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年来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史，实际上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3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对于展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有重要的意义。
一、既坚持“老祖宗”，又发展“老祖宗”，在与时俱进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坚持“老祖宗”，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老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必须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也就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辩证法则就是：既不能不讲“老祖宗”，又不能只讲“老祖宗”；既不能丢“老祖宗”，又要敢于“讲新话”。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不容置疑的逻辑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因此，“老祖宗”不能丢。
其次，马克思主义不是终极真理，所以要“发展”。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科学的分析。一方面，它是外国的，是在欧洲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更多地是揭示了欧洲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它是以前的，是在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期产生和发展的，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正因为“老祖宗”是外国的，是以前的，就不能把它根据外国和当时的实际得出的全部结论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不应把它当作万能药方，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具体来说，毛泽东所处国度的国情、所要解答的问题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同于前人。所以决不能要求前人“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①
再次，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既要“照着讲”，又要“接着讲”。“照着讲”是坚持，就是不能丢老祖宗，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接着讲”是发展，就是老祖宗不能丢，又不能只靠老祖宗吃饭，要讲新话，要在新的实践中谱写新的理论篇章。“坚持”和“发展”是一体两面，不可将它们割裂开来。发展以坚持为前提，坚持以发展为条件；坚持中蕴含着发展，发展中蕴含着坚持，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我们的理论才能既保持正确的方向，又始终充满青春的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既坚持了“老祖宗”，又说了“新话”。邓小平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他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② 同时他又说：“老祖宗不能丢”，但要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说了许多马恩列斯毛没有说过的“新话”。这些“新话”根本标志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坚持的典范，又是发展的典范。一方面，它源于“老祖宗”，体现了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它又说了新话，体现了与时俱进。从继承“老祖宗”来说，“三个代表”每一句话包含的思想，在“老祖宗”那里都可以找到理论的渊源；从“说新话”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先进性做出了集中而深刻的新概括，它揭示了“先进性”的实质和内涵，把党的先进性与阶级性、群众性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把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更加紧密地统一了起来，从根本上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大发展和创新。胡锦涛提出的关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关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论都体现了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
二、既反对“左”，又反对右，在排除干扰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直到今天，在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错误偏向。一种是自由化的态度，迷信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扬马克思主义“陈旧论”、“过时论”，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种是僵化的态度，墨守陈规、因循守旧，视马克思主义为万古不可改变、包医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个别结论，当作亘古不变的教条，照搬照套。前一种态度是右，后一种态度是“左”。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深刻变化的改革实践，“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教条主义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左”的态度，它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马克思主义“卫道士”自居，这就更带有迷惑性、欺骗性，危害也就更大。
“左”的错误倾向在当前的主要表现包括：思想脱离实际，只是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跟不上时代和社会前进的步伐，盲目维护被实践证明是过时或错误的个别观点和论断，消极对待甚至抵触社会的变革和理论的创新。持这种教条主义态度的人，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实践的指南，而是视同宗教的信条；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国各时期的国情和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对于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过时的或者附加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主张，采取盲目维护的态度。
右的错误倾向在当前的主要表现包括：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圭臬，或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认为只有西方的思想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的社会变革，解决中国的问题，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西方的经济学说、政治学说、思想文化理念和价值观。近年来，迷信西方的思想理论有某种抬头的趋势，有些所谓“主流公共知识分子”、“主流经济学家”总是把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奉为普适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趋向、制度模式、政策楷模和最佳道路，宣扬“私有财产神话”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美国和瑞典基于私人垄断利益的畸形民主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等。这些“洋教条”的危害与“马教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③
“左”与右二者表面上各执一端，“左”右对立，实质上它们的认识根源都是主观唯心主义，在思想方法上都是形而上学，共同特点都是理论和实践脱节，主观和客观分离；在实际生活中都脱离国情，脱离人民，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党和人民的立场和利益。不管是“左”，还是右，都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敌，都会从不同的方面削弱和危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在不断排除“左”和右的干扰中前进的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我们党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超越发展阶段的“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针对党的性质问题、党员标准问题、入党条件问题，强调要解放思想，要反对“左”，反对教条主义。1990年代初，针对“左”的错误倾向抬头的迹象，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巡”谈话，使我们党从抽象谈论姓“社”姓“资”、“计划”与“市场”的思维定式束缚中解放出来。近年来，一些人借“反思改革”的名义，否定改革开放。对此，党的十七大给予了掷地有声地回答：“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与此同时，我们党也多次排除了各种“洋教条”的干扰和破坏，战胜了否定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妄图把中国改革开放纳入西方资本主义轨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发起的进攻。④ 对近年来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要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回应了各种错误思潮的挑战，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事实充分说明：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在排除各种干扰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既注重古为今用，又注重洋为中用，在批判借鉴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这块土壤里生根、开花和结果，就必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也离不开对西方文化及其现当代发展的积极成果的吸收。因此，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永恒主题。我们的基本原则和一贯做法就是：既注重古为今用，又注重洋为中用，在批判借鉴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古为今用”就是要批判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中国具体实际”除了包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以外，还有一个思想文化的实际，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的实际，一个伟大民族传统文化的实际——也就是说，包括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的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得到发展，就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实际。