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研究冷热现象的审视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冷热论文,现象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左翼文学在30年代的崛起和兴盛，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相当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当时的国家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敌视与压迫的环境下，用鲁迅的话说，是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代，作为反抗国家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左翼文学，①却取得了文坛“霸主”的地位，掌握了时代和文学的话语权，以至于当时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不是向体制化的国家政权而是向在野的左翼要求生存空间，并由此引起左翼与他们的论争。左翼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在当时就是国家体制、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文学界和社会舆论的关注中心。1949年以后，由于左翼被认为是推翻旧国家体制、建立新国家体制、发挥了“武器”的强大作用的“文化军队”，因而在国家意识形态价构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也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书写中的主要对象。在“文革”十年中，受“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论”的政治大棒的打压，左翼文学被打入冷宫，只有作为左翼文学实际主帅的鲁迅被抬到了不恰当的也是歪曲的地步。改革开放以后，左翼文学又重新进入研究的视野，当时关于30年代左翼文学评价、关于左翼文学中一系列问题（如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的探讨，使得左翼文学成为研究热潮之一，当然，这样的热潮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所派生并配合政治变化而出现的。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政治上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加深，经济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并存及前者向后者的转型，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上的多元化与世俗化趋向的开始出现与发展，外来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引进与促动，左翼文学研究的热度开始降低并逐渐转向沉寂。在重写文学史的潮流中，重新发掘和浮出历史地表的，是过去被压抑和遮蔽的张爱玲、沈从文、无名氏、徐訏等非左非右的“自由人”作家，是张恨水等通俗小说作家，他们的“出土”和价值发现相当程度地对文学史的序列和结构进行了“颠覆”与“重构”。与之相反，左翼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价值不断遭到“解构”、非主流化甚至被边缘化和“遮蔽”，在30年代就被认为代表左翼文学文学成就的茅盾在90年代的大师排序中其地位不及通俗小说大家。这样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世纪末，成为世纪转折时期包孕复杂的文学研究现象。
但学术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变化与历史的辩证发展和变化一样，当某种潮流走向高潮或成为热点时往往会退潮或趋于平淡，某些边缘化的、淡出历史和学术视野的现象在沉寂中又会孕育着反向发展的因素和动力。对左翼文学研究也是这样。在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加速、狂欢化的世俗消费文化潮流鼎沸泛滥、成为被看不见的手所制造和牵制逐渐成为“主潮”之际，日益沉寂的左翼文学研究也在沉寂中被理性地观察和审视，在世纪转折之后，重新出现对左翼文学研究的学术关注，出现退潮中的回潮现象。几次比较有影响的对左翼文学研究的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左翼文学的论著的增多（其中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的研究左翼文学的博士论文较以往大为增加），显示出对左翼文学的研究已经重新回归学术视野，甚至成为小小的热点。当然，与过去相比，此时对左翼文学研究的范围在扩大，学术审视的理性在增强，问题意识和反思意识也比较强烈，研究成果的水准也有了部分而不是全部的提升或深化。
左翼文学研究之所以重新进入学术视野，成为关注、研究、探讨的对象和话题，自然有学术研究的冷热、起伏的规律的发挥作用，即这种规律内在导致的学术自身的研究对象和格局的自我调整，有大学教育和研究生培养体制对文学研究的体制化支撑——越来越多的现代文学博士拥挤在相对狭小的学科、博士论文选题的不易导致人们去关注“冷门”或寻找新的热点。但是，就如同左翼文学其实是一种由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催生和造就的文学一样，近几年对左翼文学的“朝花夕拾”和重新关注，在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因素之外，实质也是现实和政治的状况与情境导引了学术趋向的变化，也即现实的状况引发了对历史的重新凝视和反思。
