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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史
从1927—1937年，这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较为迅速的10年。在这10年中，高等教育界先后对一些问题展开过讨论。这些问题涉及的面较广，触及到高等教育自身的一些理论和实践课题。有些在当时已被解决，有些直至今天还仍在讨论，很有借鉴意义。现就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分述如下。
一、如何调整文、实科比例失调问题
由于传统的影响，尽管国民党政府一再强调高等学校要重视实用科学的学习和研究，但在“读书做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价值观念的驱使下，当时的大学生认为做官的名望和实惠要远远高于工厂管理、医学和房屋建筑等具体的职业。同时，由于师资、设备、经费等现实原因，从清末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数十年中，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多偏重文法科，而忽视农、工、医等实科。
据1931年统计，全国51所大学中设法科的占49%；设文科的占70%；设农科的占22%；设工科的占27%；设医科的占12%[1]。
1930年，全国大学有文科学生17000人，理科学生8000人。1931年，全国大学文科学生增至23230人，理科学生仅9928人，理科学生仅占大学生总数的29.9%[2]。
文、实科比重的严重失调，不仅造成了人才市场文法科人才过剩，农工商实用人才奇缺的矛盾，使失业人数逐年增加；而且，它使国民党政府正在推行的10年经建计划难以落实。因此，它引起了各界人士，尤其是社会上层人士的注意和担忧。
如何将文、实科比重调整好？1932年5月，陈果夫提出《改革教育方案》，他认为，在当前高等教育重文轻实的病态应立即纠正。他提出改革方案9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2、第3条：“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自本年度起，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定以10年为限”，“在各大学中如没有农工医等科，即将其文法等科之经费移作扩充农工医科之用；其无农工医科者，则斟酌地方需要，分别改为农工医等科，就原有经费，尽量划拨应用。”[3]
“方案”内容披露后，教育界一片哗然。刘廷芳说：“这提议实在是建国20年来教育界极重要的一个提议。倘若通过，见诸实施，其结果也是极严重的。”[4]一些学者如柳诒征、程其保等纷纷发表意见，展开讨论，争论集中在陈果夫关于文法科等一律停办10年的建议上。
教育家们完全赞同政府扩充和发展农工商等实用科学，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的方针，但反对用停办文科、牺牲文科的办法来扩充和发展实科，认为此举“剜肉补疮”，乃是下下策。他们指出，文科在国家建设中，起着维持学术文化、转移思想等重要作用，救国强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谋多方之发展，求平衡之进步。”光靠实科人才，是难以做好这项大工程的。程其保比喻道，国家只设置实科，而忽视其他，就好像一个人专讲锻练体魄，而鄙视一切学术文化知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殊为失当[5]。刘廷芳断言：假如当局“真个停办各大学文科10年，全国教育将要因此退化50年。”[6]
教育家们认为，陈果夫的上述建议，是完全不懂教育规律。他们指出，学校不是工厂、市场、商店，可随时开门开业。“十年种树，百年树人”。要办一个略具规模的文科法科，非有十年的经营不可。如果现在文科停办10年，恢复再需10年。20年中，老专家相继凋谢，学术上青黄不接。到时候，即使政府想恢复开办，又谈何容易！[7]
教育家们还认为，陈果夫的建议将贻误青年。大学生都是成年人，在个性、兴趣、职业等方面也自觉地存有差异。停办文科，尽办实科，无疑是驱使全国所有的学生尽入农工医商等科，这种强人所难，扼杀人才的办法极不经济，将后患无穷[8]。
由于教育界的反对，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议决陈果夫的提案时，作了如下修改：文法科办理科不善者停止招生；艺术学院加强实用艺术课程，以促进工商业发展；除边远省份为养成法官和教师外，内地各省一律不再新设文科。从1932年起，根据上述精神，教育部每年规定招生办法，用限制文法等科招生数的办法，逐步使大学中文、实科学生比例持平。至1937年，全国文科学生数为15221人，实科学生数为15280人。
二、大学的地理布局问题
1931年5月，国际联盟行政院应中国政府请求，派一专家考察团，来华调查教育。考察团由德、英、法、波兰的4位教育家组成。他们9月抵达上海，在华逗留3个月，先后考察了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杭州、苏州、无锡、镇江、广州和河北定县的教育情况。第二年其考察报告被译为中文出版，名为《中国教育之改进》。考察团的考察，特别是其报告书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一些教育刊物曾就考察团提出的问题，展开专题讨论，关于大学的地理布局问题，就是当时讨论的一个特点。
