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文学思想的践履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品格论文,思想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孔子文学思想中的“文”的概念多是指文献以及发展为六经的六艺。对于孔子文学思想的践履品格，可以从个体与群体两方面看：个体方面常把艺术当作主体道德生命践履的工具；在群体方面则要求艺术要培养一种具有社会性的艺术型人格。
关键词 孔子文学思想 个体践履 群体践履
《论语·雍也》记孔子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笔者认为，孔子此言最能概括其学说的践履品格：其一，践履目的，是“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即修身与治世并重，道德与事功统一，并最终达到“博施于发而能济众”的最高仁学境界。在孔子看来，这个境界是连尧舜这样的古圣人也未曾达到的。其二，践履方式，是“能近取譬”，即从个体切己的诸多小事一件件做去，做多做少，虽与个人的地位、才能、兴趣等密切关联，但总之不离仁之左右。在这里，目的的终极性与方法的切近性得到了完美的统一。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孔子提出了一系列独特而不乏现代启示的文学思想。
一、孔子的文学概念
文学一词，《论语》中仅出现过一次，且和今天作为艺术之一的文学概念有很大不同。《先进》记孔子评论学生特长时说：“……文学：子游、子夏。”据《论语》及其它典籍记载，子游、子夏并无特别的文学才能，不过在古典文献方面比较热衷擅长而已。因此，孔子此处提及的文学概念，主要应指文献而言。这和当时文学艺术尚未从一般的文献当中分化出来的历史情形是完全一致的。
《论语》中相当于文学一词的还有文，共出现二十多次，除有文辞、文采的意义外，文也主要指文献而言。有代有性的例子如《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里已经显示出孔子对文献的态度。在孔子看来，文献为实践仁信余暇所从事的修身活动。如果将文献视为知的物化形式，那么，在知行关系上，孔子是主张先行而后知的。这种理性主义的态度自然要影响到孔子对文学的认识。
但孔子生当中国文化的草创时期，成文行世的文献并不多，其中可置信的重要文献有后世发展为六经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种古典之中，《诗》是典型的文学作品，《乐》属于艺术的范畴，其它文献也或多或少兼有文学艺术特性。所谓孔子的文学艺术思想，相当一部分即表现在对上述文献的认识、评价与利用之中。
按六艺术为周王室用以教育贵族子弟的基本文献。作为贵族的后裔和中国第一个文献整理者，孔子对它们是相当熟悉的。这些文献经过整理，被孔子继续用以教育平民学生，其精神实质当然仍是官学的。这种情形当然也会影响到孔子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论语·子罕》也说：“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两说互相参证，我们有理由相信，孔子对古代文献尤其对其中《诗》、《乐》的整理，是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理论标准的。
作为深受官学精神影响的教育家，孔子兴平民教育的目的当然不离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具体而言，孔子希望受教育者能对东周以来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百性难以聊生的现实局面有所救正。《述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从教育角度而言，孔子又是非常重视文献的，因为这些来自书本的知识包括《诗》、《乐》之类文学艺术作品直接影响学生一生思想、情感以至行为。《礼记·经解》引孔子的话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此话可能不是孔子的原文，但基本符合孔子一生的行事立身，因而是可信的。这个教育目标显然是理想化的，其实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必须使教育者方方面面合乎礼的要求。而且，经由礼的教育而培养出一种具有艺术性的理想人格，也正是孔子平民教育的一个显著特色。
二、文学的个体践履过程
据上可知，孔子的文学概念主要指用于教育实践的文献，包括《诗》、《乐》在内。这个认识直接影响到孔子的文艺欣赏趣味、旨归和方法。在孔子看来，文艺欣赏活动首先是一个用于个性修养的诗礼互参过程。《八佾》云：“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孔子认为，懂得以礼解诗，正是学诗作人的方法基础。这个意思，郑玄注发挥得很清楚。郑注云：“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犹须礼以成之。”在孔子的观念里，礼是社会和谐有序的标志，也是人的固有社会本质。因此以礼解诗虽不尽符合诗的审美特性，甚至有时也根本无涉于诗的本旨，但仍不失为以礼为标志的那个社会对于文艺作品意蕴的某种合理的阐释发挥。如果说这个思想在《论语》中还稍现端倪的话，那么此后的毛诗郑笺孔疏就将它作了踵事增华的全面发挥，成为封建学人读诗的不二法门。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之为“经”，正是孔子始作俑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由诗而礼还属于文艺欣赏中的感悟，那么由礼而诗就是一种建立在被无限夸张了的类比基础上的僵硬演绎，这种演绎是不假论证的。因为孔子以礼解诗的要义是以修身为目的的感悟参证，它特别强调欣赏主体的默识心通。