意即“全部”、“一切”）”[《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76、377页）]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使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概括地说，新经济政策的初步实践，使列宁开始对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有了逐渐明晰的认识，这就是：第一，由于俄国的生产力水平低下，还不可能立即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可能实现单一的完全公有制以及取消商业；第二，在一个时期内，还应当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还要依靠和鼓励小生产者的经营积极性，并把商业看作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环节；第三，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向资本家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学做文明商人，并把它视为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重要内容；第四，必须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服务，为此即便付出一些代价是值得的。
现在看来，尽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还处在探索的初始阶段，还存在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例如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虽然政权已掌握在无产阶级政党手里，而且他也相信由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可以发展为社会主义的俄国。但他对于过渡时期的估计仍然偏短（一二十年），他对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的理解仍偏于简单，还限于“劳动生产率”，尚未涉及到人均福利水平、社会物质财富总量以及社会公正自由等更为丰富的内容等等。但在新经济政策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列宁对俄国具体国情的透彻理解，他的善于总结经验，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及时对策略的调整、对方向路线的辩析把握，他的巨大的理论勇气，以及坚信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则把俄国引向社会主义的信念，无不闪耀着令人感动的追求真理之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这一探索弥足珍贵。
遗憾的是，列宁很快便被病魔扼制住了生命力。而在列宁之后，就俄共（布）而言，继续从理论上论证并在实践中领导苏俄沿着新经济政策所昭示的路线走下去的主观力量可以说是不强的。在俄共（布）中央核心领导层中，除了布哈林之外，所有人的认识都没有达到列宁的高度，没有真正认识到新经济政策对确定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意义，特别是没有注意到晚期列宁已经有很大发展的思想实质，而是仍然停留在“暂时退却”这一层面上。有的甚至从一开始就对新经济政策持保留、反对意见，反对苏俄按照新经济政策的总方向发展，以致于支撑新经济政策的决策力量呈越来越小的趋势。1923年10月，托洛茨基首先公开反对新经济政策的路线，并将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与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缺点如官僚主义挂起钩来。托洛茨基的意见又引发了党政高级干部的联名上书（四十六人声明）。“四十六人声明”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反对新经济政策，反对当时还在坚持新经济政策的中央政治局“多数派”，指责“多数派”搞“派别专改”。托洛茨基派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认为新经济政策将导致私人资本迅速发展，从而在政治上影响农民，引起苏维埃工业和农业之间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破裂，并认为这是反革命可能胜利的征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尽管开始站在托茨基的对立面，但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实际上与托氏有很大的共通之处。他们过高估计新经济政策的危险性，在思想上仍沿用列宁已经开始改变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强调新经济政策下的资本主义倾向和富农倾向。因此，1925年10月，以他们两人为核心形成了联共（布）党内的“新反对派”，后又在1926年7月与托格茨基派结成“托季联盟。”党内斗争不断，争论越来越激烈，而新经济政策每次都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在与反对派的论战中，新经济政策的理论辩护者主要是布哈林。布哈林较为深刻地理解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他为捍卫列宁的晚期思想写过许多著作。布哈林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不是破坏，而是建设，这是完全另外一个问题，完全另外一个角度。对于我们来说特别困难的是在这一领域中建立起一般的基本原理，而这正是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继续发展的理论体系中最新的、最重要的东西。他说，列宁比我们这些普通人要看出去远得多。请回忆一下“学会经商吧”这个口号，它曾使我们许多很好的革命者，使许多具有理论根基和掌握一整套理论原理的革命家瞠目结舌。因为在从前，“商人”、“做买卖”、甚至银行等，对于任何一个革命者来说，都是侮辱性的字眼儿，现在却要他们“学会经商”，这需要对一系列具有最重大意义的理论原理的正确性，具备极深厚的信念。一个简单的口号“学会经商吧”代表着必须事先解决的一系列最复杂的理论问题：城乡关系问题、一般流通问题、商业机关在一般流通中的作用问题等等。布哈林建议全党研究五项最重大的理论问题：第一，工农革命胜利后，各种经济成份包括资本主义成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须放弃以前熟悉的阶级斗争方法，而把重点放在和平建设上。他认为列宁虽然没有这样具体的表述，但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已经体现了这样的思想。列宁在论文中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73页]布哈林这样阐述列宁的晚期思想是有道理的，所谓长入，主要是不使用暴力，不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第二，通过演进，即演化、渐进的途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列宁曾经论述过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形下，改良主义的迂回曲折的方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三，是社会主义的不同类型问题。他认为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显然与苏俄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不同，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已有的物质材料上。这个意思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建立在已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之上。这一看法与晚期列宁的看法是吻合的。各国革命有自己的特点，各国建设社会主义也应有自己的特点。第四，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政治领导，同时也反映为社会主义工业与农民的经济关系，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工人阶级想要引导农民，社会主义工业想要引导农民。第五，关于苏俄确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还存在着各类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而产生的敌对倾向的问题。从长远看，这些矛盾的总方向是趋于消失。但这并不意味在一定的具体时期，特别是初期阶级矛盾不会激化。最重要的是防止工人阶级的蜕变问题。[以上五个问题参见《历史的孤独》，姜长斌著、中央党校，1994年版，第218—220页]
