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史研究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普遍认为，研究哲学，必须学习和研究哲学史。恩格斯早就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84页）那么，应该如何学习和研究哲学史呢？本文提出以下一些看法与识者共讨。
一、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哲学史研究方法概览
从哲学史家关于哲学史的论述及其哲学史著作中，大体可以看出这样几种主要的方法。
其一，传记的方法，也就是最常见的治史方法在哲学中的应用。这种方法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强调“从哲学家本人的哲学观点出发”（〔英〕索利：《英国哲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为此必须尽可能详尽地研究哲学家的个人生活经历，个人气质，心理特征，主要著作，主要观点的提出、发展与演进等；二是对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依主题依次显现给每个哲学家的情况来处理它，那些明确的概念和清楚的争端将随着史实的进展而逐渐呈现出来”（同上）。就是说，严格按照哲学“史实”所提供的材料来勾勒哲学思想的历史演进。这种方法完全立足于史实，与史料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从而有助于更为客观地、如实地和准确地把握历史上的哲学家和哲学思想的历史演进。但如果过度关注哲学家个体、强调客观史实，则又存在另一种可能，即陷入细枝末节而难以窥见哲学思想发展的总体图景。英国哲学家索利运用这种方法来撰写《英国哲学史》。
其二，文化史的方法，也可以叫做背景－主题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立足于对哲学与其社会文化和历史时代关系的把握，把历史上的所有哲学均置放到它们赖以生成的那个社会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之中来加以考察。罗素可以看作这种哲学史方法的倡导者。在他看来，“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页）。因此，就其与社会历史时代的关系而言，“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同上书，第8-9页）。正是基于这种看法，罗素为他所撰写的《西方哲学史》提出的任务是：“在真相所能容许的范围内，我总是试图把每一个哲学家显示为他的环境的产物，显示为一个以笼统而广泛的形式，具体地并集中地表现了以他作为其中一个成员的社会所共有的思想与感情的人”（同上书，第9页）。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是气势恢宏、时代感强，有利于揭示和了解历史上各种主要哲学家和哲学思想的时代背景与同时态社会文化基础。但正是由于它侧重关注哲学家和哲学思想与历史时代的横向联系，因此不仅难度极大、难以把握，而且有可能忽视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渊源和总体脉胳。
其三，观念史的方法，也可以叫逻辑－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从笔者设想的哲学观点出发”，将“哲学上那些基本问题在一开始便提了出来，接着指明确定和解答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每一步骤；凡与主要问题无关的东西，均置之度外，不管它们在一些哲学家的心目中可能多么重要”（索利：《英国哲学史》，第1页）。黑格尔可以看作这种方法的主要倡导者。黑格尔认为，对于一般的历史研究来说，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这应当说是一种正当的要求。但对于哲学史研究来说，这种要求则只是一种没有多大帮助的空泛的要求，“因为一门学问的历史必然与我们对于它的概念密切地联系着。根据这概念就可以决定那些对它是最重要最适合目的的材料，并且根据事变对于这概念的关系就可以选择那必须记述的事实，以及把握这些事实的方式和处理这些事实的观点”（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页）。如果这个最初的前提、对于历史题材的看法没有确立起来，则历史本身就必然会成为一个游移不定的东西。“只有当我们能够提出一个确定的史观时，历史才能得到一贯性”（同上书，第5页）。黑格尔认为，哲学史研究之所以需要预先确立关于哲学的观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由于哲学的本性。对于其他历史研究，人们对它的对象和题材总体上都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而“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于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同上）。这时，“只有真的哲学概念，才能使我们理解那些根据哲学的真概念从事工作的哲学家的著作”（同上）。就是说，辨析哲学概念，成为研究和撰写真正的符合逻辑的哲学史的必要前提。“这些情况，使得在哲学史里，比在任何别的科学里，更必须先有一个导言，把需要讲述的哲学史的对象首先正确地加以规定。”（同上）黑格尔认为，正是由于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在过去的许多哲学史的著述中，“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找得到，就是找不到我们所了解的哲学”（同上书，第4页）。也正是为了写出这种符合自己的哲学观念的哲学史，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花了相当的篇幅来讨论哲学和哲学史的概念及相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建立了自己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黑格尔所主张的这种哲学史方法非常深刻和重要，但有一个根本性问题是这种方法所必然面对而又在自身内部无法解决的，这就是如何在不同的哲学观中确定出他所说的真的哲学观念：你说*
