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的中西文化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中西文化论文,唐君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唐君毅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港台及海外享有盛誉。他从民族文化本位立场出发，论证了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并认为按照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自能开出民主与科学的新路向，世界学术发展的方向应是中西文化的融通，以“立人极之学”作为最高目标。
关键词 中西文化 人文精神 道德自我 文化认同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本世纪中叶活跃在港台的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他基于文化立国、文化救国的立场，终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弘扬和中西文化的疏通，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寻找出路，在港台及海外享有盛誉，被誉为“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
一
“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中之中国人，亦当是现代世界中之中国人”，这是唐君毅为学宗旨。强调人之为人，是和其反面“非人”相对待而言的，儒家创始人从一开始即对这一点表示极大关怀，孔子讲夷夏之辨，孟子讲人禽之别，荀子从人性恶出发，论证了化性起伪的重要性。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原则，要求人们时时习守，严加防范，以免沦为禽兽。孔子曾说他最得意的门生颜回只能做到“三月不违仁”，由此可见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是多么不易。唐君毅正是基于现代西潮的冲击，传统美德的丧失而发此感慨的。比如人要由勤苦劳动而食，则一个不肯勤苦劳动而只贪图现成物质享受的人，就不能算人，只能算是禽兽；再如人有父子兄弟夫妇伦理，则当今新潮派的青年，不孝不悌，不注重男女交往的界线，即是禽兽；再如人不去组织合理的社会，创造真善美的文化，以形成完美的人格，人亦只是禽兽。
唐君毅依据他在海外的所见所闻，目睹了华侨社会大量向外归化的事实及海外各国对华人的排斥态度，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今非昔比，步步下跌的情景，心境十分悲凉。他认为这是中国人的悲剧，中国文化的悲剧，这样一直下去，将会使华侨社会全部解体，中国侨民一词，亦将不复存在。显露出中国社会政治、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人心已失去凝摄自固的力量。相对于侨民初到外国，多用中国传统的生活习俗：婚丧嫁娶，用中国礼仪；商店用中国招牌；屋舍建筑用中国形式；归国结婚，告老还乡；设同乡会；过旧历年；汇款回国，支援家乡建设。现在的情形，只能是“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华果飘零，随风吹散；只有在他人园林之下，托荫避日，以求苟全；或墙角之旁，沾泥分润，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说是华夏子孙之大悲剧。”〔1〕
为此，唐君毅认为，中国人要站起来，必须有文化意识的觉醒，这是民族自强和民族自立的根基，也是汉唐盛世立国的出发点。他呼吁每个中国人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应该做一个中国人。他所定义的中国人，不是从狭隘的地域概念，也不是从国际法条例，而是从血族，从生命的本原而定，只要你是炎黄子孙，不论身处何方，你都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应该意识到你的生命，“与我之血族不可分，与整个中华民族不可分”，由此以扩大个人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就必须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把中国历史看成中华民族精神展现史，对自己祖国的文化怀着极崇高的敬意，把祖国的山山水水，看成是人文精神的表现与延续，而不是土地和人物的机械组合。
究竟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价值何在？唐君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即中国的历史文化，虽不是十全十美，但若是毫无价值的话，中国民族何能存在五千年之久，而成一中国大国呢？如果中国之历史人物，除了暴君污吏等之外，其古往今来之圣贤豪杰，如孔子、岳飞等，皆无值得尊敬之处，何以数千年之中国皆加以尊敬呢？”〔2〕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表现在其精神价值，即道德理性的充分展开。其精髓是“充量地依表现于人的仁心，以涵盖自然与人生，并普遍化此仁心，以观自然与人生之一切，兼而成人文，此人心即天心”。他认为五四运动的极端反传统是对文化的破坏，他怀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意识，认为只有尊重传统的人才配批评传统，以补其不足。
