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现代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 0460（2000）03-0096-07
就一般而论， 现代与近代并无明确的分界线（英文共用一个词“modern”）。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中，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近代五种基本现象， 即科学、 机器技术、 近代艺术、 文化论、 非神化（Entgoetterung），都传到了现代。 海德格尔把现代称为“技术时代”。他认为，近现代的最基本现象是科学，而根本的现象是技术，技术在近现代生活中尤为突出，标明了近现代的本质；所谓近现代本质的“现代性”就在于“技术性”。因而，他对现代性的批判，首先集中体现在对近现代技术的批判上。
一、技术批判
在海德格尔那里，技术从来不具有工具技术学的狭隘意义，而是拥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它构成和决定了人们与其置身的世界之间所维持的关系类型及其特征。这可从他对“技术”一词所作的词源学分析看出。根据海德格尔的考证，“技术”（Techne ）这个词来自希腊语techne。而希腊词techne作为poiesis的形态，作为生产的形态， 实际上是一种去蔽，因为“唯就遮蔽者入无蔽领域到来而言，产出才发生”。这种解蔽首先把事物的外观、质料聚集到有待产出的东西，并由之规定着制作的方式。“因而，techne之决定性的东西绝不在于制作和操作，绝不在于工具的使用，而在于上述的去蔽。作为这种去蔽或解蔽，而非作为制作，techne才是一种产出。”依海德格尔之意，“Techne”的原初含义就在于揭去遮蔽（aletheia；a，非、否定；letheia， 遮掩），让存在者显现出来，即“带上前来”（Her-Vor-bringen ）或“让其展示”（Erscheinenlassen）。[1](P154)
在海德格尔看来，近现代技术也是一种揭蔽、解蔽或去蔽；而问题在于，“完全支配近现代技术的这种揭示具有逼索（即催促、促逼、强征、强求）（Herausfordern）意义上限定（即框定、预定）（stellen）的性质”。[2](P16)自然界从此被显示、展现为不断地被开发、转化、贮存、分配等一系列环节，纳入一个密不透风的技术系统里。在这其中，空气为氮料的产出被限定，土地为矿石的开掘而被摆置，矿石以生产出铀，铀以生产出原子能，而原子能则可以为毁灭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释放出来。由此，莱茵河不再具有荷尔德林（J.C.F.holderlin ）这位抒情诗人所描绘的诗情画意，它被大坝拦腰截断，建造起水电站，被限定作为水压、电力的供给者，这种逼索性行为与古代顺其自然的风车动力迥然不同。海德格尔特别提到农民“耕作”不再意味着关心、照料，把种子交给生长之力，并且守护着种子的自然发育；现在它竟然也已经沦为一种摆布着自然、土地的“订造”（bestellen）。于是， 原本意义上的“耕作农业”堕落为机械化的食物工业。
海德格尔在显示近现代技术这种逼索性的展现方式的本质时，借用了日常语言的词“DasGe-stell”（座架、框架、构架）， 并赋予该词新的含义，即构设、安置。“座架”，是摆置（stellen ）活动的聚集，而摆置活动，决不是纯粹的人的行为；相反，它设置、摆弄人，亦即逼索人去以构设活动的方式把现实事物当作持存物（Bestand ）即现成状态去蔽（显现）出来。“座架，意味着那种去蔽方式，它统辖着近现代技术的本质，但其本身不是什么技术因素。”[2](P20)作为 Gestell的近现代技术并不仅仅在人们利用机器的地方起支配作用，而是渗透到存在者的所有领域，支配着整个现代世界。
人处于逼索性行为这种技术情境内， 不再与一般的对象（Gegenstand）发生联系，更不与真正的事物（chose）即自然发生联系，而是把周身的一切纳入自己功利、算计性视域内，视之为可由自己绝对自由使用的本钱、原料、能源、储备物。总之，“在面对的客观中立中，什么也不再能出现（锁闭了）；一切处于现成状态（Bestande）。”在此，不仅是人在逼索自然界，千篇一律地把它纳入技术需要、技术程序中，使其万物丧失独立的对象性；而且，人并不是自由的，人又是被背后的更宏大、深刻的技术“座架”所框定，只允许用一种非本源、源发性的技术性目光去看待一切，只专一于单一技术性的展现活动。人不得不“受命”去无止境地开发、发掘、剥削、掠夺自然，甚至人自身也被当作仅限于技术所需的所谓“备料”、“人力资料”、“人材”。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一样，融化为可算计的（市场）价值。[3](P310) 人彻底忘记了他自身的“存在”。总之，技术的任何一种形态无时不在纠缠人、压榨人。“人的位置越来越窄”，而人又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技术。
然而，作为Gestell的技术，是一种非来自人， 超过了人的意志和决断能力的力量，海德格尔称之为类似尼采的、盲目膨胀的“意志之意志”（willing will）。这种意志对人和自然发号施令，人与自然沦为听命者，成为被无条件地镶嵌在“座架”内，被“架构”起来的东西（das Gestellte）。
