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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0)23-0020-05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大学生的信仰作为社会意识的一个侧面，也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变革而变迁，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分析研究建国60多年来我国大学生信仰变迁的历史特点，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的信仰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建国以来不同阶段大学生信仰的主要特点
1.建国初期到“文革”前：大学生的信仰呈理想单一、追求崇高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个时期不仅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党风社会风气良好，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而且党对群众尤其是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广泛而深入。从1954年11月到1955年9月，中共中央先后批转了三个有关加强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文件，在全国135个大中城市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批判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革命斗争经验武装教育青年。通过这次集中的道德教育，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道德意识成为了大学生信仰的主流。处于这个时期的大学生，人人以信仰马克思主义为荣，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和政府充满了信任，对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了信心，普遍推崇社会主义的道德——为人民服务。当时有无数的大中学生高举“把青春献给祖国”的旗帜，自愿到最艰苦、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创造了至今仍然激动人心的光辉业绩。可以说建国初期的头七年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道德最受推崇和鼓舞人心的时期。但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处于初创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当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实际上带有一种理想化、单一化的色彩，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大学生的唯一的“圣经”，这种信仰的理想化、单一化在后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出现失误和挫折时，就暴露出其脆弱性来。
2.“文革”时期：大学生的信仰呈政治狂热、无限崇拜的特点
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的升温，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渐演变成一系列过火的政治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逐渐变成了对领袖个人思想的绝对化、神圣化，最终结局是“文革”中的“宗教化”、“狂热化”的政治信仰。“宗教化”的信仰是指“崇拜无所不能但却虚无飘缈的‘神’，或把现实存在的活灵活现的人当‘神’一样崇拜”。[2]“狂热化”的信仰是指对信仰的一种狂热和迷信。“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完全充斥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林彪一伙大搞“突出政治”，说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于“最高指示”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当时的报刊、广播也大谈什么“无限信仰，无限崇拜”，说“这就是信仰真理，崇拜革命”。大学生的思想情绪在这种“左”的舆论和教育的引导下，日益变得狂热起来，将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崇高的信仰完全庸俗化为对领袖的偶像化的个人崇拜：在思想上信奉“三忠于”、“四无限”；在行动上手持《语录》，高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向领袖画像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红卫兵的诞生，更标志着大学生信仰的“宗教化”达到了一个巅峰。除了对领袖的偶像化的极度崇拜和爱戴之外，大学生信仰的“宗教化”、狂热化还使得他们对“异己”极度的仇恨和敌视。红卫兵小将们疯狂地打倒所谓的“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引发了不少流血冲突。可见，十年“文革”，大学生的信仰已经完全抛弃了理性，走向了“宗教化”、狂热化。
3.1978年到1980年代末期：大学生的信仰呈理性反思、曲折发展的特点
“文革”结束，国家实行拨乱反正，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举措在大学生心中产生了强烈反响，激起了他们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欲望，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拥护改革，要求进步，渴望成才”。[3]1980年6月，清华大学的大学生率先在全国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号召大学生“学雷锋、树新风、争三好”，自觉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另一方面，这十年又是大学生对自己的信仰理性反思、曲折发展的十年。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大学生在对历史的反思过程中，逐步开始了对自己人生、政治信仰的新的探索和思考。在人生信仰方面，大学生们发出了“人为什么而活的呐喊”：1980年，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建国以来关于人生观的第一场大讨论；1982年，24岁的大学生张华为抢救落入粪池的老农而牺牲的事件又引发了一场“是否有价值”的争论。[4]在政治信仰方面，由于十年“文革”的破坏，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理解带来的阴影使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再那么狂热和坚定，出现了怀疑和动摇，部分大学生开始由政治热情走向政治冷漠。1981年，《中国大学生报》还专门对大学生该不该关心政治问题开展了题为“读书与政治”的大讨论。不少大学生把眼光投向书本和社会，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讨，再次掀起了“理论热”和“社会实践热”。但是，受国内外综合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大学生“政治上缺乏辨别力，思想认识混乱，参与意识较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社会主义的信念及共产党的信任出现了危机”。[5]最鲜明的体现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大学校园内蔓延，以及1980年代中后期以大学生为“主角”的学潮的爆发。总之，这一阶段大学生的信仰发展遭受了较多挫折，处于曲折发展时期。