如所周知，中国始于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迄今已近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显著地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模式，带来了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奇迹般的高速增长，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位居世界第三，中国的崛起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巨大事实；其二，经济和社会结构经历着史无前例、“世无前例”的规模和深度极其巨大的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转型及其带来的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经济模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型带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裂变与转型；其三，中国的对外开放使世界进入中国，也使中国进入世界，全球经济与贸易的一体化使中国济济与社会进入了世界的大循环，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中的重要成员。
马克思说过，历史的灾难总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同样，历史的进步也不是直线和单向的，而是在种种艰难中开辟前进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效有目共睹，如此巨大、深广而复杂的社会结构变化和转型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的阵痛和成本：贫富差距的扩大，国有企业的破产转制造成的工人下岗失业和成为城市新贫民，农民工的大量进城既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也使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同时农民工在城市的底层化和边缘化也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同时资本的逐利本能又造成外资企业对中国劳工的“血汗”剥削和超经济强制的奴役劳动，以至于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中，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的两大工会组织劳联和产联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在条款中对社会主义中国在缩短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工资福利、改善劳动条件方面提出明确限制。②总之，改革开放和经济与社会转型、发展产生的巨大成本更多地由不具有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知识资本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承担。
在这样的国情和现实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功能、角色和群体也在发生着变化。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大致分为两类：科技、实用类知识分子和人文社会科学类、非实用类（包括作家诗人）知识分子。在中国，前者是传统的强调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后者是“代圣贤立言”的“儒生”的现代传人和后裔。当然，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大发展，由于知识爆炸带来的知识的急速增长与知识分野的日益细化，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承担的职能、扮演的角色、占据的地位也随之出现了大分化。但不论如何分化，从世界范围和历史过程来看，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和使命或者是为人类和社会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如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等；或者是以自己的知识直接推动科学技术、文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如牛顿、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等；或者是对社会、历史和文明发展的问题进行“挑剔”与批判，甚至要唱反调和向后看，中国的老庄和西方的现代主义就是这样。而不论是对历史与社会发展唱赞歌还是唱反调，目标只有一个：社会的正义与公义，这是知识分子最本色的职能和终极关怀之所在。