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经济科学创新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科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0)06-0004-05
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国的经济科学同样需要创新，这也是经济学家们经常议论的话题。问题在于如何看待经济科学的创新和怎样实现创新。目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弄清这些问题，关系到经济科学的研究方向，特别对于中青年学者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本文就此谈谈个人的一管之见，供大家讨论。
立足于“中国特色”实现创新
在论述具体问题之前，首先应弄清一个前提：什么是经济学创新。就科学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不是猎奇，更不是制造玄学，也不是以胡乱拚凑的东西去吓人，而是科学发现和发明，揭示新的规律、新的机制，创新新的原理，或者取得技术上的重大突破。经济科学创新，是在详细占有和透彻分析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揭示经济生活的新规律、新机制，或者创造应用价值很高的经济运作形式和科学方法。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侧重在观点超越前人的局限上，修正前人的偏误，提出新的论点和学说；部门经济学的创新，侧重在实务上的探索。实际上，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当然，经济科学创新有层次之分、大小之别，不可能每个人的每篇文章、每部著作都能提出划时代的学说，往往部分创新较多，经过积累才可能产生认识上的飞跃。
那么，中国的经济科学怎样才能创新呢？我想，首要的是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最大的命题去创新。因为这一命题为我们的创新积淀了丰厚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有的学者说：中国经济学没有什么创新，这不符合事实。近20年来，学界提出的经济学新论点，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子里，还是在西方经济学本子里，都是巨大创新，有的是破天荒的。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成分协调发展的结构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配套改革论、农村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和“两个飞跃”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等等。这些创新的理论，一直在指导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并在实践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也使得许多外国学者惊叹不已。
也许有人认为，这些都成了老生常谈，已经不需要创新了。这个说法同样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前面所列不论哪个问题都需要深化研究，仍有创新的广大空间。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例，它的前提、内涵，与公有制结合的机理、运行结构、调控机制、资源配置形式、社会保障体系、市场秩序、有关法律和伦理以及在我国转型时期的特殊矛盾制衡机制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深入探讨。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表层上看似乎形成共识，实际上理论分歧非常之大。例如，公有经济同市场经济到底能不能结合，从国外到国内都有不同见解。几年前，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就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就像油和水一样，是不能溶合的。我国国内的不少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要搞市场经济就一定要走私有化的道路，或者坚持公有制回到计划经济的路子上去，或者坚持市场经济取消公有制，二者必取其一。有的学者至今不承认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只能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同市场经济取得暂时的统一。面对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有不少是以前未曾预料到的，如由通货膨胀变为通货紧缩，腐败现象的滋生等），于是有的学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运产生怀疑。现在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包括多年的跟踪研究、典型企业和地区的跟踪研究、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如果能够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弄清它内在的机理，找到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结合的切入点，并能指导实践，这就是最大的创新，其历史价值恐怕要远远超出凯恩斯的贡献。
再如，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的国企改革，这是经济学界研究最多问题之一。现在好像大路子已经廊清，但是一涉及具体矛盾分歧就来了。例如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到底有无量化指标，有的学者以西方国家为例，认为只要有10%的比例就够了，有的则坚决反对，认国现在的国企的比重已经很低了，再降下去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有的主张“靓女先嫁”，有的则认为“崽卖爷田心不痛”。即使对“抓大放小”，也存有差异很大的见解。如对公有资本人格化的机制和制度，至今还未展开深入的讨论，有的学者把它视为私有化的命题，与此相关的产权理论也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至于国企改革和管理的具体思路，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分歧。我以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国企改革研究透了，无疑是一大理论创新，因为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对这一问题难以更多涉及，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学教书中也是没有解决的大课题。现在的论著人云亦云者居多，真正见解深邃、能够指导实践的较少。