在海德格尔看来，座架是命定（das Geschick）式的展现方式，人命中注定要投入这种把现存物只是作为可计算性的常备被揭示的揭示方式中。人被发送乃至被驱赶上这样一条确定形式的揭示之途。而人一旦上了此途，自身就自然而然地被揭示为支配和控制万物的东西（即主体），他本人也不由自主地自信为“一切存在者关系的中心”（他所遇到的一切也确实是他所构造的），并因此陷入错觉，以为他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遇到的都是他自己。也就是说，人只关心他自己及其外物等一切存在者，而完全不可能再与“存在”发生关系，彻底遗忘了自身在本质上是生存的人，要时刻保持开放、敞开，要倾听劝诫、呼吁和要求。而人一旦逃离了自由地存在这种超验活动，万物因而无从作为其自身、继而作为人的对象被显现出来。物被遮蔽了，进入隐蔽状态，真理因之逃逸了。
海德格尔认为，座架的到来及其后果之所以是命定的，是因为从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看，就一般而言的技术不只是人的事务，因为人一到这世上，就走上了包括技术性揭示的存在揭示之途。尽管存在揭示不可能独立于人的行为发生，但也并不只通过人产生。就近现代技术而言，作为存在揭示的框架，把人送上了这条揭示之途的这么特殊的一段路。“我们当前的时代（近现代——引者）是一个存在作为技术的世界出现的时代”。[4](P26)以动力机械制造为特征的近现代技术不再是具有初始、本真意义的原始技术，诸如手工技术那样以自然的方式让事物以纯粹自然的状态显示出来。人进入了近现代，就不得不顺命于近现代技术的本质——座架的奴役，这就是现代人类生存世界的真正危机之所在——这是一个“存在被极度遗忘，远远抛弃（die Seinsverlassenheit）”的时代。而且，海德格尔更进一步认为，最大的危机，是危机的自我掩蔽，“执迷不悟”、“迷途不知返”、“忘了忘”，再也恢复不了“原初的对存在的记忆”，这才是近乎绝望的。
然而，海德格尔并未绝望，他认为在近现代技术的本质的自身中掩蔽着拯救的生长点，会出现转机。因为本质中固有的危险一旦显示出来，就会立即冒出一种解放性、救助性的力量。近现代技术一旦从“座架”的本质中逃脱出来，撤回、回归到（一般）技术的本真、本己（原初）的自然揭示的本质意义上，一种新的存在出现的形态就会诞生。海德格尔把“Gestell”展示为守护门户的两面神（Janus）的头，一面可视为存在的因在逼索下去蔽功能无限放大、过度曝光而极为外露的形象，另一面可视为“降临的预兆”。Gestell是Ereignis （真理发生）的摄影底片。当然这种“降临”同样是命定的，没人能知道转机将在哪一瞬间发生以及怎样发生。这如同闪电的闪光， 海德格尔称之为“洞见”（Einblink）。但一旦洞见发生，人就被它照亮，自动放弃人（主体）的立场，离开他自己，而根据洞见的方向去筹划自身；同时，万物也因此被照亮，它不依赖于人，亦依循洞见而自我谋划，由此作为存在自由地揭示的真理又发生了，人类顿然从现代技术世界中“抽拔”出来了。
海德格尔认为，尽管Gestell蕴含着拯救， 但其本身并不就是拯救，而在于人对于技术本质的“关注”：“这就是技术的本质没有人的本质的帮助就不能引向其本质的变形”。实现转折（kehre ）的关键还在于人，人是命的倾听者（Hoerender）， 却不是唯命是从者（Hoeriger），这全在于人的深思的生命本质。因为人本质上是自由的，人在“命定”下还是有所作为的。人只是必须做到时刻也不能“否定和抛弃他最本己的东西”，即非理性、非逻辑、非表象性、非计算性的“深思之思”（das besinnliche Nachdenken）。这种“思”是期许应合性的、诗意般的看护和神秘的启悟。海德格尔称之为“对神秘的虚怀敞开”（die Offenheit fuer das Geheimnis）。这种特殊之“思”能允诺我们一种可能性，即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栖居于同一个物质的世界，给以我们重获新的“根基持存性”的一线希望。
海德格尔把对现代技术的这种积极“倾听”的顺命态度称为“对于物的泰然任之”（die Gelassenheit zuden Dingen）。他深知，对于我们所有人，技术世界的装置、设备和机械是不可缺少的，盲目抵制技术世界是愚蠢的；而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象，却在所有切合实际的利用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使我们时刻可以摆脱它们”，“让技术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时又让它们出去，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对物的泰然任之”指的就是这种对技术世界既说“是”又说“不”的态度。如果说“对神秘的东西的虚怀敝开”是一种向原初、本真“技术”的撤回、复归，那么“对于物的泰然任之”则意味着面对现代技术坐怀不乱，超然于这种技术之外。
二、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批判
