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范式融合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4)12-0095-23 国际关系理论从其产生起就进入范式研究的路径之中，并且长期处于范式争论不休的状态。范式间争论的结果是旧范式的基本终结和改进后的新范式的生成。这一争论的进程要么使范式经过修补后其解释力得以适度增加，要么使旧的范式研究获得新的解释方法，然而国际关系研究始终没有走出范式束缚的“牢笼”，在解释上始终存在范式鸿沟而难以取得新的突破。范式融合方法可以打破这一“水火难容”的僵局。笔者将从范式的困境入手梳理范式间的融合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范式融合方法的两种解释模型和多种解释方法，并进一步分析范式融合方法的解释优势和缺陷。 一、范式困境与范式融合趋势 长期以来，范式(paradigm)被认为是“任何一个既有的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①然而范式一经产生就遭到各种批判从而陷入范式困境，范式融合趋势就是在这一批判中逐渐出现的。 (一)范式研究的困境与范式批判 范式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认为，范式是指“提示出某些被实际科学实践接受的范例——这些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model)”，“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②它是库恩提出的所谓“常规科学传统”中“由一个公认的理论决定的，这个理论包含研究方法和技术”。③库恩认为科学史由“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构成。长时期的常规科学由单一范式一统天下，短暂的科学革命则是新范式代替旧范式。学者一旦进入范式研究，就会受到范式的约束，包括其思维方式、研究的基本思路、使用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术语以及评价研究水平的标尺等。在范式思维的框架下，两个范式之间不可能比较其理论的优劣。在库恩看来，“不同的范式之间不存在一种中立的、客观的、可用于比较两者优劣的中性语言，两者间是‘不可通约的’”。④正是其不可通约的特性使范式研究陷入困境之中而不能自拔。要建立一个理论范式，必须把某一领域与其他领域隔离开来，这是建构一个解释其内部现象的理论的前提条件。⑤正因如此，范式研究只能从某一视角和方面分析问题，无论是权力的视角还是制度的视角，物质的视角还是观念的视角。因此，范式研究为寻求理论的简约和观点的明晰而一直陷入眼光的短视或单一视角困境之中。 范式研究一经提出就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涉及的内容包括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区别、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和范式研究的社会性与范式垄断等。库恩认为科学研究的“发展经历了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这样的循环过程，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之间的交替发展是以理论危机作为动力的”。⑥一种范式通过科学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⑦然而，范式研究提出的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认为，常规科学与非常规科学之间的差别并不完全像库恩所说的那么鲜明，最多也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这种差别。⑧英国哲学家约翰·沃特金斯(John Watkins)也认为，历史上没有涌现过任何清晰的范式，也没有出现过常规科学的典型征兆。⑨ 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命题也受到了学者们的质疑。因为如果不可通约命题是正确的，范式之间就缺乏交集，那么不同的理论范式之间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分歧，“因为这一命题在两种理论中意思不同”。⑩既然理论范式之间有冲突，“就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不可通约性命题”。(11)正因为如此，库恩本人也在范式间的绝对不可通约性上有所后退。他强调范式的不可通约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无法比较。他认为“不同范式间的部分转化仍是可能的”，支持不同范式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交流”。(12) 关于范式研究的社会性与范式垄断，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认为，当范式研究的团队在研究中出现了不能解释的实例时，就由团队的负责人来调整，他们遵从家长式的权威。这是社会学要点，而不是哲学要点。由于库恩把科学共同体视为一个封闭的社会，范式研究的这一社会性制约着科学家的思维，导致范式垄断。因为范式是绝不会容忍竞争者的。根据库恩的逻辑，处于某个范式的支配下时，研究者不能“又去热衷于接纳另一个对立的范式”。(13)范式是要通过创造一种常规科学把众多的理论减少为一个，限制其他学派的批判。波普尔对此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共同体”实际上也确实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无论其如何权威和卓有成效，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任何理论，也没有任何范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4) 国际关系学界也没有逃出范式“魔掌”。在当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中，“被高度具体化了的‘范式’话题很常见”。(15)“学界敏感地将不同的论点作为独特的和竞争的范式具体化”，“常常在缺乏深入思考和论证的情况下，学者们倾向于假定不同的论点直接或间接地相互竞争”。(16)对国际关系研究影响最大的堪称三大理论范式：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制度为各国提供信息和沟通平台，并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使国际政治的参与者对各方的行为有一个遵守制度规则的未来预期，从而大大减少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状态的不确定性，国家间的合作可以持续。自由主义很好地解释了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和制度化现象。然而，自由主义却无法解释有关国际社会的权力结构、文化与规范问题。 “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是过去约莫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学者遵循的两条主要理论路径。”(17)现实主义理论从人性恶的假设前提出发，以权力界定利益，认为国家的目标是追求权力，国际政治的结构是权力的分配。“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政治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标。”