的哲学观是真的、合理的、最好，别人的是假的、不合理的或不太好的，别人也可以对你的哲学观提出同样的“片面性的责难”（同上书，第5页），做出同样的否定性或争议性评价。另外，仅从自己所承认或认可的哲学观去整理和研究哲学史，还“易于因强调某些特征而忽略其他一些特征从而失去历史的比例关系”，因此，其“结果往往是片面的，易引出误解的”（索利：《英国哲学史》，第1页）。
其四，问题史的方法，也可以叫做问题—对话的方法。这种方法把哲学史的发展看作一连串的问题和对问题的回答与对话。因此，研究哲学史，既撇开哲学和其他社会文化形式之间的联系，又舍弃哲学家的个人特质和传闻轶事，而是专注于在问题的提出与回答中展开的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或内在必然性。在这里，一个个哲学家的肖像悄然隐去了，杂乱的、汗牛充栋的著作和手稿也悄然隐去了，剩下来的只是一连串问题。哲学史，也就是问题史。哲学史的发展，就是由一连串的问题和对问题的不断解答而展示出的人类思想进程。德国著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理查德·克洛纳是这种方法的倡导者。他的两卷本巨著《从康德到黑格尔》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它力图使读者沿着这样的思路去思考：康德提出了哪些哲学问题，其中哪些被他解决了，哪些则遗留下来了；费希特是怎样去解决康德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的，他又留下了哪些未解决的问题；接着谢林是怎样去解决费希特留下的问题的；而黑格尔又是如何去解决谢林留下的问题的，通过这种方法揭示出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史的内在逻辑进程。问题史的方法对于揭示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发展无疑是有其特殊功效的。但实际上历史上哲学问题的产生与演进和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回答，都不是在纯粹思想的范围内发展和推进的，而是既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时代，又受着哲学家特殊经历和个性特色的强烈影响；完全撇开了它们，要想真正全面客观准备地揭示哲学史发展的问答逻辑，恐怕也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认为，这些方法之间尽管不无相通和互渗之处，但它们在研究目的、研究重点、研究范围、研究思路及具体方法方面的差异和区别则是显而易见的。造成这些差异和区别的原因很多，根本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对哲学和哲学史的理解，这是确定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对象性前提：对对象的理解不同，把握对象的方法也就有所不同；二是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目的，这是确定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主体性依据：研究目的不同，达到目的的手段也就有所不同。而在对哲学和哲学史的理解与哲学史研究之间又有着某种内在相关性，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对哲学和哲学史的理解、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和研究哲学史的方法之间发现一种内在的统一性，三者构成一个内在相关的系统。如何理解和看待哲学和哲学史，既依据于又服从于一定的哲学研究目的，而哲学史研究方法则是从一定研究目的出发达到对哲学和哲学史一定理解的手段。
从这个角度看，以上四种哲学史研究方法既生发于和服从于与之相关的对哲学和哲学史的理解，又为达到与之相关的哲学史研究目的所必需。这四种对哲学史的理解、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各自内部都有一种相关性和自足性：只要你从某种角度和目的出发来理解哲学和哲学史，你就必然甚至只能采取与之相应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一定的研究方法也只是或主要是对某种相对应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发生功效，有着自己特定的对象域和功能域。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某种具体方法，而应当将它同它所赖以发生的对象性前提和主体性依据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不是简单地和单纯地比较和评价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首先考察其所服从和服务的哲学观和哲学研究目的，在哲学观、哲学研究目的和手段的相关性和统一性中作出功能性和效用性的考察和评价。