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会有人走近和诠释这部经典的——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卷注后琐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这部论文,总会论文,全集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勿忘记了别一些付出者的足迹
承担新版《鲁迅全集》第一卷的修订工作，总会想起以前参加1981年版《坟》注释时的一些事来。
“四人帮”刚粉碎，我从学校机关调回中文系，参加《坟》的注释工作。从那时起，我便与王瑶先生、川岛先生，及孙庆升、唐沅、袁良骏等一起，朝夕相处，倾心商酌，经一番努力，终于完成了《坟》的注释工作，由出版社印出了一册红色封面的征求意见本。
这之前，注释组需要“三结合”。除学校教师外，须请工厂工人、公社农民参加，叫“掺沙子”。后来王瑶先生跟我说：有时候，为一个字，会争得面红耳赤。《人之历史》开头副标题，有个“德国黑格尔氏”，那个青年农民非说不是男的而应是个女的不可，你跟他解释，他就是不听，硬说在过去农村里，凡是女的，都叫什么“氏”的。先生说，这简直是乱弹琴！
读大学时，我听过川岛先生讲的现代文学史。往昔的历史故旧，文人的逸事趣闻，从他的嘴里讲出来，不那么干巴巴，都很有风趣。这次参加注释，是我向先生最好的学习机会。在我眼里，他非常和蔼可亲，是良师，更像是慈父。遇到过去难注而未注出的，我一经查阅注出，他都热情鼓励。《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里说到“音乐有十番”。在1956年版里没有注。新稿据辞书注的文字是：“十番又称‘十番鼓’、‘十番锣鼓’，由若干曲牌与锣鼓段连缀而成的一种套曲。流行于福建、江苏、浙江等地。”我翻阅了一些文献，在《扬州画舫录》里找到有关文字，补写了：“据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记：十番鼓是用笛、管、箫、弦、提琴、云锣、木鱼、檀板、大鼓等十种乐器更番合奏。”川岛先生看后很满意。《灯下漫笔》说：“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三千余年古国古”的出处，1956年版没注。经过一番查找，我在黄遵宪《人境庐诗草》里找到了类似句子，加了一条注：“‘三千余年古国古’语出清代黄遵宪《出军歌》：‘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先生说，未见更准确出处前，这样注是合适的。
我与川岛先生都住北大蔚秀园。我写《〈野草〉研究》时，先生已卧病在床。我将《野草》各篇文字与《语丝》发表文字作了校勘，写成《〈野草〉修改蠡测》一文，曾就其中一些问题，向先生请教，经修改后，成为书的一篇“附录”。其中我谈到：“然而有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野草》在《语丝》上发表的时候，确实存在一些误排或漏排的现象。对于其中有的明显的错误，鲁迅是曾经给予更正了的。如在《好的故事》一篇发表的时候，曾有几个脱漏的字。在下一期的《语丝》杂志上，便出现了这样一条《更正》：
《好的故事》正误：十二行乌下脱桕字；十五行桨误浆；廿六行缕上脱如字；末行的下脱夜字。
《更正》所列的几个内容，在《野草》成书时都已改正过了。唯‘如缕缕的胭脂水’一句，仍缺‘如’字，一直延续至今。这可能是鲁迅自己的一个疏忽罢。这些更正本身是值得注意的。”我在引《更正》文字后，页末还加了这样一条注解：“见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六日《语丝》周刊第14期。据川岛先生说，《语丝》上错漏之处是很多的，一般很少更正，除了作者自己出来说明。这段《更正》是出于鲁迅自己的手笔，大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相信川岛先生的记忆。一次，也是与他谈鲁迅《野草》时，他向我借香港出的《知堂回想录》，看完后，交谈中他颇不满意于周作人美化自己的文字，说也有不少记忆失误的地方。当即他翻开书中《北大感旧录》(九)说，这里写马隅卿，专门研究明清小说戏曲，“因为这些小说戏曲从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隅卿自称曰，不登大雅文库。后来得到一部二十四回的《平妖传》，又称平妖堂主人；尝复刻书中插图为笺纸，大如册页，分得一匣，珍惜不敢用，又别有一种《金瓶梅》画笺，似刻成未印，今不可得矣。”先生说，这里周作人就记错了。《金瓶梅》画笺，不仅刻成，且印出来了。我多年保存印有“不登大雅堂制笺”的一盒《金瓶梅》画笺，就是证明。说着，先生还将这盒印有“金瓶梅·西门庆观戏动深悲”的精美笺纸送给了我，至今为我所珍存。
回述这段既是师生，也是全集注释的情谊，我想说：一项稍有点历史意义事业的完成，需要凝聚几代人的生命与心血。无数的前辈们，用他们“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一样的付出，踏出了一条坚实之路。在这条路上，许多尊敬的老一辈学者走了，一些熟悉的同辈友人走了。自1981年版《全集》问世后，许多学人用他们深湛的学识和求真的严谨，为弥补勘正过往的不足和错讹，已经或正在作着付出远远大于获取的耕耘。修订注释新版《全集》的完成，仅仅是在无数前代和同辈学者的巨大劳动和坚实付出基础上，向前迈出微妙的一步。
走在这条路上，心里常听到的，是这样一个声音：勿忘记了别一些付出者的足迹！
往鲁博查阅文献收获的意内与意外
收在《坟》里鲁迅留日期间写的《人之历史》等文言论文，在将1981年版《全集》(1996年第3次印刷)为底本与初版本校勘中，我发现了不少文字上的差异和疑难。鲁迅《坟》的其他版本怎么样？早先出的其他《全集》本如何？《河南》杂志上最初发表的文字又是什么样子？要最尽快解决这些疑惑，只有一个办法：到鲁迅博物馆去！
我到了鲁博，经过资料部负责人杨燕丽女史的周到安排，在宁静无声的资料部阅览室里，很快得到了几乎完整无缺的《坟》、《呐喊》的几种版本，1938年版的《全集》，还有《河南》杂志上发表的原文。我预先准备的问题，经过校勘对照，关于1981年版个别文字的是与非，正与误，以及其他各样疑难，便多数迎刃而解了。许多小问题，可略而不动。有关如何尊重作者原有文字的疑问，经审慎考索，在新版中得到更正。年近七旬的老花眼睛，借着一柄放大镜，坐在那里整整看了一天。即使只很少几处能落实于新版文字里，也觉得颇有意义了。