(18)“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求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19)现实主义很好地解释了权力、均势、冲突和战争，然而现实主义者却忽视了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与全球化、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和国家间社会性互动与国家认同等问题。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还总结出新现实主义的国家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四大谬误。(20)事实上，权力并不是国际关系的全部，也不是分析国际政治的唯一切入点，而只是一个侧面。 而建构主义从观念入手分析国家间的社会性互动，强调认同、身份、规范、文化等核心概念，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观念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国际政治中权力分配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构的，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观念建构的。”(21)观念和认同决定一个国家对自身利益的界定，观念和认同的变化会导致权力结构的变化，也决定着是朋友、是敌人、还是对手的角色身份的转换。然而，建构主义理论基本忽视物质的意义和作用，最多只能被视为“弱式物质主义”，可以说是一种“观念决定论”。事实上，观念绝不是国际关系唯一的因果变量，其他还有“物质结构、国内政治、跨国角色、制度和领导人”等，“观念需要机制，必须和国际、国内的政治进程、组织和制度联系起来”。(22) 由此可见，在库恩范式思维下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很大的缺陷。这种带有强烈的自然科学色彩和视角偏见的研究模型限制了学者们的思维，束缚了他们的手脚。科学家因为担心破坏常规研究往往要压制重要的新思维。(23)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跳出范式束缚的新方法，范式间的沟通、融合刚好满足了这一要求。 (二)范式融合趋势 对于范式研究的困境，拉里·劳丹(Larry Laudan)提出用“研究传统(research traditions)”对范式进行修正。与库恩不同，劳丹没有提供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劳丹认为，不同的研究传统可以长期共存和竞争，它们产生的观点可以重叠。一个学者可以运用不同的范式进行分析。(24)劳丹批评了不可通约性的观点。他认为，“即使我们不能找到一种中性的观察语言和用来把理论翻译为观察语言的对应规则，我们仍然能够有意义地在理论之间进行客观的合理的评价”。(25)因此，劳丹的“研究传统”可以包容不同的理论范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范式研究的缺陷，开启了跨越理论范式的最初旅程。 国际关系学者也注意到范式解释的困境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单维度方法限制了促进政治变革者，因为这是一套特别受限的方法。更有前途的方法是借鉴复杂的体系理论的见解，将社会变化的物质的、制度的和文化方面的融合在一起”。(26)各种理论范式并非不可超越，实际上是可以融合的，可以相互补充理论缺陷和完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在不同的论证路径之间，竞争不是仅有的可能分析方面。各种形式的、或多或少的相互补充是可能的”。(27)有学者认为，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在一些重大方面有着互补性。两者共同感兴趣的是信念和共有知识。它们之间既有分歧，也可能融合。理性主义者认为，“为促进物质利益而建立的制度可以产生规范结构”。(28)如果某一行为体违反了现行规范，就会受到社会中其他成员的制裁。这种分析“使理性主义接近建构主义”。(29)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在对单一范式进行了反思后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各种流派之间的争论显得多么狭隘。对美国遭受九一一恐怖袭击后果的分析，不仅需要抓住权力结构因素，还必须考虑主观信念的变化、国际制度、非国家行为体及其网络、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联系。学者们“无须在这些观点之间做出选择，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将它们融合成为一种全面而一致的观点”。(30)李少军认为，“在把理论应用于现实时，却应考虑采取综合的模式，即兼收并蓄，用不同的理论组合解决不同的问题”。(31) 在范式融合思维的影响下，学者们据此尝试性地提出了走出单一范式的新路径——范式融合，尽管约翰·鲁杰(John Ruggie)等学者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是“不能合而为一的，也不可能在中间地带握手言欢”。(32)即便如此，鲁杰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两种理论拓展自己的理论界限向对方靠拢，就比较容易发现一种理论在某一方面可以包容另外一种理论，或补充和完善另一种理论。(33)罗纳德·杰普森(Ronald L.Jepperson)、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和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在《国家安全的文化》一书中认为，“现实主义既不是足够完善的，也不是十分精确的”，不能将它当成一个和其他论点必须区分开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范式”，他们还提出了“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新视角”。(34) 基欧汉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早在1972年改造现实主义时就提出，要让现实主义的研究纲领“更加强调非国家行为体、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家的和跨政府的关系”。(35)后来基欧汉进一步指出，只有采取多维度的方法研究世界政治，国际政治的研究者才可能做到在建构理论时既借鉴现实主义的优势，又革除其理论的缺陷。国家的行为及其目标的实现，不但取决于现实主义思想强调的权力因素，还取决于行动的制度环境。(36)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n P.Olsen)在1999年指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别并不大，“两种理论所共享的是行为的后果逻辑假定和历史充足论”，(37)它们“对国际秩序变迁的解释存在相同之处，即认为国际秩序变迁是由穷于计算的自我主义者在不受历史约束的世界上采取行动所导致的”。(38)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在谈及美国外交政策时认为，美国决策者在对外关系中运用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但国内政治要求公众对国际环境的改善应“抱有一种自由主义的向往和情怀”，现实主义吸收了“自由主义例外论”。(39)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和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Kupchan)在分析小布什(George W.Bush)时期美国外交政策时建议，美国应该重申自由现实主义。