在欧洲和西方，由于希腊和希伯来文化所造就的知识和知识分子传统的持续和强大，古往今来始终出现和存在追求正义、将多种社会职能兼于一身的知识分子：卢梭对科学技术进步的质疑，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二战时期英国科学家贝尔纳在西方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恐怖中却倾向于社会主义，并写下《科学的社会功能》的著作，苏联核物理学家和氢弹之父萨哈罗夫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畛域提出了反核的主张，当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教授乔姆斯基“越界”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提出尖锐批评……他们都超越了知识和专业的界限而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或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对社会和人类永恒正义的追求和关怀、对违反公义和正义现象不绝批判，成为有机知识分子的崇高和永恒使命。而知识分子的思想先驱功能和社会批判功能的存在和有效发挥，是使社会、国家、人类、文明和谐有序发展的必要保障。
而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与社会的剧烈变动与转型中，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变，使知识分子的身份角色和功能也发生巨大变化。一些社会发展需要的“显学”学科的专业知识分子，或者以专家身份和知识资本参与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获取市场给予的、等值的、合理的也是不菲的回报；或者走入新的“学优则仕”的人生格式，出相入府，成为执掌权利、影响决策、号令天下的技术官僚、顾问智囊和代言人；或者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成为学术中坚与知识精英。在中国当代社会阶层构成中，按照社会学家的分析和调查，掌握政治权利和资本的政治精英，掌握商业资本的商业精英，掌握知识资本的知识精英，成为社会的上层结构。知识分子进入经济、政治与学术领域获取政治、经济与知识回报，是社会发展与进步带来的必然现象同时也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本身无可非议，随着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深化，这种现象将更为普遍和常态。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知识分子的科层化、上层化和精英化，职业、观念、心态和环境也会造成他们与下层联系的社会性阻隔和阶层性盲视。其中，也会出现并确实出现了某些无良知识分子成为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共谋与代言人。某些由“知本家”变为“资本家”的无良知识分子和新贵，其所作所为一如茅盾《子夜》里所写的经济学教授李玉亭，来往和奔走于金融与工业资本家之间并为他们的事业劳心出力，而根本不屑于也不会去关注弱势和底层的“李玉和”们。那些非显学的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其专业学科的非实用性和“有机性”，本来应该更多地保持社会正义关怀，但是由于生活在学校和学术圈子等构成的象牙塔，由于以职称、项目、评审、奖惩、报表等构成的教育和学术体制的牵制与钳制，由于体制和经济的压力使他们或者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无暇无力关怀社会与底层，或者急于向体制靠拢以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资源，或者以知识优势参与文化市场和媒体狂欢，成为媒体知识分子和大众文化名流，以期获取高额巨大的利益回报。当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如此，身在高校和各种象牙塔里而不计利害地关怀社会正义的，享受到体制的利益好处但又不安于此的，还有已经存在于民间的，以有限的资金和力量去民间大地考察调查的，关怀社会公平，构成了当下中国的“有机”知识分子。但是，市场和经济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就总体而言，被市场和经济分化并参与和卷入以利益最大化为旨归的市场狂欢，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变化的主流。以不计利害的良知、正义立场和价值态度，去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阶层，这样的有机和公共知识分子，在总体上还是相对稀缺的。
正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效益在社会分配上（二次分配）的相对不平衡，改革的巨大成本更多地落到没有政治、经济与知识优势的普通大众和弱势群体——他们构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底层社会，而底层社会又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利和话语表达通道，由于总体上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分化导致的对社会正义关怀的缺失或关注度不够，更由于执政党由注重改革发展的效率向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执政方向转化，提出了关注民生与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和发展方向，这些文学之外的社会现象和潮流的合力作用，使得从诞生之日起就强调关注底层与平民、并在后来的发展中产生左翼文学并形成为强大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底层写作和打工文学，相应地，基本上以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为主体的部分人文知识分子，面对着中国社会的问题和知识分子在市场喧嚣时代“何为”的境遇，将反思与寻找解决之道的目光投向了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