如《人之历史》中“夫德意志为学术渊薮”句，校勘中我发现，初版“渊薮”作“渊丛”。一是1981年版，一是初版，仅一字之差，哪个对呢？阅1907年12月《河南》第1号发表的原文，才知道，原刊发表时，“渊薮”作“渊丛”，与初版相同。但仅此还不能确定。于是又翻阅了1930、1933、1936年出版的《坟》第三、四、五各版，1938年的《鲁迅全集》和1941年的《鲁迅三十年集》，发现也均作“学术渊丛”。直到1956年版，始改“渊丛”为“渊薮”。1981年版沿用未变。据我猜想，这样的改动，大约是当时编者觉得“渊丛”不如“渊薮”更通顺。查了日本《大汉和辞典》“渊丛”条，释文见“渊薮”，知古“渊丛”与“渊薮”同。辞典引《左传·昭公七年》：“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注：“悉以纣为渊丛而归之。”鲁迅当时曾从章太炎学《说文》，为文也学太炎师，习用古字。有了这些依据，新版《全集》经过编委会讨论，将《人之历史》的“学术渊薮”改回为“学术渊丛”。看来只是一字之差的更动，却恢复了鲁迅文章的本来面貌。
再如，1981年版《人之历史》有“谓诸种植物，皆出原型”，初版为“谓诸种植物，出皆原型”。查1907年12月《河南》第1号作“谓诸种植物，出皆原型”。再查《坟》三、四、五版，均作“出皆原型”。到1938年版《鲁迅全集》，1941年版《鲁迅三十年集》，才改为“皆出原型”。1981年版全集沿用。初版及几次再版，均与原刊相同，看来鲁迅生前没有改动过。“出皆原型”，按古文表述是通的，与“皆出原型”义也不尽相同。《人之历史》讲，瞿提建“形蜕论”，“犁然知生物有相互之关系，其由来于一原。千七百九十年，著《植物形态论》，谓诸种植物，出皆原型，即其机关，亦悉从原官而出；原官者，叶也。”据此修订后新版里改回为“出皆原型”。
这次往鲁迅博物馆作校勘，还得到一个意外收获。校勘鲁迅几篇文言文，需借阅1907至1908年在东京出版的几期《河南》杂志。经过短暂等候，没想到杨燕丽给我拿来的，不是一期一期的《河南》杂志，而是鲁迅博物馆所珍藏的一份文物：鲁迅留日时期编排的文集。关于这份珍贵文物，杨燕丽在她的《鲁迅留日时期编排的文集》文章里，有详细稽考与绍介：
1966年9月14日钱秉雄将其父亲钱玄同的部分遗物捐献给北京鲁迅博物馆。在这批文物中，有一件经鲁迅之手收集、编排、装订成册的文集。翻开文集的封皮，一眼便可见到鲁迅手书的两页目录，这篇珍贵的鲁迅手迹，此前还未曾公开发表过。
这本文集共收诗文60篇，涉及作者12人，文章分别发表于四个刊物。
鲁迅将这60篇诗文的目录写作“目次一”和“目次二”两页。……
从整体上看，鲁迅收集的这些诗文，写作与发表时间为1903—1908年之间。其中章太炎的诗文最多，共25篇。其次是周作人，12篇，接下去是鲁迅自己的文章，共6篇；依次往下排列为汤增璧、刘师培、许寿裳、陶成章、黄侃等。这里有鲁迅的老师、兄弟、朋友，当年他们留学、流亡日本，共同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针对当时的时政，发表了很多诗文。而鲁迅从众多的刊物中收集了四种刊物上12位师友的60篇诗文，是有他的思想原因的。这对于研究鲁迅早期的思想发展，以及与其师、其弟、其友的关系和相互的思想影响，无疑是一份珍贵的资料。
鲁迅收集的这组文章均为《河南》、《民报》、《浙江潮》、《天义报》散页。《河南》与《浙江潮》中每一页，上端都印有“河南”“第×期”或“浙江潮”“第×期”的字样，而《民报》与《天义报》却没有任何标记。
鲁迅将这些文章收集、分类、编排、写好目录，外用浅绿色的封皮、深绿色的书脊装订成册，成为一本文集。原件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见叶淑穗、杨燕丽著《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第281-28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在“目次一”的第一部分，第五篇至第九篇，收入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执论》、《破恶声论》、《人之历史》、《裴彖飞诗论》，第十三篇为《科学文教篇》。这几乎是鲁迅留日时期的全部论文和译作。鲁迅从刊物上将它们一一剪裁下来，与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黄侃、许寿裳等人的文章编排在一起，看得出鲁迅当时对于自己这些心血结晶的珍爱与重视，也可窥见鲁迅从事倡导革命的启蒙思想意识的清醒与自觉。鲁迅似乎有意要将这本诗文集汇编出版，以期这些“撄人心”的思想，能够得到较为广远的传播，在思想界发出更大的声音来。这与办《新生》、出《域外小说集》一样的企图和热望，是非常明显不过的了。
目睹和触摸鲁迅近一百年前精心收集、分类、编排和装订的这本前驱者们的诗文集，阅读鲁迅用隽秀的小楷书写的“目录”文字，抚摩诗文集装订的浅绿色封皮和深绿色书脊，我心中默然想起《摩罗诗力说》末尾所发出的痛苦呼唤：“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这份意外机缘给予我的，是对一个先觉者的隐秘内心、一段喧闹历史的想象。
一个典型历史人物疑难的冰释与感悟
《坟·看镜有感》中鲁迅提起明末清初的杨光先拼死反对西洋历法的一段旧事：
清顺治中，时宪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痛哭流涕来劾洋人汤若望的偏是汉人杨光先。直到康熙初，争胜了，就教他做钦天监正去，则又叩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辞。不准辞，则又痛哭流涕地来做《不得已》，说道“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终于连闰月都算错了，他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于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也学不好的。但他竟论了大辟，可是没有杀，放归，死于途中了。
1981年版《全集》注释说：“杨光先，字长公，安徽歙县人。顺治时他上书礼部，说历书封面上不该用‘依西洋新法’五字，无结果。康熙四年(1665)又上书礼部，指责历书推算该年十二月初一日蚀的错误，汤若望等因而被判罪，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复用旧历。康熙七年因推闰失实下狱，初论死罪，后以年老从宽发配充军，遇赦放归。下文的《不得已》，是杨光先几次指控汤若望的呈文的汇集。”
修订注释，需弄清杨光先的生卒年，他上书状告汤若望的时间、经过，推闰失实下狱，直至发配充军遇赦放归而死这样一些史实。我花费一些时间，查阅了有关传记资料和工具书，没找到解决所有疑难的相关信息。在茫然无措中，傍晚于蓝旗营寓所外的万圣书店随意浏览，偶然发现并购得《不得已附二种》一书。该书陈占山校注，安徽黄山书社于2000年11月出版。我喜出望外，有点“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快乐，也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自愧。