另如，关于我国的二元结构（有的称三元结构）问题，农村如此广大，农民如此众多，城乡如此悬殊，怎样实现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并同国际经济接轨，存在着多种深层次矛盾。农村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犹如海洋对大气环流，它稍有变动，便影响城市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人口就业和开拓农村市场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的一大难点。但广大的农村又像一个大海绵，在一定的时候可以起补充、调节作用。我国扩大内需，最重要的是扩大农村市场的容量，这要靠增加农民的收入，但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制约因素很多，不少学者主张加快农村的市场化。于是形成了理论上的一个循环怪圈：扩大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市场。这就需要找出一个突破这个循环怪圈的环节（或切入点），否则便陷入二律背反的矛盾之中。从哪里突破？必须作认真的研究，诸如农民增收减负的途径，加快城镇化建设的规律和方式，怎样增加农村科技投入等等。据我所知，对于农村家庭承包制的不同观点20年以来一直存在着，至今也未能统一认识，许多经济学家对我国农村的变革和发展缺乏研究，多是浮在表面分析上，或者没有兴趣，以为这是落后的东西。今后农村发展的道路如何，怎样实现农村的“两个飞跃”，这同对农村生产力的特点和联产承包形式的认识程度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对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大问题真正研究透彻，那在经济科学上必定会有重大创新。
现在一些学者热衷于研究外国，有的就是抄转西方的东西。应当说，我们对外国研究不够，需要加以补课，吸收它先进的成分，封闭的研究无异于坐井观天。然而，研究外国是为了研究中国，主要精力应放在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上。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像中国这样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其经济运行、转轨和发展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的经济问题研究透了，不但可以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而且也可以揭示许多普遍性的经济规律，尤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对中国的研究，单靠西方经济学是不够的，一些发达国家的学者研究发展经济学，往往是隔靴搔痒，抓不准要害。我们可以吸收、借鉴他们的有益成分，但主要还得靠自己致力于研究“中国特色”。此乃中国经济科学创新之本。
开拓交叉学科的新领域实现创新
立足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同研究世界经济问题不是截然对立的，大量的是带有共性的课题。现在世界经济生活中的一种新的趋势是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由此促进自然科学与经济科学的交叉融合。例如对经济增长、企业竞争力、金融深化与创新、环境治理和生态平衡、人口问题、各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重大影响，这些都是共同的，当然各个国家又有各自的特殊性。从这些客观实际出发，便产生了多种交叉学科，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这种交叉不是两种或多种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知识的融合。这些新学科、新领域有的国外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有的也是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我们直接切入，可能就走了捷径。我国经济科学（包括众多的部门经济学），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捷足先登进入交叉学科的新领域，便可发挥类似生物学的“杂交优势”，推出更多的创新成果。
这里，仅就科学技术融入经济为当代经济学提出的一些创新命题略陈己见。这种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交叉必定推动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至少在下列问题上会有所突破：(1)为经济规律体系增添新内容；(2)将丰富社会再生产理论；(3)对生产力经济学有所突破；(4)完善经济增长理论和扩大再生产理论；(5)推进市场经济理论；(6)拓展和深化金融理论和投资理论；(7)深化价值、价格、成本、利润理论；(8)创立科技资本范畴及探索它的运作原理；(9)修正“回报递减”规律和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有关论点；(10)将对产权制度和分配方式的理论产生影响；(11)实现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的理论创新；(12)推进产业经济论和就业理论的创新；(13)完善经济周期和企业周期理论；(14)改造企业资本结构和组织结构理论；(15)发展当代世界经济理论（包括对美国“新经济”的研究）；(16)探索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规律的认识；(17)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学，等等。由此可能引起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要补充、修正原有的观点，创立新的概念，构思新的原理，有的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结论。现在举几个例题供大家讨论。
又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它仅仅作为一种判断还是一条经济规律？我认为，应当视为一条新的经济规律，因为它符合经济规律的规定性。科学技术全面地看，它具有经济规律所固有的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持续性，也表现了一定的阶段性。列宁说：“规律是本质的现象。”科学——第一生产力”规律的内涵，表现为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力的发展中的“六个第一”：就结构而言，它在生产力的总构成中为“第一要素”，在各部门组成的经济整体中为“第一系统”，在微观的经济细胞（企业）的资源配置中为“第一资本”（或“第一资源”）；就其作用而言，它已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为“第一竞争力”，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为“第一基石”。这条经济规律的实现过程（运作），有四个主要机制在起作用：(1)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机制，即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过程”，人的认识规律和经济规律相交叉，互联互动；(2)科学技术转化机制，即由科学实验过程向社会财富增殖过程的转化，孵化出新的产品、工艺、企业，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形成社会经济力；(3)科学技术矛盾制衡机制，即在科学技术的创新、进步和转化过程中，往往形成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的矛盾现象，而依靠运用科学手段、经济手段和其他手段（法律、伦理等）加以制衡，扩大积极效应，克服消极效应，能够使科技经济健康协调发展；(4)科技人才育成和配置机制，此为科技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载体；它在每一个环节都能发挥作用。这四种机制既形成运行链条，又互相交错，在科技——经济——科技和经济——科技——经济的两个交叉循环中形成合力，构成螺旋式上升的阶梯。
