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杨振宁发现与获奖的科学文化意义——纪念中国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5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贝尔奖论文,科学文化论文,意义论文,周年论文,中国科学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07）01—0111—011
1956.10——2006.10，是李政道杨振宁发现宇称不守恒的50年。
1957.10——2007.10，是李政道杨振宁荣获诺贝尔奖的50年。
50年前，李杨向1920年代以来为物理学界所公认的守恒——对称定律提出挑战并获得成功，因而轰动了全球科学界，但是它对整个基础物理理论与实验的影响还在瞑瞑之中。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发现打开了通向微观世界最深层奥秘的一扇大门，甚至影响到21世纪理论物理的走向。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发现与获奖作为科学史和华夏文明史上重要的一页，今天仍有必要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解读和评说其科学、政治、教育、文化等多层面的价值和涵义。
一、“诺贝尔情结”辨析
近年来，我国科学界、学术界、文化教育界以及诸多热心人士均在议论一个话题：“中国人何时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对于这一所谓“诺贝尔情结”，肯定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其判断的角度亦各不相同。暂且撇开牵涉到政治、意识形态和审美等复杂因素起作用的文学奖、和平奖、经济学奖不谈，仅就自然科学奖而论，在笔者看来，大而化之地给出“是”或“非”的判断都未免太过简单了。
第一点，必须指出，“中国人何时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这一表述本身并不妥当，其言下之意是说“中国人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但情况并非如此。作为中国血统的科学家迄今已经有六个人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拥有中国国籍，作为法律上的中国人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也已经有李政道和杨振宁两位。只是至今未出现在大陆或中国本土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情况，所以准确的表述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何时能够获得诺贝尔奖？”或者“在中国本土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何时能够获得诺贝尔奖？”
第二点，应当肯定这一情结的合理之处。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曾经荣获三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项目，绝大多数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确实在相当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科学的最高成就。该奖项的评奖过程确实认真地贯彻着诺贝尔遗嘱中所嘱托的普遍主义原则，从而在形形色色国家内部和国际性科学奖励当中脱颖而出，以其公正性、客观性、权威性受到举世尊重和垂青。
翻看自1901年以来106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者人名录，在欧洲北美，且不说美、英、德、法、俄等几个大国已有数百、数十或十多人次获奖，就是一些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如西欧、北欧的瑞典、瑞士、丹麦、挪威、比利时、爱尔兰、奥地利等国，东欧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也曾有多人次获奖；在亚非拉美，南非、阿根廷，以及我们的邻国日本、印度、巴基斯坦也都有获奖者。上述这些国家，或者人口、经济、文化条件远远不及中国，或者接触现代科学文化的历史并不比中国久远，却也能够登上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科学高峰，我们为什么就不如人呢？
第三点，我们并不赞同以是否获得了诺贝尔奖作为取得了最高科学成就的决定性的或主要的标志。
首先，诺贝尔奖有其局限性。囿于当年的历史背景和诺贝尔本人的兴趣，诺贝尔科学奖只设有物理、化学、生理学和医学三项。对于科学发展具有同样意义的数学、地质地理、环境科学等等学科，无论你做出了怎样的成就，都不能获得这一奖励。因此，像数学的菲尔兹奖，在科学上的地位与诺贝尔奖是相当的，其获奖者如丘成桐，成就与声誉也与李政道杨振宁并驾齐驱。
其次，许多重大的科学成就，出于种种原因，并未获得诺贝尔奖，但这丝毫无损于有关科学家及其科学贡献的光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爱因斯坦所创立的相对论（包括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虽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现代物理的两大基础理论之一，却未能获奖。朱克曼关于诺贝尔奖的社会学经典性研究《科学界的精英》[1] 业已有力地说明了诺贝尔颁奖的不够理想。她具体分析了诺贝尔奖的“第四十一席位”（法国科学院院士名额只设置四十席，因而限制了一批天才人物进入法国科学院。科学社会学的创立者默顿曾用“第四十一席位”的人物指称他们）的科学成就与其未能获奖的原因，她指出：许多未曾获奖的科学家，其成就不但达到了诺贝尔奖的水平，甚至还远远超过了众多获奖者，如元素周期律的发现者门捷列夫；研究DNA的阿弗里；发现维生素E的伊文斯，等等。但是他们都未能得到这项殊荣。这说明，得到举世尊重的诺贝尔奖的遴选程序及参评人员的眼力与任何奖励一样，也不可能尽善尽美，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自己也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他们不可能发现谁是最好的，因为谁也不能给最好下定义；即使尽最大努力，疏忽和不公正也难以杜绝。
