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讽刺力——谢晋遭遇了蝴蝶效应之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蝴蝶效应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09）06-0025-06
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谢晋模式”讨论，是一桩历史公案。像许多其他历史公案一样，如对毛泽东亲自发起的影片《武训传》和《清官秘史》的批判等，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就问题本身性质的像样的、明了的结案陈述。在许多人看来，艺术问题似乎不需要什么结论。尽管如此，这些问题的存在还是对中国电影理论研究者和电影批评者的一个绕不过去的挑战。当然，有一些公案的结案陈述需要假以时日才能解决，例如物理学中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争论，八十多年过去了，仍然是个悬案。但是，针对谢晋这位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有重大影响而且已经逝去的导演来说，即使是从纯粹纪念的角度，二十多年之后，也到了给出一个是非曲直的结案陈词的时候了。失语是批评的方法论缺失的一个重要的标志。80年代以来大规模引进的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前者先是成了批评谢晋的最有力的武器，之后便被许多人连同符号学一同加以抛弃。后者也被派上了用场，尽管大卫·波德威尔宣称电影理论不需要精神分析。但在这里，却要提到一个看似与艺术无关，其实大有关联的理论，这就是被不少人视为伪科学但后来发展为复杂学（The Sciences of Complexity）的混沌学理论（Chaos Theory）。尽管混沌学的发展并不令人满意，但是其中的蝴蝶效应却影响重大。
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计算机技术对于电影深远的革命性影响。但在半个世纪之前，计算机发明之初，首先是被成功地运用于天气预报之中。1960年前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气象学家洛伦兹（Edward Lorenz）开始运用计算机来模拟天气的变化。1963年的一天，洛仑兹在不经意中发现，在一个特定方程组的运算中，一个极其微小的误差却有可能引起难以想象的后果。这似乎表明，在确定性的系统中出现了“随机”行为。这种现象是以往任何理论都难以解释的。随后又有一些科学家在其他领域有了一系列的类似发现，并引起了广泛关注。1979年12月29日，洛伦兹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会第139次会议上作了一个专题报告，对他的发现提出了一个形象化的说法：一只蝴蝶在巴西振动翅膀，有可能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这一说法最原始的来源。这份报告的讲稿直到1993年才作为附录收于《浑沌的本质》一书中。但在此之前，这一说法已经因其独特，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影响巨大，直接导致了混沌学的诞生，间接导致了复杂学的诞生。这一表述对于电影创作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连续拍摄了4部以《蝴蝶效应》为名的影片。它们分别是：《蝴蝶效应1》、《蝴蝶效应2》、《蝴蝶效应3》和《蝴蝶效应4》。与此有关，还有一个系列，即《死神来了1》、《死神来了2》和《死神来了3》。蝴蝶效应都是影片故事重要的表现内容。
1986年8月，中国上海，一只蝴蝶振动了一下翅膀。其后果不是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而是在中国的电影批评界掀起了一场“谢晋电影模式”讨论的轩然大波。上海一位年轻学者朱大可，“一不小心由文学研究卷入了电影批评”，于1986年7月18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文。事情的后果，连其本人都感到惊心动魄。尽管已经成为笑柄的对于涉案者的牵连和围剿反而使事主成为英雄，不断地增强其悲壮的自豪感，而且丝毫不影响其文“被全国数百家报刊杂志报导、转载和评论”；至今，就在这位已经成为“前卫文化重要代言人”的这场冲击波的始作俑者提及当年往事时仍感心有余悸：“有关‘谢晋电影模式’的争鸣，是我个人生命中的一次危机体验，也是中国电影的一个奇特标记。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不可思议地卷入了另一个陌生领域，并且在那里掀起波澜，这是不合常理的现象。此后我再没有回到那个领域，更未公开讨论过那个事件，因为它只能带给我黑色的记忆。”[1]1这件事情的确不合常理，与洛伦兹的蝴蝶效应不合常理几乎完全一样。