那么，30年代的左翼文学及左翼知识分子在关怀社会民生、追求社会正义方面具有和表现出什么样的内质与品格、从而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借鉴资源呢？撮其要者，我以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左翼文学可以成为我们的精神资源。
首先，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同样是剧烈的社会动荡与转型期，矛盾复杂、多重而激烈。政治上，国共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与对抗和其间搀杂的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的博弈，构成基本的政治格局；经济上，外国资本以殖民的姿态进入和掠夺着中国，也给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压力和范式，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现代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民族资本和工商业在各种压力下也艰难而快速地发展（故有学者称三十年代为中国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岁月），商品和市场经济已然大潮漫卷；社会结构上，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都市和广大的前现代的农村并存的二元结构构成了中国特色。政治与经济的格局和激变造成了都市的畸形发达繁荣与内地乡村自然经济的衰败和困境，由此带来谷贱伤农、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而破产和失地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进城谋生等现象（作家王统照的长篇小说《山雨》就描绘了农民离开乡村进城谋生的社会现象），而城市工人和进城的农民工在劳动条件低劣的中外企业进行着超强度的劳动和受到超经济强制的盘剥，成为现代化、都市化与市场经济的牺牲品。但是这样的时代与环境也给知识分子提供了自我价值实现、利益攫取的机会和个人成功的可能。就都市环境而言，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使知识分子可以凭借知识资本进入学校和媒介、进入和掌控文化市场获得不菲的经济回报，成为中产阶级。实际上，包括鲁迅、茅盾、夏衍等左翼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阶层从经济收入、生活水准、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方面看，很多人都已经是中产阶级，甚或成为鲁迅所鄙视的上流阶级。就是说，凭借知识、文化资本和优势，知识阶层可以获得社会和市场给予的精英地位，事实上一些作家文人和知识分子也获得了这样的地位。同时，一些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也使他们具有政治和社会资本（如“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的哥哥就是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他们可以利用这样的关系和资本向上爬和爬上去。知识分子在30年代拥有的多种社会和文化资本与成功机会，是工农大众和小市民所无法比拟的。可贵的是，在这样一个政治斗争激烈、市场经济漫卷、社会分野悬殊和对知识分子而言充满机会的时代，左翼知识分子总体上具有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理想与信念，赋予他们一种担当道义、追求正义的有机性知识分子品格。这样的品格与信念使他们不是在政治和商业利益的诱惑面前放弃和丧失知识分子立场，不是将个人利益追求和自我价值实现作为最高目标，而是以社会和正义关怀为己任。为了这样的责任、理想、信念和目标，他们很多人可以放弃个人利益与飞黄腾达的机会，或者，即便他们以自己的文化资本获得生存的空间和地位、从社会和文化市场获得不菲的物质回报，也不会沉溺其中自炫炫人，经济和文化市场给予的物质回报只是作为保持知识分子立场和人格的保障而不是追求的目标，如鲁迅，他以自己的知识和文化资本通过媒介和文化公共空间所获得的丰厚的物质回报和社会名声，从经济学角度看都增大和扩充了知识资本，但鲁迅并没有以此作为价值目标，这些也没有影响和干扰鲁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没有影响他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和批判精神。对理想和正义的追求使得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不但放弃名利追求，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第二，正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立场、意识与担当，使主要是由左翼知识分子操作的左翼文学，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正义关怀、民间底层关怀和对社会不义现象的批判锋芒。