尽管布哈林在相当程度上是领会并忠实于列宁的思想，但在当时苏联的理论环境中，他的声音曲高和寡。同时他又是一个过分书生气的人，他的理论表述又经常比较学究气，按列宁的话讲比较“烦琐哲学”，难以为广大文化水平普遍很低的干部、党员理解。更重要的是，他后来与斯大林在解决粮食收购危机上发生了严重的公开的分歧，不久就被排除出了联共（布）领导核心。当然，布哈林与斯大林的分歧远不止一个粮食收购危机问题，几乎涉及到所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方针的基本看法及选择上。
毋庸讳言，联共（布）领导层在关于新经济政策、关于国际国内总体形势的分析、关于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分歧之后，还存在着严重的权力斗争的阴影。这使矛盾更为复杂化，几乎很难做到冷静客观地分析问题并同舟共济去寻找解决的办法，反而互相攻击、追究责任、戴大帽子。特别是新经济政策作为理论上、实践上都是全新的方针，实行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也会带来一些当时很难理解释的现象，比如新经济政策后出现的新阶层——“富农”和“耐普曼”（城市小私有者）问题，这些都对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造成障碍。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就出现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1923年4月俄共（布）十二大专门为克服这一问题作了决议，但没有真正执行到位，致使这一问题反而更严重。一方面工业品价格昂贵，农民买不起或不愿买；另一方面又造成工业品销售困难影响到工人的生活，一些工厂于是出现罢工和闹事。1923年10月托洛茨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难的。“富农”和“耐普曼”问题也每次都是反对派抓住不放的“大辩子”。作为党内多数派关键人物的斯大林，在1928年以前基本上是支持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支柱。但斯大林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也只是停留在“退却”层面上，认为当时除新经济政策之外别无他路。他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保留着相当程度的理想化成份，以及相当程度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考和思想情绪。对于所谓的“富农”和“耐普曼”，他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一样，从来都是视作革命的苏俄的异己力量。看不到这部分人实际上是新经济政策的受益者。众所周知，革命前的富农阶层在革命和内战时期大部分已被消灭。新成长起来的“富农”多是原来的贫农、中农，他们与原来意义上的富农和资本阶级是不一样的。他们与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政策是统一的，是苏维埃的拥护者。当然，如果经济上对他们过分苛求（比如说粮价过低），也会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反抗，这其中就有个政策调整和适度的问题。但由于斯大林认为他们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必然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威胁，从而进一步强化阶级斗争观念，强化专政中的暴力镇压部分。而且一俟矛盾发生，也会马上导致政策的急剧左转弯。1927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发生后，斯大林听不进布哈林关于粮价过低、货币信用不够、农村市场工业品不足等原因造成农民不愿出售粮食的解释，而是把“富农”投机倒把和破坏当作主要原因之一，因而立即采取了“近似于余粮收集制”的非常措施。“低估农民问题”可以说是斯大林的主要错误之一。他不象列宁那样，将工农联盟和农民问题看作苏俄革命和建设的中心问题，他在给列宁主义下定义时剔除了上述内容，认为“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是一个派生的问题。”[《斯大林全集》，北京，1985年，第109页]这个观点同时也将农民问题仅仅归结为纯政治问题。在遇到工业速度、资金与农民利益产生矛盾时，牺牲农民必然成为斯大林的选择。1929年，联共（布）进行了反对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集团的斗争，批评了布哈林“保护富农”、“让城乡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错误”。这年11月，布哈林被开除出政治局，并被迫发表声明承认“党和中央委员会”是正确的。这场斗争在苏联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具有转折意义，它结束了新经济政策阶段，扭转了作为建设路线的新经济政策方向。从此苏联社会主义进入到斯大林体制的轨道，直至在1936年确立了斯大林模式。
在分析新经济政策的干部背景时，还有一点不能不注意到。二十年代初，俄共（布）还是一支相当年轻、不成熟的队伍。这种不成熟，一方面由于俄国整体文化水平的低下（十月革命时期俄国人口中四分之三还是文盲），党员中大部分是文化水平极低的工农群众，而且是十月革命后才涌入党内的。例如1919年10月俄共征收党团员，一下子就吸收了20多万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入党，[《列宁选集》第4卷，第2页]显然他们缺乏革命斗争的经验，缺乏理论素养。另一方面，正是这些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党员，到1923—1924年已有相当部分成为省、市、区各级领导。他们的头脑中已有了战时共产主义理论的深刻印记，面对新经济政策的急剧转折和退却，深感困惑。用赫鲁晓夫的话讲，尽管新经济政策成效显著，“但是要我们自己适应新经济政策，却仍然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因为按照他们的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恢复私有财产。”[《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3页]这些党员和干部后来都成为斯大模式的衷心拥戴者和坚实的社会基础。
新经济政策在苏联的结束，当然还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只是从当时领导层理论认识的主观角度粗粗地拉了一条线。但它给予今天的我们的教训，却仍然是深刻的：第一，正确的路线方针如果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就无法取得最后的成功。因此，在全党深入学习、理解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我们事业的顺利推进极其必要，一定要持之以恒地将学习深入下去。第二，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到科学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社会主义实践也会有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过程。当年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转轨、斯大林模式的形成，都是这个过程中的探索和发展的代价。应该重视历史经验，珍惜时代机遇。当年苏俄的发展环境比之我们今天的和平环境不知要险恶多少倍，而且他们没有任何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可资借鉴。第三，任何一项政策，一个理论都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对于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一定要作客观的分析。而政治稳定和党内生活民主化、健全化是保证政治上客观冷静的重要前提。第四，不搞无谓的争论、不上纲上线，体现了成熟的政党的政治技巧，也是充分调动全党全国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的必要的政治保障。
因此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对列宁思想的最好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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