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连载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手记论文,句子论文,白鹿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之十二 原的剥离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精神和心理剥离，延伸并贯穿着整个80年代，既涉及现实和历史，也涉及政治和道德，更涉及文学和艺术。这种连续不断的剥离的每一次引发，几乎都是被动的，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和新潮口诀，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或一种文学主张，一种大胆的生活理念和道德判断，都会无一例外地与我原有的那些“本本”发生冲撞，然后便开始审视和辨识，做出自以为可信赖的选择。这种剥离一次接一次发生时尽管多属被动，而一旦我面对其颇为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时，却是一种走近决绝的挑战心态。之所以有这种心态，在于我此时甚至稍前对自己做过切实的也是基本的审视和定位，像我这样年龄档的人，精神和意识里业已形成了原有的“本本”的影响，面对80年代初生活发生的裂变，与原有的“本本”发生冲撞就无法逃避。我有甚为充分的心理准备，还有一种更为严峻的心理预感，这是决定我后半生生命质量的一个关键过程。我已经确定把文学创作当作事业来干，我的生命质量在于文学创作；如果不能完成对原有的“本本”的剥离，我的文学创作肯定找不到出路。我以积极的挑战自我的心态，实现一次又一次精神和心理的剥离，这是纯粹拷问自己的一种选择，说来也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
确凿在我意料不及的是，这种自我选择的纯粹拷问自我的精神和心理剥离，竟然拷问了地理上的白鹿原和正在酝酿着的小说《白鹿原》，自然是拷问这原上的人，在我已确定的上世纪之初，无论男人和女人，也遭遇到一种精神和心理的剥离。这个绵延了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白鹿原，遭遇或者说开始发生了划时代的剥离。相对于渺小的我的剥离，这是一座原的剥离。
横在我眼前的这座古原，据《竹书纪年》的文字记载，“有白鹿游于西原”。这座位于蓝田县城西南方位的原，便有了新的名称白鹿原。白色的鹿被先民看成神鹿，将给这座古原带来吉祥。民间传说里的神鹿所带来的吉祥已经具体化形象化，风调雨顺，五谷连年丰收，毒虫自毙，痍疬廓清，尊老爱幼，邻居以及村舍人群之间都是彬彬礼仪，夜不闭户，更无仇杀……读到原上先民寄托在一只被神化了的白鹿身上的想往里的生活景象，当即联想到早已储存于心底的共产主义的美好图景，这是在中学课堂上政治老师绘声绘色灌述给我的生活画面。我颇为惊奇，几千年前白鹿原上的先民理想中的美好生活构图，与几千年后包括我在内的信仰不渝共产主义的人们所憧憬的天堂般的生活图景基本相同，差别仅仅在于，先民把这种美好的生活理想寄托在一只被神化了的白鹿身上，而我所信奉的共产主义，却一直坚信依靠全民的艰苦奋斗努力创造来实现。我不在意民间神话传说和作为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的不可类比的差别，但有一点却使我顿然豁朗，人对于富裕和和平生活的想往和期待，从先民时期就开始构思了，其实这不过是作为人生存的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原上的先民把这种想往和期待只能寄托在一只被神化了的白鹿身上，供一代一代的人继续想往继续期盼继续咀嚼，从来也没有实现过。重要的历史典籍有提及白鹿原的几笔，《史记》“鸿门宴”写的“沛公军灞上”，据今人考证就是白鹿原的西北角，可以俯瞰西安，晴朗无雾时能远眺咸阳。汉文帝看中这块风水宝地，钦定白鹿原北坡为自己的墓葬地。因为灞河从北坡下流过，文帝陵便被命名为灞陵，白鹿原随之又称灞陵原，也称灞上。到宋仁宗天启年间，大将军狄青在白鹿原西头屯兵操练，准备征剿西夏，这座原又改称为狄寨原，一直延用到现在。