30年代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如外国资本的进入与蚕食、民族企业的困境、自然经济的破产、乡村社会的衰败、礼俗道德的坍塌、贫富差距的扩大、都市与乡村的分裂等，左翼都作出了及时的关注和反映，以至于文学史家以“社会分析派”来对左翼文学进行命名。其中，对造成下层民间疾苦的诸多社会问题，如谷贱伤农、丰收成灾、乡村破产、农民进城、妇女童工的奴隶劳动、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等，左翼文学不仅通过及时的关注与描写使之呈现于社会和公众面前，而且通过这样的关注和反映实际上承担起民间和底层社会大众代言人的角色，成为底层大众现实生存状况与愿望心声的传达通道和媒介。作为没有政治、经济与知识文化权利和资本的底层社会，尽管承受着社会的整体性、巨大性压迫和灾难，但权利的缺失使他们缺乏表达诉说的管道和空间，知识与文化的缺失又使他们无法、无力自我表达，因此，底层和无产者、弱势者的蒙受压迫和苦难不仅体现于物质与身体，也表现在没有话语权利、渠道、空间和无力自我表达，这样的缺失是对苦难的加重和遮蔽。而30年代左翼文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搀杂在一起的正义和道义承担，使之对底层和民间进行了自觉的积极的代言和表达，从而使左翼文学成为底层民间社会的申诉管道和表达空间。为了替底层和民间表达与代言的真实与准确，自身的经济收入和社会身份居于社会中上流的一些左翼作家如夏衍等，能够深入底层进行实地调查和考察，写出了像《包身工》这样的揭露日资企业里的女童工的超强度劳动和非人遭遇的著名作品，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关注和反响。还有不少左翼作家本身就来自底层，曾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底层边缘社会摸爬滚打，对黑暗中国的状况，对底层民间的疾苦，不仅熟悉且有亲身的接触和体验，社会使命感和正义述求使他们自愿承担揭示民瘼、传达民声的代言人的责任，写下层和为下层人民写作已然成为左翼作家和文学不可剥离的当然任务。深入生活，深入民间，这些我们后来对文学知识分子一再提出的要求，在30年代左翼作家那里已经被普遍而自觉地践行，并因此使左翼文学与社会底层和人民大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显示出真正的人民性。
第三，左翼作家和文学不仅为底层代言，而且力图让底层自己说话和表达。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个阶层或群体若没有自己的声音和话语、不能或无力表达自己而总是被表达，这本身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被表达者的被表达还可能存在一定的真实性的缺失和遮蔽——尽管这样的遮蔽可能是无意的。因此，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和作家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解决的方式之一，是在理论上开展文艺大众化讨论，从大众语、表现内容和形式等方面，探讨如何使文学走进工农大众，文学如何被大众掌握。文艺大众化讨论固然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革命政党在革命理论上认定代表现代工业生产力的工人是革命的领导和主导阶级，农民是革命的基础力量，而不能书写和自我表达对他们的革命领导性和战斗性造成限制，因此如何使他们接受和掌握文学并从而掌握自我表达的能力和话语权，就是一个涉及革命事业能否成功的政治问题。由于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不成熟，这样的讨论在促进文学与人民大众的联系上取得了一定进展，对左翼作家的写作产生积极影响，但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同时，讨论自身存在和内含的二律悖反问题——是文学改变自身实现“大众化”还是以文学去“化大众”，并没有一定的认识，也影响到讨论的实际效果。其次，在进行大众化理论探讨的同时，左翼作家和知识分子也进行了积极的实践，把为底层写作与帮助底层自己写作和表达的努力结合起来。这样的实践就是左翼知识分子到工厂办工人夜校，培养工人通讯员，让工人掌握必要的文化和自我表达的能力，进而达到让工人和底层完全自己表达自己而不总是被人表达的目的。当然，在受压迫和限制的环境下，这样的力图让人民表达自己的实践和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离目标的真正实现还存在很大距离。实际上鲁迅等左翼知识分子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在没有掌握政权、进行大规模的物质与文化建设的时代，无论是大众化和化大众，还是让人民掌握知识和话语权利以便进行自我表达，都难以得到根本解决。但是，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的这些理论探讨和实践，不管取得了多大的成效，都是令人敬佩的；不放弃为大众和让大众表达的努力并进行了积极的有意义的尝试和实践，这本身就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历史提供了实践和经验，因为这体现出左翼知识分子对社会正义性、公共性和理想性的执着，表现出一种知识分子精神、情怀和品格。
