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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正读初一，老师说他看问题常有独到之处，受此鼓励，为父的我打定主意：让他多看看《杂文报》。当我将新年的第一张《杂文报》交到他手里时，叮嘱说：“好好看看人家是怎么看问题的。”第二天他晚自习回家，来不及换鞋，就捧上了日记本，说：“老爸，我写了篇杂文，瞧我是怎么看问题的。”我不屑地说：“只看了一张《杂文报》，就写起杂文来了。”接过一翻，一个蛮有杂文味的题目赫然在目：《教育的矛盾》：
近段时间，我发现这教育越来越矛盾了，说一套做一套，弄得我们找不着北。前些日子，什么什么上级领导要来我校搞什么什么视察，还要给学校授个什么什么示范学校。于是，学校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早操后发动大家捡石头。这倒无妨，学校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只是有些行为让人费解。
那天，领导可能要搞个“民意”调查，于是校方早早通知各班，安排如何应付。老师在上面讲方法，我在下面小声说：“不就是讲几个谎话嘛，我们是专家。”周围几个同学只当是笑话，坐在那儿傻笑，可见大家对这么严肃的问题早已麻木了。果然，校方神机妙算，我们班被选定为调查对象。老师发给同学们每人一张表格，叫我们填，大家就乖乖地照老师说的填。老师说：“我之所以要对你们说这些呢，是因为你们是新生，有些事还不懂，像初二我们就放心了。”哦，原来学长们都已被教育过了。
还有，老师不知是何原因，叫同学们将家里的书带几本到学校，多多益善。同学们不知其中奥妙，就乖乖地搬来了。搬来的书又搬到图书馆去了。殊不知，隔几日，某校领导陪一群领导参观图书馆，介绍道：“我校为了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有藏书×××××册。”后来老师说要用大家的书在班上搞个小图书馆，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可是老师又说，书现在在图书馆，暂时不能取回。我甚为不解，便低声问：“为什么不能拿回来？放在那里干什么？”一个同学立刻回答：“嗨，这还不明白？学校是借大家的书放在图书馆充数嘛！”我茅塞顿开，佩服他的见识。
面对这种种怪事，我不禁要问：从幼儿园到初中，老师一直在课堂上教我们要做个诚实的好孩子，可这些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却又在告诉我们，名誉是骗来的。这是何故？我们究竟该怎么做？
这算是一种腐败吗？如果是，那么腐败已经渗入了教育界，中国怎么办？
我这番话不是针对某个人，某个领导，某所学校，而是针对现今教育界的一项通病说的。原本我不想说出来，可是这么多日子来，这些话仅供自己五脏间的交流甚为不爽。说这些话时，我也许慷慨激昂，也许义愤填膺，可最多的还是悲哀。呜呼哀哉！
粗粗读完，先是一惊，再是心里暗叫：不好，这样的日记怎么能让班主任看见呢？这小子遭批是定了。要是班主任将日记交到校长那里，可能还会受处分。我不敢想下去了。
但看着儿子急等我表扬的样子，又顾忌打击他的积极性，不好直说。这毕竟是儿子的杂文处女作，况且始作俑者正是其老爸。想了一下，我这样对他说：“儿呀，看了这样的文章，老师怕是会不高兴呢，我看，还是不交上去算了。”儿子头一昂：“我不管，就要交！”看着他一副气壮山河的样子，我一时语塞。妻随后责怪我，不该挫伤了儿子的锐气。我想，你不在教育部门，不知我这当教师的苦楚。
从教一生，儿子痛陈的事我难道干得还少吗？为了应付上级领导各种名目繁多的检查，一次次违心地将校方下达的操练程式传授给学生，明知是假，也要在讲台上说得铿锵有声。我自认是一个诚实有信的人，生活中恪守不说假话的为人准则，在通常情形下，我也总是教育学生要诚实守信，常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可是，为了维护校方的利益，我不能不在课堂里说些违心话，教育学生当着上级领导的面说假话。这类“为人师表”的事，我过去做过，现在还在做，将来也仍旧会做。也不只是我一个做，许多老师都在做。一个13岁的小孩子居然以此为题写成了杂文，可见其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我佩服儿子目光的敏锐，我骄傲儿子做了一回《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男孩，但我更惭愧，作为一个从事育人工作一辈子的父亲，竟然让儿子戳着脊梁骨骂。
教师们常埋怨学生不尊重老师，可想过没有，为什么老师不再受学生的尊敬？从儿子的杂文中我找到了答案。老师们秉承校方旨意的造假行为对儿子幼小的心灵伤害得有多深啊！
要问当今中国，什么地方最需“诚信”教育？学校！无诚则无德，无信事难成。如果让这类弄虚作假的事在学校蔓延开来，那我们的教育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