《学而》云：“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此处对诗的解释，可以说已经完全脱离了文艺欣赏，变成了一种抓住作品片言只语的随意发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孔子于诗一窍不通。孔子赞成诗礼互参，鉴此知彼，明显地是将以礼修身当作学诗的前提。孔子在《阳货》中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八佾》中孔子也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就是说，玉帛钟鼓之类，仅仅具有礼乐的形式意义，但重要的是礼乐的仁本内涵。同样，在文学艺术作品欣赏中，重要的不是作品提供了什么，而是欣赏主体应当本着仁礼修身原则对作品进行特殊理解、发现以至于创造。这层意思，《论语》的汉学宋学解释意见颇为一致。比如孔安国注云：“子贡知引诗以成孔子义，善取类，故然之。往，告之以贫而乐道；来，答切磋琢磨。”此处的关键是“善取类”。朱子集注的解释在这点上发挥得更深远。朱子云：“此章问答，其浅深高下，固不待辩说而明矣。然不切则磋无所施，不琢则磨无所措。故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亦不可鹜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依朱子之意，《诗》亦如《春秋》，是可以运用春秋笔法探求其微言大义的。按照孔子的取类读诗秘诀，朱子的上述解释应该说比子贡还要透彻全面。
艺术的特点是用个别显示一般。从接受理论角度而言，欣赏是主体以个别为媒介重构一般。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以礼解诗、诗礼互参并不违反艺术规律，只能算是一种特殊时空条件下的欣赏活动而已。事实上，孔子是深谙艺术规律的。《述而》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此话自不免夸张。但孔子重视精神性的享受，在艺术欣赏中以情感愉悦为首义，应属真实可信。同篇还记载孔子亲身参与艺术活动说：“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然后和之。”而且，刚毅木讷的孔夫子一旦认真讲究，其欣赏艺术也如他吃肉坐席，是非至于精益求精不止的。所以同篇又说：“子于是曰哭，则不歌。”即要求有一个好的心境来配合欣赏。因此，说孔子不懂艺术是毫无道理的。前述孔子判然有别的两种欣赏态度，无疑昭示出在主要方面，孔子是将艺术当作主体道德生命践履的工具来看待的。
因此，将文学艺术的主要社会属性规定为礼和尊重文学艺术的独特审美性质在孔子那里是并不矛盾的。孔子明确地宣称，对待文学艺术有双重标准。《八佾》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的美，是艺术标准，以欣赏主体的得情忘我为标准。这里的善，是社会标准，以文本内容的合礼体仁为旨归。内外两重属性各自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结为一体。孔子认为，尽善也未必尽美。孔子理想的文学艺术，是美善的和谐统一。用这个标准来考察文学艺术，孔子追求“和”的审美境界；以之品评人物，孔子心仪“彬彬”君子之风。《雍也》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美善和谐统一当然并不容易，孔子于此则采取具体分析分别判断的态度。比如管仲，他自然够不上彬彬君子。对他有“反玷”、“三归”的越礼行为，孔子加以不留情面的谴责：“管仲而知礼，孰不知礼？！”而对于管代相桓公霸诸候从而细民百姓长受其赐的历史勋业，孔子则衷心褒赏，许以“如其仁！如其仁”。管仲越礼而不违仁的事例表明，孔子的美善统一思想是富含辩证精神的。
三、文学的群体践履功能
依据美善统一的标准，孔子对文学艺术的群体践履功能作了全面的规定。《阳货》云：“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虫鱼之名。”在孔子心目中，文学艺术除了兼具“识名”的博物学文献意义之外，其主要的社会功能析言之为兴观群怨，合言之为事父事君，即执行典范人伦与惩创人心以合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的社会使命。
所谓兴，意即感兴。孔安国注为“引譬连类”，即建立在类比基础上的联想、感悟。刘宝楠《论语正义》解释说，“引譬”就是“譬物于物”，“连类”则“意中皆有赋比”；又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笔者认为，这个解释是符合孔子原意的。这个兴，既是孔子对诗歌艺术创作手法的总结，又是孔子对学生诗歌欣赏规律的提示，孔子赞成子夏子贡援礼解诗，就正是这方面的明证。必须说明的是，子夏子贡以礼解诗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性活动，而是以礼这个社会性的心理情感作基础的。因为礼除了组织、制度、仪式、规范等外在意义之外，行之既久是必然要内化为社会个体的心理范式与情感原形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子又释兴为“感发志意”，包含了以个别观照一般的社会审美意义。
所谓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诗本为古采诗之官从民间采取献之朝廷，以提供施政教化的民情依据，因而是包含一定历史成分在其中的。但这里的观念并不能等同于历史学意义上的冷静而直接的考察、推理以至判断，而是以诗所表达的情感、心理以及行为习惯即风俗为媒介考察推究历史的盛衰与社会的变迁。这里的考察对象包括考察活动过程中的主体都离不开情感活动的伴附。这个意思，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得很清楚。刘云：“谓学诗可以论世也……世治乱不同，音（诗乐古不相分）亦随异。故学诗可以观风俗，而知其盛衰。若吴季札观乐最著也。”如果说以诗观风还可以经由文学获得个体历史材料和认识的话，那么以乐观风就只能凭借音符旋律获取时代投影的心灵轨迹。孔子的诗可以观，显然是包括这两方面说的。
