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论》到《人类学笔记》——马克思晚年思想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资本论论文,人类学论文,晚年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试图从思想史的高度考察《人类学笔记》与《资本论》的联系，以期进一步加深认识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创造性飞跃。
一、问题辨析
1972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第一个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和形式编纂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核心部分，即马克思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梅思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的摘录，并作了长篇介绍。该书的出版，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继“青年马克思”被发现以后，一个新的形象－－“晚年马克思”又出现在人们面前：孜孜不倦地研究、探索，并对其一生理论进行全面反思的马克思。人们对“晚年马克思”的认识仁智不同。有的人或公开或隐蔽地否认马克思晚年的探索与《资本论》的联系，认为这是他思想发展的“断裂”，以为马克思晚年已经放弃了资本论的创研，根本就不打算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如美国的唐纳德·R·凯利就认为马克思晚年“开始对人文科学的一个更大的领域发动新的进攻，正因为被这一兴趣所吸引，马克思才未能－－或许他从未打算完成他的《资本论》”。①国内也有人持这样的看法。
事实与上述看法相反，马克思不仅在70年代研究土地所有制和经济危机问题，而且还在1877－1881年之间重新开始修订《资本论》第二卷，相继写出了四份手稿，甚至在他的生命最后几个月里，“继续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的问世而操劳”，②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打算“把某些论点表达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③新发现的马克思于1867年8月到1882年11月给伦敦书商菲力浦的五封信，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物证。④“断裂论”割裂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忽略了《资本论》时期的创作与晚年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贬低和阉割了《人类学笔记》的创造性贡献。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倒认为劳伦斯·克拉德的一些说法还有合理的因素。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民族学手稿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的论点的补充，同时又是对他在1843-1845年间所持立场的发展。”⑤我们认为，马克思正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和解决创作《资本论》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而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的。因此，应该确立《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晚年进行人类学研究的理论生长点，才能正确揭示、理解和把握《人类学笔记》的新思想、新贡献。
二、《资本论》作为基础
《资本论》的问世，使马克思的理论研究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但也应该承认，尽管他努力去探索和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经济现象，尽力完善地描述自己的科学探索成果，然而也碰到了理论上的难题，衍生了理论和现实的差距或矛盾，并进一步诱发了他继续进行宏大的理论研究的活动，试图在更高的理论综合中把握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景。
（一）进一步从总体上把握资本主义问题。众所周知，《资本论》第一卷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借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和本质。但诚如恩格斯所说，为了有效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只是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⑥因此马克思打算在1867年第一卷问世之后就着手研究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形式、土地所有制、世界市场和危机等各个环节，准备尽快出版后两卷，争取在1868年春天完成整部作品。
但在研究过程中，马克思接触到大量材料，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其中主要涉及到土地所有制问题，如毛勒的《乌尔克制度》、《德国马克尔制度史》、《德国领主庄园制度史》和《德国乡村制度史》，尼·卡拉乔夫的《古代和当代俄国的劳动组合》，乌蒂诺维奇的《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哈克斯特豪森的《俄国土地制度》，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等著作。马克思不仅对之作了详细的摘录和札记，而且也不断地要求友人为他提供这方面的材料。显然，马克思打算对土地所有制进行全新的专门研究，以进一步深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认识。
同时，现实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也吸引了马克思的注意力。特别是1873年爆发的工业危机，历时多年，涉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最初认为，危机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总崩溃。但这次危机出乎他的预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暂时调节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作用，使整个西方社会及经济又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事实上资本主义工业危机具有二重性的作用，不单纯是瓦解作用。因此，到80年代初马克思强调指出：“恰恰是在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他说：“在目前英国的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⑦
（二）、革命理论建构过程的反思。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理论基础。在他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工业发达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因此他把希望寄托于英法德等先进工业国家的工人阶级，希望他们首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然而，由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多层次性和急剧变动性，马克思在这方面运用革命理论指导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存在着对具体情况把握和分析的不全面性，据此所作出的革命预言及美好希望都未实现。但马克思并不气馁，而是从现实出发，具体总结工人运动经验和教训，用以充实和完善革命理论。
在西方革命陷入低潮时，东方已经觉醒，显示了深厚的革命潜力和美好诱人前景，使人们看到世界历史新纪元的曙光。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揭示东方社会革命对于西欧革命的特殊影响和意义，就成为一项不容回避的现实任务，使马克思进入沉思，进行理论和现实的双向反思。
（三）经济形态理论的难点。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马克思在研究大量现实和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复性和顺序性。它为人们解开迷离混沌的人类历史之迷提供了可靠的线索，是马克思的伟大贡献。
但也应该看到这里存在着几方面的难题。第一，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建立和阐述的，它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毕竟带有逻辑推理性质，不能代替对历史事实的具体考察。
第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以世界历史为视野，再现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舍弃了各种具体的历史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毕竟不能完全囊括各个民族、各种社会的曲折道路和丰富内容，不是用来剪裁每个民族及历史的万能的固定模式。
第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还存在着某些环节的不明确或不准确性。这主要是指亚细亚生产方式规定为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形态即原生的原始社会形态是否准确的问题。从内容上看，亚细亚生产方式除“土地公有制”以外，尚存在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等特点；从逻辑上看，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土地所有制确实和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基本性质是一致的，但它又与土地私有制社会如封建社会长期并存，而且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仍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因此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置示于人类社会形态依次更替之起点，就内在包含了内容和现实，逻辑和历史的矛盾。