再如，从当代经济生活的事实看，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总过程是由四个环节构成还是由五个环节构成？过去认为是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基本环节组成，形成循环运动。现在看来，当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不但构成生产力的第一要素，而且成为社会生产的“第一过程”。就是说，它是在生产过程开始前的一个过程（环节），由科学技术培植新生产力的“种子”（“基因”），孵化新产品、新资源、新手段、新工艺、新企业等，然后进入复制和数量的扩张过程，即增殖社会财富的生产环节。正如邓小平所说：“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科技融入经济，使得科学研究和科技实验及其转化，在成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整个循环全过程的第一个环节，使之由四个环节变为五个环节：科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而且，科技还经常同其他几个环节交叉渗透，形成一些单项或者复合的多种小循环。在整个经济运行的大系中，科技部门（研究、开发、孵化机构及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当代经济中优先发展的第一系统。这就要修订、补充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理论。
另如，“第一生产力”论会修正“回报递减”规律。大家知道，回报递减规律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条规律的内涵，萨缪尔森的表述为：当我们连续地把同一单位的可变投入量（例如劳动）增加到一定数量的某种其他投入量（例如土地）上时，我们所得到的增加产出量是递减的。斯蒂格利茨的表述为：在其他要素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一种投入的逐渐增加，这种投入的边际产量递减。这个规律的核心是“边际效用”，就是说任何生产的产量和效益都有一个最佳的界限，一旦超过了这个界限其产量、效益便会逐级下降，因而投入的回报也必然下降。应当说，边际理论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它告诉我们任何生产和经营都有一个度，在这个度内其产量、效益可以逐级递增，反之，超过了这个度就会递减。它在实践中能够引导人们寻找效益最大化的边际，设法提高回报率，减少投资的盲目行为。但是，不能绝对化，因为“边际”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暂时的，回报递减作为一种现象，不应视为一条绝对规律。因为科学技术是不断进步的，它会不断打破这种边际，而且会出现回报递增的现象，尤其是当代的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正在改变这种规律。最典型的例证是半导体芯片的发展。从1947年被发现以来，形成原器件按比例缩小的轨迹，而它获取的效益却呈递增的趋势。这种现象表明，在尽可能小的材料空间内，集成尽可能大的强大功能，以实现高性能与低价格的反馈良性推进关系。这种“大与小”、“高与低”的辩证关系，正在促使人类经济特征“回报递减”过渡到“回报递增”的轨道上来。比如，美国1987-1996年半导体工业附加值由112亿美元增加到416亿美元，增加值达304亿美元，比制造业、汽车工业同期增加值高出50%以上；10年间年均增长率达15.7倍，等于整个经济增长速度的4倍。仅1996年，其销售收益率（销售收入减物化费用）高达58.6%，利润率30%以上。随着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突破，这种低消耗、高收益的情况将越来越多，逐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资料显示，由于现代科技的应用与推广，同样价值的投入产出比，钢筋为1，轿车为5，彩电为30，计算机为1000，集成电路为2000。因此，回报递减的规律也就被改变了，在许多领域正在形成一条回报递增的规律。这在经济学上将成为又一个创新。
即使在许多部门经济学中，由于当代科学技术的融入，也会带来理论和实务创新。最明显的是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不但增添新的内容，同时带来新的方法和新的手段，并且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增大还带来了规避风险和失误的一系列新问题，需要在提高预测和防范能力上创新。大家看到，信息技术、网络经济的日益普遍化和高度化，正在形成前所未有的虚拟经济新形态，它必然影响到部门多种经济学科（包括管理科学），创新的空间越来越大。当然，交叉学科不只是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社会科学、经济科学本身也有许多具体学科的交叉（如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社会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等），这些都是实现创新的亮点。
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的方法论
经济科学的创新，从认识论上说是实现飞跃，其主体是从事研究的人。因此，要实现研究对象的创新，研究者必须自身首先“创新”，提高素质，除了知识的积累以外，最重要的是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
作为具体的人总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从事工作的，有自己的动机和行动准则。经济学研究也是如此。我的体会，不能为研究而研究、为创新而创新，否则便会陷入追求猎奇、故弄玄虚、玩文字游戏的境地。有些人曾经为“创新”独出心裁地制造了一些新名词、新范畴，但由于缺乏真正的科学性，其结果研究不出新东西，但又要维护那套自诩的“创新体系”，于是落入自设的圈套中不可自拔。这种创新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谁都知道，搞经济研究必须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的前提是不要为个人而研究，而是志在探索国家强盛、人民富裕之路，这样，就要敢于面对现实，自己认识错了敢于否定自己；并且总是不会满足，有一种求知若渴的强烈愿望，而不会略有一孔之见便沾沾自喜、停步不前。总之，动机正确方可无哗众取宠之心，有实事求是之意，才能有真正创新的动力。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句话似乎在有些人那里不时兴了，实际上仍是根本问题，很多学者由此迷失了方向。就以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态度而论，不少学者并没有认真去读《邓小平文选》，更不可能融会贯通，却以无知而狂妄。有的只热衷于西方那一套，对本国的经济问题浅尝则止。如前所述，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学，但目的是为我所用，不能照搬。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最锐利的武器还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学会运用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里的学问大得很，只有钻进去方可尝到愈来愈多的甜头。我的体会，中国经济学实现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