“一生总念花果飘零”（程兆熊语），忧国忧民，悲天悯人，使得唐君毅终生都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续统工作。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应具有时代感，完成时代赋予他的任务。对于时代的一切都应用真善美的眼光加以评判、选择，为创造未来的中国与世界而努力。而今的任务，就是实现中国文化的开花结果。他怀着舍我其谁的救世宏愿，基于高度的自我自觉，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习与传播，为此鞠躬尽瘁。他的数百万言哲学文化论著，融汇中国、西洋、佛家的天人身心性命之学，体大思精。在他最终建立的哲学体系《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中，提出了九境说：第一境为万物散殊境，第二境为依类成化境，第三境为功能序运境，第四境为感觉互摄境，第五境为观照凌虚境，第六境为道德实践境，第七境为归向一神境，第八境为我法二空境，第九境为天德流行境，又名尽性立命境。他以儒家的境界作为最高境界和人生归宿。
在现代新儒家们看来，儒家思想有其永恒的价值，即使暂时被人们遗忘，总会在历史的缝隙中表现出来，因此，儒学的复活是必然的，儒学必定在未来的中国思想界占重要地位。“我相信，任何一种哲学思想，只要在其产生的本土根深蒂固的话，是不容易被人们忘记的，西方哲学家有句谚语说：‘一个思想家若不是柏拉图主义者，便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模式永远不会消失……如果说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主要基础，那么我们可以更说，儒家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主要基础，现在如此，将来亦复如此。”〔3〕并满怀信心地认为，中国哲学的复兴，将使中国贡献出两千年来以独特方式所得这一思想体系的优点。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可以了解现代新儒家们对儒学复兴的满腔自信和对儒家道统的执著追求。
二
中国文化素有强烈的凝摄力与融汇力，对其它文化有巨大的同化作用。每当一种异族文化传入中国，很快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佛教的传入即是例证。这与中国“天下一家”的观念有关，“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作为儒学的信奉者，特别是生活在20世纪世界文化一体化背景下，唐君毅对这一点甚为关注，他认为这就是中国思想中“中”、“大中”之道，亦即宽容博大的精神，亦即五四时代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精神。
唐君毅为学的目的，是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他面临的形势，是世界文化的一体化。因此，他要求人们充分吸取西方的科学精神与民主制度，做一个心灵开放的人。“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近代之民主制度的建立，与西方之科学，及现代之各种实用技术，致使中国未能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化。”〔4〕“中国文化必须接受西方文化或世界之文化。但是其所以需要接收西方或世界之文化，乃所以使中国人自觉成为一道德主体外，兼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治动的主体。而使中国人之人格有更高的完成，中国民族之客观精神生命有更高的发展。”〔5〕
在唐君毅看来，学术发展的方向是，西方学术在中国必须中国化，为中国人所用；中国学术必须现代化，为世人了解，多少贡献于世界。为此，我们就必须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精神文明。而作为西方近300年人类征服自然的结晶——科学，是我们首当注意的， 而传统文化中最关心的是道统。为此，他提出了道统之外建立学统的思想。他认为，中国文化不排斥科学技术，也不排斥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近代产业。如中国传说中的圣王，都是器物的发明者和制造者。儒家一贯强调“正德”、“利用”、“厚生”，主张形而上之道见之于形而下之器，直到18世纪，中国制造器物的技术都始终领先于西方。中国所缺少的，正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精神。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人重于价值判断，从而遮蔽了事实判断，即唐君毅说的“正德”与“利用”“厚生”之间缺少了一个“中介”，为此，人们要获得科学的认识，实用目的须暂时退却，道德判断应暂时收敛，用认识主体作为人此时的主宰，道德主体只充当认识主体的领路人。“当其自觉求成为认识之主体时，须能暂时忘其为道德的主体，及实用活动之主体。而此事则对在中国之传统文化下之中国人，成为最难者。但是中国人如不能兼使其自身，自觉成为一认识的主体，则亦不能完成其为道德的主体与实用活动的主体。”〔6〕也就是说，按照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应开辟一纯知识领域，成就一科学知识不断之传统，这亦是道德主体发展的需要。
其实质是：道统与学统并进，道德主体主宰认识主体。
像对待科学一样，对待民主问题，唐君毅亦是从儒者的情怀出发，认为中国早就有民主的种子，只是缺乏近代西方的民主制度，“然我们决不能说中国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更不能说中国文化中，无民主思想之种子……自中国最早的政治思想上说，即以民意代表天命。故奉天承命的人君，必表现为对民意的尊重，且须接受民意之考验。”〔7〕但无论儒家“天下为公”、“人格平等”、 “导之以道”，还是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都无法防止君主滥用职权，这就必须从制度上加以保障，这一点，只有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唐君毅认为，民主制度的建立是道德自我的内在要求，“然本于人之道德主体对其自身之主宰性，则必要求使其自身之活动之表现于政治之上者，其进其退，皆同为可能，此中即有中国文化中之道德精神与君主制度之根本矛盾，而此矛盾，只有由肯定人人皆平等为政治的主体之民主宪政加以解决，而民主宪政，亦即成为中国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自身发展之所要求。”〔8〕可见， 唐君毅并不否认出现于西方社会的科学与民主的普遍价值和对于我们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他着重强调的是：吸收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不可以采取外在的“加添法”，而必须经过民族文化的自我调整，从民族文化生命内部开出来。