（四）世界历史过程中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历史之谜”。马克思认为，为了不断扩大商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建立了统一世界的市场，形成了一种世界范围内以民族为分工单位的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它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变革。资本主义在这样急剧变革的时代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与它的贪婪本性一脉相承，“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面对资本主义推行世界一体化，强制其它民族走资本主义道路，饱受苦难的东方各民族，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斗志，为保存本民族及其文化价值，探索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念；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后，印度、中国、和俄国等国家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结构变动，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并且日益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紧密地结合，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东西方文化冲突和矛盾。如何把握由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所突出的东西方冲突和融合问题，就成为时代的历史之谜。这是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马克思此时正面对着这一历史课题。
总而言之，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是以西方民族、西方社会及文化为探索的对象，研究资本主义发达的社会形态。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研究的深入，他逐渐发现西方民族只是人类众多民族的一员，西方文化只是人类文化整体的一个方面。为了把自己的唯物史观建构成具有坚实的现实和历史基础的完整学说，成为涵盖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尚须扩展研究领域，直接而更为清楚地研究史前社会，研究东方社会及其文化，实现认识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从感性具体到理性具体的总体性融汇。因此，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正是在《资本论》的创研过程中，为解答和探索上述理论难题的挑战，才走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的。
三、《人类学笔记》的伟大贡献
文化人类学进化论学派是活跃于19世纪70-90年代的人类学思潮，它以进化论的基本观念为基础，对原始民族的诸多文化现象，以及人类文化的发展阶段和过程，进行实证性的考察、分析和研究，藉以认识和把握人类文化进步的一般规律，了解社会进化的基本趋势。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首创和重大突破，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文化人类学进化论者著作刚一问世，马克思就以宏伟的气魄觉察到它们的学术意义，特别是解决在《资本论》创研过程中所遇到的理论上的难题，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他抱病坚持研究，以笔记的形式摘录了大量的人类学著作，并写作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查苏里奇的复信（初、二、三、四稿）》等文献，将思想发展到人类学研究阶段，实现了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思想的深化。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一一探讨，只从总体上作些认识。
（一）对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的认识。马克思肯定摩尔根从原始家庭的发展线索中，揭示氏族制度的起源和本质，明确把氏族部落区别开来，并证明母权制氏族是先于父权制氏族的最初形式的氏族社会。马克思还摘录了其他古代史作家的著作，来补充摩尔根对古希腊罗马社会的分析，阐明阶级、国家与氏族私有制的关系。氏族公社的发现使马克思真正确立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点，解决了社会形态演进过程的历史根据。从而解决了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所包含的矛盾，使社会形态理论奠定在更广阔的现实基础上。
马克思认为，史前社会结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原生、次生、再次生的形态不断发展的过程，他说，“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着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相对于最初原生形态的氏族公社，那种割裂了血缘的联系，农民在公社内享有一定的私有财产，土地属公社所有的农村公社，如东印度、俄国的农村公社“往往是古代形态的最后阶段或最后时期”，因此，“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⑨由此出发，马克思确定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它是属于原生阶段向次生阶段过渡的阶段，是社会发展的变异环节。这就为进一步认识东方社会的性质开辟了道路。
（二）反对西方中心论。马克思坚决反对西方中心论，反对把他的社会发展理论看成是超越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马克思在摘录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所有制》一书时，针对柯氏用西方社会模式套用东方社会的西方中心论倾 向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不同意柯氏把东方土地所有制的解体过程看作是同西欧一样的“封建化”的过程。他指出：“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阴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不过柯瓦列夫斯基自己也看到一个基本差别：在大莫卧儿帝国特别是在民法方面没有世袭司法权。”同时“根据印度的法律，统治者的权力不得在诸子中分配；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主要源泉之一便被堵塞了。”⑩在摘录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庄》一书时，马克思严历地批判说：“菲尔这个蠢驴把村社的结构叫做封建的结构”。(11)
马克思晚年多次申明，《资本论》中有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概括不能机械地应用到俄国、印度及其它东方各国。他指出，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括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理论，……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2)由此，马克思走向了方法论的重大建构，重视具体历史环境，重视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变异和差别，提倡实证的分析、比较和综合的总体运用。
（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资本主义开创历史向世界历史的现实背景下，保存较为完整的农村公社结构的东方各国，究竟应该怎样依据独特的国情走一条独特的社会发展之路，参与世界历史进程，是马克思晚年探索的根本问题。他以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马克思认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农村公社所固有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内在二重性成为它的强大生命力的源泉，使它具有内在更新的机制。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是它不是脱离现代世界而孤立存在，不仅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同时并存，而且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民族正在力求打破它的枷锁，寻求社会解放的时候，俄国农村公社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取它的一切肯定成就。因为通过俄国农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而保存它，是和俄国社会总的运动一致的，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
因此，马克思指出，如果把它事先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这样“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这样，俄国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实现社会根本飞跃。(13)这一设想不仅为俄国的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其他民族也有参照的意义。因此，马克思改变了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东方各国期待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入而实现社会革命的看法，达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各个民族发展的特殊性高度统一的理解。
总之，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笔记》的探索，研究了东方社会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实现了研究领域和视角的转换，由抽象转向具体，从特殊转向普遍，从西方而东方而全人类，真正清楚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及其规律。从这个意义上，理应高度评价马克思晚年的科学探索。
注释：
①[美]唐纳德·R·凯利：《晚年马克思与人类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8期
②④参看《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2期第120-125页
③《马恩全集》第23卷第30页
⑤[美]克拉德：《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年第1期
⑥《马恩全集》第20卷第164页
⑦《马恩全集》第34卷第345-347页
⑧《马恩全集》第1卷第255页
⑨《马恩全集》第19卷第448、434、432页
⑩《马恩全集》第45卷第283-284、274页
(11)《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第16页
(12)(13)参看《马恩全集》第19卷130，431-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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