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方法论便十分重要了，因为正确的方法是达到科学研究目的工具。有不少同志，立场很坚实，又非常用功，但就是研究上没有新的见地，或者出书不少，高质量、有影响的却不多，重要的原因是方法不对头。就我个人的体会，以下几点可供参鉴。
第一，立足现实，占有资料。经济科学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必须更多地研究现实问题，方可创新。列宁说：“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我觉得，现在经济科学脱离现实的倾向还相当严重，很多人是靠坐在屋里推导、杜撰做学问的，对现实问题未有深入的调查，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怎么样，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就主观地“想当然”去写文章、高谈阔论，用自己的概念去套现实，甚至以为自己设计的方案可以医治百病。我想，这类“创新”对现实毫无用处。正确的方法，是对现实问题深入了解，弄清矛盾的症结所在，并且把点上的材料与面上的材料结合起来，然后再上升到理论，作新的概括，提出切合实际的对策。列宁在写《帝国主义论》时曾说道：“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当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必须是有关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的基础的材料的总和。”我们在研究材料时不能以点带面，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要有全面性，要比较，在深入解剖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方可提出独到见解。
第二，参与讨论，取长补短。百家争鸣可谓学术上的竞争机制。开展学术上的论战、讨论，有利于充分抒发各种观点，启发人们从深层上研究问题。有时，听取各方观点往往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接触那方多了就觉得那方有理，这就需要比较，认真权衡各方短长，哪些符合实际，哪些牵强附会，然后再吸收各家的长处，加上自己的思考和研究，提出新观点。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自己站在了某一方，也要认真听取对方的见解，找到别人的合理成分和争论的焦点，也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防止陷入谬误；如确实发现自己的理由有缺陷，要勇于承认。应当说现在是学术上最为活跃的时期，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有人发表不同的见解，这是启发思考和创新的好环境。但也在某些方面存有门户之见，往往失之偏颇。我认为，提倡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要统一认识，恐怕最根本的要靠实践。正如列宁所说：“实践比世界上所有理论争论都更为重要。”大家应当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以事实为依据，取得真正的共识。
第三，立足地方，面向全国。作为地方的院校和研究机关，我们掌握全国的信息比较迟，特别是研究国际问题，一般说受资料限制较多，这也是一种信息不对称。不过，又有我们的长处，就是了解地方和企业的实际情况较为便利，研究区域经济和微观经济可能会深入一些。基于此种利弊，也要扬长避短，发挥“解剖麻雀”的优势，更多地从事一些跟踪研究。实际上把个别研究透了，才有利于把握一般。我主张，高校和研究机关的同志多参加一些地方经济问题的研讨，最好也能进行一些咨询和决策活动，与一些地市和企业保持密切联系，以便把握地方经济和企业运行的脉搏，既能及时地为地方服务，又能较快地切入对全国的研究，反过来就会促进理论上的创新。例如根本不了解地方和企业，那么讲区域经济和企业管理无异于纸上谈兵。
第四，定性定量，交叉深化。西方经济学的一大优点在于善长实证分析、定量分析，以大量的数据为依据，经过运算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应当学习这种方法。但也有它的毛病，即过于数学化，不少数学模型过分抽象，排除了许多实际因素，仅适用于某种条件，使得不少结论失之偏颇，时间不长其适用范围就过时了。事实上，经济生活极其复杂，不确定因素非常之多，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主义大国，处于转型时期，影响经济的因素更多，不可能用某一个公式就可以囊括全部，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因此，在进行定量分析的时候，一定在定性分析指导之下，并且为定性分析服务，而定性分析要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以大量的实证研究作为理论抽象的依据。但是，切不可故弄玄虚，让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好像看懂的人越少学问就越大。这种学风和文风不应提倡，其结果并不是什么创新，决不会有多大的生命力。
第五，不避矛盾，迎难取新。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文章，别人知道的它讲起来没完没了，别人想知道的它却躲躲闪闪、避而不谈，言之无物，缺乏主见。究其原因，在于回避矛盾，知难而退。综览经济学说史，大凡有创新的经济学家都是遇到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难题，敢于直面，进行深入研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对于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进行比别人更深入的剖析，方能弄清其底里纵横，找到症结，提出良方。可以说，现时中国的经济矛盾甚多，往往是前人所未曾遇到或预料到的，这恰好为我们开辟了经济科学创新的时空。这里需要理论勇气和科学态度，要有迎着矛盾上、“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精神，在研究各种困难的经济问题中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最后一点，循序渐进，厚积薄发。要强调树立扎扎实实的学风，不追时髦、赶风头、不浮躁，不急于求成，不投机取巧，不要做到那种名躁一时、昙花一现的流星式“学者”，而要肯于下苦功，循序渐进，在渐进中求飞跃。用马克思的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收稿日期：200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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