与李杨合作的吴健雄率先用实验证明了李杨的猜想，但并未颁奖给她，因此许多人为她打抱不平。同时也有极个别的项目，日后发现存在显著的缺陷，说明了以次充好的存在。所以不应当把诺贝尔奖作为“科学界最高荣誉”的称谓绝对化。
历史上，中国科学家也曾经做出了第一流的科学工作，但出于科学界内部的或者科学体制上的原因而未能获奖。例如，1930年赵忠尧对于γ射线吸收与散射理论的研究，1941年王淦昌关于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1965年中国科学家首次人工合成具有生命活性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都已经走到了诺贝尔奖的门口，但最后仍失之交臂。
更为重要的是，不能本末倒置，将获奖作为科学研究的目的而不是作为真诚致力于真理探索的自然结果。李政道说得好：“我能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当然，获奖是好事，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骄傲，这让我惊喜万分。但我始终坚信，如果一味地把诺贝尔奖当成追逐的目标，那往往会令你迷失在追名逐利的浮躁中。得不得诺贝尔奖，这个不是目的，科学本身才是目的！”[2]
二、李杨获奖的意义
我们之所以纪念李政道杨振宁获奖，因为在诺贝尔奖颁奖历史上，他们的发现和获奖，仅就科学发现的内史和外史着眼，从表征到实质，都有某种特殊意义，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尤其如此。
（一）表征上的意义
1.这是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颁发给中国人（血统上加法律上的）的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在诺贝尔奖的正式网站上，李政道、杨振宁护照的“国籍”栏中清楚地标明“China”[3]，尽管他们当时持有的是中华民国护照。遵照一个中国的原则，从法律上讲，他们当然是中国公民。
2.在所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李政道是历次最年轻的一位，当时他31岁。比他更年轻的获奖者仅有191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英国科学家W.L.布喇格（Sir William Lawrence Bragg,1890.3.－1971），与其父亲一同获奖时，布喇格年仅25岁。
3.是第一次实现了诺贝尔遗嘱中表达的愿望，将奖金“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中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而一百多年颁奖史上其他获奖者的获奖研究都是在几年、十几年甚至更多年前完成的。
诺贝尔奖的绝大多数颁发给了多年前完成的研究成果，应当说是合理的。因为任何一项新的发现是否成立，必须得到同行的严格、大量、可重复性实验的证实，才能得到确证。一般说来，这一过程需要经年累月方能实现。所以将奖金颁发给久经考验的往年“真”成果，虽有悖于诺贝尔遗嘱中“字面”上的初衷，却是无可指责的，正是表现出评奖机构对成果“确证”的谨慎严肃态度，恰恰体现了诺贝尔奖励创新的学术研究的“本意”。
李政道杨振宁关于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猜想，之所以“反常”地在提出一年之后就被授奖，则表明他们的成果从“猜想”提升为“发现”的过程，受到当年理论和实验物理学界的空前关注和投入。1956年10月，他们的论文公开发表，同时他们就邀请吴健雄组织开展他们所构想的判决性实验，当年12月底，吴健雄的实验证实了他们的猜想；1957年1月，吴健雄小组和另一个小组的同类实验报告就发表在《物理评论》上，哥伦比亚大学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全球物理学界为之轰动。随后的几个月里，世界不同国家和机构组织了成百个实验，从不同角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严格证明了李杨的猜想是正确的。当年10月末，诺贝尔奖委员会遴选通过将该年的物理学奖授予李杨。如此之快地“确证”新发现的基本物理规律，在科学史是空前的，实在是个奇迹。只能说明这一年里李杨发现对整个物理学界所造成的震动之烈，所给予的关注之切。
（二）实质上的意义
比上述表征上的特殊意义更加重要的是，李政道杨振宁获奖，缘于“对宇称定律的深入研究，从而导致基本粒子方面的一些重大发现”，这样一个实质性的贡献。将他们的发现置于自1925年量子力学创立至今80多年来，科学家们对粒子世界规律性的不懈探索中，其突破性的贡献更加彰显出来。
与在古典力学里，能量守恒定律一时间平移不变性、动量守恒定律一空间平移不变性、角动量守恒定律一转动不变性，这三条连续性质的守恒——对称律被认为是普适的自然规律一样，量子力学里，宇称守恒定律（P守恒律）——空间反演（即镜像对称、左右对称）不变性、时间守恒定律（T守恒律）——时间反演不变性、电荷守恒定律（C守恒律）——电荷共轭不变性，这三条分立性质的守恒律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亚原子世界的普适基本规律。在电磁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下，这三条守恒律的成立始终是没有疑问的。关于第四种力，即引力相互作用的量子理论，八十年来尽管进行了许多努力，由于至今仍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模型，所以也就不存在守恒一不变性这样的问题。于是剩下的唯一症结，就出在弱相互作用条件下，三条守恒律是否仍然成立？