相应地，当我们要对哲学史研究作出某种具体的方法论抉择时，主要的精力不应仅仅放在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自身，而应放在对哲学和哲学史的理解和再理解，即哲学观和哲学史观的再审视上，同时放在对哲学史研究目的的确定和重新确定之上。只有我们将这两个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真正搞清楚了，具体的哲学史研究方法才能真正确立起来。而只有当我们在哲学观、哲学史观和哲学史研究目的上真正有所前提、有所突破时，具体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更新和自我超越才有可能。
实际上，当我们从人类理性精神的致极性和超越性特点来理解哲学，又从人类哲学思维对精神极限和实践极限的不断追寻和不断超越来看待哲学史，并把哲学史研究看作我们当前寻求哲学极限和超越极限，即把握现代哲学和发展现代哲学的必要条件之一时，我们就会看到，这四种哲学史研究方法本质上并不是完全对立、相互排斥和彼此否定的，而是各有侧重、各有功用并且相互补充的；它们可以在一种更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超越性的哲学观、哲学史观的统摄下结合起来，并在一种新的哲学研究目的下得以协调，成为哲学史研究方法库中的必要构件。
二、立足于现代哲学的思想高度去把握哲学史
黑格尔曾经指出：“如果我们要想把握哲学史的中心意义，我们必须在似乎是过去了的哲学与哲学所达到的现阶段之间的本质上的联系里去寻求。”（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7页）那么，什么是哲学史与现代哲学的本质联系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历史上的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思维发展历程中的特殊阶段，为现代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材料，是现代哲学的一种历史依据。我们认为，哲学是人类理性精神中那种超越有限、趋向无限的求知欲望和创造本性的集中表现和高度自觉。哲学思维的致极性意味着人们总是以哲学的方式去探索人类在知识和实践方面达到的最高层次、最大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对于人、世界、人与世界关系而言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终极价值等。哲学思维的超越性则意味着，虽然每一个时代和个体所能达到的极限总是有限的，然而随着人类实践和知识范围的拓展，人们总是不断地突破已经达到的极限并去寻找新的极限。正是这种致极性与超越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推动着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而这种发展通过各种哲学体系相互更替的方式得到实现，展现为一个动态演进的哲学发展过程。每个真正的哲学，都是超越了历史上的哲学并在发展人类理性精神极限方面有所贡献的哲学。但每个哲学对人类理性精神极限的超越又都受到历史时代的限制，因而是有限的，必然被后起的哲学所超越。正是这种对于极限的不断探寻和超越，构成了哲学史的发展过程，而任何时代的哲学都必然建立在一定的发展过程之上。“我们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因此，哲学史的过程并不昭示给我们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的生成，而乃是昭示我们自身的生成和我们的知识或科学的生成。”（同上书，第9页）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只有一个，即处于不断发展中的哲学，哲学史就是这个唯一的哲学萌生、成长、发展的历史。因此，“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同上书，第33页）。哲学系统的历史发展构成哲学史，哲学史的历史演进造就了现代哲学。因此，要研究和发展现代哲学，就必须研究哲学史。我们不仅需要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来了解哲学本身，而且“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本身的研究”（同上书，第34页），或至少是一种哲学研究。只有真正把握了历史上的哲学及其向现代哲学的超越和运动，才能真正理解现代哲学。
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哲学只有真正为现代哲学所关注和吸收，以特定方式成为现代哲学的内在构件和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得到肯定和提升，展示出自己的历史价值和积极功能。在历史上的哲学向着现代哲学的超越和建构过程中，相比之下，最初期的哲学是潜在的、直接的、抽象的、一般的，亦即尚未高度发展的哲学，而最晚出的、最年轻的、最新近的哲学则是最发展、最丰富、最深刻的哲学。但是，那些先起的哲学并不会随着哲学的发展而完全丧失其意义。“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各派哲学的原则是被保持着的，那最新的哲学就是所有各先行原则的结果，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那被推翻了的并不是这个哲学的原则，而只不过是这个原则的绝对性、究竟至上性。”（同上书，第40-41页）就是说，立足于现代哲学高度来研究哲学史，还在于需要从历史上的哲学中寻找自己的养料、成分、构件，以更好地发挥哲学史的现代意义，从而不断地充实和发展自身。
