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野中的“身体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身体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4)05-0140-04
伊格尔顿指出：“对于肉体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1]深受理性压抑之苦的现代人呼唤感性，“身体”的突围成了一场“系统的冲动造反，是人身上一切晦暗的、欲求的本能反抗精神诸神的革命”[2]。肉身似乎成了人们活着的惟一证据，所有身体上的问题即生活的问题，一批女性作家更是接受了西苏“书写身体吧，女人”的号召，生动推演了文学的“肉身化”叙事进程——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还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身体写作”似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冲击力的“革命”先锋。
西美尔有一个著名的“社会学的假设”：从前有一个地方，人与人之间“惊人地不平等”，人人都有一片土地，足以供其所需，但有些人能种玫瑰，其他人则不能。这似乎是自然之极的事，因此，起初这并没有引起什么纷争。终于有一天，有人发现这种自然差异不应天生如此，于是激烈地起来号召：每个人都有拥有玫瑰的权利，少数人有玫瑰是一种“盲目的偶然性”，必须予以彻底改变。在人民的呼声中，一个革命的政党形成了，原先拥有玫瑰的人则成立了保守党，以保护自己对于玫瑰的占有。革命不可避免，且平等主义党派必然地获胜了，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使每个人有了同等的种植玫瑰的条件。但是，自然份额不可能精确无误地均匀分配给每个人：有的人种植玫瑰时手气好一些，有的人得到的阳光稍微充足些，有的人嫁接的嫩枝更为结实些。于是，革命又围绕着不平等的残余频繁地一再上演，不知多少时间过去了，玫瑰依然自在，“继续生活在自我欢娱的美丽中，以令人欢欣的漠然对抗所有的变迁”[3]。
这一“社会学的假设”给人的启示是：追问“身体写作”的终极目标，至关重要。
在我看来，严格意义上的女性“身体写作”与女性主义理论密切相关。在当代各种理论的众声喧哗中，女性主义无疑是极为响亮和突出的。女性主义的提出有一个理论预设：女人与男人是完全不同的。按照西美尔的说法，女性“更倾向于献身日常要求，更关注纯粹个人的生活”，其献身总是指向生命的具体性，而不像男人那样，指向某种纯粹客观的东西或是抽象的观念。在身体感觉的性别差异上，男人身体的性别感是一种行为，需要女人才能实现；性别感在女人却是自己的身体本身，原则上不需要男人就可以实现自身，“在女人自身中就已经包含了性的生活”[3]。在性感觉方面，女人需要的是具体的男人，女人的兴奋只为确定的某个男人勃发；男人需要的却是抽象的女人，男人可以因女人而普遍兴奋。舍勒也指出：“男人感到与自己的身体有一种距离，好像牵着一只小狗”；“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性的生物”；女人像娴静的大树，男人则像树上乱嚷嚷的麻雀[3]。既然女性品质更富有灵魂的财富，比男性品质要好，文化的领导权就应该交给女性。女性文化运动俨然成了一场“性别起义”：全面质疑、挑战已有理论和知识系统，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命运，成为女性主义的重要内容。
在这场“性别起义”中，男权统治下的女性没有自己的政党和军队，她们要推翻男性的统治，惟一可以采用的“武器”便是“身体”。女性主义者指出，男人用理性想问题，女人用身体想问题；女性不要依据男性教育出来的理智去认识生活，只有身体才是生活的原则和精神的指南，必须依据自己的身体、感觉、性感和梦想去生活，去重新发现自己，在女性身体的体态和性征的基础上，重建生活秩序、政治秩序和理念秩序。埃莱娜·西苏指出：“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伸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写作是一个终人之一生一刻也不放弃对生命的观照的问题。”[4]“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通过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统治的言论的挑战，妇女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5]然而，由于父权制文化一直占统治地位，妇女并没有属于自己的语言，除了自己的身体外无可依凭，因此，妇女的写作必然是“身体写作”。西苏说：“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事实上，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5]
