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教育问题研究路径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公民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06)03-0122-03
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趋势相契合的历史机遇中，公民教育问题日益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翻译、介绍国外公民教育的理论资源和经验；梳理、反思中国近代以来公民教育的相关思想；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处的现实境遇为出发点，对中国公民教育进行多维度的审视与探索，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教育问题研究的三条主要路径。
一、译介国外学者关于公民教育的理论资源和经验
公民教育是社会现代性的一个表征，西方国家社会现代性的转型大多是通过公民教育得以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公民教育的体制条件逐渐具备，中国学者译介与评价国外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译介和评介国外关于公民、公民教育的著作。代表作主要有三部：1987年，徐湘林翻译了美国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伯合著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该书在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公民基本政治态度作了大规模抽样调查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陈述了五国政治文化的差异性、相似性以及影响因素，分析了公民文化与民主政治系统有效功能之间的关系。这虽是一部政治文化比较研究的著作，但书中详细说明的那些支持民主系统的诸种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以及广泛的政治社会化模式，为我们构建公民教育的内容框架和途径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2000年，柯雄翻译了美国托马斯·雅诺斯基的《公民与文明社会》，澄清了公民权利与义务方面的一些问题，阐释了各种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在宏观社会层次和公民自我层次上通过有限或总体交换达成的平衡关系。2002年，周玲、张学文翻译了美国玛多娜·墨菲博士的著作《美国“蓝带学校”的品性教育——应对挑战的最佳实践》，该书详细介绍了“蓝带学校”通过他们的公民意识计划来促进学生品性发展的不同方法。由于该书取材于全美100多所获奖的“蓝带学校”，形成了对美国当代品性教育包括公民教育丰富实践的理论抽象，因此该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实效性。
二是评价国外学者关于公民、公民教育的思想。比如《浙江学刊》2004年4期发表的高力克的《卢梭的公民观》，该文认为卢梭的政治理论是对自由主义及现代性的评判性回应，其现代性评判的焦点是资产者的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卢梭的共和国理论是一种反世俗政治的复古式的美德政治理想，难免有理论的矛盾和乌托邦空想，但是其人民主权原则、公民自由理想以及对公民教育的重视已成为现代社会珍贵的思想遗产。再比如，对于马歇尔的公民资格理论，国内学者重点指出了其局限性：一是对社会权利兴起的解释较重视公民资格的内在逻辑，而忽视了战争等其它因素的影响；二是把社会福利仅仅局限于国家提供的服务，而忽视了职业福利等其它类型的服务；三是理论的适用范围很窄。近年来，国内学者还引介了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公民社会的相关理论，这可以看做是引介国外公民教育相关思想的最新进展。
三是在实践的层面介绍了其它国家公民教育的实践经验。200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小学公民素质教育国际比较》(吴文侃主编)一书，从传统与变革、现状与特点、问题与对策三个方面，分别研究了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法国、德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中小学公民素质教育，总结了各国实施中小学公民素质教育的基本经验，并对借鉴国际经验、实施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学公民素质教育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也着重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等中小学公民教育的历史、目标、内容、方法、实施途径等方面的情况。
二、梳理和反思我国近代的公民和公民教育思想
19世纪末，面对救亡图存的严峻局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改造中国国民性、加强公民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像严复、梁启超等人都提出了相应的教育救国理论。1912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针对社会现实他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公民教育第一次进入国家政策领域。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号召青年们努力成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现代人”，这实际上对中国公民提出了基本的素质要求。这些公民教育思想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起步阶段的一种理论探索，至今意义深远。
改革开放后，学者们基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教育体系，对中国近代出现的公民和公民教育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反思。一是介绍类。如梁景和著有《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一书，该书对清末思想界提出的国民精神如独立与合群、权利与义务、自由与平等、进取与冒险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探析，并详细介绍了当时中上层人士的参政意识和当时知识分子提出的国民教育的种种途径。隋淑芬在《严复的中西国民素质及其教育比较研究》一文中，着重介绍了严复的国民素质及其教育的思想。二是概括类。如陈永森对清末民初众多先进知识分子关于诸如国家观念、权利自由意识、义务意识、社会公德意识等公民意识的产生原因、内涵以及培养途径的各种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梳理和概括，并展示了选举、请愿、舆论监督、结社、捍卫国家主权、纳税、遵守公德等公民行为蓬勃兴起的历史形态[1]。虞文华、陈勇军在《试论梁启超新民德思想的内在特点》一文中，对梁启超新民德思想的内在特点进行了概括，指出其内在特点就是强调“两手抓”，既抓“青少年”德育，又抓“全民”德育；既抓“私德”教育，又抓“公德”教育；既抓“破”旧德，又抓“新”民德；既抓“淬厉”中国旧道德，又抓“采补”泰西新伦理；既抓“理论之理论”教育，又抓“实事之理论”教育。三是评价类。如张锡勤在《中国20世纪初“国民”问题讨论述评》一文中，对20世纪初中国一批资产阶级人物就国民问题的讨论进行了阐述和评价。