不过，这篇文章实在是太短了，只有2000字，但是，其影响却仿佛雪崩一样。文章的主要观点，虽然只有寥寥几句，却不乏决定性的洞见：谢晋电影具有一种确定的“模式”，恪守着从“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到“善必胜恶”的结构。无论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还是《高山下的花环》，总有一些好人不幸地蒙受冤屈，接着便有天使般温柔善良的女子翩然降临，感化了自私自利者、意志软弱者和出卖朋友者。谢晋向观众提供的这种“化解社会冲突的奇异的道德神话”，体现了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谢晋电影宣扬陈旧的道德观，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是中国文化变革进程中的一个严重的不协和音。”[1]1虽然这篇文章有一个严重的失误，但此前从未有人指出。文章先是说，“这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同中世纪的宗教传播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接下来又说，“谢晋的道德神话同好莱坞有某种亲缘关系”，并且把这两者一起归结为“某种经过改造了的电影儒学”。把好莱坞同中世纪联系起来确实需要理论勇气。但是，尽管错误严重，还是没人理会这一点。李劼在同年8月1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附和和拔高式的《“谢晋时代”应该结束》的文章，进一步提出了“谢晋时代应该结束”的观点，文章指出，“谢晋模式”是一个“陈旧的模式”，是“中国电影的一种悲剧性现象”，应该对这一“封闭的稳态模式”予以“击破和超越”。谢晋本人的感受可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种学术的宣判和裁决对于1980年导演了《天云山传奇》、1982年导演了《牧马人》、1985年导演了《高山下的花环》、1986年导演了《芙蓉镇》，正处在创作峰巅状态的谢晋来说不啻一声晴空霹雳。有人说，谢晋模式的讨论“终于埋没了一位本来有可能成就的国际级大师”，大概不是危言耸听吧。导演了《天云山传奇》之后，谢晋收到几万封观众来信，其中甚至有血书，有万言信，据说，有人甚至为此自杀。由此可见创作对于一位导演的鼓励是多么巨大。可是在此文之后，对谢晋的辩护者有之，批评者也有之。但是，辩护者终究不敌批评者的强大与来势汹汹。就像马克思所说过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关于谢晋模式的分析文章的观点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谢晋电影成了电影界知识分子展现其优雅才能的学术演练场。理论准备似乎还没来得及充分就绪，理论批判的目标就出现了。谢晋导演似乎一下子就从天之骄子变成了被以严肃口吻揶揄挤兑的艺术弃儿。就连辩护者也无力回天。李奕明的《谢晋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一文，以毋庸置疑的语气把谢晋描述成社会政治权威话语的精彩绝伦的电影同声传译者。[2]应雄的《古典写作的璀璨黄昏——谢晋及其“家道主义”世界》一文更是极尽委婉曲折之能事，把谢晋电影描述成“古典写作的璀璨黄昏”，其意十分明显：谢晋电影的风光，不过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有预期地宣判了谢晋时代的结束。[3]汪晖的《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一文也不甘示弱，把谢晋描写为权力—服从关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电影辩护士，其秘密是政治与道德的置换。[4]马军骧的《从谢晋到新潮电影——两种叙事结构和两种文化构型》写成了一篇厚重的硕士学位论文，试图阐释谢晋模式的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摆出一副辩护的弱姿态，但是无济于事。最后，终于导致了，1989年的《最后的贵族》明白无误地标志着这位曾经无与伦比地执著于电影艺术的创作者进入了他电影创作的休克状态和转型期，始料未及的蝴蝶效应对他的艺术冲击远远超过了文革期间父母亲的自杀身亡。这部影片成了谢晋导演生涯中的一部症状性作品。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一位把自己同时代现实捆绑在一起的导演，他的作品中竟然看不到同时代现实的血肉关联。相反倒表达了某种隐秘的个人情愫和难言的曲衷：这位对民族国家怀有赤子之情的性情中人，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竟然通过电影作品表达了一种决定把自己永远放逐的任性的悲伤、愤怒与绝望。此后，谢晋在创作上再也无法找回他的昔日辉煌。哪怕是为了香港回归而拍的雄心勃勃的鸿篇巨制《鸦片战争》也无济于事。有人说，这次讨论“埋没了一位本来有可能成就的国际级大师”。
鉴于当时的处境，谢晋的好友、当时的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以中国电影批评界的一面旗帜为己任的钟惦棐终于写了一篇语重心长的题为《谢晋电影十思》的文章，据说，钟惦棐是在看了登在7月到8月《文汇报》上的《影视与戏剧》专栏上的4期12篇文章之后才写的。《十思》既是对谢晋电影的评论，也是对谢晋电影评论的评论，如此它才成了谢晋电影讨论的总结篇。[5]295这是一篇没有被很好理解的结案陈词，文章不长，但却写得闪烁其辞，奇奇怪怪，跳跃性很大，而且话里有话，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直至今天仍有论者说，总之，钟惦棐先生对谢晋电影及其讨论中引发的各种问题的深入思考及得出的结论，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领会其良苦用心。[5]201