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两种异质文化如何结合呢？这就是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鉴别和剔除中国传统文化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合理性的精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多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都大量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和积极内容。比如，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传统的“革故鼎新”、“通变救弊”，升华为全面改革的政策；将传统的民本思想，光大为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将传统的“正德厚生”、“贵义尚利”，拓展为“两个文明一起抓”。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提升和改造了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使其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也批判地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容，比如，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人本”理念，和谐社会理论中所体现的“和谐”理念，均乃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脉根。当然，“古为今用”不是“儒家化”，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甚至封建化。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仍然是封建主义性质的文化，除了具有某些片面的、局部的合理性之外，从总体上来说，仍是落后的文化。
“洋为中用”就是要批判地借鉴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应向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开放；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应该也不可能排斥外来文化。我们要以宽广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顺应世界文化发展的大势，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博采众长，使其熔铸于马克思主义之中，使马克思主义不仅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而且适应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紧扣时代发展脉搏，重视研究和吸取西方科学文化成果、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合理成分和理论养料，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比如，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借鉴了西方的发展理念。和谐社会理论中的“和谐”理念并不只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和谐思想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最早把“和谐”作为哲学的根本范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把“和谐”理念引入政治和社会领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面对社会的种种弊端，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圣西门、傅立叶，把他们设计的理想制度称为“和谐制度”，这些都构成了和谐社会理论的思想渊源。当然，“洋为中用”不是“西化”，马克思主义要向西方文化开放，但必须坚守自己的原则和立场，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四、既坚持真理原则，又坚持价值原则，在双重关照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坚持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双重关照，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基本原则，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求真”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品质和特征，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坚持真理原则，确保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我们容许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犯错误，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本身必须是科学的、严谨的。离开了真理原则，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要坚持价值原则，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价值中立的学说，它具有鲜明的党性，是以追求全人类的最终解放、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鲜明的阶级性特征和意识形态属性是无法抹杀的，试图在“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旗帜下，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纯学术活动，主张在“纯学术”的范围内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片面学术化的道路来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既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行的。须明白，如果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关心当代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那么，人民群众也自然不会关心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会“自我放逐”到抽象化的概念王国而“自卖自夸”、“自我消亡”。可见，离开了价值原则，马克思主义也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体两面，不可偏废。
改革开放以来，真理与价值相统一贯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邓小平在领导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时时处处坚持用真理和价值相统一的原则指导理论创新。邓小平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思考问题、制定路线、决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合乎人民的需要，不断追问“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确立实践标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并使这三个标准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使党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服从客观规律与体现人民意志辩证地统一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了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新社会主义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体现了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内在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基本规律，直接地体现了真理性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先进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发展先进文化，归根到底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又体现了真理性与价值性的完美统一。就科学发展观来说，其理论本身也体现了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内在统一。“以人为本”指出了发展的根本目的，展现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真理性。总之，只有在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双重关照下，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五、既忠于文本，又直面现实，以“问题”为中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宝库，返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逾越的基础环节。试图离开对文本的研读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往往会“雾失楼台”而“弃祖背宗”。⑤ 返本，但不可迷本；返本的目的是为了开新。深入把握和运用“本本”，着力于关注现实，在解决现实问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回到文本”是指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理论语境，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的基础上，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哪些是必须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发展的理论；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有机统一，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教条式理解和错误附加中解放出来。