弱相互作用的发现和讨论始于β射线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1899年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就发现了β射线。1925年量子力学创立之后，搞清β辐射的原理在物理学家中间引起了极大兴趣。1934年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创立了一个β射线理论，此后，又提出了与电磁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相区别的弱相互作用概念。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人们对于弱作用，尤其是对于β衰变，已经做过大量实验，然而却没有一个实验有针对性地证明宇称是否守恒。因为镜像对称性和另外两个守恒律一样，从未有人怀疑过，物理学家们一直认为它是天经地义的，相信它，应用它，而没有想去检验它。因此，要怀疑这样一条基本定律，必须抱持极其审慎的严肃态度。
李政道杨振宁立足于前人的工作，先是深入研究了解释β衰变实验所出现的困惑，彻底检查了所有已经做过的弱相互作用实验，发现还没有一个实验曾经证明过宇称是否守恒以后，才敢为天下先，大胆提出宇称不守恒的猜想以试图破解β衰变之谜，并构想了实验来验证这一猜想。吴健雄等人的实验一旦证实了他们的猜想，便使猜想提升为发现，在整个物理学界造成了轰动。
在李杨确证弱相互作用下宇称P明显不守恒之后，其他守恒律，如T守恒律、C守恒律，以及CP联合反演、CPT联合反演守恒律是否成立， 便成为近五十年来粒子物理研究的重大课题。1964年，克利斯登森（J.Christenson）等人发现了CP联合反演也有微小的不对称，1967年以后，本纳特（S.Bennett）等人的实验进而证明了电荷共轭C不守恒。但是，迄今所有的实验却表明，CPT联合反演是守恒的，这又说明时间反演T变换也会稍稍不守恒。[4]
对称性破缺的根本意义。对于粒子物理学而言，对称性破缺的发现相当于实现了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提出的一次“范式转变”。物理学家们从过去崇信严格的守恒一对称，转变为承认这一几百年来岿然不动的铁律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失效，从而冲破了传统思想的一大束缚。但是，弱相互作用下对称性破缺的根源是什么？对未来的物质深层基本结构意味着什么？至今还是世界之谜。权威科学史家A.派斯引述物理学家克罗宁的话说：“我们必须尽自己的一切所能，去寻找CP破坏的根源。我们知道检测器技术和加速器品质的改进，会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进行更加灵敏的实验。因此我们满怀希望，在一个也许是颇为遥远的纪元里，自然界的这个深藏的秘密将会得到破译。”[5] 一些物理学家把“对称性破缺的本质”与“夸克禁闭的疑难”比作笼罩在20世纪末粒子物理学晴朗天空上面的两朵乌云，它们可能像笼罩在19世纪末古典物理天空上的两朵乌云——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实验引发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革命一样，引发21世纪的新一轮科学革命。[6]
（三）李杨的其他卓越成就
李杨的贡献绝不仅仅体现在发现了宇称不守恒，他们在粒子物理、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等众多理论物理领域都作出了多方面的突出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振宁在1954年10月与R.密耳斯（Robert Mills）提出的“杨—密耳斯场”方程。这一场方程在提出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并未受到重视，但10年以后，却成为同一类型研究之滥觞。该方程为现代规范场理论（包括弱电统一理论、量子色动力学、大统一理论、引力场的规范理论……）打下了基础。几项基于此类方程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以至杨振宁的老师泰勒和有些物理学家认为，杨振宁具备再次荣获诺贝尔奖的资格。1995年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富兰克林学会，将该年度的鲍尔科学成就奖颁发给杨振宁，颁奖辞中说：“基于他所提出的一个统合自然界物理定律并提供我们对宇宙基本作用力的一个广义场论。他的这个理论，是二十世纪解释次原子粒子相互作用的一个观念杰作，在过去四十年当中，已经深刻重塑了物理和近代几何的发展。这一个理论模型可以和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的工作相提并论，必将对未来世代有着足堪比拟的影响。”[7] 还有人把此方程列入近代物理诞生三百多年以来九组最重要的方程之一。[8]
三、科学与政治的纠缠
人们总是说：“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科学作为对自然界结构和运动法则的探索，是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涉的，重大的科学成就，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代表人类在认识大自然的征程中取得的进步，势必引起各国的关注。然而，国家是政治的产物，国家都有其意识形态取向。李政道杨振宁获奖时是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中国公民，1950年代的中国大陆和台湾正处在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状态，台湾国民党政府在美国驻有正式外交机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国家瑞典驻有正式外交机构。海峡两岸都要因李杨获奖而争夺舆论；李杨是在美国从事研究而获奖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又正处于冷战的高潮，两个阵营都要为争夺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而展开竞争。于是，关于李杨发现和获奖的报道和评论，就必然表现出无国界的科学和有国界的国家参与其中的政治之间的双重纠缠。