钟惦棐是当代中国电影评论界的一位悲剧性英雄。其悲剧性高度，由于他的文章《电影的锣鼓》（可能不止一篇，现在很难推测毛泽东同志还看了钟的哪些文章），在1957年2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而被极大地提高了。他因此获罪被打成右派有20年之久。更不必说他在获罪之前和“解放”之后在电影评论方面的勤奋耕耘。总之，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他成为中国电影批评界的一面旗帜，其崇高地位无人能够企及。他所留下来的丰厚的思想遗产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消化。他的悲剧性就在于，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电影美学的研究。他已经申请了一个电影美学研究的国家项目，而且已经开始进行了研究，但是，还没来得及完成就撒手人寰，抱恨终生。如果他没有被打成右派，情况也许会大有不同。所以他的态度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他对谢晋模式讨论的总结颇有曲衷，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并未直接批评，反而是称赞有加：“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处，除了作为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因此不应以锋芒毕露和某些不当而忽视它合理的内核。”[6]在这一点上他要比夏衍高明得多。夏衍在1986年第10期的《电影艺术》上发表了《要大力提高电影质量——在中国影协主席团委员座谈会上讲话》，他表态说，朱李之文的观点“似乎太轻率、太武断了”。夏公大概忽略了，有时事情并不关乎正确与否，而是关乎说还是不说。职位关身“不说”胜于“说不”。
这里要附带提及一段历史旧案。马克思曾经写过《哥达纲领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这个纲领中的几乎每一个字都应该批判，但是，马克思抱病写完之后才发现，这个纲领在当时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工人阶级群众并未发现其中的问题，怎么办？马克思决定暂不发表，于是，这篇长文等到15年之后才发表。马克思深明其理。
钟惦棐的批评是谨慎的，小心翼翼的，尽力控制在学术探讨的范围之内，绝不作武断的裁决。但是，这绝不等于批评没有力度，也绝不等于批评而不尖锐。“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难道不是说，谢晋是从时代而来的，但是，谢晋本人却超越于时代，“谢晋模式”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吗？还有，“文学艺术恐也有个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问题。‘谢晋时代结束了’，谢晋活起来就困难”。这叫什么话，这简直就是对某些谢晋批评者的道德质疑。当然这种质疑，只有受过伟大领袖严厉批判并因此而蒙难，只有当过20年“右派”的人才有资格，不是谁都有这种资格的。钟惦棐毫不犹豫毫不吝啬地利用了这种资格，锤炼出了这句柔中带刚且棉里裹针的十分尖刻的话语。钟惦棐并不赞同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谢晋的态度也是同样明确。当年我们可能还忽略了，因为电影创作还与文学基础有关，电影创作毕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但是钟先生并没有忽略这一点。由于电影文化的普及，今天要理解这些已经不那么困难了。
只有今天才会有人这样评论朱大可：他手执着“五四”精神的皮鞭，狠力抽打仍然坚持中国电影影戏传统的谢晋。殊不知，“五四”精神是一次进步，但却也是一次拨乱反正过了头的对中国文化的“迫害”。口口声声说要现代化的朱大可，却忽视了现代化进程中多样化的价值倾向。精英分子的愤世嫉俗，让他对代表大众文化的谢晋毫不留情，口诛笔伐。但现在看来，他所讨伐的，却是今天的中国电影，或者说中国人最匮缺的。[7]批评者其实不知道朱大可并不欣赏“五四”精神的皮鞭。
被朱大可称为这场争鸣的重要观察者和见证人的倪震教授，曾在一篇总结性的长文《电影评论对电影创作的期待》中准确地描述道：“青年评论家朱大可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尖锐而又中肯的批评，持续数月之久的诸家辩论，无论对创作者本人或是论者、观众，都引发深省。检讨所及，远远超出谢晋电影本身，撼动了中国主流电影传统模式的稳定形态。”但历史本身的讽刺与羞辱从来都是辛辣的、有力度的。在高度产业化的利益驱动之下，一度被撼动了的传统模式似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更加具有左右逢源的修辞性姿态正在强势全面回归！好莱坞虽江郎才尽，但却依然故我、踌躇满志继续大规模地征服着这个世界，不知道是否已经改变了中世纪的传播方式。更具讽刺性的是，这种回归的理论的呼喊与细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粗犷有力、肆无忌惮和明白无误！
收稿日期：2009-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