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军内部的磨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革命军论文,磨擦论文,国民论文,时期论文,国共两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在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北洋军阀、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这一共同目标基础上走到了一起，建立了统一战线。但是，由于两党性质不同，建党宗旨和阶级基础不同，在共同建立的统一战线内部必然存在矛盾。这种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在两党军事合作中也有表现，但由于当时两党合作共同反帝反封建是主流，而军事上以国民党为主体组建国民革命军，共产党只处于辅助地位的格局也已确定，因此，两党在军事问题上的矛盾是合作中的矛盾。因此，其特点不是军事对抗，而只是在国民革命军内部的磨擦。
（一）国共合作之初即已存在的心理戒备
早在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就对共产党在军事问题上存有戒心。1923年10月孙中山向上海国民党本部发出改组电令后，上海国民党本部大多数人不赞成国共合作。张继主张：“本部自应仍设上海”，反对南迁广州搞改组。谢持认为，“党中不可有党”。彭素民认为共产党“未必可以完全服从于我”[①]。当年11月国民党元老邓泽如等人上书孙中山，对共产党人参加议定的国民党党章草案中定总理为选举的条款表示担心，甚至说“五年之后，将见陈独秀被选为总理矣”[②]。虽然孙中山顶住了各方压力，坚持国共合作，但一则因为他本人毕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二则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均为孙中山过去信用之人，他们的意见不能不对孙中山产生影响。所以他在邓泽如等人的信上批道：陈独秀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③]
由此可见，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之初对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心存戒备的。由此也不难理解，孙中山在国共军事合作问题上对共产党必然也存有戒心。当时，孙中山的力量并不十分强大，特别是在军事与民众的力量上十分微弱，因此他不得不依靠苏俄的援助和共产党协助建军，也不能不在创办黄埔军校时任用一部分共产党员，但是关键的部门，特别是掌握军事实权的岗位，他决不用共产党员。创办黄埔军校时，孙中山自兼军校总理，任蒋介石为校长兼粤军参谋长、长洲要塞司令，任廖仲恺为校党代表，任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邵元冲为副主任代理主任之职（后因蒋介石与邵元冲不合，经廖仲恺、蒋介石、加伦将军会商，才决定由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任李济深为教练部主任，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任命吴铁城为广东省警卫军司令。另外，“令许崇智统率粤籍各军”[④]。以上这些举措，足以说明孙中山在国民革命军内所依仗的，主要是国民党人。
孙中山手下从事军事工作的国民党主要人员是蒋介石。当时，孙中山把军事方面的重任都放在他的身上。但蒋介石对苏俄及共产党的戒心特别重。1924年3月14日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⑤]黄埔军校的要害岗位，蒋介石均选派国民党员担任。例如他任林振雄为军校管理部主任，周骏彦为军校军需部主任，俞飞鹏为副主任，任邓演达为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总队长，任梁广谦、钱大钧、胡树森、陈继承、顾祝同、文素松、沈应时、陆福廷、严重、王俊、刘峙为教官。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管军事的要员而对共产党存有极大戒心，实际上反映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国民党领导人员当时的一种心态：既需要共产党帮助，又对之不放心。
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戒心，自然引起了部分共产党员的注意。有不少共产党人虽然积极赞成并身体力行于国共合作，但是他们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当时共产党员陈潭秋就在《国民党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可分为左中右三派，“右派——代表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大商人、地主、军人、政客及洋行买办等。其经济地位虽不免有被剥削，但同时他们是居于剥削者的地位，其阶级最富于反革命性。”[⑥]周恩来也认识到：“革命在广东的发展，锋芒必然朝向英帝国主义，也就必然会侵犯依赖英帝国主义为生的广东买办资产阶级。”[⑦]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广东买办资产阶级，包括一部分国民党上层人物。他指出：国共合作中，“谁左右了谁，谁改变了谁，这要看实际情形始能决定。假使今日之中国共产主义者自加入国民党后，抛弃共产主义不信，或忽视了无产阶级的最后敌人——有产阶级——不管”[⑧]，那就是被三民主义所左右了。