第一重纠缠——科学与海峡两岸对立的纠缠。
李政道杨振宁的发现和获奖受到举世瞩目。较少反映来自美国的正面消息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从1957年2月到12月， 以相当快的速度和不算少的篇幅报道李杨的发现和获奖的多条新闻，标题有“原子核物理学的一个重大发现——我留美两科学家证明宇称守恒定律不是普遍定律”[9]、“李政道、杨振宁在原子核物理学中的重大发现引起美国科学界很大震动”[10]、“我留美两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金”等等，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还代表中国物理学会打电报给李杨表示祝贺，[11] 电文中说：“中国物理学家对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李政道杨振宁到达斯德哥尔摩机场时，我国驻瑞典使馆人员去机场欢迎，各大报及时报道了“李政道杨振宁接受诺贝尔奖金”并同时刊登有瑞典国王向他们致贺的照片。[12] 报刊上还罕见地发表了于敏等科学家撰写的有关宇称守恒的长篇知识性文章。这些报道的特点是：第一，只限于对科学成就及获奖本身，而不涉及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篇数虽不算少，但大多数报道的字数都不多，例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报道李杨获奖的“新华社31日讯”[13]，只有213个字；第三，即使是像获奖这样的重要新闻，也仅安排在第一版的不显眼角落里，其它相关消息的位置就更低了。
比较而言，在海峡对岸的台湾方面，出于容易理解的政治方面的原因，对李杨获奖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在1957年11月和12月的《中央日报》等报纸的显著位置，大张旗鼓地报道了与李杨获奖相关的新闻和采访。11月1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大字标题报道：《杨振宁李政道两氏殊荣 研究物理成就卓越共同获诺贝尔奖金 当代学者认为科学上一次革命》，整条消息长达1100字[14]。除评价李杨及吴健雄的合作“获得极大科学成就”[15] 等有关获奖本身的消息之外，还简要回顾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在国内的求学经历，在美国的学习和研究，他们的生活、婚姻和家庭……[16]。这样一种全方位的报道是当时的大陆所不可企及的。除此之外，《中央日报》发表了《中国科学家的殊荣》等社论[17]，发表了对李政道母亲和哥哥的访谈[18]；“行政院”举行宴会邀请梅贻琦等各方知名人士及李杨亲属到会[19]，其“外交部”、“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监察院”、“驻美大使馆”等众多机构发出了祝贺电报[20]，并在1958年增选李政道和杨振宁为“中央研究院”院士[21]。在为获奖大造舆论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也不忘利用这一时机展开对大陆的攻击，阻止任何新中国政府代表与李政道、杨振宁会见，阻碍我国驻瑞典大使馆邀请李杨到大陆访问[22]……。
再看看李政道、杨振宁此时的家庭情况。在获奖其时，李政道的母亲和二哥生活在台湾，父亲在1955年病逝于香港，大哥、四弟、五弟和六妹留在大陆，两岸固然因仍处于战争状态，相望不能相聚，身在大洋彼岸的李政道出于美国杜鲁门政府的禁令，也不能到大陆省亲。杨振宁自己的父母和弟妹虽然都在大陆，出于相同的原因，一样不能返回大陆；他的岳父杜聿明因淮海战役被俘留在了大陆，岳母曹秀清则奉命带着年迈的婆婆和五个儿女从大陆飞到了台湾。可以说，李政道和杨振宁作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孝悌之伦理在他们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1950—1960年代，他们一起经受着台湾海峡和太平洋将同胞骨肉分离三地的煎熬。在获奖的喜庆日子里，却不能和父母至亲在天伦之乐中共同分享其成功与荣誉。直到1971年、197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分别首次实现了回大陆探亲访问之后，情况才逐步得到改善。
第二重纠缠——科学与两大阵营对垒的纠缠。
一个阵营，以苏中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及时报道了李杨的获奖，但却更热心于扩大对自己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的宣传。1957年2月份的《光明日报》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23]，以《在热核子和原子核理论上 苏联物理学家取得重要成就》为标题用长达1500字的篇幅介绍了《真理报》的报道。文章重点介绍了兰道（又译为朗道）院士在1956年提出的“复合反演论”，认为兰道的结论“有助于探索原子核秘密的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这种结论清楚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宇宙是物质统一性的理论。”在“编者按”中，只是说：“中国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去年夏天在美国也已提出了类似的观念。”李杨获奖后，《人民日报》又以《苏联科学家介绍李政道杨振宁等人的工作 苏联兰道院士的“复合反演论”解释了同类现象》[24] 介绍苏联《科学与生活》杂志上的长篇文章，文章肯定了“确定宇称并不守恒是重大科学成果”，“吴健雄教授领导下的一批美国物理学家和莱德曼等另一批美国物理学家根据李、杨二人建议进行的两次不同的实验证明了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并不守恒的新观念”，而突出强调“苏联阿利哈诺夫院士、尼基京教授和瓦伊森堡进行了两种与此有关的不同实验，也都获得了与前述试验相类似的结果。”文章又一次提到了兰道院士的“复合反演论”，介绍该理论认为：“在弱相互作用引起的慢过程中，存在的是同时由粒子代替反粒子的镜像对称……根据这种假说，可以在不同前述事实矛盾的情况下在某种意义上保存左右方面的对称。”[25] 1957年适逢十月革命四十周年，10月4日，苏联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地球外空间轨道，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铺天盖地的宣传与相对低调的诺贝尔奖颁奖报道更是形成了鲜明对比。[26]