《不得已附二种》收录杨光先所撰《不得已》上下卷共21篇(其中附文2篇)有关守旧排教的资料，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撰，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订的《不得已辩》和南怀仁撰《历法不得已辩》，附录一有钱大昕、黄丕烈、柳诒徵、钱绮等人的题记跋文，叶廷琯《吹网录一则》及方豪的影印序等。附录二为萧穆撰《故前钦天监监正杨公光先别传》、《故前钦天监歙县杨公神道碑》，《清史稿·杨光先传》，(康熙)《歙县志·人物·杨光先》等资料。书前有陈占山的《前言》，附录三为他撰写的《杨光先评传》。
据《不得已附二种》前言、《杨光先评传》，杨光先生于约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死于康熙八年(1669)。1981年版《全集》注释说：“顺治时他上书礼部，说历书封面上不该用‘依西洋新法’五字，无结果。”史实情况是：清顺治十六年(1659)，杨光先撰写《辟邪论》、《拒西集》、《摘谬十论》、《中星说》等，力诋汤若望，攻讦天主教和西洋历法；翌年五月，上疏题参，开始公开反对汤若望等，意在制造排教案，把西方传教士逐出中国，但此奏疏“不得上达”。是年十二月，再次上疏题参，为《正国体呈稿》。其中云：“夫《时宪历》者，大清之历，非西洋之历也；钦若之官，大清之官，非西洋之官也。以大清之官，治大清之历，其于历面之上宜书‘奏准印造时宪历日’，颁行天下，始为尊皇上而大一统。今书上传‘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而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其罪岂止无将已乎？”结果是：“礼科未准”。
1981年版注释中，关于他康熙四年上书礼部，授钦天监正；康熙七年因推闰失实下罪等文字，所叙时间与史实，与信史也略有出入。实际是：始自康熙三年七月，杨氏即上《请诛邪教状》，并附上《正国体呈稿》、《与许青屿侍御书》，弹劾汤若望、李祖白等；稍后，再进呈《摘谬十论》、《选择议》等。八月五日密旨下部，会吏部同审。对汤若望等传教士及钦天监中奉教官员李祖白等人的审判，持续了七个月，从康熙三年秋开始到四年春三月下判决书，判汤若望等八位钦天监官员“凌迟处死”，五人“俱斩立决”。但判书出后，逢京师一带“星变者再，地震者五”，“合都慌惧”，后宫出面干预，释放汤若望等原在京四位教士，准仍留居北京；其他由外地押京受审二十一位耶稣会士等人押赴澳门。李祖白等五位汉人奉教监官处斩。康熙四年四月初，任杨光先为钦天监右监副，杨以年老、不懂历法等为由上《叩阍辞书》，未准，于八月初授其为监正，又辞，仍不允，承命上任。
康熙七年，杨光先任监正，“复用大统旧术”，援引吴明炫为监副，工作无进展。十一月康熙决意结束白杨任监正以来历法的错谬混乱，加吴明炫推算历法闰月等又失实有误，于是康熙八年二月，重新起用南怀仁，专用西洋法，对于杨光先“但夺官，免其罪”。八年八月，康熙为汤若望等人冤狱平反，杨光先被告“附鳌拜，将历代所用《洪范》五行称为《灭蛮经》，致李祖白等无辜被戮，援引吴明烜诬告汤若望谋叛。下议政王等议，坐光先斩。上以光先老，贷其死，遣回籍，道卒。”(《清史稿·杨光先传》)杨光先行至德州，发病而卒，年七十三岁。1981版注释说：“康熙七年因推闰失实下狱，初论死罪，后以年老从宽发配充军，遇赦放归。”新版注释据上述材料改为：“康熙八年(1669)因推闰失实，康熙为汤若望等冤狱平反，杨光先被夺官下狱，初论死罪，后以年老免死放归。”
杨光先是中国十七世纪中叶东西文化冲突中一个守旧派典型人物。《不得已》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杨光先于康熙四年(1665)上呈的《日食天象验》里，借指责汤若望制定的历书推算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日蚀有误，发挥自己反对西方文化进入中夏的观点，提出了：“大清国卧榻之内，岂惯谋夺人国之西洋人鼾睡地耶？”“光先之愚见，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等惊人谬论。新版修订注释具体注出了鲁迅引杨光先《不得已》中的“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名言，见于该书中《日食天象验》一文。至于鲁迅所引“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一语，原话应见于《不得已》的《二叩阍书》：“臣思官以‘钦天’名，必精于历数历理者，方能胜任，而无失儒家但知历之理，而不知历之数；历家但知历之数而不知历之理。臣于去年在部对审之时，有‘杨光先止知历理，不知历数’之亲笔口供，在案可查”。鲁迅引文中略有变化的“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一语，则出自清阮元的《畴人传》卷三“杨光先”条。该传还并全文录入了《日食天象验》。《看镜有感》中鲁迅所引杨光先的两段话，应均见于阮元《畴人传》。
鲁迅在《看镜有感》中，批评汉唐以降的中国文化，失去了原有采取外来事物的襟怀与雄大魄力，神经变得“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这时，他举出杨光先这个守旧人物拼死反对西洋历法的历史，实有振聋发聩的意义。晚年在《随便翻翻》一文中，鲁迅还再次提起这个人物：“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观诸今日，鲁迅的这种尖锐认识和文化警醒，似乎还没有完全过时。
修订注释文字时勘一字之误所得值矣
修订中对于1981年版全集原有的注释文字，要去重新查阅与核对。这样做耗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多数是一种阅读的快乐。使自己走进历史现场，体验历史情景，确认原注的正确与否。偶然发现个别错讹，即使是一个字，也会给自己带来收获源于付出的成就感。
《坟·春末闲谈》中有：“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种所谓‘特殊知识阶级’的留学生”。注释说：“‘特殊知识阶级’一九二五年二月，段祺瑞为了抵制孙中山在共产党支持下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拼凑了一个御用的‘善后会议’，企图从中产生假的国民会议。当时竟有一批曾在外国留学的人在北京组织‘国外大学毕业参加国民会议同志会’，于三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公园开会，向‘善后会议’提请愿书，要求在未来的国民会议中给他们保留名额，其中说：‘查国民会议之最大任务为规定中华民国宪法，留学者为一特殊知识阶级，毋庸讳言，其应参加此项会议，多多益善。’”