(40) 另一些学者提出了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融合的可能。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和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kink)认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在有些方面是可以沟通和融合的”，他们认为建构主义理论中有自由主义空间，自由主义理论中有建构主义的空间。(41)秦亚青也坦承，在“基本信仰内核上，自由主义与主流建构主义产生了趋同的可能”，即“人类的和谐是可能的”。(42)在谈到国际治理时，他认为，在研究议程上，学者们走了一条从新现实主义的国际机制研究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制度研究，到建构主义的国际制度研究，再到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国际治理研究的路径。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认为“国际领域的治理需要规则，都承认‘制度治理’”，规则治理和制度治理是相辅相成的。(43) 传统主义、理性主义(“新新”综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融合趋势。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4次辩论，即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性主义(44)与建构主义之间的辩论。第二次辩论中的主角之一——传统主义实际上是理想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的结合，它们是在与科学行为主义的辩论中走到一起的，其共同之处是强调传统，即历史、哲学、法律的研究方法。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吸收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形成科学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科学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第三次国际关系理论辩论的主导范式。在辩论的过程中，两大范式之间彼此吸收对方的优势来弥补自身的理论缺陷。双方在辩论和批评中不断提升自身理论的解释力，两者的观点因接近而趋同，即出现“新新综合”。20世纪90年代开始，建构主义理论的崛起使得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大范式联手(被称为理性主义)应对建构主义的挑战，就像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联手(被称为传统主义)应对科学行为主义的挑战一样，范式间的差距也开始淡化。这种范式联手客观上导致了范式间的整合。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辩论造成现实建构主义和自由建构主义的出现(参见图1)。
图1 国际关系理论辩论与范式融合趋势 此外，塞缪尔·巴尔金(Samuel Barkin)提出了现实建构主义及其论证和运用的步骤。(45)现实建构主义就是要努力“证明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方法并不是完全不能调和的对立，就像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所宣称的那样”。(46)有学者认为，巴尔金“正确地观察到，一些现实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已有对其他范式夸大其不兼容性的有限了解。如果在固有的刻板观念上后撤一步，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融合的方法可以在协同方面有助于研究国际关系”。(47)迈尔斯·卡勒还提出建构主义和心理学是可以结合起来的。(48)鲁德拉·希尔(Rudra Sil)和卡赞斯坦在《超越范式》一书中提出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范式融合的分析折中主义的方法。秦亚青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可以称之为关系文化建构主义理论，采用了主流建构主义的3个基本假定，(49)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关系文化思维与西方的建构主义理论融合的产物。 因此，范式间的对立并没有像库恩声称的那么严重而完全不可渗透，“范式间的不可通约问题也不像最初显现的那样不可逾越”。(50)学者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在解释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需要超越不同的理论范式。国际关系学者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将它们融合成为一种全面而一致的观点”。(51)范式融合将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趋势。 二、范式融合模型及其解释方法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表明，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就是一部理论范式争论史，始终不存在某一范式一统学界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国际体系本身具有多元属性。任何单一理论范式都不可能实现绝对的解释垄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所提出的基本假定都从一个方面有意义地解释了国际体系的属性，但都不能同时解释国际体系的全部属性”。(52)范式融合可以接近这一目标，其目的是要形成某种综合解释方法，实现对范式不可通约性的超越。目前来看，范式融合主要有两角解释模型和三角解释模型以及与解释模型相应的多种解释方法。 (一)两角解释模型 两角解释模型就是运用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解释现实问题，在理论上出现两种理论融合的解释模型。
下面将对部分两角解释模型的方法——理想现实主义、理性主义(“新新”综合)、新现实理想主义、自由现实主义、现实建构主义和自由建构主义——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释。 理想现实主义亦可称为现实理想主义。理想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理想主义强调人性善，其思维的前提是付出。现实主义强调人性恶，其思维的前提是获取。两种范式都有相同的前提假设：国家也像人一样具有善或恶的本性。理想现实主义则强调，国际政治中的国家亦善亦恶，既要获取也要付出，既追求自身利益，也会适度考虑对方利益，国家最终实现的是利益的折中，而不是利益的最大化。当今世界，无论美国、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没有将利益最大化作为最终目标。美国将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考虑到了中国的利益关切，而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更是长期秉持“平等互利、互利互惠、互谅互让”的原则，中俄两国也坚持在涉及“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等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支持。 