另一个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则将李杨的发现与获奖作为西方保持其战略优势的重要筹码。台湾报刊均着力报道来自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有关李杨及其获得诺贝尔奖的新闻。《中央日报》在报道李杨获奖当天，就同在第一版，重点刊出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所长奥本海默“推崇李杨研究工作”的快讯，形容“李政道博士是该研究所中‘我们所知道的最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27] 发出了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消息《哥大获诺贝尔奖者九位教授中六人系外籍》[28]，借以宣传美国大学的开放性、宽容性。此后还有多篇发自英国、瑞典等国的新闻。
此时，因为苏联率先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引发了美国舆论界关于其是否拥有战略优势及如何保持战略优势的大讨论，国会、行政当局、企业界中的一些人士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它对国家的价值提出了质疑。在这一背景下，科学界不得不作出回应。科学家告诫说：“在有关美国科学的质量与未来的熙熙攘攘（争论）的持续骚动中，有两个事实突显出来。首先，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当今世界上不被打败，除非它为基础研究——一种没有直接应用价值的关于自然现象新知识的探索——提供适宜的环境和慷慨的支持；其次，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正在失去对于俄国的优势地位，人造卫星仅仅是这种趋势的一个引人瞩目的事件而已。”[29] 李政道和杨振宁作为当年唯一一对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难免卷入到这场争论中，并因其显赫的身份而格外受人关注。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李政道指出：“我们这些从事基础研究的人从未低估实际应用的重要性。但是，作曲家本身的志趣在于作曲，而交响乐没有他们就根本不能演奏。”他又进一步举例说：“以电学为例。现在，每一件家用器具都与电相关。但是，当发现电学原理的时候，它只是纯粹研究的一项成就。我们的工作如果有什么应用价值的话，我是一点也不清楚的。”[30] 更有媒体认为，因为杨振宁博士出生于中国，在美国接受培训，享有世界声誉，所以“被认为适宜对东方和西方之间，为提高科学实力而开展的竞争进行评估。”杨振宁对美苏两国科学技术实力的对比及前景也表明了自己的见解。对于“在科学成就方面，美国已经落在俄国后面了吗？”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没有。美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已经落在后面并不属实。而俄国从一个低的起点出发取得了戏剧性的提升确实是个事实，他们在过去这些年里的成效是引人瞩目的。”杨振宁更从美国对大型实验装备建设计划的滞后及治学气氛的薄弱两个方面，表示了他对美国科学前景的忧虑。“我常常到我的科学家朋友们的家里去，不料却会听到他们的父母会向自己的儿子表示抱歉，缘由只是因为儿子没有像普通人一样在企业里工作。为此，父母会感到苦恼和羞愧。对于学问和学者缺乏敬重，无疑是许多青年人没有进入科学领域的一个非常根本性的原因。改变这样一种气氛看来是应当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31]
在这场两个阵营的争论中，作为国家直接掌控或间接制约的媒体，肯定有自己的政治及意识形态取向，无论肯定也好，还是批评也好，都要为其国家利益服务，不可避免地或强或弱地染上主观性的色彩。但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作为严肃的科学家，尊重事实，客观评论，是其本身角色使然。他们关于纯粹研究与应用研究关系的观点，关于理论研究与实验装备之间关系的观点，关于社会氛围决定科学未来的观点，……，即便放在今天，也仍然站得住脚。
四、杨李成就的中国文化教育背景
杨振宁在他的《文集》扉页上印有这样一段话：“假如今天有人问我，你觉得你这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32] 作为数百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者中，唯一一对既受到来自家庭和学校的西方学术熏陶，又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和大陆教育背景的科学家，这种特殊的背景在他们获得辉煌成就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总结和吸取这当中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从而在21世纪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启迪我们培养出百千万杰出人才，实在是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杨李均出生于1920年代，即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发生文艺复兴的年代，其特点就是在批判中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吸收西方文化中有利于促进实现现代化的因素。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产生着中国的新文化和新人，而杨李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杨振宁成长的背景与过程