修订时，仅删去“竟有”的“竟”字，减少些微感情色彩，余可不动，当然可以。但我还是去查阅了当时的报纸，果然在1925年3月31日的《京报》上，发现了记者有关此事的详细报道。读报道，颇有鲜活的历史感与趣味性。兹节略抄录，立此存照。
东西洋留学生之大结果
△联合大会昨已成立
△请愿参加制定国宪
前星期日下午四时。东西洋留学生。假中央公园水榭开联合大会。到会者百数人。甚形热闹。公推王建祖主席。首由张国辉报告筹备经过情形。将筹备员拟就简章九条。逐条讨论。一致通过该简章采合议制。无正副会长之名称。分设七股。每股设正副主任三人。以主任会议为执行总机关。当经举出主任如左。总务马德润。文牍卫国垣。会计华南圭。交际张国辉。宣传张光辉。调查顾琅。编辑王建祖。并副主任雷殷。吴祖耀。徐光。谭福。凌启鸿。等十余人。继由柴春霖报告。善后会议专门委员。审查国民代表会议条例情形毕。顾琅。周象贤。林襟宇。黄子方等。相继发言。结果。议定下列四项办法。(一)正式请愿善后会议。对于留学国外大学毕业者。为特别之规定。(二)对于专门委员之修正案。中央学会之组织。应将国内外大学分别选举。(三)留学生应用五分之一比例。选举国民会议代表。(四)委托在专门委员之顾琅等分头邀请善后会议中之留学生。加入同志会。定星期三茶会。最后推举起草委员张国辉柴春霖王世鼐等六人起草请愿书。兹觅得原文如左。
“为请愿事。政局革新。群情望治。国民代表会议。不特为和平统一之枢纽。抑且制定国家根本大法之机关。其组织完善与否。关系重大。国运之兴衰治乱。于兹卜焉。窃查国民会议条例草案。关于组织一章。内有全国各大学区。每区一人至二人之规定。足征立法者于知识阶级。特别注意。惟此项条文。仅指国内大学而言。对于国外大学毕业者。实有遗漏之憾。夫留学生为特殊知识阶级。不但谙习东西洋最新学术。明晓世界潮流。且亲历先进各国宪法之生活。其于法制精神。讵无心得。为国家计。自应特别设法。俾能贡其学识经验。为共和谋永久安全之福利。同人等本匹夫有责之心。当仁不让之义。爰开会议。公同讨论。佥以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第七条第七项之后。应加留学各国大学毕业一项。兹拟具条文，并附理由。缮呈贵会议查照。将政府原拟草案修正加入。不胜盼祷之至。谨此请愿善后会议公鉴。国外大学毕业参加国民会议同志会。”计开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第二章第七条加入左列一项。
留学各国大学毕业。欧洲十人。美洲十人。日本十人。理由查国民代表会议之最大任务为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留学者为一特殊知识阶级。毋庸讳言。其应参加此项会议。多多益善。但就留学生之地位与人数而论。似难与国内公私大学毕业生共同选举。致失均平。即留学生亦有东西洋之别。兹为免除混乱及人数不均起见。依照留学各国地域。分区各选代表若干人。似较为简便易行。
仔细校对这段报道与全集注释所引文字，还是有所发现。如1981年版注释引述报道中“请愿书”：“查国民代表会议之最大任务为规定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二字，在《京报》原文应为“制定”，1956年版注释者抄录时即有误，1981年版未加查核而因袭了这一字之误，此次修订才按《京报》原文改正了。差之毫厘却很重要，仅一字修正，也不枉自己一番时间的付出了！修订中，原来引述报道文字之后，又加上报纸的名称与时间，使引文更确凿。另外与注释似无关，从报道中还得知，在中央公园水榭出席“国外留学毕业参加国民会议同志会”的筹备活动人员中，有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并于1906年与鲁迅合纂出版《中国矿产志》的顾琅。他此时已是善后会议专门委员，在“同志会”上又被推选为调查主任，并被委托邀请其他已参与善后会议之留学生，也能来参加同志会。我读报时浮想：鲁迅与以“特殊知识阶级”身份出现的旧时同窗，因此时此事于报端相晤，不知当时会作何感想？
再举两个小例子。其一，《坟·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里有：“松禅老人序《今古奇观》云，‘墨憨斋增补《平妖》’”。1981年版注〔32〕云：“墨憨斋冯梦龙的书斋名。《平妖》，即《平妖传》。原为罗贯中作，只二十回，后冯梦龙增补为四十回。内容叙述宋代贝州王则、永儿夫妇起义，官军文彦博用诸葛遂、马遂、李遂将起义平息，所以原名《三遂平妖传》。”所注内容属著名典籍，注释一般应没有什么问题。但我还是乘机阅读了冯梦龙增补的《三遂平妖传》(《冯梦龙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名《新平妖传》)。小说叙述河北贝州的王则、永儿夫妇，聚众起事，尽行妖法。官军文彦博奉皇上宋仁宗命，前来平妖，但因王则等施妖法，缕受挫，后任用“三遂”，才将之平息。注释中“三遂”之一的“诸葛遂”，在小说中，应为由蛋子和尚化身的“诸葛遂智”。注释文中漏一“智”字。此条1956年版未注，大约是1981年版时所增。为此，我还翻阅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第十四篇 元明传来的讲史(上)”里，讲到罗贯中著《北宋三遂平妖传》说：“幸得弹子和尚化身诸葛遂智助文(彦博)，镇伏邪法；马遂诈降击则裂其唇，使不能持咒；李遂又率掘子军作地道入城；乃擒则及永儿。奏功者三人皆名遂，故曰《三遂平妖传》也。”新版注释里，据这些认识，将“诸葛遂”改为“诸葛遂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用的“弹子和尚”也改为了“蛋子和尚”。但是，近日为写此文，我又重新翻阅罗贯中著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知道1981年版注释用“诸葛遂”也没错，罗贯中本《三遂平妖传》中，第十九回回目，即是“文彦博偶遇诸葛遂 李鱼羹献计擒王则”；回内又有文字：
长老听说罢，离座拍手怒道：“当今乃尧舜之世，君圣臣贤。此一等妖人辄敢恼乱朝廷，请招讨(彦博)免忧，看贫僧与招讨出力，破其邪法，扫除逆党。”文招讨闻言，大喜道：“不敢拜问吾师高姓？”长老道：“贫僧覆姓诸葛，名遂智。”