据统计，1931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03所，其中上海（22所）、北京（15所）、广东（8所）、河北（8所）、湖北（6所）5省市就有59所，占57%，只设一所专科以上学校的有安徽、四川、新疆、甘肃、吉林、察哈尔6省，占5.7%。热河、绥远、陕西等10个省无一所专科以上学校[9]。
和高等学校云集大城市相一致的是，在某地，某些系科重复设置。据当时对全国11所国立大学的调查，文学院、理学院为11校全设，设法学院的有7校，设农学院和工学院的有6校，设医学院的有1校，设教育学院的有2校[10]。当时北京有4所国立大学，上海有3所国立大学，照上述比例，北京和上海就将有3～4个文、理学院，2～3个法学院。
这种系科设置的重复、地理布局的不平衡，被国联教育考察团指出后，立即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主张通盘策划，从宏观上考虑，重新改组合并设置大学[11]。他们认为目前大专院校集中于一些大城市，不利于全国学术文化均衡发展；系科设置重复，浪费了有限的师资和财力。另一种反对重新改组合并设置大学。他们的理由是，目前大学地点的不合理布局和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局面是一致的。大学的存在，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离开现实条件，凭空设想大专院校设置如何如何合理，是行不通的[12]。在30年代，主张重新合并大学，合理设置高校的主张占上风。教育部也支持这种意见。1932年11月，在《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中，教育部提出：“除改订大学组织法外，对于骈设院系，力争取缔裁并，尤拟修改大学规程，设法规定，以示限制。”[13]同时，教育部还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先后勒令停办高等学校81所。但从整个情况来看，高等学校集中大城市的情况，直到1949年都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三、毕业生出路问题
国民党统治时期，除少数国家机关外，大学生毕业任事，一般都由个人推荐，熟人介绍。用人单位与学校、毕业生之间缺乏直接的联系渠道。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毕业生日渐增多，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失业现象也日趋严重。
1930年，据上海职业教育指导所报告，是年至该所求职者共2772人，其中国内大学毕业生821人，国外大学毕业生133人，专科毕业生292人。三者相加共占求职者总数的45%[14]。
1934年9月，据山西省官方报告，当时全省专科以上毕业生失业者有4700余人。而兴学30年中，山西全省专科以上毕业生总共不过8905人[15]。
由上两例，可知当时大学毕业生失业人数之多。1934年，北平各大学学生组织“职业运动大同盟”。该同盟发表的“宣言”中说：“三十年来，政府及社会人士，但知广设学校，造就人才，而如何安插统制，则无人过问。……滥加制造，不计销路，以致人浮于事，学失所用，用非所学。槁项黄馘、老死窗牖者，不可胜数”[16]，呼吁全社会重视和解决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
教育家们集中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他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学校教育内容和社会需求之间严重脱节。“校内复缺乏社会观念，所通行者，惟有一种空泛之教育，其与华人周围之生活及其国家复兴之需要皆不发生直接关系”[17]，学校只按自己的师资、设备情况盲目招生，所授内容有的全部自外国抄袭而来，与中国社会生活漠不相关，对青年学生的就业需要难以满足。其结果，数量上，表现为供大于求，质量上，形成了学失所用，用非所学。原因之二，在国家方面，是缺乏对国家所需人才与学校训练人才间供求情况的真正了解和通盘计划。国家从来也不做这方面的工作，补救措施更无从谈起[18]。原因之三，在社会方面，是作育人材与任用人材之间两权分离，标准各异。这是从科举制度产生后，发生在高校和科举之间的老问题。历史上有不少人企图寻找万全之策，但都没解决问题。学校只管培养，它就无法敏捷地适应市场需求。反之，用人单位对学生也难以深知[19]。加之当时官场腐败，那些有背景、会钻营、善奉承的人挺吃香。在这种情况下，作育者必然是“盲目”制造。