地方县志上关于白鹿原的记载颇为精细，却多为兵荒马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生灵涂炭，几乎是不断重复着的这样那样的无计逃躲的灾难，包括几次大毁灭的人祸和天灾。这座原沉重悲怆到令人不敢翻揭的历史，在我面对它的时候，却基本保持着几乎不动声色的平静心态。不是我冷漠，更不是孤傲，在于我粗识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过程里，白鹿原不过是小到不起眼的又一个演释之地罢了，开明皇帝治下的短暂的太平安宁，更多的却是荒淫帝王执政和改朝换代过程里漫长的难得聊生的灾难。白鹿原不是世外桃源，而是兵家必争的掠夺长安的军事重地。我有这样的意识，不会发生惊诧；更关键的一点，我几乎从一开始就把心思确定在20世纪到来的时段上，原本没有想去细究这座原悠远漫长且沉重的封建历史。
1911年在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当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一个绵延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大帝国到此终结。这场革命在白鹿原上最具影响的事件，不过是限令男人一律剪掉脑袋后面那根猪尾巴式的长辫子，这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最具标志性的一种男性发式。尽管这场革命在这座古原上显得太过浮皮潦草，原上人根本弄不清没有了皇帝的日月究竟是祸是福，更搞不清把陕西巡抚换成总督会有什么不同。然而，他们面对的心理剥离却无法逃避，不过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我由自己1982年早春在渭河边开始的精神和心理剥离，类推到20世纪初“辛亥革命”之后的白鹿原上的人，以我的体验来理解他们的精神和心灵历程，似乎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里还得提及那个《乡约》文本。
我不惜工时颇为耐心地翻阅西安周围三个县的一摞摞县志，一次又一次爬上白鹿原，在那些大村小寨的村巷里踏访，记不得哪一天顿然意识到这样一个说来简单的基本事实，这座古原的历史和中国历史一样久远，这个原上的先民经历过中国各个王朝的或长寿或短命或开明或昏庸的皇帝治下的有幸或不幸的日月，这几乎纯粹是一个大白话。然而，无论王朝怎样更迭，无论王朝更迭过程中的战乱和灾难怎样残酷，还有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有的完全是毁灭性的灾难和灾害，这座原上依然延续繁衍着生命。灾难和灾害过去之后，重新繁衍起来聚而成群的生命，又聚集在氏族的祠堂里背诵《乡约》。这部把儒家文化儒家精神条理化且通俗化了的《乡约》，是为着教化以文盲为主体的乡村人群的，途径是各个村寨以姓氏为体系的宗族，宗族祠堂通常是完成教化的颇为神圣的场所。这部《乡约》是宋代进士吕大临创造的，他是儒家文化关中学派卓有建树的一位思想家，在朝廷忙着处理国家大事，还不忘教化民众。这部《乡约》普及到中国南北各地的乡村，在吕氏的生身故地白鹿原上更被尊奉为金科玉律，成为各个村寨各个宗族教化一代又一代子孙的人生教材。不必追溯太远，即使从吕氏创作《乡约》的宋代算起，到“辛亥革命”发生的20世纪之初，这《乡约》已经被原上一代一代的子孙诵读了八九百年了。作为原上人文化心理结构柱梁框架的这部《乡约》，当属20世纪初的原上人精神和心理上尊奉着的“本本”。尽管“辛亥革命”的影响波及到这座原上不过是浮皮潦草，而作为《乡约》存活的封建帝制却毕竟是寿终正寝了；也许因为无论旧“三民主义”或新“三民主义”在原上几乎没有任何响动，才给《乡约》留下继续传承的空间；封建帝制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土崩瓦解，而作为原上人文化心理支架的《乡约》却难能这样快捷地解体。尽管如此，原上人对精神心理上的这个“本本”的剥离，必将发生，不过是暂时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