杨振宁的家庭是一个新旧交融的中国家庭。杨氏家族祖籍安徽凤阳，从曾祖起四代人均读书有成，杨振宁生于合肥。他的父母是通过指腹为婚联姻的，母亲罗孟华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勤劳、节俭、坚强，虽然没有读过几年书，但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是四岁杨振宁识字的启蒙老师。父亲杨武之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数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我国学习代数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具有与当年很多留学生一样的很高的中学和西学修养。早在杨振宁12岁时，杨武之就意识到自己的长子具有不凡的禀赋，曾写下“振宁似有异禀，吾欲字以伯瓌”[33] 的字句，表示殷切的期待。杨振宁在父母的指导下，熟读过《龙文鞭影》、《孟子》等古书，也读过鲁迅、巴金、曹禺等现代作家的作品。父亲更给他在群论等现代数学理论的理解与应用方面许多指导。这一切对于杨振宁毕生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杨振宁曾说：“我本人的个性和作风，受父母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明显的影响如学术知识是来自父亲，而不明显的影响如气质是来自母亲。”[34] 他还回忆道，虽然他从小成长在物质条件困难的年代，但是由于父亲给他安排的中国古文教育，使他对于中国文化有着因深刻认知而来的信心，安全稳定的家庭生活，又使得他得到中国传统人伦观念的正面影响。这些都使得他的人格发展平稳均衡，也使得他后来在国外面对不同的文化和环境挑战时，能够适应调整得很好[35]。
杨振宁从5岁开始读书到22岁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从合肥到厦门、再到北京，最后到昆明，多次随父亲任教学校的变动而迁居。但最重要的是1929—1937年，在北平清华园的八年；和1938—1944年，在昆明西南联大的七年。
当年的清华园（先是国立清华学堂，后是国立清华大学），系用美国归还的“庚子赔款”而设立，本身就承载着中国近代的屈辱和自强的双重重负。校园内云集了一大批像杨武之一样经过欧美科学训练的一流文理学者。杨振宁就游戏在同为书香门第的孩子们中间。因天分聪颖，课内的文史地数理化平衡发展，成绩优异，课外还广泛游览，自做幻灯及化学实验，寓学习于游乐之中。回首在清华园八年的生活，杨振宁说：“清华园的八年在我的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36]
因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分别南迁，在昆明合组西南联大。在战乱贫病的艰苦年代，西南联大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教学育人、学术研究的奇迹。杨振宁1938—1942年完成了本科学业，1942—1945年完成了硕士研究生学业。他和黄昆等同学们，在极端恶劣的物质条件下，能够打下坚实的现代物理科学基础，并以很高的起点迈入研究大门，首先须归功于联大德艺双馨的教授们。杨振宁在国文课上聆听了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王力等大师的“轮流教学”；在物理课上，是赵忠尧、吴有训、周培源主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大猷指导他完成了学士论文《关于分子光谱学与对称原理》，王竹溪指导他完成了硕士论文《关于有序——无序的转变》，对这两个方向的兴趣贯穿了杨振宁几十年研究的始终。同时联大的通才教育思想和鼓励讨论的学风令杨振宁也获益匪浅，他在课余，还读过《傲慢与偏见》、《三剑客》、《悲惨世界》等原文西方名著，在茶馆里、宿舍里与黄昆、张守廉等好友激辩量子力学中的“测量”问题，扩展了视野，刺激了思维，交际了至友。
可以说，杨振宁是在科举制废止后，在借鉴欧美学府“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原则指导下，由“五四”一代思想解放先驱所创办的中国现代大学培养出来的崭新知识分子，他们告别了两千年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做官的人生枷锁，将智慧与精力全部献身于中国的和世界的科学文化事业。他们完全没有了“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痛苦，在求真的游戏中找到了乐趣，实现了价值。所以杨振宁说：“一个人读书觉得很苦的话，要把学问做得好，要出成果，恐怕是很困难的。十年寒窗，埋头苦读，不是我的形象。我是顺其自然，发展自己的兴趣。”[37]
2.李政道成长的背景与过程
李政道与杨振宁的成才之路同中有异。就动荡的时代背景，中学西学交融的家庭背景，相对宽裕的经济生活，过人的禀赋而言，二人是相同的。但比起杨振宁童少年生活的高雅文化环境，比较系统规范的学校教育，李政道的求学过程更加曲折而艰辛。
李政道的家族是一个在知识和信仰方面受到西学东渐潜移默化影响的名门望族。他1926年出生于上海，祖籍苏州。祖父曾任基督教苏州卫理会会督，父亲李骏康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化系，李政道出生时他正经营肥料化工产品的生意。母亲张明璋毕业于上海启明中学，可以说是当年高学历的现代女性。李骏康经商有成，又十分重视子女教育，为此专门聘请了家庭教师，教授六个孩子国语和英文。六兄妹后来人人学有专长，均完成了大学学业。李政道自幼就嗜书如命，在父母的支持下，小学生的他便已经是上海的商务、中华、开明等几家书店的常客，文学、历史、科学，古今中外，开卷有益。《论语》、《西游记》、马克·吐温的《汤姆历险记》、爱丁顿的《膨胀的宇宙》等中外经典名著均熟读在心，在小学、中学各科老师们眼中，李政道无疑是全面发展的榜样学生。