唐君毅不仅为中国的前途担忧，也为整个人类寻找出路，他把“立人极之学”作为学术发展的目标，他对人文世界的最高理想就是东西智慧的融通。他怀着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和救世宏愿，把担负全人类的艰难、苦病、缺点、过失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他看来，以希伯来宗教精神和以希腊科学哲学精神为传统的西方文化，在近百年来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绩，是其它一切民族应当推崇、赞叹、效仿和学习的。但西方民族在其突飞猛进过程中也有种种缺陷：宗教战争；民族国家战争；劳资对立；殖民地战争等。为此，他提出西方人应学习东方人的智慧，以完成人类精神的上升，他认为西方人应向东方文化学习的，一是当下即是的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抱；二是圆而神的智慧；三是温润而怛恻或悲悯之情；四是如何使文化悠久的智慧；五是天下一家之情怀。
三
唐君毅认为，哲学的最高境界是实践的而非理论的，为推动民族文化的复兴，他为之践履了一生，被称为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成就的学者。“由治丧委员会撰写的‘唐君毅先生事略’中曾说唐先生‘慨然有希圣之志’，此亦是实录。因唐先生为学实不以言说辩论为旨，而以生活实践为宗。”〔9〕他毕生致力于“文化运动”、 “文化反哺”的提倡与推动，目的是实现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相结合，开出中国文化的新源流。创办新亚，是唐君毅从行动上解决文化复兴的一大举动，也是他一生的主要功业。1950年，他与钱宾四、张丕介、程兆熊、崔书琴共同创办了新亚书院，同时设立文化讲座，长达四五年之久，除亲自担任了主讲外，还请文化界名人担任。他怀着强烈的文化绪统意识和民族责任感，把理想的实现寄托于新亚，新亚的意思是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的生命。新亚的精神和宗旨在于“一方希望以日新又新之精神，去化腐朽为神奇，于一切有价值皆发现其千古常新之性质。一方再求与世界其它一切新知新学相配合，以望有所贡献于真正的新中国、新亚洲、新世界。”〔10〕后来新亚并入中文大学，为了维护新亚教育宗旨，保持新亚的教育与行政独立和联合制，唐君毅做了不懈的努力。1974年他从新亚退休后，新亚研究所被裁撤，他即在中文大学外另成立新亚研究所，并自任所长，同时在新亚旧址创办新亚中学，试图从民族的幼苗做起，培植文化的新生命与新载体。
作为人文运动的发起者，著书立说，构成了唐君毅一生中灿烂辉煌的一页。近千万言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他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渗透着他显示民族精神与生命力的苦心。他的著作，讨论对象遍及一切对象，一切层面，一切存在，动辄是上下五千年，一体贯通，正像其弟子李杜所说：“博通于中外古今取远取近独尊孔孟开新儒学，兼究乎老释耶回希天希圣同存朱陆为百世师”。唐君毅的思想，依其各阶段的著作，可分为以下几阶段：
⒈建立道德自我
主要著作：《道德自我之建立》、《人生之体验》、《心物与人生》、《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
⒉疏通中西文化
主要著作：《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
⒊考论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原论《导论》、《原道篇》、《原性篇》、《原教篇》。
⒋建立哲学体系
《哲学概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
客观上看，唐君毅所发起的这场人文主义运动，由于他过分着力于中国文化优胜面的渲染，而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他所面对的实质问题：文化的衰退及扭转。所以他所倡导的运动，在某些方面和现实存在一定的隔离感，没有能在全社会产生甚大影响，仅存在于学界范围，从而使他也没有能够改变儒门淡泊的境遇。
笔者赞同傅伟勋教授的观点，并引用他在《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一书第420页一段话结束全文：
他们（指现代新儒家）急于打开一条合乎时代需求的儒家外王之道，但是对于传统的美化绰绰有余，经由严格的自我批评谋求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综合却大大不足。这就是我所常说的，张之洞以来的基于华夏优越感的“中体西用论”始终阻碍着他们真正摸索西方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的真谛，未能从中学得一些正面资粮，借以开创中国所急需的“中西互为体用论”之路。
注释：
〔1〕唐君毅《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台湾三民书局版，第1-2页。
〔2〕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台湾东方人文学会， 1975年版，第736页。
〔3〕〔4〕〔5〕〔6〕〔7〕〔8〕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台湾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版，第609、648、650、651、654页。
〔9〕李杜《唐君毅先生的哲学》，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190页。
〔10〕冯爱群《唐君毅先生纪念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