可见，弹子和尚名字用诸葛遂或诸葛遂智，都可以。不同的是，在冯梦龙的增补《三遂平妖传》(《新平妖传》)里，诸葛遂智，是由一个大小似鹅蛋里孵生出来的，由泗州迎晖寺和尚慈云长老收养，初起名“蛋子和尚”，后到五台山文殊院化主，因施法术，由突然飞来的一弹子中幻化出来，才被改称为“弹子和尚”。第二十九回有云：“自此，善王太尉一家，人人都称赞圣僧弹子和尚，把弹子和尚一个名头霎时传遍京师，并不知有旧名蛋子二字。”第三十八回“多目神报德写银盔，文招讨失路逢诸葛”，在败于王则妖法后，与诸葛偶逢的对话中，与罗贯中本文字基本一样，文招讨问诸葛高姓时，回答仍是“老僧覆姓诸葛名遂智。”功成回甘泉寺，书偈坐化，才恢复蛋子和尚原来的模样。由此可见，1981年版注释里称“诸葛遂”和“弹子和尚”均无错，新版改“诸葛遂智”无可无不可，但改为“蛋子和尚”却未必就比“弹子和尚”更为准确。其实两部《平妖传》中都一直是称“弹子和尚”的。
其二。《坟·论照相之类》有：“王莽诛翟义党，分解肢体，令医生们察看，曾否绘图不可知，纵使绘过，现在已佚，徒令‘古已有之’而已。”1981版全集因用1956年版注说：
王莽诛翟义党 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汉王朝政权时，东郡太守翟义和他的外甥陈丰起兵讨王莽，兵败后被被“桀尸陈市”；随翟义起兵的人，也被屠杀。据《汉书·王莽传》，翟义党王孙庆被捕后，“莽使太医、尚方与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始终，云可以治病。”
有学者撰文指出，“翟义和他的外甥陈丰起兵讨王莽”，其外甥陈丰，并非重要脚色，应该还有严乡侯刘信等。我查阅《汉书·翟义传》：翟义，平帝时宰相翟方进少子，为东郡太守。“平帝崩，王莽居摄，义心恶之，乃谓姊子上蔡陈丰曰：‘新都侯摄天子位，号令天下，故择宗室幼稚者以为孺子，依托周公辅成王之义，且以观望，必代汉家，其渐可见。方今宗室衰弱，外无疆蕃，天下倾首服从，莫能亢扞国难。吾幸得备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身受汉厚恩，义当为国讨贼，以安社稷。欲举兵西诛不当摄者，选宗室子孙辅而立之。设令时命不成，死国埋名，犹可以不
于先帝。今欲发之，乃肯从我乎？’丰年十八，勇壮许诺。义遂与东郡都尉刘宇、严乡侯刘信、信弟武平侯刘璜结谋。”又查《汉书·王莽传》：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都试，勒车骑，因发犇命，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移檄郡国，言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今共行天罚诛莽’，郡国疑惑，众十余万”，义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十二月，王莽任王邑等将军，举兵东讨，破义于圉，义败而死。将《王莽传》、《翟义传》共读，则翟义反王莽篡权起事的过程，就比较清楚完整了。新版注释，已改为“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汉王朝政权时，东郡太守翟义、东郡都尉刘宁、严乡侯刘信和翟的外甥陈丰等起兵讨王莽”。当时参与结谋的还有刘信弟武平侯刘璜，注释里省略了。但要特别说明的：重读《汉书·翟义传》发现，新版注释我误将“刘宇”误读为“刘宁”了。
读《汉书·王莽传》，核对此段引文，发现1981版全集注释引文的“屠”字之前，漏一“巧”字。再查，该错漏自1956年版即如此。《汉书·王莽传中》原文为：“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太医，为宫廷里皇帝的医生。尚方，乃官署名，秦代始置，主造、储藏皇室所用刀剑兵器及玩好器物。巧屠，则应为屠中之巧者也。他们如此残忍地杀人时，不仅致罪犯于死地，而且还要对人进行解剖。在刑戮中，太医、巧屠所起作用，显然是非常之重要的。文后有唐颜师古注：“筵，竹梃也，音庭。以知血脉原则，尽攻疗之道也。”这段资料可以为我国古代早期人体解剖学提供一点实践的信息。另外，新版注释引文中的“知所始终”，1981年版也如是，引述文字原文应为“知所终始”，1956年版注释是对的。我是参与过1981年版《坟》注释的，当时有些毛病的发生，根源恐怕也是不去核查原文，而过分相信1956年版的成果；有些查核了原文，由于疏忽，又丢失了1956年版注释的长处。
原有注释中出自或今或古的引文，自己必须花费些时间，于引文进行核对。没有发现什么错处，也不白费工夫；倘发现很少错误，或仅“一字之差”，更正过来，对于像《鲁迅全集》这样文化经典的完善注本，对于广大学术研究者或读者，都至关重要。比起无法用物质与金钱计算的付出来，修订经典文本注释文字时，勘一字之误，所得值矣！
据史料讲实话与不为尊者讳乃治史之真精神
1981年版全集注释，因历史条件限制，涉及当时鲁迅批评过的事件、人物、言论等的释文，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简单化色彩。明显的考语和判断文字，还好改些；而以鲁迅引用对方文字为证，所下定性的断语，就非简单涂去过重色彩的语言所能解决了。遇此情况，注释者能否不带预设的偏见，走进历史处境，走进具体历史文献资料本身，以一个史家的严肃品格和讲实话的态度，作出尽量符合客观实际的叙述，就是对注释者的一个检验。
《坟·题记》中有：“假如遭了笔祸了，你以为他就尊你为烈士了么？不，那时另有一番风凉话。倘不信，可看他们怎样评论那死于三一八惨杀的青年。”1981年版注释为：
惨案发生后，《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发表陈西滢评论此案的《闲话》，污蔑被惨杀的爱国群众“没有审判力”，是受了“民众领袖”的欺骗，“参加种种他们还莫名其妙的运动”，“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又险恶地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们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说这些人“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罪孽”“不下于开枪杀人者”等等。……
我重读《现代评论》上发表的这篇《闲话》及其他相关文章，知道陈西滢文中确有注释里引的一些话，注释也大体传达出陈西滢的主要情感倾向。但有两个方面略使我感到不足：
一是，注释没有指出陈西滢在文中也谴责了“居高位者”的北洋军阀头目及行暴者“都负着杀人的罪”这一事实。文章一开头，就用三分之一篇幅的文字，讲了这个意思：
三月十八日血案的真相已经很明了的了。
在民众方面，那天参与的人都完全为了对外，并不是一党一系的运动。据我们所调查，那天死伤者之中，许多人非但没有党籍，并且是平常不轻易到民众大会的。群众到执政府，不过是和平的请愿。他们最激烈的行动，也不过是叫几声口号。政府通电所说的“暴徒数百人手执枪棍”和“并有抛掷炸弹，泼灌火油等举动”完全是凭空捏造，希图诬赖卸责的话。