但是日本侵华战争给李政道求学之路投下深重的阴影。1941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沪宁杭烽火连天，才满15岁的李政道只得与兄弟们一起离家，随着逃难的人群颠沛流离。先是到浙江嘉兴，后又逃亡至江西赣州。1943年在赣州联合中学读高中时，因为师资奇缺，李政道已经被校方特聘为初中数学物理教师了，其教学博得了各方的好评。几年的颠簸转学，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但也磨炼出李政道出众的自学毅力和能力，他在文理两方面的积累，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博览群书的乐趣与超越书本的思考。
从1943秋——1946春，李政道在国内大学学习了短短两年半时间，但这段经历和其中的机遇却送他迈进了日后成功的大门。1943年秋，没有正式中学毕业文凭的李政道以同等学历的身份考取了时在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办学的浙江大学化工系。当年由竺可桢长校的浙江大学将扎实广博的文理基础置于办学的突出地位，允许学生有充分的听课自由，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相对论物理学家束星北的课引起了李政道的浓厚兴趣，恰恰是最小年纪又来自外系的李政道具有最强的理解与质疑能力，使他们师徒变成了“忘年知己”，李政道遂很快转入了物理系”[38]，这是李政道成才之路的一大转机。
一年后，再次转学西南联大，插班二年级学习。梅贻琦等人长校的西南联大贯彻的是“培养通才、提高研究、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办学理念。由于学习能力超前，学校同意他上三、四年级的课程，大二的课程，只须参加考试。联大物理系的吴大猷、赵忠尧、王竹溪等老师的授课和指导，使李政道的学业突飞猛进。吴大猷日后回忆说：“李应付课程，绰有余裕，每日都来我处请我给他更多的阅读物及习题。他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有风湿痛，他替我捶背。他帮我作任何家里的琐事。我无论给他甚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的做完了，又来索更多的。我由他的作问题的步骤，很容易的发现他的思想敏捷，大异寻常。老实地说，在此后的一年中，我因为自己的问题——冠世（吴大猷夫人）的卧病；每日的买菜，升炉，煮饭；物价的日日上涨，实在没有心绪来预备许多的参考书和题目给他。好在他的天资高，亦不需我的讲解。”[39] 也正是在西南联大，李政道结识了杨振宁，为两位才华出众的青年后来在科学事业上的合作与成功创造了机缘。
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吴大猷得到一笔经费出国研究，可以挑选两名研究生随行。吴大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毕业研究生朱光亚和名义上还是二年级学生、但天赋勤奋无人可及（吴大猷语）的李政道一同赴美。李政道认为，在他最初治学的道路上，对他教育和帮助最大的三个人就是：束星北、王淦昌、吴大猷。虽然他在吴大猷门下只有一年两个月的时间，但却是他一生中获益最多的时期。他说，我从吴师学到的不仅包括人格的涵养，最重要的是学到了对知识的“忠诚”（dedication）。”[40] 在《六十回忆》一文中，他还深情地写道：“四十年前，经吴大猷教授的推荐，我获取了中国政府的一笔奖学金赴美留学，在物理学方面继续深造。这一难得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一生。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机遇’也许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驾驭的，尽管成功的机遇不可预定，但它的几率却可以大大增加。通过吴教授，我得到这一机遇。”[41]
李政道青少年时代所表现的数理禀赋从上述简介可知一斑，他的中国文化与艺术修养也可以通过几则实例略知一二。例1：1946年春，李政道随吴大猷抵达美国后，求学中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他没有大学毕业文凭，又是吴大猷向没有严格学历要求的芝加哥大学鼎力推荐，称赞李绝不逊色于正规毕业生，要求该校能破格。但芝加哥大学校方规定，没有相应学位的考生须能熟读哈金斯校长指定的西方学术典籍，才能入学。李政道则表示，他念过等价于这些西方经典的东方经典，如《论语》、《孟子》、《老子》，经考察属实，李政道才得以入学，并投身被誉为“全能物理学家”的费米门下继续深造。例2：在颁发诺贝尔奖的贺宴上，应瑞典大学生邀请即席发表的讲话中，李政道挥洒自如地以《西游记》的故事阐述知识与真理的关系，最后总结说：“我们探索知识，可能会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我们必须牢记，即使到达了如来佛手指的根部，我们距离绝对真理仍然十分遥远呢。”[42] 例3：自1990年代以来，李政道在中国大力推动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一方面，他发表了多次演讲阐述他关于两种文化关系的见解，[43] 另一方面，他又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国画和作品，表现出很高的中国传统诗词书画造诣。李政道以杜甫的名句：“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作为做人和做事的座右铭，更是体现了在他的身心中，传统—现代，科学—人文，东方—西方，已经有机地熔融为一体了。
3.杨李的故土情结