三、立足于哲学发展的共性来考察历史上哲学的个性
马克思在谈到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时曾经说过：“哲学史应该找出每个体系的规定的动因和贯穿整个体系的真正的精华，并把它们同那些以对话形式出现的证明和论证区别开来，同哲学家们对它们的阐述区别开来，……哲学史应该把那种像田鼠一样不声不响地前进的真正的哲学认识同那种滔滔不绝的、公开的、具有多种形式的现象学的主体意识区别开来。……在把这种意识区别开来时应该彻底研究的正是它的统一性，相互制约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页）马克思所说的那些属于“整个体系的精华”、“真正的哲学认识”的东西，就是那种贯通在古今中外哲学中的普遍的、共通的、硬核性的东西。正是这些普遍的、共通的、硬核性的东西使历史上形态各异的哲学相互连接构成哲学的大家族，又正是它们在历史过程中的不断展开、延续，构成了哲学发展的历史逻辑。哲学发展的逻辑过程深深地内在于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则由于内在逻辑的支配与作用而显示出自己特有的秩序性和方向性。因此，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逻辑过程与历史过程之间必然是一致的，“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34页）。
当然，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与逻辑进程的一致，不能看作无差别的绝对同一，而是包含着历史时代和个性差异的统一，是多样性和个性化的统一。哲学研究总是追求那些普遍的、绝对的、至上的和无限的东西，但是这种追求只能通过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时代中生活并有其个性和心理特征的哲学家来实现。就是说，人类哲学思维的共性是通过古今中外各形各色哲学的个性而得以存在并得到展示的；哲学发展的逻辑过程是存在于其历史过程之中，并通过历史上形态、风格各异的个性化哲学体系而得到展示的。
由此，要把握哲学的共性与个性、逻辑与历史，必然产生出两种相关而又相异的研究方法。一种是立足历史、个性去把握逻辑、共性的研究方法，一种是立足逻辑、共性去把握历史、个性的研究方法：前者是我们所熟悉的哲学理论研究方法，后者则是哲学史研究方法。
黑格尔曾经论述了这两种研究方法及相互关系。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概念了。反之，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从它里面的各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不过我们当然必须善于从历史形态所包含的内容里去认识这些纯粹概念。”（同上）哲学理论研究方法立足于而又力图超越于哲学发展的历史与个性，舍弃历史上各个思想家和各种哲学思想的个性差异和来源区别，“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而将其积极的成分作为一种构件、要素、成分而纳入到一种共时态的体系之中，按照理论的内在逻辑建构成一个统一的哲学体系。
哲学史研究方法则正好相反：它依据于对哲学发展最高水平的理解，立足于哲学的共性和逻辑，去把握和探索各个思想家的个性特征及各时代哲学所达到的阶段性水平。为此，它把共时态的现代哲学系统分解为若干的基本方面、要素、构件，去考察它们各自的历史渊源及其历史演进，从它里面的各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由此确定出各个思想家、各种哲学流派对人类哲学思维发展所做的独特贡献。对这种贡献可以从各个方面来具体度量：或是开创了某些具有长久理论意义的哲学论域；或是对历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哲学疑案做了自己的独到回答；或是对当时的历史时代在哲学层面上做了相对而言更加全面完整的解释；或是在系统总结已有思想材料方面有集成之功；或是为后世探讨提供了具有启迪意义的思想火花；或是以己之鉴为后人提供了具有警训意义的启示，等等。
当然，对哲学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并不是完全隔离的，而是互为条件的；哲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之间实际上是互相制约、互为补充的。恩格斯在谈到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方法时曾经指出，历史研究的重要之点是摆脱各种外在形式和偶然因素的干扰，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页）