但是，在人们力图从30年代左翼文学和知识分子的行为中寻找和发掘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的时候，也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左翼文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是在它独特的历史贡献中存在一定的历史遮蔽和盲视。左翼知识分子并非独立的民间的文人团体而是具有意识形态一致性的政治组织化的集团，是志在革命夺权的政党在文化文学领域的具体组织与实施。这样的性质使他们在进行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学批判的时候具有强烈的指向性、目标性和战斗性，加上愤火和激情燃烧的时刻很难冷静和克制，这当然会影响到他们知识分子立场的客观与公正。比如，左翼阵营在对当局和现实进行政治和正义批判之际，也进行了广泛的文学、文化批判，比如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既显示了左翼知识分子的“党派评论”的特点，也显然有偏颇和绝对化之弊，不承认在左翼与右翼之间存在第三种人，把所有人都纳入非此即彼的阶级阵营里，把所有的思想文化问题与争论都同政治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把阶级分野和阶级斗争范围绝对化与无限化，连鲁迅在批判第三种人时也用世人非瘦即胖、没有不胖不瘦之人的比喻，否定政治、文化和文学上的第三种人的存在，这些立论和批判显然既违背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也违反生活现实。公共性和客观性是为社会提供思想价值资源、进行正义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存在与立论的社会和道德基础，左翼知识分子的某些文化批判在当时历史环境中具有历史合法性与合理性，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功利性、时效性与排他性，但也因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党派性和排他性而影响到公正性与价值性，从而使左翼知识分子的正义性诉求存在窄化和一定程度的狭隘化倾向。当然，这不是要否定左翼文学的社会批判，如上所述，左翼文学的社会写实和批判表达的是为底层和边缘、为被压迫者立言的知识立场，而是应该看到和反思左翼的社会批判和正义诉求中存在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对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正义诉求构成了内在的弱化，使得社会批判演变为单纯的政治批判，文化批判变为意识形态批判，从而使得批判和正义诉求缺乏历史的厚度与宽度，没有超越意识形态而上升到哲学的形上的高度，像马克思那样把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和历史性与哲学性统一结合起来进行对现实的批判那样，这无疑影响到左翼文学与文化批判的时代与历史价值。
在对历史正义认识、现实批判理念和实践中存在的这些局限和偏颇，必然会给左翼文学在叙事和艺术上带来内在的制约和局限。首先，是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对历史、现实和文学的片面的本质化认识和追求，使左翼文学在处理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问题上难免有“失真”和“失当”之处，从而影响了左翼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像属于社会分析派的（即社会写实与批判）的左翼小说，由于受政治和文学的本质观与典型观的影响，把30年代某个时期社会存在的民族工业和小商业的困难、农村谷贱伤农的现实和现象普泛化与本质化，而没有认识到历史存在的复杂性与多层性，因而在左翼文学叙事上，他们把自己看到的局部性与时间性的现象，通过“典型化”的手法，描述为普遍性与时代性的本质真实。当然，不是说左翼文学不应该叙述和描写这样的现实与现象。作为在野的知识分子集团，它的责任不在于为当局与国家的行为唱赞歌，可以不像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那样在调查和掌握了全部的社会历史资料之后再做结论，而是应该对社会保持强烈的正义关怀和批判立场。毕竟，在3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工人和市民底层的贫困化、农村自然经济的衰败和农民利益受到损害（如丰收成灾）、都市和乡村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社会文学和现象。正是这些社会存在的非正义、不公平现象，才为政治革命造就了阶级和社会基础。问题在于，历史、时代和现实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性，使得30年代中国社会存在和出现的问题与现象，既与政权和政治制度有关，也是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在急速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中都难免出现的现象和历史进步的阵痛，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这一点③（即便是以公平正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中国，80年代和90年代，也曾出现了工人下岗、企业倒闭、农民丰收卖粮难、增产不增收等社会快速现代化时期难以避免的“阵痛”现象），30年代中国既有谷贱伤农、工商业发展遇到因难和社会动荡的一面，也有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推进上比较快速的一面，并非茅盾和左翼文学描绘的那样一片萧条和危机。