原上人的心理剥离确实很缓慢。对《乡约》的精神理念构成颠覆性影响的，无疑只有新的教育内容。就我所能获得的资料，这个分属蓝田、长安、咸宁三县辖管的几十万人的古原，直到“辛亥革命”发生十几年后的20年代中后期，才先后办起两三所新式小学，只有那些家境宽裕的孩子才能走进校门，接受新式教育，因为路远必须在校食宿，不菲的开销对于普通农家的孩子无疑是可望不可即的事。原上原下几百个大小村寨里的旧制私塾学堂，依然是那些老学究继续吟诵着不知从那个朝代延用下来的识字课本，其内容所蕴涵的理念，与《乡约》一脉相承。尽管如此，新的理念通过新式小学开始传播了，对近千年来一统原上的《乡约》开始发生冲击。尽管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与原上的总体人口是一个太小的比例，但毕竟发生了。就在这两三所新式小学里，都有中共党员隐蔽其中，甚至建立支部，秘密发展党员，每有祸国殃民的事件发生，新式学校的老师便领着学生到集镇和村子里去游行，挥舞旗帜，呼喊口号。我看到这些资料时，竟然激动不已，脑子里当即浮现出那几个我很熟悉的集镇和村庄里学生游行的画面，对那些以《乡约》为心理架构的乡民，虽然不可能完成剥离，却总会发生冲击，这个古原终于响起一种新的声音，不再是《乡约》一统原上的格局了。
还有一件令我震惊的事，大约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白鹿原有一位在北京某大学念书的学生回到原上，发展了两个中共党员，在白鹿原腹地小镇的一家粮店里建立了一个中共支部。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初建时以国民党的名称命名支部，不足一年后去掉国民党的伪饰，公开了中共支部的旗帜。这个资料很简短，关于这个支部后来的发展和活动，几乎未提，那个发展党员并建立支部的年青人，后来离开了白鹿原。我读到这则资料时真是震惊不已。这个古老封闭的古原，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四五年后，便有了3个党员的支部，他们在小镇粮店里举手誓言的时候，无疑是向这个古老的原发出了挑战。我那时候很直接地发生猜想，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比60多年后的我肯定更了解原上人的生活形态，绝大多数人挣扎在温饱临界线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却都虔诚地信守着那个《乡约》文本，以及本氏族的规矩。他们三人敢于发出这样的挑战宣言，需要怎样的理想火花和奋斗的勇气……这三个人的声音，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激进也最科学的声音，标志着这个古老的原和中国革命基本同步，没有推迟更没有留下空白。
共和国成立以前的近半个世纪里，白鹿原上影响最广泛声浪最响亮的一个革命事件，是地下党策动的农民运动，尤其是在蓝田县辖区内的绝大多数村子，都建立起“农民协会”，批斗恶行劣迹的地主。这场农民运动的中心在渭南、华县等县，无论范围和参与的人数，在中国北方是最广泛的一个地区。我跟朋友调侃说，可惜这里没有人像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样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后来几乎无人知晓，起码在我查阅历史资料之前，确凿闻所未闻，一无所知。这场农民运动兴起得快也塌火得快，因为国共分裂很快被镇压下去。这是原上发生的一场阶级斗争运动，是穷人斗争富人又被富人镇压了的骤起骤落的运动，尽管斗争的对象不全是族长，也不直接针对《乡约》，然而，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一年左右时间里，作为族长即使不被斗争，也是大权旁落，失去了往昔在族人群体中的威势，无疑会给以《乡约》为心理构架的乡民留下不同程度的印痕。