三、形成与拓展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公民教育研究的问题域
在沿着“吸洋”、“思古”两条路径展开研究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多地把目光聚焦于第三条路径，即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汲取理论营养，不断形成和拓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教育研究的问题域。
1.公民教育的意义。对于意义的追问是实现公民教育由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化的基础性环节。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为坐标，揭示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与公民教育之间兴衰与共、相互促进的关系。从普遍性的高度来看，实施公民教育不仅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回应多元文化的现实挑战，而且标志着中国人从传统到现代新的生命文明模式的确立，是一种普适合理而且公平可行的教育理念和行动方案[2]。从特殊性高度来看，高校实施公民教育，是大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大学生克服市场经济对大学生产生的负面效应，有利于增强和提高大学生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2.公民、公民教育的概念阐释。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学术背景不同，对于概念的理解往往见仁见智，但是，就公民与公民教育的概念而言，以下的观点是基本得到认同的。首先，从法律上说，“公民是指具有一国国籍，而与该国发生稳定的和全面的法律上联系的个人”[3] (P150)。其次，公民不仅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且是一个具有丰富的政治性、社会性内涵的概念，公民是以社会和国家的一个成员的身份而存在，表达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特定法律关系，并具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4]。再次，对于“公民教育”的定义，目前学术界认为，广义的公民教育指的是培养良好公民的教育，即现代国家的基础教育，与学校教育概念一致；狭义的公民教育是指一种协调个人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的教育，其宗旨在于实现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法律社会化和道德社会化，即培养如何做合格的公民。还有学者从性质、目的、内容等方面来界定公民教育：就性质而言，公民教育是普通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有目的、有计划地持续性对所有公民实施的以权利与义务统一为基本取向的教育；就目的而言，公民教育旨在培养具有公民意识、能承担责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国家的公民；就内容而言，公民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主要包含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面)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
3.公民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三种观点：①公民教育包括公民意识、公民智慧、公民道德和公民法治等方面[5]。②公民教育的具体内容包括：公民的道德教育、公民的政治与法律教育、公民的思想教育以及环境教育、性教育等[6] (P53)。③公民教育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内容，以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劳动、爱科学为基本要求，培养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公民道德规范；二是培养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帮助每个公民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规范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三是培养公民对国家制度、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认同；四是培养民主、平等的现代精神。
4.关于制约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提高的主要因素。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究，学术界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从历史上看，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所留下的后遗症依然阴魂不散，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重人治轻法治、重工具轻价值、重依附轻独立、重义务轻权利、重“人民”轻“公民”等，都成为制约公民意识与公民素质提高的历史包袱。从现实来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人的发展的约束尚未完全解除，市场经济的负面效益又已显现，加上消费主义的盛行、贪污腐败的蔓延，以及民主法治的不健全，这些都导致了当代人精神家园的迷失。从社会结构来看，整个社会尚未完成结构性转型，对内对外的开放程度不高，参与机会不均衡，使公民教育缺乏相应的体制与制度环境，这又成为制约公民意识与公民素质提高的现实瓶颈。