包括工人农民阶级的生存状况和革命态度，既有夏衍《包身工》里外资企业里的奴隶劳动和血汗剥削，有茅盾《子夜》里所写的工人的苦难和革命，也有荣氏家族企业对工人职员的相对友善和宽和；有阶级压迫深重和阶级斗争激烈的内地农村并爆发农民起义和革命的地区，也有长江三角洲和东南农村的相对平稳。左翼文学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文学立场和视野，使他们在看取和摄取现实的时候，把时代和历史中某些方面和层次存在的问题当作时代和历史的全部，把确实存在的、既是现实政治统治所造成又是落后国家现代化推进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与历史的整体和某种阶级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并把它们历史本质化和意识形态化，进而在文学中对它们进行“典型化”和宏大化叙事——意在通过这样的文学反映和揭示“历史真实”和本质。这样的追求和叙事自然符合左翼文学的政治和美学要求，但这样的追求也是双刃剑，它对左翼文学的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造成了撕裂，对左翼文学的艺术生命力和艺术价值也造成窄化。因此，即便是被鲁迅认为代表了左翼文学实绩的《子夜》，尽管作者在创作之初就设立了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的意图，诸多评论者和文学史家也称赞小说有“史诗”气象，但茅盾自己一再阐述的创作意图与创作实践之间的不平衡，以及作品实际上难以企及的“史诗性”状貌，既有作者了解生活的局限性和艺术功力的原因，更有左翼文学的政治观、艺术美学观和创作方法带来的内在限制。在生活、历史真实与虚拟性的艺术真实、生活和历史的现象与本质的对应关系等问题上的认识和处理的失当，是造成左翼文学宏大叙事的内在局限性和审美缺陷性的重要原因。
其次，同样由于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关的美学观念的制约，使左翼文学在表现生活与人物的时候出现了简单化与政治符号化的倾向。就以小说而论，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小说都强调生活与人物描写的复杂丰富性和“圆形”与立体，而在左翼小说创作实践中，即便是代表左翼文学最高水平的《子夜》，也存在明显的人物表现的政治符号化和单质化弊端，把人物的心理行为与概念化的阶级和政治的必然性进行联系和对位，重政治性、阶级性、集团性而损害了人物表现和文学描写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而左翼的文学理论和文艺方针还对这种被历史和文学证明是损害文学的艺术美学价值的倾向有意进行引导和提倡，如作为左联领导人之一的冯雪峰在对丁玲小说《水》的评论中，就积极倡导写阶级、集团和群体的人，写集体和“群”，提倡政治和意识形态指引下的非个人化叙事，而反对与五四精神相联系的个人性或“自我”表现，从理论到创作实际上对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精神进行了祛魅与压抑。在这样的文学、美学观念的影响下，左翼文学难免出现政治正确而美学和艺术不足的现象，甚至使一些左翼文学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被有的研究者认为是高级的社会政治文件，从而造成左翼文学的社会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认识价值大于审美价值的弊端，影响了左翼文学的整体艺术水平和持久的文学生命力。
第三，部分左翼作家的政治立场和正义诉求使他们关怀底层与民间并使他们可以一度到民间和底层大众中去感受和了解生活，但知识分子身份又使他们不可能长期生活于其中，“到民间去”只能是一种临时的短暂的而不可能是长期态，这使他们在一定程度地了解、熟悉并表达出底层状况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与底层存在着一定的隔膜，从而又影响和限制了他们对底层状况的更广泛真实的了解，也因此造成他们对底层的书写和替底层表达，存在某种程度的无意识遮蔽、目的性强调和单向性放大，比如把底层描写和想象为苦难渊薮和革命源泉的两极倾向，底层的更广大的生存与精神状态则可能被“不见”了。那些到工厂办夜校、培养工人通讯员的举动，固然可以更真实地让底层传达出自己的声音，但左翼的这种行为其实是学习当时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苏联，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不具备这样的政治与文化条件，相反，他们的行为是受到压迫限制的，是以密谋者、地下革命者的身份从事这样的工作，不能公开和大规模地进行，而这必然在左翼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和努力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使这样的行为的实效性和广泛性受到极大限制。还有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对底层的关注和书写，固然不排除有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关怀，但更主要的是来自于政治信仰与激情，来自于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左翼文学阵营的理性号召与指导。比如，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做出的诸多决议，对左翼文学创作从题材、人物、主题到具体的创作方法，都做出具体明确的要求。一些左翼作家是从这样的政治正确性出发进行对底层民间和革命的书写，并没有实际的底层经验。这种在亭子间和咖啡馆里写作的底层与革命，不论对底层还是对革命而言，都难免想象的乌托邦色彩。鲁迅就曾经不客气地指出这种没有实际底层经验和革命体验的“革命文学”，很容易将革命写歪。