从对标志“现代性”的技术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把技术形而上学化，海德格尔已经从近现代的技术现象的层面深入到了本体论的层面。他意识到，要彻底批判现代社会，就必须颠覆“现代性”的基础。而“现代性”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近现代主体哲学，即主体性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认为，形而上学建立了一个时代，因为每一种具体形式的形而上学都通过规定某种对于存在者的明确解释和真理的明确概念，给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奠定基础。这个基础完全支配着构成这个时代的特色的所有现象，因而完全可以从这个形而上学基础出发来认识时代的本质。当然反过来，一种对这些现象的充分的沉思，可以在这些现象中认识形而上学的基础。具体到近现代，从上面对近现代社会中根本性的技术现象的分析、批判中，可以看出，一种以对象化思维、人类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作为基础支配了这个时代及其本质。
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海德格尔详细分析道，近现代的本质，即“现代性”在于：人把自己从中世纪的羁绊下解放出来成为他自己。但在这过程中决定性的不是自我解放，而在于人的本质同时发生了变化，人成了主体。主体（subjectum ）这个词是从希腊文“根据”（hypokejmenon）翻译过来的，指“眼前现成的东西”，这个东西作为基础，把一切的东西都聚集到它上面。主体这个词最初与人没有特殊的关系，同自我更无关联。因为在近现代这个新时代开始之前，主体这个概念不单纯意味着人，石头、植物、动物等等都曾被当作过主体。直到近现代，随着人在世界中的突现，“主体”这个名称和概念才在新的含义上转化成人的专有名称和本质概念。当人成为基本的和唯一真正的主体时，人这种存在者就处于一切存在者的中心，成了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和真理的基础。可是，只有当对存在者整体的理解发生变化之际，人成为主体这样一回事情才有可能。那么，这种变化在何处显示呢？按照这种变化， 近现代的本质是什么呢？
海德格尔认为，一旦我们沉思近现代，就会追问近现代的“世界图像”（Weltbild），发现近现代的本质即现代性，就在于世界图像，即所谓“现代之世界图像”（Weltbild der Neuzeit）或“现代世界图像”（neuzeitliches Weltbild）。世界被图像化，人的表象活动把世界把握为“图像”，于是近现代是一个世界图像的时代。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何谓世界图像？世界图像并非指世界的一幅图画、画像或摹本，而就指世界本身，即存在者整体。人把存在者带来，存在者本身像为我们所了解的情形那样摆着，站立在我们自身面前，于是我们持久地在自身面前拥有如此这般被摆置的东西。所以从本质上看，世界图像无非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这时，存在者整体便以下述方式被理解和看待，即：唯就存在者被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摆置而言，存在者才是存在着的。也就是说，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之被表象状态（Vorgestelltheit）中被寻求和发展的。 一旦存在者整体如此这般被把握，人才在此中成就为主体。在此，海德格尔总结说：“对于近现代之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亦即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无独有偶，交互为用，这一相关性说明了初看起来近乎荒诞的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这也就是说，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对象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突现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变成人类学（按海德格尔的意思， 他在这里所谓的“人类学”Anthropologie实可译为“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论”——引者）。毫不奇怪，唯有世界成为图像之际才出现了人道主义。[5](P91)
在此，海德格尔进一步看出，是人的表象活动使得世界被对象化、图像化了。“这种对存在者的对象化实现于一种表象（Vor-stellen ）。”所谓表象，是“对……的把捉和掌握”。更具体说来，“表象在这里意思是，把现存之物当作某种对立之物带到自身面前来，使之关涉于自身，即关涉于表象者，并且把它强行纳入到这种与作为决定性领域的自身的关联之中。”正因为人以表象（vorstellen）的方式把其他的存在者看作与人对立的东西，即对象与客体，于是就构成了我与物、人与自然的分离的态势。这种以主客二分的表象主义知识论世界图式以及建立于其上的主体和主体性原则为显明特征的主体形而上学（它构成了近现代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基础），正是海德格尔批判的根本所在。