所谓群，即社会群体经由文艺作用的有秩序和谐，最能体现孔子文学思想的践仁履礼精神。《泰伯》记孔子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述而》记孔子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两段话都包含了诗可群的意义在内。需要说明的是，孔子此处所说的乐，比诗的境界还高，可以说是一种人生极致的艺术表达。但这个乐，并不是与社会群体生活毫无关联的纯粹艺术，它本质上仍受礼制约，体现了礼的仁爱和差等精神。所以《八佾》记孔子反对季氏“八佾舞于庭”，它是孔安国注的“群居相切磋”；就礼的差等精神而言，则是朱子注的“和而不流”。两说合参，笔者以为最近孔子原意。
所谓怨，其最直接的含义正如孔安国注所说，是“怨刺上政”，即对不良社会政治用文艺为媒介提出批评。《为政》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按孔子的标准，君主施政如果曲直不分，是非颠倒，人民就可以不服。这种不服之情如果发于诗文，形诸舞泳，那当然也就是怨了。孔子称诗可以观，自然是包含观俗之怨怒在其中的。但孔子于观之外又别立诗可以怨一说，这怨显然有着更为强烈的批判现实精神。如果把孔子批评季氏：“八佾舞于庭”也算作在怨之列，那么黄宗羲在《南雷文定》中提出“怨亦不必专指上政”的说法就很值得玩味了。质而言之，一切违仁悖礼的社会丑恶都在可怨之列，《论语》中此类怨例俯拾即是，不必枚举。不妨说，后世“不平则鸣”的文学精神正渊源于此。
由上述分析可知，孔子建立在尽善尽美标准之上的文学艺术审美以情感始，却不以情感终。孔子要求通过文艺审美深入落实到发志意、观盛衰、群人伦、怨不良之类的社会行为目的之中，体现出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艺术使命感。而且，孔子是教育家，他只能寄望于施教对象的个性自觉，并经由个人而最终作用于社会群体。这正是孔子文学思想的闪光之处，理应予以继承。正是本着上述精神，孔子评价包括“变风”、“变雅”在内的《诗经》作品，“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见这个“思无邪”并不是一味的温柔敦厚。在其深层意义上，它是包含着清醒的现实批判精神的。因此，《论语》节疏解释“思无邪”为“诗之为体论功颂德”并不符合孔子原意，倒是朱子集注庶几近之。朱云：“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逆志，其用皆归于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批判性地作用于社会，正是孔子论文作人的可贵之处。
如前所述，孔子文学思想的要义是经由人对于礼的个性自觉与践履而作用于社会群体。因此，培养一种具有社会性的艺术型人格，可以说是孔子一生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其理论表达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一生的行事立身也表明，他本人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光辉典型。孔子生当乱世，面对的是“礼崩乐坏”的残破局面，却生就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力图“克己复礼”。当然，这个礼已不是简单的殷周旧礼，也不单纯是对阶级统治秩序的规定的制度与仪式，它经由了孔子仁学精神的翻新改造，本质上是一种对人、对社会、对国家、对已有的一切社会文明成果的艺术性终极关怀。他公开标举“仁道在己”、“当仁不让”及“我欲仁斯仁至矣”等等，有一种可歌可泣的不屈品格与献身精神。据他本人解释，仁是“爱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很显然，用这种精神改造过的礼在当时的现实社会里是批判性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是终极理想性的。孔子一生萧条，周游列国而终不见用，死后竟荣膺素王桂冠，被誉为万世师表。这个戏剧性的历史现象正是上述孔子仁礼学说具有艺术审美价值有力表征。因此，与其视孔子为某个阶级的代言人，还不如说孔子以某学说、人格艺术地提供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活力源泉。在现实行为上，孔子一生奔走政治，但从不以政治为自己的归宿，他追求的是“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社会。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其“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的人生理想才会得以实现。
总起来看，孔子心目中的文学艺术具有较明显的工具属性。这种认识的形成，应该说与孔子一生的悲剧遭际密切关联。孔子生当乱世，志大才大，但少有实现其志施展其才的机缘、地位与权力，终其一生，半是学识宏深的文化人，半是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这种特殊的身份地位，当然会促使孔子以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的整理传播及自身艺术人格的自觉践履为媒介以弘扬健康向上的美善观念，以强化人的社会本质与社会责任，以增进社会群体的有秩序亲和，并最终致力于人与社会的深层改造与全面进步，较之那些津津乐道“怪力乱神”的人，其浅深高下固不可同日而语。应当说，这是了不起的精神文明大业，功在中华民族以至于全人类。此外还必须指出的是，孔子强调文学艺术的工具性是设立在主体的内在人性自觉与外在全身心践履基础之上的，这和政权力量强制下的文学艺术工具化或金元力量驱使下的文学艺术工具化有着截然不同的本质，这里的关键就是，这种工具性的选择是自由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人们人性自觉水平的提高，孔子文学思想必将进一步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