杨振宁在“颁发诺贝尔奖贺宴上的讲话”中，以深沉的语调自述：“在多重意义上讲，我是中西两种文化的产儿，而这两种文化既有和谐又有冲突。我愿意讲明，我为我的中国传承的背景感到骄傲，也同样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感到自豪。”[44] 可以说，这是对两位科学大师教育文化背景和所献身事业的精辟概括。
正是对于祖国的深深眷念和刻骨铭心的使命感，杨振宁李政道虽然离开故土已历六十余载，但是他们的心始终与中华民族血脉相通，中国的悲欢荣辱就是他们自己的悲欢荣辱。自1970年代初初返大陆以来，三十多年里，他们年年奔波于太平洋两岸之间，为中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复兴殚精竭虑，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或者向高层进言上书，评介世界科学技术潮流，应邀发表对重大科技规划项目的意见，提出荐举、发现和培养科学家的建议，推动科学教育体制改革；或者穿梭于大洋两岸，开辟互访渠道，为学者及学术交流穿针引线；或者在国内多处科学重镇建所任职，创设基金，讲学研讨，提携后进，指导研究；或者就东西方文化传统、当前教育体制、科研体制进行比较评价；或者奔走于两岸三地牵线搭桥，增进融通与和解……。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出于种种人们已知和未知的原因，杨振宁、李政道的观点、作派、行止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歧见和差异；他们谈古论今天南海北的许多见解亦非金口玉言，其是非得失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作为舆论的热点人物，媒体和坊间也存在林林总总品头评足的质疑和评论。应当说，在我们这个日益开放的国度，这些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炎黄子孙将永远铭记这对赤子的拳拳报国之心。
4.几点启示
杨振宁、李政道的上述学习和成长过程，为他们后来取得重大成就奠定了基础。当然，他们能够在众多英才当中脱颖而出，离不开美国大学及研究机构对他们的培训和锤炼。是中美两种文化的共同熏陶，造就了这对科学精英。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对当今的教育和学术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反思杨振宁、李政道当年的成才之路，给我们以若干有益的启迪。
第一、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需要顺应其自身的志趣，引导他们在文理两方面均衡发展，不能将长辈的意志强加于晚辈，揠苗助长的结果难免造成难以补救的心理障碍。开发作为工具理性的数理语言能力固然重要，开发作为价值理性的人文社会思辨能力同样重要，其目的就在于帮助青少年建树关于人生苦乐、亲情友谊、自由与责任等基本价值理念。杨振宁、李政道的父母善于发现儿女的优长，因势利导，通过培养健康人格达到助其治学成才的目的，他们的家庭教育是现代中国家庭教育的典范。
第二、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物质生活与教学条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创造积极的精神生活与健康学风的环境。学校要建设大楼，更要善待和尊重大师。恶劣的战争条件下，西南联大、浙江大学能够培养出包括李杨在内的一大批杰出人才，要归功于名副其实的“刚毅坚卓”（西南联大校训）、“求是”（浙江大学校训）校风，归功于以吴大猷为代表的一代中西贯通、德才兼备的学术大师，还要归功于以梅贻琦、竺可桢为代表的一代厉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的校长宗师。
第三、我们的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阶段发展到大众教育阶段，这种提升是扬弃，而不是抛弃，国家和社会仍然需要具有突出创新能力的精英，因为精英的脱颖而出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飞跃具有极大的正外部性。在大学数量和大学生数量快速增长的条件下，今天的大学的分类分工已经迫在眉睫。培养精英的任务主要由研究型大学承担。但研究型大学不应当因行政保护而高低排序，反之，应当在公平竞争中，由自发秩序形成。当年私立南开大学和地方性的浙江大学的崛起，就缘于办学有方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再则，西南联大较高的师生比例；“训教合一”（梅贻琦语）的教学思想；自由选修、依学分编级、较灵活的转系办法等“教务通则”；曾为诞生杨振宁、李政道、黄昆、朱光亚等一大批人才奠定了制度条件。这些经验都值得现在的研究型大学借鉴吸收。
在2006年11月国务院举行的第四次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45] 李政道杨振宁当年的成才之路是不是可以就如何办成培养大师级人才的大学给我们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
“昔闻长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弹指一挥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杨振宁、李政道也已从当年的而立英才成为了耄耋老翁。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中国、美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他们对世界科学的贡献，对中国文化重新进入人类文明前沿的贡献，均已载入青史，自然律和道德录将永远缅怀这对天之骄子。
李政道和杨振宁是属于中国的，更是属于世界的。“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我们衷心祝福他们健康长寿，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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