人是二元性的生物，两性的划分使得女人、男人都成了“人类孤独最纯粹的形象”，他们之间永远在相互寻找、相互补充，异性关系是生命中必然要发生的。因此，如果过分强调男权或是过分强调女权都很容易滑入性别歧视、压迫的泥潭，只有在双性都充分发展和彼此尊重的前提下，相互之间和谐互爱才能够营造出真正幸福的生活。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的结尾就发出由衷的希望：“要在既定世界当中建立一个自由领域。要取得最大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就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去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6]朱丽亚·克里斯蒂娃在《妇女的时间》里，将西方女权主义发展划分为“女权”、“女性”和“女人”三个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整合了“女权”和“女性”，它消解等级，注重多元，反对男女二元对立或女性一元论，强调男女文化话语的互补。两性的和谐相处，理应成为女性主义者的终极目标。因此，女性文化运动的文化意义，决非像有的女性主义者所主张的，要向男性看齐，去创造出女性化的工业、艺术、科学、贸易、国家和宗教，而是要认清自身的“女性品质”——曾被男性文化压制、排斥了的质素——为人类已有的文化增添女性质素，使文化的主体方面在品质上不同已往。作为女权主义的产物，“身体写作”的终极目标也应如是观，即为已有的文学增添女性质素。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于80年代初传入中国，随即掀起了一股女性主义文学的高潮。进入90年代后，特别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迅速升温，性别意识大面积苏醒，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女性狂欢节”和“女性性高潮体验”，崛起了林白、陈染、徐小斌、海男、徐坤等女作家，接着是70年代出生的新潮“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妓女文学”和木子美的“遗情书”等等——“身体写作”俨然成了一道重要的文学景观。然而，在这些“身体写作”的作品中，却充斥着性别二元对立话语。徐坤曾表达过这样的观念：“实际上女性一直没有自己的话语，话语权一直在男性手中，正是在对男性话语霸权的颠覆和消解中，女性写作表现为争得一份属于她们自己的话语权力，并以此形成它的独立存在，显示出它的意义。……它注重的是在争得说话权力的过程中表现不同于男性的生命体验，表现女性的压抑、愤懑、焦灼和对于爱与善与美的呼唤与渴望……所有这些长久地深深地被淹没着，以至于必须以一种对抗的姿态出现才能凸现她们，确证她们的存在”；尽管这“并非要建成以女性话语霸权代替男性话语霸权的话语体系，以一种形式的压迫代替另一种形式的压迫”[7]，但是，这毕竟构成了女性话语与男性话语的二元对立。在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里，女性往往自尊自爱、内涵丰富、优雅美丽，男性则被漫画化、丑陋化，要么阴险狠毒，要么先天不足，要么怯懦自私，在女性面前不堪一击；女性可以不依附男性生活，女性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甚至成了部分女性作家写作时的决绝姿态；而当木子美的“遗情书”将个人追求置于道德之上时，却有人宣称这“标志着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向第三阶段过渡了，即不仅男性享有性自由，女人也将享有”[8]。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实际上都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建构，在我看来，这种对抗性文化立场显然误解了西方的“性”意义与“女权”精神。
此外，基于女性主义的理论预设，女性意识容易被简单理解为对于“自然性别差异”的意识，而忽略女性的社会主体意识，脱离了社会，淡化了历史。其实，德国女神学家伊丽莎白·温德尔是这样界说“身体”的：
身体不是功能器官，既非性域亦非博爱之域，而是每个人成人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身体的自我与自己相遇，这相遇有快感、爱，也有脾气。在这个位置上，人们互相被唤入生活。……身体不是一个永恒精神的易逝的一在死的躯壳，而是我们由之为起点去思考的空间。……一切认识都是以身体为中介的认识。一旦思想充满感性并由此富有感觉，就会变得具体并对被拔高的抽象有批判性。……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想系统，它既锚在生理的身体上，也锚在社会政治的整体上，……身体不是私人性的表达，而是一个政治器官，是宇宙的和社会的实在之镜像，反映着人的病相、毒害和救治过程。在身体这个位置上，人们可以审美地、社会地、政治地、生态地经验世界[9]。