“直面现实”是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是高大、魁伟的，但必须有赖以矗立的根基和土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源自“问题”的理论，围绕“问题”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集中表现为问题史，离开“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书斋之中的独白，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必然失去生存的土壤，成为人民大众的“玄学”。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应以现实问题为中心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江泽民指出：“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论”。⑦ 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既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但同时它们又是解决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所处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他面临的问题是：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所处的发展阶段究竟是什么？自十月革命胜利以来，人类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进行了数十年，但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去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不可以也搞市场经济？对上述问题的科学回答就产生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尽管时代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但中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党政官员特别是高层官员的腐败之风愈演愈烈；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全部改旗易帜，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可以说是外有压力，内有困难，风云变幻，考验不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亟待解答的现实问题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对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回答就是江泽民集中全党智慧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随着全球性问题的迅速蔓延，“如何发展”的问题凸显出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亟待解答的现实问题是：“什么是发展”、“要不要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上述问题的科学回答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可见，改革开放30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和创新都是与中国的现实问题紧密联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重大成果都是直面中国“问题”的理论产物。
六、既强调“立”，又敢于“破”，在破立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立”就是创立新说。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新旧观点的分歧、对立和冲撞，难免会出现一些真理性的“新说”被当作是“异端”，因而经常被扣上修正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比如，邓小平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江泽民关于两个先锋队的思想和社会新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可以入党的思想等，都曾经被所谓的正统理论视作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可见，创立一种新的理论、学说、观点在很多时候是需要一定的理论勇气的。
“破”就是要破除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是要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解除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使思想与实际相一致。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错误的理论、学说、观点常常以革命的面貌、正统的身份出现的，因而，破除一种旧的理论、学说、观点在很多时候也是需要一定的理论勇气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做出的个别结论和具体论断，其中有些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也仍然符合实际；有些当时是正确的，现在因为条件发生了变化而过时了；有些则在当时就有程度不同的错误。因此，对于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的或不合时宜的个别结论和具体论断要敢于“破”，以被现时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新的理论和观点及时修正它、发展它，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自我超越中与时俱进，永葆生机与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说明，我们党既强调创立新说，又敢于突破陈规，在破立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想，如果没有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观念，就不可能有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如果没有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就不可能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如果没有破除“苏联模式”的桎梏，就不可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没有破除平均主义的思想观念，就不可能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带动越来越多的人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如果没有破除“计划等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等于资本主义”的观念，就不可能有亿万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如果没有破除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陈旧思维定式，就不可能有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的发展；……。今后，要继续做到“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⑧ 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七、既善于总结历史，又注重前瞻未来，在双重视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马克思主义前进的阶梯。总结成功的经验，不是为了孤芳自赏；总结失败的教训，也不会导致一蹶不振。改革开放30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明，我们党正是在总结历史与前瞻未来的过程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从而揭示和认识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人的正确认识的形成，很多来自于正反面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而错误和失败往往更能使人警醒和认识真理。毛泽东指出，总结经验的过程，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上升过程，是认识的深化和飞跃过程。他还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邓小平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⑨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都是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积累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建设和改革经验的理论成果，是以理论形态表现的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经验。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⑩ 作为指导和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不仅应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做出理论概括，而且必须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高瞻远瞩，把握未来。前瞻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要科学揭示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从而为社会发展和变革提供先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是简单地从“过去”走向“今天”，更重要的是如何使“当今”体现“未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人民共同行动的思想基础，就在于它符合历史进步的潮流，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比如，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先导，“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先导，“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以及未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供了先导，“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为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和平环境提供了先导。江泽民的新安全观为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先导，胡锦涛的和谐世界理论也必将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提供先导。
总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具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要继续总结经验，大胆创造，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注释：
①②⑨⑩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369、234、271页。
③ 程恩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解放思想》，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
④ 石云霞，《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教育历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9页。
⑤ 张国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十大辩证要求》，载《探索》，2008年第1期。
⑥ 陈曙光：《谈谈“问题”与“理论”》，载《湖湘论坛》，2008年第4期。
⑦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页。
⑧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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