我以自己80年代初在渭河边发生的剥离的颇深切的体验，进而推及上世纪初封建帝制终结之后的白鹿原人的心理历程的时候，有一个基本清醒的判断，我和我这一代人在“解放思想”时代背景里所发生的精神和心理剥离，不过是此前20多年里被生活证明属于非科学的理论和政策，包括极左的东西，能够较快地完成剥离过程；这座沉积了两千多年封建文化封建理念的白鹿原，还有普及儒家思想的《乡约》也有近千年根深蒂固的影响，况且多是难得以文化开启的文盲，要完成《乡约》文本架构的心理剥离，确实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浮皮潦草的“辛亥革命”和随后持续的军阀混战，给原上人带来的是变本加厉的苛捐杂税和王旗变换的混乱等生存危机；在粮店里由三个中共党员建立的白鹿原第一个共产党支部，虽然发出了改造白鹿原旧秩序的宣言，随之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很难对原上普通人的生活和心理发生影响；规模和声势广泛而巨大的农民运动，当属上世纪前50年里最激烈也最具影响的革命事件，然而终因太过短促的骤起骤落，对原上人的生活秩序和心理秩序很难发生深层的影响；随后的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在原上完全处于秘密的地下状态，不断遭到国民党的追搜破坏，不断地恢复发展，却因为极其隐秘，也很难对原上普通人的生活发生直接影响。这样，白鹿原上以《乡约》构架的文化心理的乡民，虽经历过几次冲击，却很难发生实质性的剥离。
我同时意识到另外几种生活现象。
原上的新式小学尽管发展缓慢，几十年间不过只有三四所高级小学，却应该是对传承了近千年的《乡约》最具颠覆性的因素。这个看法的形成，在我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凡在新式小学接受过教育的学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走出白鹿原，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没有谁再留恋原上的生活。尤其令我受到启发的是，许多人在新式高级小学接受新的理念的同时，接受了隐蔽着中共党员身份的教师的影响，走出白鹿原就开始了革命活动，应该是心理剥离完成得最彻底的一批人。他们是接受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剥离了原本尚未形成稳定的《乡约》理念的心理结构。他们无疑是以科学理论主动完成这个心理剥离的一批人。
还有盲目的包括被动的实现了心理剥离的男人和女人。这类男人和女人形形色色的故事存储在民间，久传不衰，有男盗也有女娼，有败家子，也有顽劣到六亲不认的坏典型，等等。我在乡村工作的20余年里，听到不少这类人的故事，只是听听热闹而已。面对那个《乡约》，我便想到，即使再坚守不移的族长，也难得把所有的族人都训导到对《乡约》忠诚不二的程度。对《乡约》和族规的信守，多种性情和多种利害制约下的族人差别很大，有的出于经济利害和人际关系，不自觉陷入对《乡约》的背叛；有的男人和女人，纯粹出于不可心的婚姻状态里的情感压抑，做出生理本能驱使下的离经叛道。在《乡约》一统天下的原上，这些纯属个人的叛逆行为，从来都没有中止过，大大小小的村子都不乏其人。他们几乎谁也摆脱不了悲剧的最终结局，这是很简单的必然的结局， 因为谁作为个人都无力对抗以《乡约》为道德审判的铁律。
我在前文中说到白鹿原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关于心理剥离的个人体验，成为我把握未来小说《白鹿原》里各个人物心理形态和心灵历程的一个途径，不是唯一。各个人物的经济状态，家庭状态，以及文化心理结构，还有个性，自然都受制于他的阶级地位，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我没有任何异议，因为这是中国那个时代的真实存在。我无非是透视那个时代的地理上的白鹿原和小说《白鹿原》里的各色人物时，从多重角度探索他们丰富的真实的心灵历程。避免重蹈单一的“剥削压迫，反抗斗争”的老路，而能进入文化心理结构的探寻，剥离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
我后来有一个小小得意的句子，白嘉轩在先后接待了重新回到原上祠堂的长子白孝文和鹿黑娃之后，倍受冲击的心理结构完全稳定，获得更坚实的自信，慨然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他的悲剧在于，恰恰是他叛逆的儿子白孝文重新跪倒在祠堂之后，也发出自己的慨叹，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
我在此为自己的这两句人物对话得意一回，意在本文的意旨“原的剥离”，冒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