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讲话中，鲁迅一再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左翼文学也力图将此前的革命文学存在的这种弊端加以纠正，但按诸实际，左翼文学也未能完全避免作家和作品对底层与政治和革命书写的“想象”与隔膜。这也当然会导致部分左翼文学的底层和革命书写的仿真性与一定程度的失真性。底层状况与声音的真实表达与传达，对左翼文学而言，仍然是一个在当时环境下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部分左翼作家和文学中存在着一定的民粹主义倾向，这也必然影响到左翼的底层写作的真实与深刻。从五四开始，中国的新文化和文学一直存在着启蒙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并存的现象，即使在单个作家身上，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如鲁迅一方面在《阿Q正传》等小说中居高临下地俯视和悲悯着底层民众的愚昧，并以精英主义意识试图对之进行改造和启蒙，另一方面在《一件小事》中又“仰视”底层车夫的高大和剖示知识分子自我的渺小。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纠结起伏“导演”了现代文学的发展路径，也造成现代文学内部的紧张与嬗变。1927年以后，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化使一些自由主义文人一度表现出“不知道风向哪一个方向吹”的迷茫，也使大批左翼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进行“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方向转换”，由此，在五四时代同时被俯视和仰视的底层，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导控下被“仰视”和“圣化”的色彩越来越浓，政治民粹主义成为左翼文学描写底层大众时的基本色调。从《春蚕》三部曲到《丰收》三部曲，农民必然走向革命；从殷夫的诗歌到茅盾的都市小说，工人当然要暴动和起义。就连不写革命而写个人漂泊的艾芜的《南行记》，那些独行侠似的马帮盗贼，都闪烁着道德和人性的光辉，当然，这种道德民粹主义看似游离时代，实则总体上与时代的政治民粹主义音调吻合同步，表达着左翼知识分子共同的、与意识形态相连的“人民认识”。问题是，作为底层的人民大众，其存在、构成、意识和诉求是复杂多样的，左翼作家和文学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固然可以而且必须进行这样的政治民粹主义的仰视与表达，但同时，这也必然会对底层和人民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造成遮蔽和真实性的欠缺。即便是那些被政治民粹主义赋予神圣的“革命”色调的工农大众，在现实存在中其革命性和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是并存的，强调和圣化其革命性而忽略人性诉求的多样与丰富，必然会带来左翼文学在工农形象描绘与表现上的单质与单薄。政治民粹主义的神圣性与无法避免的单向性，成为左翼文学的底层革命工农叙事的内在矛盾与伤痕，这矛盾与伤痕一方面不能不使左翼文学的底层声音与状况描绘的真实性受到制约和窄化，另一方面，左翼文学毕竟是文学，对文学而言，“写什么”即题材与内容的选择和表现，在特定历史时期可能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与道德的“高尚性”，质言之，在30年代的历史情境和语境中写下层、写工农及其革命自然和自动地获得了政治与道德的双重正确性，但这并非就能同步地转化为优秀的文学性，文学性的优秀、浓厚或伟大与写什么、与政治性和道德性并不存在天然联系。因此，为底层和“劳农”大众写作、以他们为表现对象和强化凸显他们的神圣色彩，使一些左翼文学作品产生了政治浪漫主义的传奇性和抽象性，但它们对左翼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的作用与影响，却是双面和复杂的。
在红色的30年代“红遍”文坛的左翼文学已经成为历史，是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具有独特价值的精神遗产，也是现代文学和文化所形成的传统之一。任何精神遗产和传统的构成都是丰富复杂的，把历史简单化、纯化、单质化和浪漫化都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审慎地、力争全面地辨析和反思历史的得失及其与现实的联系，才能对历史有所赓续和继承，历史也才不是一堆僵死的沉积物而是成为启迪后来的精神资源。对左翼文学的研究，也应该采取这样的立场与态度。
注释：
①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是以所谓法理性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和“鼓吹阶级意识、煽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指责压抑左翼的。
②美国工会组织和政府提出的这一要求，并非工人阶级无祖国和世界无产者互相帮助的高尚动机与目的，而是基于中国工人工资待遇和劳动成本低使得中国制造的产品具有价格低廉的优势，从而冲击美国市场造成部分企业难以竞争和工人失业的现实考虑，即为了保护美国企业和工人利益而并非真正为了中国工人的利益。
③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2-6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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