4.1990年代初期至今，大学生的信仰呈主流健康、取向多元的特点
自1990年代开始，中国逐渐步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深化发展的阶段。改革开放30年多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逐步显现，使得大学生的信仰状况明显改善。根据教育部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连续十多年的滚动调查发现，这一时期的大学生有着明确的信仰，信仰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大部分学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对党和国家充满信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信奉社会主义道德，能以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处理人际关系及利益冲突；能以国家社会的主导目标引领个人的人生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组织形式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思想观念的多样化使得大学生的信仰不再像建国初期那样纯粹和单一，除了主流的信仰之外，上帝、明星、金钱、权力等虚幻的或者物性的东西在部分大学生的信仰世界里也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其他的社会发展理论和各种“主义”也成为部分大学生“追捧”的对象。这一时期，大学生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挑选信仰对象，更多的是从满足自我需要的角度出发，自由地选择、理性地思考、批判地吸纳。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生信仰的多元化，凸显了大学生信仰选择时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批判性。但这也导致了大学生信仰在现实生活中的世俗化、庸俗化，并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信仰的迷失与危机的现象。
二、建国以来大学生信仰变迁的历史反思
纵观建国以来大学生信仰的变迁及不同阶段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影响我国大学生信仰变迁的因素并不是单质的，既有社会环境的复杂变迁，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自我认知的深刻变化。反思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信仰对象的内在魅力是大学生选择科学信仰的理论前提
大学生们是否选择、认可某种信仰对象，进而将其视为自己的“终极价值”，主要取决于该对象能否满足自身寻求最高生活价值的需求，信仰对象的内在魅力关系着主体对其的确信和坚信。有研究者指出，信仰的建构有两根支柱，一是真理的建构，二是价值的建构。[6]首先要建构信仰“真”的魅力，即这种信仰必须是正确的、科学的。其次要建构信仰“价值”的魅力，即这种信仰要满足主体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追求。真理之真在于提供该信仰的真实可靠性的论证和验证，而价值之真则为主体确立信仰提供目的性依据，两者不可或缺。在现实生活中，诸多信仰之动摇、怀疑、迷惘、困惑，总根源就在于这些信仰之真不能获得主体认可的确证。
就马克思主义信仰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地继承了以往一切人类思想史的精华，吸取了人类社会实践的丰硕成果，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是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近些年来，由于一些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教条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纯粹的信仰体系，甚至作为一种像圣经一样的宗教信仰体系，只主张对其加以崇拜，加以朴素的、盲目的、甚至一种本能式的相信(迷信)”，结果使我们实际上“失去了马克思主义”。[7]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首先遭到现实挑战，接着价值性遭到人们质疑，“过时论”、“终结论”、“无用论”、“取代论”喧嚣一时，金钱、权力、宗教等实用和虚幻的东西逐渐取代马克思主义信仰而成为大学生的新宠。由此观之，要真正确立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还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和“价值性”入手，让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保持真理之真；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大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之难题，保持价值之真。这样，马克思主义信仰方能被大学生认同和接受，并成为坚定不移的价值追求。