那么，如何去把握哲学史的个性呢？关键是要在“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找出并把握每一个要素。这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小到每一个哲学家，他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他的心理气质的每一个特点，他的每一部书及其中的各种观点，他的各种思想的内在联系、矛盾冲突及其历史发展等——在传记史的水平上展开对于思想细节的微观研究。中到一定的哲学流派，它的历史渊源、产生过程、基本概念、主导原则、结构体系、代表人物、主要著述、内部纷争、外部冲突、历史演进、后世影响等——在学派史的水平上展开具有一定规模的中观研究。大到人类哲学思维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思维方式，它们是哲学思维总体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环节和发展链条，不仅统摄了一定的时代，经历了自身的发展，而且至今还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是现代哲学思维的基本构件。它们的产生、形成和演进，代表了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历史性阶段性水平，它们的变革和更替标志着并推动着人类哲学思维的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人类哲学思维发展历史中前后相继所形成的本体论思维方式、认识论思维方式、主体论思维方式、实证论思维方式、人本论思维方式，和马克思所倡导的实践论思维方式等，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对于哲学思维发展史的一种个性化研究。
四、立足于历史上哲学的本来意蕴来阐发其现代意义
如果揭示历史上某种哲学的个性，从研究思路上看，主要可以借助两个方面的参照系统：一是以历史为参照，看其与前此的哲学相比，是否提供了人类哲学思维发展中还没有的新东西，以及这种新东西的大小多少；二是以未来为参照，看其与后起的哲学相比，是否为人类哲学思维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基础、提供了新的推进因素。
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不仅要看一种哲学在历史上所达到的成就、所具有的充分意义，还要看其所包含的发展萌芽、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马克思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写道：“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马克思的这一段话，对于我们探索和揭示历史上哲学的本来含义及其现代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我们根据对哲学发展的现阶段的理解来反思历史上的哲学，可以透视它们的范畴、理论对于它们自己那个时代并在那个时代之内所具有的充分的意义，也可以鉴别它们在何等程度上具有跨时代的普遍适用的意义，进而清理出哪些是应该克服而尚未被克服的东西，哪些是可以作为合理地处理现代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启迪的源泉，并表露着现代哲学的征兆而应该发扬、发展，使之同现代的时代精神融为一体，从而具有成熟形式和充分意义的东西。
哲学是以问题方式来把握对象世界和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哲学基本问题作为对人与世界之间最根本最本质关系的哲学概括，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最高的抽象性，同时也具有最大的具体性和最强的现实性。哲学基本问题一旦提出，就不仅具有超地域性和超民族性，成为各地域各民族理性思维发展的普遍性问题，而且具有超时代性和超历史性，成为各具体时代各历史阶段的理性思维的共同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正是对以哲学基本问题为主导的哲学问题的系统的研究和回答，使得各地域各民族各历史时代各发展阶段的具体哲学既相互区别开又相互联系起来。各地域各民族之间的哲学差别主要受不同类型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影响，使哲学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各历史时代各发展阶段之间的哲学差异则是哲学思维发展不同阶梯和对哲学基本问题解答的不同水平的差异。在人类文明和哲学思维发展的总过程中，每个时代和历史阶段的人们都面临着双重的问题性挑战。一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是本时代或历史阶段的独特性问题。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回答总是既受到时代性问题的影响，从而显现出时代精神对于哲学发展的影响，又对时代性问题的解答具有某种影响和制约作用，从而显现出哲学历史对哲学现实形态的影响和作用。一定的哲学时代，既是对哲学发展中的历史之谜的时代性解答，又是对哲学发展中的现实形态的历史性建构。正是这种解答历史之谜与建构现代哲学形态的活动，又孕育了一种新的可能，即提出超越历史时代的哲学新问题，从而为哲学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更加宽厚的基础和更加强劲的动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积极开展哲学史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现代哲学的历史依据，还有助于发现和揭示现代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在客观揭示历史上哲学的本来意蕴的基础上，揭示其以萌芽、征兆、端倪形式存在的发展因素，这对于促进哲学思维的现代发展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也是现代哲学研究中应当充分具备的历史意识和应当自觉应用的历史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