在卫队方面，他们在事前已经向新闻记者等吐露口气，表示他们有“干一干”的决心。他们的行动也可以证明他们的开枪，不是为了仅仅要驱散民众。他们非但在民众四散逃避的时候，在后面追击，并且东西两铁门外，都驻有兵士，向在门口往外拥挤的挣扎的人民，迎头开枪，所以死伤在门口的人特别的多。
自然，同丘八先生讲人道，还不如向着老黄牛谈琴。可是，卫兵无论怎样的残忍，无论怎样的仇视学生，没有居高位者的明令或暗示，我想他们还没有胆量干出这种惨酷残暴的行动来。
这主谋的是谁，下令的是谁，行凶的是谁？他们都负有杀人的罪，一个都不能轻轻放过。我们希望特别法庭即日成立，彻底的调查案情，严整的执行各罪犯应得的惩罚。我们希望国民军当局，在抛弃北京之先，贯彻这种主张。这样他们才可以满足一部分民众对他们的属望。这样他们才可以在民众的心中留一个去思的纪念。法权会议的代表还在北京。我们究竟有法律的呢，没有法律的呢，就在此时表示了。
显然，陈西滢文章中确实谴责了这场“惨酷残暴”的罪行。他说明了爱国群众的被惨杀，是由于“居高位者的明令暗示”和“行凶”者的“残忍”，“仇视学生”，“才干出这种惨酷残暴的行动来”，他们都“负有杀人的罪，一个都不能轻轻放过”。
二是，批评陈西滢污蔑被杀的爱国群众和指责“群众领袖”欺骗的话，引述的材料，与原文意思及其前后语境，不全相符。如“污蔑被惨杀的爱国群众‘没有审判力’，是受了‘民众领袖’的欺骗，‘参加种种他们还莫名其妙的运动’，‘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闲话》的原文是这样的：
这次死伤者之中，妇女小孩占了一部分。……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虽然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你们目下还算不上“匹夫”，这责任也不妨诿一诿，等你们成了“匹夫”，再来担当吧。这话自然特别对他们的父兄，尤其是他们的师长说的。对理性没有充分发展的幼童，勉强灌输种种的武断的政治或宗教的信条，在我看来，已经当得起虐待的名字，何况叫他们去参加种种他们还莫名其妙的运动，甚而至于像这次一样，叫他们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做父兄，尤其是做师长的，也不能他们自己愿意去，便不加劝阻禁止，不能因为他们愿意去，便脱卸自己的责任。他们还没有审判力，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意志。父兄师长们对于孩童们乱吃东西，尚且恐怕他们生病，加以劝阻禁止，何况参加关系重大的国事呢？
这里所讲的，主要是将学生的参加抗议活动，归咎于“做父兄，尤其是做师长的”没有“加以劝阻禁止”。这样说法，即便是有不妥，也显然与注释里说的是“受了‘民众领袖’的欺骗”的话无直接因果关系。涉及“民众领袖”责任的话，是在后面才说到的。
关于“又险恶地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说这些人‘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罪孽’‘不下于开枪杀人者’”，陈西滢原文的叙述是：
我遇见好些人，里面也有率领小学生的中学教员，他们都说，那天在天安门开会后，他们本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又宣读了李鸣钟的来信，说对于这一天的运动，军队当妥加保护，所以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谁知道执政府门前立了五排执枪背大刀的赳赳武夫！又谁知道李督办事后说当日并没有军警在场！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要是李鸣钟真有信去，答应保护，事实上却没有派军队去保护，那么李氏百口也不能辩他无罪；要是李氏并没有信去，那么宣读的信，出于捏造，那捏造的人，又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
《闲话》很明显包含了指责“群众领袖”，即天安门集会的“主席”的责任。但注释中引述的后面两句话，都有与上下文紧密联系的具体语境。前一句话，说如果明知道执政府没有解除武装守卫，“大会主席”却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后一句话，是指大会主席宣读的信，如果出于捏造，那捏造和散布流言的人，“又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新版这条注释，经反复讨论斟酌，作了更接近原来文字历史实际的修改。
再举一个例子。在《坟·寡妇主义》里，鲁迅谈女师大事件时批评章士钊说：
看这些青年，仿佛中国的将来还有光明；但再看所谓学士大夫，却又不免令人气塞。他们的文章或者古雅，但内心真是干净者有多少。即以今年的士大夫的文言而论，章士钊呈文中的“荒学逾闲恣为无忌”，“两性衔接之机缄缔构”，“不受检制竟体忘形”，“谨愿者尽丧所守”等……可谓臻媟黩之极致了。
1981年版注释说：“章士钊呈文 指章士钊的《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作者所引的文句，都是呈文中侮辱女学生的词语。”
为弄清鲁迅引述评骘的章士钊呈文原义，我查阅了章士钊的《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再对照重读鲁迅摘句引述一段话的原初文字，以及句末“臻媟黩之极致”的评骘，可以发现，鲁迅文章中有的引文，与原意大体符合，有的引文，则脱离了上下文的语境和所指，孤立断引，遂与评骘之意不完全一致。其中有些话，也不尽如1981年版注释中所说的都是“侮辱女学生的词语”。据此在修订中，我删去注释中“都是侮辱女学生的词语”数字，采取完整引述《呈文》这部分原始资料的方法，让读者自己去做出判断。这样文字虽稍繁复了些，然可避免某些不确切的理解。经过修改，再经过编委讨论，定稿注释是：
章士钊呈文 指章士钊的《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作者所引用的文句，都是《呈文》中的词语。呈文原文为：“默察该校情形，各系教员，值党耩扇，势甚强固，不可爬梳，而诸生荒学逾闲，恣为无忌，道路以目，亲者痛心。该校长任事以来，一切要害之政，并尚未能董事，而已怨毒之甚，一日难居。……士钊少负不羁之名，长习自由之说，名邦大学，负笈分驰，男女同班，亦尝亲与，所有社会交际两性衔接之机缄缔耩，一一考求：其中流以上之家，凡未成年之女子，殆无不唯家长阿保之命是从，文质彬彬，至可爱敬。从未见有不受检制，竟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家族不知所出，浪士从而推波，伪托文明，肆为驰骋，仅愿者尽丧所守，狡黠者竟无忌惮，学纪大紊，社教全荒，如吾国今日女学之可悲叹者也。”媟黩，即轻薄玩弄的意思。见《汉书·枚乘传》：“媟黩贵幸。”