可是，在当下女性“身体写作”的作品里，我们却发现，女性的性欲、生育、流产等生命经验，被许多女性作家们不厌其烦地描写，显然她们仅仅把“身体”当作了功能器官，一个生理的躯壳，而沉浸于“一个人的战争”与“私人生活”的私人性表达，其结果是陷入了题材与主题等方面的低水准重复。以“呼喊”、“喊叫”或“尖叫”等为题名的小说作品，可谓触目惊心。起初有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和北村《周渔的喊叫》，然后有虹影《孔雀的叫喊》、卫慧《蝴蝶的尖叫》、池莉《有了快感你就喊》等等。似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了惟有“喊叫”或“尖叫”才可自证其存在的程度。此外，仍可发现大量存在的“复制”倾向：《上海宝贝》之后有《北京娃娃》，《大浴女》之后有《小浴女》，《作女》之后有《作男》，《一个人的战争》之后有《一个人的村庄》，这类亦步亦趋的复制性作品，其内容、精神等方面都给人大同小异的印象，如同人们在公共浴室熟睹的景观。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原本是对父权制文化统治下女性“无史”、“缺席”的抗争与反叛，是对男性话语霸权的颠覆和对“宏大叙事”的消解。也就是说，“身体写作”负载着自我拯救的历史使命，带有严肃文化色彩。可是，女性作家似乎忘掉了这一点，其“身体写作”走向了反面，被男性窥视者的视野所覆盖，使所表现的内容由“看”转至“被看”，失陷于“女人是性”的男性话语陷阱，成为反抗男权初衷的极大反讽，有违女性主义者提倡“身体写作”的理论初衷。
“通过为自己创造一种想象性经验或想象性活动以表现自己的情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10]然而，70年代出生的所谓“美女作家”（如卫慧、棉棉等）的小说里，根本无须想象。酗酒、吸毒、纵欲、手淫、追求性高潮快感、泡酒吧、进舞厅……成为小说叙事的主体部分——这些实际上就是她们主要的生活内容，小说不过是她们生活的复制。在她们那里，文学与生活是重叠的。如棉棉的《糖》像日记一样记录着“我”的酗酒吸毒、与众多不同男人性交的经历。由于作者想象力的贫乏，以及价值意义上对于文学的隔膜，作品笼罩在肉欲的迷雾之中，没有思想的烙印，也不再具有精神的挑战性。寻求生存的刺激不仅成为生存的全部内容，也是小说的全部表现内容。这种写作方式正如拉斯奇所批评的：“对内心生活的记录成了漫不经心的对内心生活的滑稽模仿。这样一种貌似探索内心世界的文学体裁事实上恰恰表明内心生活是最不必认真对待的。……探索内心世界的历程最终发现的只是一片空白。作者再也看不到生活在自己意识中的反映。相反，他把世界，甚至世界的空虚，看做是自身的投影。在记录他的‘内心’体验时，他并不力图对某一和具有代表性的现实场景做一客观记叙，而是诱使别人给他以注意、赞许及同情，并靠这些来支撑他摇摇欲坠的自我形象。”[11]这样的写作完全依赖于她们有限的人生经历和经验，其中，感性不过是纯物质性的描写，意义则处于真空状态。于是，文学在失去昔日的精神和灵气的同时，获得了普通庸常的世俗性。加上题材和主题的敏感性，“身体写作”自然地应和着当下享乐主义的消费时尚。“在消费的普遍化过程中，……再也没有存在之矛盾，也没有存在和表象的或然判断。只有符号的发送和接受”，“一切都被戏剧化了，也就是说，被展现、挑动、被编排为形象、符号和可消费的范型”[12]；即使是日常事物或者平庸的现实，都可以归于艺术的记号之下，而成为审美的。在艺术和生活混淆的情形下，失去了精神维度的“身体写作”，在让本能充满人的躯壳，使人在迷醉中得到了下意识的满足的同时，又反过来刺激着人的欲望膨胀，而加入了物质化、欲望化的消费主义时代洪流。于是，在“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妓女文学”和木子美的“遗情书”里，“身体写作”渐渐迷失了女性主义运动的目标，而几乎完全成了藏污纳垢之所。
我们认为，“理性”不能简单地贴上男权化的标签，排斥“理性”的结果只会导致意义的严重混乱。“以身体为准绳”与“以理念为准绳”的美学原则同样成问题，新的美学原则应是二者的融构，以此超越循环。按照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女性作家应以“身体”为起点来审视生命，将性别创伤转化为创作能量，将历史的空白和生活的不完整转化为写作的动力，以女性的情感和智慧之光照亮世界和人生。因此，就女性“身体写作”而言，性别只是一个基本的起点，“身体”只是通向最终价值（两性的和谐、社会的进步与完善等）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永远栖居在“桥”上的，它们不应该成为最终的目标。为此，女性作家不能仅局囿和满足于自我的女性意识，而必须让自己的心灵不断强大起来，理想、历史感、社会责任感——这些人类共有的美好事物同样需要女性作家去珍视、挖掘和提炼。