理性主义或新新综合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融合，因为两大范式均以国家是理性行为体为假设前提。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摆脱了人性的羁绊，从结构入手分析国际政治，并在彼此相互论辩的过程中吸收对方观点，新自由主义带有新现实主义的观点，新现实主义融合了新自由主义，结果是新现实主义不那么“现实”，新自由主义也不那么“自由”了。在建构主义的挑战下，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终于走到一起，形成了理性主义。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国家既追求新现实主义强调的相对收益、国家安全等，也追求新自由主义强调的绝对收益、国家福利等。如在中美关系中，中美两国因追求绝对收益而合作，成为利益攸关方，也因为追求相对收益而发生冲突，成为战略竞争者。两国既注重本国福利的增长，也注重国家安全的维护，强调安全与福利间的平衡。 新现实理想主义或称理想新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结合。新现实理想主义既不单纯强调新现实主义的结构视角，也不完全主张理想主义的应然逻辑，而是结构视角与“应该如何”间的折中。在国际政治中，国家的行为既受到国际结构的影响，也受到自身关于世界未来设想的驱动。依据新现实主义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家受国际结构的影响而结成了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最后参与了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为代表的“仁人志士”的影响下成立了国际联盟，这是当时人们理想主义观念的驱动所致。二战结束后，理想主义信念的驱动使联合国得以成立。可见，战争压抑了人们的理想，战争后理想从战争的废墟上又冒了出来。在战争爆发前后，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仍在为反对战争而奔波，即使是战争狂热者，也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出和谈意愿，人们的理想信念并没有完全消失。而理想信念的结晶——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是大国合谋的结果，结构时刻在产生着影响。因此，国际关系史是理想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理想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影响间的平衡。可以说，这也是新现实理想主义作用的结果。 自由现实主义也可称为现实自由主义，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间的融合。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本是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具有相同的假设前提：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坚持物质主义的本体论，两者都将国际社会的自助状态作为各自理论的假设前提。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体的假设与自由主义关于国家是利益驱动的行为体这一前提并不冲突。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可以形成交集，现实主义有“自由”，自由主义有“现实”，这样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能够结合起来，而不是绝对地相互排斥，这也反映了国家类似于人的本性的两面：善与恶。在威斯特伐利亚战争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中，实际上国家既追求自由，又面对现实，善与恶在同时发挥作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善与恶贯穿国际关系史的始终。 被巴尔金称为的现实建构主义(53)运用社会学视角，“以社会人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元假设”，强调主体间互动特性，将权力与认同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中轴，其实质是现实主义政治世界观的建构主义形态。(54)巴尔金“对建构主义认识论和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考察认为，事实上它们是兼容的，而不是相反，当然，真正的建构主义必然是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研究与现实主义世界观是彼此兼容的”。(55)“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对主体间性事实的承诺以及在认识论上对科学实在论的坚持”，“搭建了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沟通的桥梁，从哲学层面上解决了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的根本障碍”。(56)现实建构主义方法填补了“分析领域的关键空间，它为促进在建构主义内部和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对话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基础”。(57)两个范式之间的差距因为辩论而被过分夸大，其实在现实特定的背景下，各范式是趋同的。“规范指导的行为可以来源于物质利益计算，理性行为也可通向社会建构起来的观念。”(58)国家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源于国家的观念，观念的形成又与物质利益的刺激相关，观念和物质相辅相成，国际关系史可以说是观念与物质互动的历史。当今的国际政治亦如此。 自由建构主义亦可称建构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融合。自由主义强调制度，建构主义强调观念，两者共同关注“观念、共有认知、新兴法律原则和多边制度的相互作用如何重塑行为者的身份和偏好”。(59)自由建构主义既强调制度，又强调观念。制度是在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先有建立制度的观念，然后才有制度，因此可以认为是观念建构制度。制度形成后又会产生新的观念，制度和观念相互建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在制度观念推动下的逐利行为会受到制度约束，业已形成的制度也会影响既有观念，观念和制度之间是一个动态的互动进程。如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观念导致国际联盟的产生，国际联盟的失败又进一步刺激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自由主义的制度观念，联合国因此而形成。 (二)三角解释模型 三角解释模型是由三种理论范式组合形成的解释模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是指自由主义及其分支、现实主义及其分支与建构主义及其分支彼此之间的融合，共12组72个分支。
以上72个分支中的第一个分支——自由现实建构主义(ABC)由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自由主义(A)、现实主义(B)和建构主义(C)融合生成，是三角形解释模型中的一个解释方法，被希尔和卡赞斯坦称为分析折中主义，即图2中三角形之内的圆形部分——三种理论融合的生成部分。(60)