在与原发刊物核对时，还发现有个别条目，注释者为文中提到的人物避讳，有意删去了原有文句。如《热风·知识即罪恶》：“有一天，看见一种日报，却又将我的确信打破了。报上有一位虚无哲学家说：知识是罪恶，赃物……。”1981年版注释说：
知识是罪恶 是朱谦之所宣扬的虚无哲学的一个观点。他在1921年5月19日《京报》副刊《青年之友》上发表的《教育上的反智主义》一文中说：“知识就是赃物……由知识私有制所发生的罪恶看来，知识是赃物，即就知识本身的道理说，也只是赃物，故我反对知识，是反对知识本身，而废止知识私有制的方法，也只有简直取消知识，因为知识是赃物，所以知识的所有者，无论为何形式，都不过盗贼罢了。”又说：“知识就是罪恶——知识发达一步，罪恶也跟他前进一步。因为知识是反于淳朴的真情，故自有了知识，而浇淳散朴，天下始大乱。什么道德哪！政治哪！制度文物哪！这些人造的反自然的圈套，何一不从知识发生出来，可见知识是罪恶的原因，为大乱的根源。”
翻阅1921年5月19日《京报》副刊《青年之友》，发现朱谦之文章题目，发表时还有一副题，应是《教育上的反智主义——与光涛先生论学书》。该文连载于1921年5月19日、20日、21日的《京报》副刊《青年之友》。鲁迅引的是1921年5月19日发表的第一部分，共六个小标题，注文引述的是文章(一)(二)两部分。第一段引述《京报》的原文为：
(一)知识就是赃物——知识是可量性的，也是可属性的，所以知识可以被人占有，可以灌来灌去。我的朋友瞿秋白先生说得好：“把知识当作一种所有物，就是盗贼明抢暗夺的行为，侵人家的权利，我可以说知识是赃物”，由知识私有制所发生的邪恶看来，知识是赃物，即就知识本身的道理说，也只是赃物，故我反对知识，是反对知识本身，而废止知识私有制的方法，也只有简直取消知识，因为知识是赃物，所以知识的所有者，无论如何形式，都不过盗贼罢了。
1981年版注释引述文字，在“知识就是赃物”小标题后，将朱谦之说的“知识是可量性的，也是可属性的，所以知识可以被人占有，可以灌来灌去”这句话，和他引朋友瞿秋白的话，全都都删去了。其实朱谦之引述瞿秋白的话，无须避讳，应保留，这样才能更好理解朱谦之文章本来的意思。1981年版注释引述文字中的“无论为何形式”，原发表时为“无论如何形式”，转录中将“如何”误成“为何”了。但是，有一点是要在这里说明的，就是在新版注释中，我将引瞿秋白话后朱谦之说的一句话：“由知识私有制所发生的邪恶看来，知识是赃物”，自《京报》副刊《青年之友》上抄录时漏掉了，定稿时没有再去核对原文，就误认为是1981年版“注释者根据瞿秋白话的大意改写成的一句话：‘由知识私有制所发生的罪恶看来，知识是赃物’，并置于引号里面，当作原文加以引述。这样的删节与改动，显然是不妥切的，不符合引文规范。”(《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卷注释修订札记(下)》，《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8期)这样，即使新版注释重要文句漏引，又冤枉了1981年版的注释者，我此时心里不免有一种双重的内疚感。
酸甜苦辣的查核中我感到：历史现象总比对于历史的概括要复杂得多，文字简赅的注释总要丧失一些历史的复杂与丰富。这在过去那种气候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离开一些历史现象越远，方可能看得更为全面和客观些。尽量尊重原来文字的前后联系，不将一些话孤立起来，嫁接一起，以贯彻自己的倾向，是注释中必须警惕自己的。更不能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而轻易删改历史真实。当然，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严格尊重历史真实又何尝容易？
留一些遗憾也留一些后来者提升的空间
新版《全集》出版后不久，2005年岁末，我收到天津友人刘运峰的一封来信：
玉石先生：
您好！
最近翻阅新版《鲁迅全集》，感到有很多突破之处，尤其是您修订的第一卷，注释更为客观，平实，详略得当，且解决了许多81年版没有解决的问题。
但有一个地方需要请教，就是《呐喊·一件小事》中车夫对老女人说：“您怎么啦？”其他版本“您”作“你”，此次改为“您”，不知是否有依据？我查了几个版本，均没有查出来，如您方便，盼能见告。
专此布达，敬颂
晚 刘运峰 2005.12.28
读信后，我即翻阅新版《全集》，确然如此。为弄清问题，我查1923年北京新潮社版的《呐喊》，车夫对老女人说的是：“你怎么啦？”查1938年版《全集》，是“你怎么啦？”查1956年版《全集》，还是“你怎么啦？”再查1981年版《全集》第1次印刷本，此句仍为“你怎么啦？”最后，我再次翻阅出版社给我作为这次修订底本的1981年版《全集》1996年第3次印刷本，才发现，自这里改为“您怎么啦？”且不管编者依据什么做这样修改，仅就这个问题发现和查找过程本身，就令我自感惭愧：怎么这样明显的文本差异都没有发现呢？
我请方锡德教授托学生去查询。结果是：刊载小说的1919年12月1日《晨报·周年纪念增刊》上“你”作“您”，也许这样更符合老北京人力车夫的语气。原来修改源自于此！
其实，这样的疏忽，并非个别。新版《全集》出版发布会后，接着在西山八大处的总结座谈会上，天津师范大学王国绶教授，拿着新出《全集》第1卷，走到我面前说：《论照相之类》注释里，讲林琴南《荆生》小说里，“田必美(影射陈独秀)”应是“田其美”吧？我立即知道这是自己校勘的疏忽了。回家后赶紧查了1981年版《全集》、1981年版《全集》1996年第3次印刷本，以及1956年版的《全集》，注释都作“田必美”。再看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附《荆生》，则作“田其美”。历来教科书与学术研究所用的，我自己教学中烂熟于心的，也一直是“田其美”。原刊发表时怎样？问题出在哪里？
林琴南的小说《荆生》，最初发表于1919年2月17-18日上海《新申报》上，为“蠡叟丛谭”之十三——十四。查北大图书馆无此月该报。我是在1919年3月16日《每周评论》“通讯”栏，读到《荆生》原文的。是日该刊载《评林猬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一文，前为化名“二古”的“中学教师”给编者短信，后面则以教师批改语句不通作文的形式全文刊载了《荆生》。原文里作“皖人田其美”。至于何时始作“田必美”的，一下子难查清。友人方锡德教授告诉我，1933年出版的王哲甫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里，用的是“田必美”，但是否最早者，不敢肯定。我查阅该书，第三章《新文学革命运动之经过》里写道：