5.关于提高公民素质的路径选择。对于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大多认为，公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广泛的系统过程，因而路径的选择也必然是多元化的，但是由于对公民素质的内涵、公民的概念等问题的理解尚缺乏共识性，因而路径的选择也有差异，但也不乏有共识性的观点。总的来看，学术界普遍认为，要提高公民素质，就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这是公民素质提高的经济基础；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扩大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理顺国家与社会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公民素质提高的政治法制基础；必须变革教育理念，优化教育机制，建立家庭、社会、学校三位一体的立体教育网络，使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这是公民素质提高的人文社会基础；必须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使优化法治环境与优化道德环境相结合，这是公民素质提高的道德基础。
四、对新时期公民教育问题研究现状的总体评析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沿着上述三条路径对中国公民教育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产生了比较丰硕的、具有较高合理性和价值性的研究成果。但是，现有的研究更多是零散而缺乏系统性，因而也就暴露出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来。
1.对国外学者关于公民教育的理论与经验的引进，应从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高度来把握。从时间上讲，任何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反应了特定时代的要求；从空间上来讲，国外的公民教育理论资源与经验积淀都必然打上了特定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烙印，反映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主观诉求，即使同属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教育，虽根本目的都是培养公民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认同，但其内核仍具有较大的差异。当前，对于国外资源的引进存在一个明显的局限，就是没有从微观层面将特定的公民教育思想置于特定的时空结构中考察，这种做法会产生两个方面的消极后果：一是将某种理论与经验不适当地外推为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模式，而不考虑其适用条件；二是即使了解、掌握了某种有价值的资源，也难以找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切入点。
2.对“公民”、“公民教育”及相关概念的关系，尚缺乏清晰的厘定。我们知道，学术研究的一个常识，就是要不断地退回到问题的起点开始追问。深入开展公民教育的理论研究，强化公民教育的实践操作，首先也必须退回到研究的起点，弄清什么是公民、什么是公民教育以及公民教育与其它概念的关系。若这些尚弄不清楚，就有可能从源头上误导整个公民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当前对于“公民”，学界都看到了它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概念，还具有政治、社会、文化、伦理的属性，但是到底具有怎样的政治、文化、社会、伦理属性，还缺乏深度的思考。对于“公民教育”，学界基本认为其目的在于培养合格公民，但合格的标准是什么，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能算是合格的公民，尚缺乏清晰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关于其它相关概念及其关系的阐释，比如公民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等，就很模糊。
3.对于实施公民教育的意义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学者们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深入、系统地阐明加强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固然必要，然而，中国的和平崛起、现代化梦想的实现，必须立足于“中国”与“世界”两个大局。因此，既要从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认识到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还要考虑世界潮流的新变化对公民教育的需要与影响。当前，强势推进的全球化进程显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力意志的一种表露，主导这一进程的西方国家往往在全球化的幌子下，借口国际惯例、全球意识、世界趋同而对发展中国家设置陷阱，试图使这些国家重新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只有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从世界大局和全球化趋势的角度看中国公民教育的紧迫性与面临形势的复杂性，才能切实增强我们的文化意识，增强与世界对话和交流的本领。
4.对当前我国高校公民教育的实施和开展，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目前有这样一种看法，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大学生应当具备的良好的公民素质诸如民主、平等、宽容、友善等，通过中小学公民教育就已经形成了。这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教育终身化理论要求公民素质同样需要终身培养，而且大学生基本上具有了完全行为能力，许多权利和义务都能够切实履行，因此更有利于在广泛的实践中培养他们的公民素质。更重要的是，现在在校的大学生，他们接受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在20世纪80—90年代，而这段时期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正处于探索、提倡的时期，难免有很多的缺陷和不足。要使我国的大学生成为未来一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坚力量，就必须有针对性地对他们不断地进行公民教育。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还缺少充分的实证性的调查分析。要成功地实施公民教育，提高公民素质，在学术方法的选择上就不能停留于纯粹的理论推演的层次，还要加强调查研究与实证分析，才能切实摸清家底、明确目标、找准路径、采取措施，从而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出既有时代气息、又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的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