图2 三大理论范式的融合(AB、AC、BC和ABC) 如果将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各自浓缩为一点，得到图3。图3中的自由现实主义、自由建构主义和现实建构主义是一条直线，自由现实建构主义(分析折中主义)是一个平面，表明范式融合的解释结果的变通性和互动性，有时在解释具体问题时会出现在不同变量影响的程度上难以拿捏。
图3 三大理论范式的融合(AB、AC、BC和ABC) 自由现实建构主义或分析折中主义“试图提取并重组三大主要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要素，建构复杂的、具有重要政策与实践意义的中观因果理论”，(61)可以综合分析权力、制度和观念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三要素之间不仅不彼此排斥而且互为补充，彼此之间可以融合为一个整体。国际关系现象与外交政策决策是这三者共同作用而发生的，不是其中某一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权力可以影响观念，彼此间的共有观念形成观念认同或文化，制度是在认同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权力的能量可以通过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国际关系中，国家通过显示实力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制度是国家显示实力的舞台，而这一过程是在国家间的互动中发生的，会受到观念和认同的约束。 传统建构主义亦可称古典现实理想建构主义，是理想主义、古典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间的融合，也可以说是传统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结合，如图4所示。传统主义是在与科学行为主义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包括理想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思想。强调历史、法律、哲学研究方法的传统主义与强调规范、观念、认知的建构主义在分析国际政治时可以吸收彼此优势进行解读，形成传统建构主义。传统建构主义既强调传统意义，也强调观念的建构作用，是在理想主义、古典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寻找理论分析的平衡点，这可以说是另一种折中主义。传统建构主义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受到未来理想、现实利益和观念建构三重因素的影响，其中的观念建构既含有理想因素，也含有现实因素。
理性建构主义是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结合，参见图5。三大理论属于体系理论，均从体系结构入手分析国际问题，它们在体系结构这一点上找到了汇合之处。理性建构主义强调世界政治受到制度结构、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的影响与交互作用，国际社会既是制度的分配，也是权力的分配，更是观念的分配，三者缺一不可。理性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作用内生于观念，其观念又是理性主义的，源于外界物质利益的刺激，可以通过制度体现出来。
可见，范式融合方法主要有两种解释模型、多种解释方法。两角解释模型包括理想现实主义、自由现实主义、现实建构主义、自由建构主义等，共54种解释方法，而三角解释模型则包括自由现实建构主义(分析折中主义)、传统建构主义、理性建构主义等，共72种解释方法。两角解释模型和三角解释模型既可以独立解释不同的问题，也可以同时解释某一问题，可以视不同的情况而具体运用。它们的解释既可以彼此之间形成补充关系，还可以和范式解释(单一视角)互补不足。两角解释模型比三角解释模型简单，但难于单角解释模型(范式解释)。一些长期困扰国际社会的复杂问题，既可以运用范式理论进行解释，也可以运用两角解释模型，还可以运用三角解释模型进行解释。范式解释与跨范式解释相结合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合理答案。 三、范式融合方法的解释优势与缺陷 范式融合方法将会摆脱国际关系中传统范式研究的困境，并将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趋势。与范式研究方法比较起来，范式融合方法有其解释上的优势，但其缺陷也是不容忽视的，下文将对此进行简要探讨。 (一)范式融合方法的解释优势 范式融合具有以下8个方面的优势：第一，范式融合方法是不同理论范式核心观点之间的整合与折中，可以根据需要有选择地整合不同理论中的分析元素，在分析现实问题时赋予这些元素以新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可以说是汲取众家之长而用之。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涉及实质性问题的理论最终必须依靠经验参考来处理概念、变量和机制。这些参照对象提供了调整和整合源于不同范式理论元素的一种手段。通过专注于实质性数据指标来应用概念，对来自不同范式的理论重新概念化和部分整合就变得可能”。(62)因此，理论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是可以超越的。 第二，融合方法无须纠结于理论范式的本体论假设。融合方法并不追求提供一个能够适用于解释任何现象的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不追求世界是物质的还是观念的、是整体主义的还是个体还原主义的争论，而是强调解释方法的多样化和不同观点之间的互动。在具体分析中，它就要求跨越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之间的鸿沟，忽视个体和整体分析视角之间的分歧。融合方法不会再纠结于单位与结构或是物质与观念的本体论假设。因此，融合方法不需要有完备的理论体系，不需要有前提假设，也不需要承受这种理论假设被批判之苦。 第三，范式融合是一种研究方法与视角。与其说范式融合是建构一种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新的解释方法。范式融合方法提供了分析国际问题的诸多新路径和新视角。无论是两角解释模型还是三角解释模型，都各自有几十种分析方法，因此，融合方法提供的是国际关系问题分析方法的不同路径，使学者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他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两角解释模型或三角解释模型。在两角解释模型中，他们又可以选择自由现实主义、自由建构主义、现实建构主义以及理想现实主义等。在三角解释模型中，他们同样会有不同的选择，如理性建构主义、现实理想建构主义、传统主流建构主义等。 第四，范式融合方法是一把“万能钥匙”。如果说现实主义是解释国际关系的一把权力之匙，自由主义是一把制度之匙，建构主义是一把观念之匙，那么范式融合方法可以说是解释国际关系的一把万能钥匙，可以解释国际关系中的几乎所有问题。因为融合方法无须顾忌理论的完整性和范式间的成见——仅从单一视角分析问题，它可以实行拿来主义，综合运用权力钥匙、制度钥匙和观念钥匙，从而达到解释的目的。 第五，解释更加全面，不会以偏概全。范式理论通常关注那些特定的概念和方法、遵循特定的元理论假设，融合方法则关注政治行为体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不会为了满足由任何一种研究范式所建立的学术规则而将问题简单化。在分析国际关系问题时，融合方法会找到不同的理论范式的契合点进行分析，吸收各派的优势，寻找解释问题的关键。由于范式分析追求简约化，一个理论往往会只攻一点而不及其他。因为单一范式的研究只有一个视角，只能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如古典现实主义主要注重权力方面的考察，理想主义只注重未来设想方面的应然分析，新现实主义看重国际社会的权力结构因素，建构主义所关注的则是观念变量等，而范式融合分析则无须顾忌理论的简约化和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可以整合各理论范式的优势，因此也不会出现以偏概全、顾此失彼的状况。 