反动派的首领林纾在《新申报》上做了好几篇小说，痛骂北京大学的人。内中有一篇《妖梦》，用元绪影北大校长蔡元培，陈恒影陈独秀，胡亥影胡适，里头的情节，是暗射诋毁陈胡的。还有一篇《荆生》，写田必美(陈)金心异(钱)狄莫(胡)三人聚于陶然亭，田生大骂孔子，狄生主张白话，忽然隔壁来了一(里)伟丈夫，把三人痛骂一顿，并各施以责打。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44页，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初版，1986年2月上海书店复印本)
由此猜想，1956年版《全集》编者注释时，依据的可能是1933年9月出版的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里的这段文字。方锡德和我的印象是，王哲甫这部书，起码在这段史料的叙述上，有某种凭记忆所及的随意性，如说“林纾在《新申报》上做了好几篇小说，痛骂北京大学的人”，实际林纾于《新申报》发表影射诋毁北大几位教授的小说，仅《荆生》、《妖梦》，并非“好几篇”。又如说《妖梦》“用元绪影校长蔡元培，陈恒影陈独秀，胡亥影胡适”，前两者与小说相符，“胡亥影胡适”，就记错了，小说原文是“副教务长秦二世”。也许是因同样凭记忆而未仔细核查原作，王哲甫将“田其美”写成了“田必美”。依据《荆生》最初发表文字，新版全集的注释，应将始于1956年版的“田必美”改为“田其美”为是。
《全集》第1卷里还有些应注出的地方，虽想了一些办法，最后仍未查出来，留下了一些遗憾。一如《文化偏执论》里有：“至丹麦哲人契开迦尔(S.Kierkegaard)则愤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此处1981年版只注出克尔凯郭尔的生平、哲学思想及代表著作，但未注出这句话的出处。二如，《摩罗诗力说》里有：“约翰穆黎曰，近世文明，无不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大势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1981年版全集只注出了约翰·穆勒的生平和代表著作，所引述的他这段话的出处未注。为此我曾特请教北大著名西方哲学史专家张世英教授，先生并让他的研究生，一起帮助查询，翻了能够找到的有关著作，依然没有收获。三如，《摩罗诗力说》里有：“今试履中国之大衢，当有见军人蹀躞而过市者，张口作军歌，痛斥印度波澜之奴性；有漫为国歌者亦然。”此句，1981年版只注释了张之洞所作《军歌》、《学堂歌》中类似意思的句子，而没有注出有该内容的“国歌”。此次费了一番工夫查，但限于时间匆促与知识谫陋，又无从请教研究国歌史的内行，仍然无法找到出处。四如，《娜拉走后怎样》里说：“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诅咒，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1981年版全集注释里注了：“Ahasvar阿哈斯瓦尔，欧洲传说中的一个补鞋匠，或被称为‘流浪的犹太人’。”至于传说的出处，也并没有得到解决。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全集》第1卷里，给自己和读者留下的疑难，还不少。只能“立此存照”，有待热心于此道的专家学者，通过他们今后的努力，使《全集》注释不断得到更完美的提升。
即使看似解决了的疑难，就没有问题了吗？也不尽然。如小说《端午节》有：“一个大教育家说道‘教员一手挟书包一手要钱不高尚”。1981年版注释说：“大教育家 指范源濂。据北京《语丝》周刊第十四期《理想中的教师》一文追述：‘前教育总长……范静先生(按即范源濂)也曾非难过北京各校的教员，说他们一手拿钱，一手拿书包上课’。”《端午节》文末，注明写于“一九二二年六月”，而“善悟”的《理想中的教师》发表的第十四期《语丝》周刊则出版于1925年2月6日，晚鲁迅写小说时间两年零八个月。这是用后来的材料注释鲁迅两年半多以前从媒体中引的话。此次修订将1981年版注释有意删去的《语丝》出版时间填上了，保留了“追述”字样，但仍脱不了“瓜菜代”注释的弊病。
鲁迅小说说：“待到凄风冷雨的这一天，教员们因为向政府去索欠薪”。原注释比较简单：“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国立北京专门以上八校辞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联合全市各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群众一万多人举行示威游行，向以徐世昌为首的北洋政府索取欠薪，遭到镇压，多人受伤。”为弄清楚这一事件，并想找到范源濂话的出处，我翻阅了当时北京几家报纸，将此注释改为：“1926年6月2日，为反对北洋政府摧残教育，停发经费拖欠薪金，京师公立小学以上学校男女学生代表二十余人，赴国务院请愿，被拘禁在纯一斋院内，断绝饮食。为援救学生，6月3日，经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辞职教职员联席会议决，联席会同人及来部议事的八校校长，联合其他公立小学以上学生千余人，冒雨前往徐世昌为首的北洋政府总统府新华门前请愿索薪，突遭军警镇压，北大校长蒋梦麟，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及其他院校校长师生等十余人受伤。”“索薪事件”是弄清楚些了，但范源濂非难教员的话，出处却仍未找到。当时这样的放弃，留下的是一种空落落的怅惘。
人类的希望在于世上多有决不言弃的人。《全集》第1卷，特别是《摩罗诗力说》等文，很多涉及外国哲学、文学的人物、作品与引语，别的出版社所出的鲁迅著作中，经专家的勤劬查寻，已经化解了1981年版的许多疑难。新版注释中吸收了他们的这些成果。修订中我也常得来自友人关怀的温馨。一直到校勘注释已经交稿了，我还接到扬州大学顾农教授寄来一封信。告诉我他在《鲁迅辑录古籍丛稿》里，读到关于《春末闲谈》“细腰蜂”注释的新材料。信转给负责定稿的李文兵了。意见如何落实于修订文字，对于我个人，这时已不甚凝视了。令我不能忘怀的是：在此一切无不质化，精神日渐沦丧的当下，一封信带温度的文字，许多新版全集问世后批评和修正的声音，其背后所隐含的如“荒寒”中的一缕“温煦”之光，它使我相信：无论现在和将来，总还会有很多人走近和诠释这部永远的经典的！
2006年8月15日写毕，21日改定于京郊蓝旗营
标签：鲁迅论文; 中国历法论文; 三遂平妖传论文; 文学论文; 野草论文; 读书论文; 金瓶梅论文; 汤若望论文; 语丝论文; 京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