海德格尔在《克服形而上学》一文中，明确地把“形而上学”看作要“克服”的对象。他所说的形而上学是指从柏拉图到尼采的人类中心论，特别是指在中世纪结束后由笛卡尔所开创的主体哲学（主体形而上学）。这种主体形而上学是古代存在论的近现代“翻版”，或者说，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形而上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在近现代的综合。用海德格尔本人的话来说，即是承接希腊存在论之本质部分的近现代“形而上学”。这种主体形而上学开端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我思”的自明性和不可怀疑性乃是近现代哲学的逻辑起点和“唯我论”方法论原则，对存在者整体的一切意识，都被归结到人的主体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是作为一切信念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在后来，现实物的现实性被规定为客体性，被规定为通过主体并为主体而被理解的东西，是由进行表象的主体所表象的状态。而尼采则把近现代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推到最终的完成和终结，即主体性已膨胀到无以复加并引起严重灾难的地步。海德格尔坚持：“我们必须把尼采的哲学理解为主体性的形而上学。”[6](P99)“尼采的学说使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成为‘人的财产和产物’，它只不过极端地展开了笛卡尔的学说。”[6](P129) 海德格尔解释了尼采经常反对笛卡尔的缘由：“他之所以反对笛卡尔，是因为笛卡尔还没有完全地和足够坚决地把人规定为主体。把主体想象为自我，‘利己地’阐述主体，这在尼采看来还不够主体主义的。直到在超人的学说中（作为人在存在者中的无条件的优先地位的学说），新时代的形而上学达到了对形而上学的本质的极端的和完全的规定。”[6](P61-62)
按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本质揭示，其哲学基础就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把人当主体，以主、客二元对立为特征的近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基础下的人的世界观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即把人自身视为世界的中心，而把人类以外的其他一切表象作为对象，因而对技术自然地持一种工具论的态度，即仅仅从狭隘的工具对象的角度去把握一切技术。可见，这种最突出地体现在近现代技术上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同样深沉地支配着一般现代人对近现代技术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性”的反省、批判方式。畸重于技术对象或畸重于人本目的，其实是近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哲学的两个不可或缺且同涨同消的方面。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对现代技术作工具主义解释因而给它加上了工具主义的目的的批判，反过来强化了现代技术的工具性力量，无情地违逆了张扬人道主义的初衷。显然，仍囿于主体性形而上学及其主客二分、二元对立型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无法从根本上揭示近现代技术的本质，因而也无法实现对现代技术的真正批判和解放。正因此，20世纪对“现代性”纷纷扬扬的那些批判（包括倡导“交往理性”的哈贝马斯的批判）一般都受韦伯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分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习惯于在事实与价值、工具与目的、科学与道德、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二元对立中，批判、抑制一方面张扬、增进另一方，最后的结论往往是拒斥技术、科学，回归人文（人道、人本）。20世纪的文化实践证明，以现代技术批判为代表的反“现代性”并没能阻止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而且最终的结局总是对技术压制愈强，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控制愈烈，“现代性”的时代特征愈突显。
三、纯“存在论”下的“现代性”批判