从1930年起，社会各界对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日益重视，有的文章将此归为近期高校学潮不断的一大原因。人们不断提出种种救济方案。有的主张普遍使用考试制度，给大学毕业生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有的提出对现有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总考试，不合格者一律淘汰，以大学毕业生替补；有的主张由教育部会同实业部及全国经济委员会等共同订定“全国各机关、会社、工厂容纳各专门人才试用额数及薪资数”的计划；有的建议高校普遍设立职业介绍所，负责考察学生才具成绩，并向外保荐等等。种种主张，枝枝节节，不一而足。1934年10月，为使全国学术人才供需有正常联络渠道，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专门成立“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并下令各省及各高校设立职业介绍机构，试图解决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育人用人计划，缺乏正常足够的联系渠道，加之官场腐败，学校不可能花大量精力去推销学生，其结果仍无济于事，只是徒增了一些有名无实的机构而已。
四、大学培养通才还是专才问题
高等学校培养的学生到底应是通才还是专才？是先通后专还是先专后通？
一种意见认为，高等学校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场所，大专院校毕业生，理应成为某一方面的专才。大学4年，时间有限，学校应着重于专门知识技能的训练。假如求通的话，可在具备了专门学识之后，以专门学识为中心，向各方面发展，求各方面知识。如王文俊就是持这种意见：“今日之大学必为造就专才之所，具备专识之后，然后以之为中心而向各方面发展接触，以取得各方之常识，进可以为通人，退仍不失为专才[20]。
另一种意见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专的基础是通，没有广博宽厚的基础，学生难以专得深。他们主张由博返约，由通入专，大学教育应是通才教育，主要是给学生打基础，专业只是引入门。这种安排看起来太杂太慢，但因为它给了学生向专业发展的必备知识和能力，学生以后将受用无穷。钱穆先生即持此种意见，他曾批评“今日中国大学之弊，在培植专才而不知注意通才。其学专门学科者，各筑门墙，自为环境。……如此以往，在彼以为专门绝技，而在世则实增一不通之愚人”[21]。
当时教育部和一些较有影响的大学校长都比较倾向第二种意见，朱家骅在《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中说：“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所，其所研究之学科，必须由基本而专门，作有系统之研究。倘轻重倒置，先后失序，轻了基本而重于专门，先于专门而后于基本，则学生先已乱其门径，研究学术，安得有济？……今日大学设置课程，其次序轻重先后之际，必须尊重学术体系，使学生习于自力研究。专深之学，可任学生于毕业后继续求成。不必虑其专深之不穷，而纷设各种专门问题之课程。”[22]这个意见始终贯穿以后大学课程的屡次修订中。
注释：
[1]《中委陈果夫氏之改革教育方案》，《中华教育界》第十二卷第2期第87页。
[2]《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第一，“学校教育概况”第24页。
[3]《中委陈果夫氏之改革教育方案》，《中华教育界》第十二卷第2期第88页。
[4]《关于改革教育方案的提议及其商讨》，《中华教育界》第十二卷第4期第98页-103页。
[5]同上，《中华教育界》第十二卷第三期第121-122页。
[6]《关于改革教育方案的提议及其商讨》，《中华教育界》第十二卷第4期第98页-103页。
[7]《关于改革教育方案的提议及其商讨》，《中华教育界》第十二卷第4期第98页-103页。
[8]同上，《中华教育界》第十二卷第三期第121-122页。
[9]《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教育统计”第一，“学校教育统计”第40-41页。
[10]叔永《国立大学的合理化问题》，《独立评论》第158号第4页。
[11]叔永《国立大学的合理化问题》，《独立评论》第158号第4页。
[12]宋懋炎《大学地点的分配和合并问题》，《独立评论》第161号第16-17页。
[13]《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第一，“学校教育概况”第6-7页。
[14]江问渔《民国19年之职业教育》，《教育与职业杂志》121期。
[15]《大公报》1934年9月24日，“太原通讯”。
[16]转引自：《对于大学教育制度设改进之意见》，《中国教育行政制度讨论专刊》第29页。
[17]国联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进》，第一章第12页。
[18]《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第一，“学校教育概况”第5页，第7-8页。
[19]转引自：《对于大学教育制度设改进之意见》，《中国教育行政制度讨论专刊》第35页。
[20]转引自边理庭：《大学教育的政策问题》，《教育杂志》第三十一卷第6号。
[21]转引自边理庭：《大学教育的政策问题》，《教育杂志》第三十一卷第6号。
[22]《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第一，“学校教育概况”第5页，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