第六，范式融合方法与范式方法可以相互补充。范式融合方法并不排斥范式研究。范式融合方法可以解释单一范式理论解释不了的问题，也可以解释单一范式可以解释的问题。单一范式理论因为自身的限制只能在概念简约的基础上找到一个准确而清晰的答案，范式考察有助于人们清晰明了地理解问题，一些模糊的答案可以大白于天下。单一范式的方法是帮助人们理解国际关系的一条路径，但不一定是正确的路径。而融合方法无须受到范式教条的约束，不仅如此，它还可以吸收不同范式的理论成果，使解释变得更加全面和多维度，这样可以找到更接近真实的答案，即国际关系结果是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某一单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学者和政治家可以参考范式分析得出的答案和范式融合方法分析得出的答案，这便于在因果关系的解释中找到产生结果的真实原因。如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在分析国际结构时就曾提醒，一个结构中有3个相互作用的力量范畴：物质力量、制度和观念。“没有必要假定三者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决定关系，其关系可以假定为互动关系。”(63)事实上，一国迅速崛起导致其权力地位上升带来相关国家感到战略失衡，从而引发其战略焦虑，多边制度的建立为化解战略失衡和消除战略焦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而制度的建构需要有关国家的认知共识。这一因果互动机制可以概括为：国家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安全)，而某种机制可以使自己更好地追求利益，于是各方通过社会化建构该种机制来谋求自身利益。(64) 第七，范式融合方法具有问题实用性导向特征。范式融合方法无须理论范式的建构，无须为理论的严密性和逻辑性而“分心”，无须为证明本方观点的正确性与对手论战，从而摆脱了理论范式辩护的学术争论，只需要整合和运用已有理论的基本主张分析现实问题。它既可以预测国际形势的发展进程，也可以为国家外交决策提供参考咨询。在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政治行为体在面对要解决的问题时，融合方法可以整合已有的范式观点并提供合理的因果解释，“即使不提供明确的政策处方”，“也应该为陷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的领导人、公共知识分子和其他行为体的政策争论或突出的规范性问题提供一些明确的观点”。(65)因此，融合方法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实用型的分析方法，而不是一个理论体系。融合方法会促使国际关系研究实用导向趋势的形成，从而出现国际关系研究的实用型和问题型转向。 第八，范式融合不会像单一理论如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等那样给人一种清晰的某种暗示和导向，如现实主义给人的暗示是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由于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常态，战争不可避免。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国际社会的历史是一个战争和冲突的历史循环现象就不可改变。国家的外交政策和行为就会受到这一暗示的影响，而国际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国家年年备战和穷兵黩武。自由主义强调国家间的利益调和与制度作用，国际社会的冲突和战争完全可以避免，因为教育、法律和制度可以解决一切。这种暗示给人一种永久和平的假象，当战争来临时人们就因长期生活在理论的欺骗中而无所适从。范式融合不会出现这种“误导”。 (二)范式融合方法的缺陷 范式融合方法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归纳如下：第一，没有明晰的范畴界定。所有的理论范式都有自己确定的研究边界和范围。古典现实主义建构起了一个权力边界，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六原则；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一个以国际体系权力排列组合为基础的结构概念，建立了分析国际政治的结构边界；理想主义根据应然逻辑提出了幻想未来世界的理想边界；新自由主义提出了一个以成本分析为基础的制度边界；建构主义则提出了自己的观念边界。而融合方法没有像其他理论范式一样有对概念和解释范围进行严格界定，其解释范畴过于宽泛而显得没有边际。因此，融合方法不是理论，却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霸道”方法。正因为如此，范式融合方法也显得没有理论的“美感”。 第二，观点的模糊感。国际关系中的范式研究侧重于强调在某一特殊领域中某一核心因素的主要影响，强调的是核心变量。如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因素，从而基本排除了其他变量的影响。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变量，同样也排除了其他变量。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变量，基本排除了物质变量的作用。而融合方法更加注重揭示各个变量之间的联系和彼此间的互动。正是不同变量间的互动影响使得解释的结果不好把握和拿捏。因为两角解释模型的分析会有两个变量，要确定两个变量各自不同程度的影响就会非常困难。如自由现实主义中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因素各占多大的分量？现实建构主义中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各起多大的作用？在三角解释模型中问题会更加困难，因为分析的变量更多。比如，如何确定自由现实建构主义(分析折中主义)中的权力因素、制度因素和观念因素影响的不同分量的程度？同样要确定理性建构主义的制度变量、结构变量和观念变量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将是学者运用理性建构主义时面临的最大难题。因此，融合方法强调因果机制的多元化，注重理论间的融合和互动，但观点会有些模糊感，难以像单一视角的解释答案那样做到明确和具体。 第三，研究方法选择的困惑。方法过多会出现难以选择的困惑。在国际问题的研究中，应该运用两角解释模型还是三角解释模型？如果运用两角解释模型，又应该选用哪一种解释方法？如果是三角解释模型，又该选用哪一种解释方法？哪一种是最合适的解释方法？是用一种方法还是用几种方法联合解释？这需要学者有一种高超的学术运用技艺。方法少了既单调又不够使用，分析的结论还不够准确。方法多了又面临选择的困惑，即使选择了，运用起来也会有很高的难度。就像武器一样，一件新的武器需要有新的技术来掌握它，要达到熟练程度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来适应和操练，运用到实战则更久。如果同时有更多的高难度新武器，实际运用就更难了。范式融合方法的选择正面临着这样的困境。 四、结论 自从库恩的范式观进入学术舞台以来，学界已经陷入“范式陷阱”几十年。在范式研究的历史上，范式研究者无不得益于范式思维的智慧而沾沾自喜。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国际关系研究无不陷在范式的困境之中，至今已上百年，学界也到了走出范式、超越范式的时候了。然而学界似乎已经身处范式研究的乐趣中而不能自拔。虽然范式的缺陷已经暴露无遗，但却似乎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办法。