2.社会发展的稳定有序是大学生坚定科学信仰的现实基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大学生信仰的选择尽管受制于信仰对象的魅力，但更多地受制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压力。只有对社会发展满意的大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前途才会充满信心。对他们而言，未来社会的发展也是他们的理想和目标的具体体现，对社会发展越满意，对国家民族未来越抱有希望，对国家的社会制度、社会理想就越具有认同感，也越具有社会信仰。反之，对社会发展越不满意，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认同度就越低，对关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认识就越模糊，就越难确立明确、坚定的社会信仰。由此可见，社会发展对社会信仰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当社会处于稳定、有序发展时，人们的信仰相对稳定，容易形成与社会理想信仰相一致的个人人生信仰；而当社会处于转轨、变革、激烈动荡的时期时，人们的信仰往往会发生摇摆，要么难以找到确定的人生方向，要么选择与社会主导价值观不一致甚至背离的信仰。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与文化冲突构成了影响大学生信仰变迁的特殊的“三维空间”，其中市场经济的确立成为了大学生多元化信仰生成的“内生性变量”。一方面，市场经济所推崇的效率、竞争与创新等原则和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权利至上等价值观念推动大学生开始拒绝以往的盲从，更多地以“独立”的“我”思考、选择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使得经济理性不断地扩张，蔓延到政治、道德等社会生活领域，使得人们的信仰趋向实用与功利。伴随各种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分化和贫富差距拉大，人民内部矛盾越来越凸显，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等各种社会思潮乘虚而入，这对过去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了强烈冲击，出现了不同群体不同程度的信仰危机。所以，当代大学生的信仰状况反映的是现实社会的矛盾与压力状况。要坚定大学生的科学信仰，现实条件是保障社会发展的稳定有序。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是大学生确立科学信仰的必要条件
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先导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和思想观念多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由社会转型带来的异质文化的并存，给社会成员在社会互动中进行角色扮演和价值规范选择带来了“不知如何是好”的困惑。同时，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变，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也出现了与新的现实不相适应的情况，当这种情况不断加剧而主导意识形态又来不及作出新的有效的调整时，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的相当范围内，许多社会个体就会遭遇到价值观念紊乱和信仰危机的问题。他们在进行价值选择时没有了可以参照的权威性标准，很容易走依赖“后现代主义”的路径：一切都是对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以“唯我愿意”、“唯我自由”和“唯我快乐”等原则进行选择，从而使整个社会丧失文化整合的基础，并使个人信仰摇摆不定。
这种状况表明，越是多元化的社会，越是需要确立和弘扬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共同的意义世界、共同的价值信仰、共同的文化信念，无疑是社会整合最为重要的心理基础和文化保证。一切社会规范体系，都是以本民族的终极价值信仰为精神依托，并以此来获得自身神圣意义和绝对权威的。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明确指出过确立这种共同价值信仰的重要意义，他说：“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最适合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最强的社会影响力和开放性的思想意识或时代精神。它因全社会的逐步认同接受，而成为社会的共同信仰，从而引导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统一为共同的精神，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力量。我们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坚持在主导性与多样性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以帮助大学生明确方向，走出信仰的迷茫，走向更高的生存境界。
4.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适度张力是大学生接受科学信仰的心理机制
从建国60年多来大学生信仰变化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如何对待信仰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我国大学生信仰变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改革开放前，学校教育凸显政治信仰，目标是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种崇高的理想追求虽然给予当时的大学生以终极关怀，支撑了很多大学生价值生活的大厦，但这种大厦最终因十年动乱而轰然坍塌，导致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痛苦的呼唤。改革开放以后，当整个社会工作开始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学校教育又开始从“天国”(极“左”状态)降临到“人间”(强调现实性)，终极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被不少人当作空洞的理论和教条而束之高阁，大学生的价值追求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功利化。可见，在信仰教育中，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关系能否处理好，关系着大学生选择和践行什么样的信仰。
从信仰对外部世界的作用机理来看，理想与现实是信仰中一对非常重要的关系范畴。理想是信仰结构中的“归宿点”，虽说它带有一丝虚幻的味道，但是“人们正是凭借着这种幻想持有着关于未来的信念，向往着关于未来的理想。幻想的超现实性的理想性特点，构成了人类现实生活的价值追求和向往的基础，成为人类从事现实活动的精神动力和心理安慰”。[9]现实是信仰结构中的“原发点”，因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在超越时间之外、超越感觉之外的‘方外’或他界，而就在现时代、世俗的‘人间’或此岸”。[10]信仰对于信仰者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关怀正是建立在信仰者当下的生活基础之上的。如果说信仰的理想性赋予信仰的是一种感召力的话，那么信仰的现实性则赋予了信仰一种生命力。从心理需求来看，能够为大学生所认同、接受的信仰，只能是既为自己的终极意义世界提供价值关怀，又能够为自己当下的生活世界提供现实关切的信仰，二者必须统一，也必须保持适度的张力。“这个张力的‘中介点’，若偏向‘现实’的一方，会造成信仰的功利化或世俗化倾向，甚至使人感到没有了信仰；如若偏向‘理想’的一方，会造成信仰的终极化倾向，它同样会使人感到可以不要信仰。二者殊途同归，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信仰危机。[11]所以，保持理想与现实的适度张力是大学生接受科学信仰的重要的心理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