1996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沟通，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学”研讨会上，林白坦言自己的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它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看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特性”[13]。陈染在题为《另一扇开启的门》的对话录中，则说自己之所以“始终坚持在主流文学之外的边缘位置上一笔一划地写作”，是由于并不以为“个人”比较起“群体”来是一种小与大的关系，相反，“恰恰是最个人的才是最为人类的”[14]。其实，真正的“个人”不一定要与“社会”势不两立，更不一定要与外部世界决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提醒是振聋发聩的：“各种各样意识——自我意识、种族意识、性别意识、文化意识——它们与艺术无关，却插到作家和作品之间，而其后果——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不幸的。”[15]老诗人郑敏说得好：“只有当女性有世界、有宇宙时才真正有女性自我。”[16]女性“身体写作”如果不去关注更为博大的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而是仅仅固守“一间自己的屋子”，自恋式地“抚摸”着小小的自我，放弃了对于社会的反思与批判，放弃了公共关怀，单凭其软绵绵的“闺语”，是撼动不了男权文化半点皮毛的。
真正的文学，应始终坚持使人的精神品格提高和上升；真正的作家，是那些用自己的精神去照亮文学并照亮读者心灵的人。他们拥有一种对于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关怀，而以其思想、激情和美学的魅力滋养和引领着人类昂首走向新纪元。就女性“身体写作”而言，有尊严地写作与有尊严地做女人同样重要。为此，女性作家不仅仅要坚持独有的性别自主意识，以及不妥协的文化批判立场，同时也应放眼世界，努力建构充分体现女性深切的文化关怀意识的文本，为人类的文学宝库提供可能传之久远的作品。此外，女性作家还要切实提高自己的艺术素质，更加精心地在艺术上锻造自己，而不能一味地陷入单一的自恋式独白之中，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泛滥情感的“垃圾堆”。总之，只有站在人性、人道、艺术的高度，女性“身体写作”才能真正展现出女性美、性爱美和艺术美的极至。这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文学对于妇女而言，和对于男子相同，将成为一种需要予以研究的艺术。妇女的天才将受到训练而被强化。小说不再是囤积个人情感的垃圾堆。与现在相比，它将更加成为一种艺术品，就像任何其他种类的艺术品一样。”[17]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以降“后女权主义”对于女性主义的重新认定、修正与思考。作为女性主义理论预设的社会性别理论遭到质疑，新一代女性主义者激烈批评了性别问题上的本质主义，指出每个男性和女性个体事实上都是千差万别的，彼此之间不是截然二元对立的性别群体。在《疯女人和她的语言：我为什么不搞女性主义文学理论》(1987)中，美国学者尼娜·贝姆偏激地声称，女性之间的区别，“比男女之间的区别表现得更为深刻”[18]。罗伯特·布莱宣称女权主义的兴起造成了男性阳刚之气的缺失，而呼吁重振男性雄风。原芝加哥大学教授艾兰·布鲁姆则从女人的角度声称“女权主义是女人的大敌”，因为它使女人得不到美满的爱情，无法缔结幸福的婚姻，甚至唆使女人把个人的追求置于道德之上。执教于耶鲁大学的康正果在《女权主义与文学》中指出：“妇女研究没有改变世界，尽管它改变了对于文学艺术的研究——还可能改变了文学艺术的生产。”[19]在我看来，作为女性主义文化运动派生物的“身体写作”，也同样没有改变世界。就当下中国社会状况而言，女童失学、女工下岗、女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就业受歧视等等，这些在女性主义视野中理应得到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女性“身体写作”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也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了避免陷于西美尔的“社会学的假设”之中，在中国当下的女性“身体写作”确实与“女性主义”一样需要重新加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