在一些学者还在忙于突破旧范式、寻求建立新范式的时候，另一些学者则“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始寻找新的突破范式困境的解决方法。自由现实主义、现实建构主义、分析折中主义等不失为很好的探索路径。正是受这些观点的启发，本文提出了两角解释模型和三角解释模型，并组合出了一百余种解释方法，这是对范式研究进行整合的结果。由于还只是刚刚起步，这些方法并没有被充分地运用，其运用情况还需要得到学界和学术实践的检验。 范式融合方法“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思考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范式的理由，这些范式既能提供独立的方案，也适合一起提供有助于解决更大疑难的组合式方案”。(66)范式方法可以解释范式范围之内确定的事务从而获得一个确定的范式解，范式融合方法则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将不同范式的核心要点联系起来得到一个新的解释答案，即范式融合解。范式解与范式融合解可以构成一个复合解，它们既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也可以为国家决策者提供互补的处方。如果说范式解(单角解释模型的答案)相当于数学概念中的点，那么范式融和解(两角解释模型和三角解释模型的解释答案)则相当于一条直线或一个平面。也许还有相当于一个立方体的“多角解释模型”和“多角解释模型解”，这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会感觉到运用单角解释方法有道理，用两角解释方法和三角解释方法亦有道理，也许正是这些不同解释答案的综合，才是国际关系的真实。 运用范式融合方法无须建构理论，这一借用现有理论为我所用的做法是一种理论分析捷径，这一点虽然与学界一直在谋求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努力背道而驰，但范式融合方法的确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然而由于其理论上的“浅薄”却带来了分析具体问题的难度，因为变量更多。因此，真正把握两角解释模型和三角解释模型的各种方法还需要学界长期的探索。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希望这次“抛砖”提出的范式融合方法能够起到“引玉”之效果。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截稿：2014年10月 注释： ①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11. ②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p.10,p.23. ③江天骥：《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归纳逻辑导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页。 ④李露亮：《科学哲学基本问题与经典文本解读》，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121页。 ⑤肯尼思·沃尔兹著，张睿壮、刘丰译：《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⑥秦亚青：《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论争到趋同》，载《国际论坛》，2001年第3期，第6页。 ⑦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p.11. ⑧参见卡尔·波普尔：《常规科学极其危险》，载伊雷姆·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著，周寄中译：《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⑨约翰·沃特金斯：《反对“常规科学”》，载伊雷姆·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第42页。 ⑩萨米尔·奥卡沙著，韩广忠译：《科学哲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页。 (11)萨米尔·奥卡沙：《科学哲学》，第84页。 (12)萨米尔·奥卡沙：《科学哲学》，第84页；江天骥：《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归纳逻辑导论》，第197-200页。 (13)约翰·沃特金斯：《反对“常规科学”》，载伊雷姆·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第43页。 (14)保罗·费耶阿本德：《对专家的安慰》，载伊雷姆·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第31页。 (15)Peter J.Katzenstein,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68-69. (16)Peter J.Katzenstein,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p.69. (17)肯尼思·沃尔兹：《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第65页。 (18)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19)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55页。 (20)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21)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 (22)Nina Tannenwald,"Ideas and Explanation:Advancing the Theoretical Agenda,"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7,No.2,2005,p.13. (23)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p.5. (24)Rudra Sil and Peter J.Katzenstein,"Analytics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Reconfiguring Problems and Mechanisms across Research Traditio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8,No.2,2010,p.413. (25)马雷：《进步、合理性与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26)Jack Snyder,"Anarchy and Culture:Insight from the Anthropology of War," Inte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1,2002,p.9. (27)Peter J.Katzenstein,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p.71. (28)彼得·卡赞斯坦等著，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29)彼得·卡赞斯坦等：《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42页。 (30)罗伯特·基欧汉著，门洪华译：《局部自由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31)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第27页。 (32)彼得·卡赞斯坦等：《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第288页。 (33)约翰·鲁杰认为，“新功利主义永远无法成为包含观念和关系因素的理论”。鲁杰称呼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新功利主义”，参见彼得·卡赞斯坦等：《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第288页；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著，秦亚青、季玲译：《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34)Peter J.Katzenstein,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p.72. (35)罗伯特·基欧汉：《局部自由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第65页。 (36)罗伯特·基欧汉：《局部自由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第63-67页。 (37)载彼得·卡赞斯坦等：《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第374页。 (38)载彼得·卡赞斯坦等：《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第374页。 (39)迈尔斯·卡勒：《国际关系中的理性》，载彼得·卡赞斯坦等：《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第337页。 (40)G.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Kupchan,"Liberal Realism:The Foundations of a Democratic Foreign Policy," The National Interest,Fall 2004,p.49. (41)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页。 (42)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第111页。 (43)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第110页。 (44)理性主义是指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参见彼得·卡赞斯坦等：《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第6、8页。 (45)J.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3,2003,pp.325-342. (40)J.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t-Constructiv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No.6,2004,p.349. (47)Richard N.Lebow,"Constructive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No.6,2004,p.346; Janice Bially Mattern,"Power in Realist-Constructivism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No.6,2004,p.343; Jennifer Serling-Folker,"Realist-Constructivism and Moral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No.6,2004,p.341. (48)迈尔斯·卡勒：《国际关系中的理性》，载彼得·卡赞斯坦等：《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第335-358页。 (49)3个基本假定是指社会本体、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和国际社会进化原则，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第237-338页；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73-74页。 (50)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第28页。 (51)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第323页。 (52)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第26页。 (53)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融合可以称为“现实建构主义”，也可以称为“建构现实主义”。 (54)董青岭：《现实建构主义理论评述》，载《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1期，第145页。 (55)J.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p.326. (56)焦兵：《现实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的权力建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第29页。 (57)Patrick Jackson and Daniel Nexon,"Constructivist Realism and Realist-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Issue 2,2004,p.338. (58)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第29页。 (59)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第29页。 (60)参见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第24页。 (61)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第33页。 (62)Rudra Sil and Peter J.Katzenstein,Beyond Paradigms:Analytic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15. (63)罗伯特·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页。 (64)王子昌：《东盟外交共同体：主体及表现》，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第372页。 (65)Rudra Sil and Peter J.Katzenstein,Beyond Paradigms:Analytic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p.22. (66)Richard N.Lebow,"Constructive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No.6,2004,p.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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