毫无疑问，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及其找寻出路的途径都是极其独特的，超出了所有同时代的技术批判者的视域、眼光、立场和态度。他一开始就彻底从近现代的二元论思维的陷阱里抽拔出来，以一种全新的视域和眼光来看待“现代性”、一般技术与现代技术。在此，他超越了人类学（“把世界观和世界学说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人类中心论乃至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狭隘眼界。技术不再仅仅是人的工具，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形而上学性，是“存在”即存在之揭示，是人在其中被揭示的一种去蔽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决定人的存在（生存）的世界观。与此相应，近现代技术，首先作为技术，同样是“存在”之揭示的去蔽方式，只是这种揭示和去蔽是在逼索状态下，以扭曲、无限膨胀、过分曝光的形式实现的。因而人与自然物都在其中被促逼成丧失了自然的“自我”，无法本真地“去存在”。而人如果想要从近现代技术控制下摆脱出来，回归“存在”，则首先要让现代技术回归原初的技术本身，退回到自然的去蔽方式和状态这一技术的“本质”（即“本质的技术”）里去。可见，现代技术批判和解放不在于人主动一味地逃避或抛弃现代技术，而在于揭示现代技术作为技术的原初含义，并“虚怀若谷”地接纳其作为宏大而本真的“存在”去蔽方式，人因此在其中也得以“去存在”而获救。总之，面对现代技术，最为明智的态度就是当下“泰然任之”，这恰恰是对“现代性”及其现代技术最为彻底的、真正的超越，无异于釜底抽薪。
海德格尔之所以能如此超然对待现代技术与“现代性”，就在于他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而开启了他特有的纯“存在论”本体论，作为“现代性”及其现代技术批判的哲学基础，给以“技术”一种全新的理解。他首先揭示出：一部西方形而上学史，就是一部遗忘“存在”的历史，即“忘在”史。因为形而上学自始就把存在同存在者混为一谈，把存在本身同存在者之存在之间的差别忽略了。以往哲学家探究的都只是存在者或存在状况，把“存在”看作由被主体人所表象的被表象状态，而不是“存在”本身。他给自己立下的哲学使命是：从整体上彻底“解构”这部形而上学史。他通过对“存在（Sein）”与“存在者（Seiende）”之间所谓的“存在论区分”的明确，不仅回归到对此在作生存论分析的基础存在论，而且在后期更彻底返回到追究“存在”本身的纯“存在论”。这种宽广而敞开的新本体论（形而上学）视域，完全超越了他所揭示的以人本主义为特征的近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根基，由此展开对现代技术本质的揭示和探求“现代性”的自我解放及在其中的人类的拯救。
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振聋发聩。然而，这种批判在理论上仍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人类实践生活中的作用同样是引人怀疑的。首先，在纯存在论的观照下，他把技术本身归结为具有本体论地位、完全自足自如地作用于人的“存在”（揭示）方式，而“存在”是超然于一切经济、政治、法律和道德的，因而技术的变异与自我拯救和解放完全超然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存在”自身的揭示逻辑所决定的，因而是“命定”的，即非人力所能及的“存在的天命”。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它同时取决于人作为本质上自由的“存在”是否愿意永葆深思的生命本质——“对存在之思”“虚怀敞开”，以倾听“存在”的呼声。可见，海德格尔同样陷入了技术与人这种“存在”与人的“存在”之间某种程度上的分离（尽管人归根结蒂要从属于技术，正如人的“存在”要从属于一般性的“存在”），而且这种分离最终难逃脱超人类（中心）与人类（中心）、超人道与人道之间二元对立的二元论思维的宿命，这实质上是他后期纯存在论同前期的基础存在论之间不可完全弥合的思想裂痕所造成的。但是，海德格尔把人的存在的本质——“思想”，即对“存在”的“沉思之思”当作一切，他唯一确信的是：行动本身改变不了世界，只有人的“思”能够为现代技术文明的可能性超越准备条件，为“存在”的历史新时期的到来而努力。这不是因为思想给人类指明该做些什么，而是因为思想把堕落成现代技术的技术驱赶到它自己本真的本质里——思想本身就是某一种较高意义上的行动。这正如海德格尔在《论人道主义的信》中所言，“当‘思’思维着的时候，思就行动着。可以料想此一行动是最简单的行动，同时又是最高的行动，因为此行动关乎存在对人的关系。”仅作为“听命者”的“思”真如海德格尔所言，是现代技术被解放、人类因而得以拯救的唯一而又充分的条件吗？“思”能代替现实的感性物质性实践活动吗？现代技术控制下的人类生活历史真因“思”而扭转了吗？海德格尔在晚年似乎也感到面对“太伟大”的“存在”，人的“思”的脆弱、与苍白。他不无悲怆地喟叹：“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
收稿日期：199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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