但遗憾的是，这些共产党员的清醒而中肯的意见，未能引起指挥中国共产党的第三国际驻中国代表和一心一意贯彻国际指示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警觉，他们仍然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及参与国民革命军，只是协助国民党搞军事，甚至一度在《向导》上载文主张共产党放弃军事工作，到民间去做号召、发动工农的工作。这样就形成了国共两党在军事合作问题上的特殊局面：国民党需要共产党帮助搞军事，但对共产党始终存有戒心；共产党内只有一部分不执掌领导权的共产党员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危险性，而党的领导人却一味强调共产党在军事问题上只居辅助地位，甚至主张放弃军事工作。在这种局面下，中国共产党仅“形成了帮助蒋介石的工作，没有作积极发展与独立活动的打算，甚至只着重军事政治工作，不重视军事工作，这样就纵容了右派，给孙文主义学会发展的机会”[⑨]。
（二）“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
“孙文主义学会”是黄埔军校内由一些极右的国民党学员组织的反共小团体。当时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中树立了威信，发展了组织。不少优秀正直的学生都积极靠拢或加入了共产党与青年团。在国共合作情况下鱼龙混杂的黄埔军校内，这种情况刺激了某些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籍学员，也使蒋介石、廖仲恺等国民党老党员感到不安。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下，由学员贺衷寒、教官缪斌发起，并征得党代表廖仲恺的同意，这些学员、教官同国民党右派声气相通，于1924年秋冬之交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他们打着“青年国民党员组织起来”学习“三民主义”的旗号，把一些落后的国民党青年团结起来从事反共舆论宣传活动。其主要成员除贺衷寒、缪斌外，还有冷欣、杨引之、潘佑强、杜从戎、曾扩情、伍翔、贾伯涛、酆悌、胡靖安、余程万、王文翰、欧阳格、李杲、胡宗南、桂永清、童锡坤、蒋伏生、张叔同、林振雄、徐桴、陈策、陈肇英、吴铁城等。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为了改造旧军人的意识形态，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纲领，经廖仲恺和蒋介石批准，发动黄埔军校的教职员和学员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接受共产党影响的教职员和学员，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发展很快，在学校中有重要影响。凡是品学兼优，抱着救国救民愿望来军校学习的学员，几乎都愿意加入这个团体。而且，这个团体的活动范围，不只限于黄埔军校，也不限于陆军。当时在广东的各个部队如滇军、桂军、湘军、豫军、海军中，都有该团体的影响。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有李之龙、周逸群、蒋先云、徐向前、傅维钰、陈赓、许继慎、王一飞、陈启科、左权、李汉藩、黄鳌、袁策夷、杨其纲、张际春、刘云、余洒度、郭俊、金佛庄、茅延桢、唐同德、鲁易等。
很明显，“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存于黄埔军校，这两个思想意识与组织系统完全对立的组织，在言论与行动上必然会发生各种形式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反映了国共两党在军事问题上，更确切地说是在争取青年军人的思想信仰，以至于争夺军内主导地位问题上的磨擦。
在思想上，“孙文主义学会”有意曲解三民主义，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攻击共产党的主张。而青年军人联合会则正确全面地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宣传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张。这两种对立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两个团体的成员经常为此而发生激烈的辩论。
在组织上，“孙文主义学会”完全排斥共产党员，青年军人联合会也不接纳国民党员。虽然两个团体名义上都受校长、校党代表的直接领导，但组织上分明从属于两个不同政治观念的政党，因此相互排斥十分明显。
在宗旨上，“孙文主义学会”以反共为目的，而青年军人联合会则以宣传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为目的，二者在这方面也互不相容。
随着矛盾的不断深化，“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磨擦愈益公开。两个组织的主要成员一见面就吵架，有时还相互出手斗殴。李之龙与贺衷寒、蒋先云与缪斌打过架，傅维钰与贺衷寒也打过架。有一次双方在广东大学的一个集会上大打出手，双方都伤了人。李汉藩与林振雄打架时还动了手枪。蒋介石表面上似乎持公平对待、息事宁人的态度，实际上却暗中支持“孙文主义学会”。而青年军人联合会团体的主要成员均为共产党员，他们接受中共在黄埔军校中的领导人和组织的指示。
（三）党代表问题
第一次东征时，国民革命军中的连以上党代表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当时共产党的优秀干部大都被分配到各军中去担任政治工作，仅在黄埔学生军、第一军与第二十师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就有330多人。按照职权，军中党代表的权力比较重。党代表不仅有监督所属部队人事任用、经费使用权的权力，还有权监督同级主官。在必要时，党代表可以更改同级主官的指令，可以对同级主官作紧急处置，然后再补报上级。换句话说，同级主官实际上也在党代表的监督和领导之下。
由此不难理解，共产党员担任的党代表，是不受旧军人出身的军官和国民党军官欢迎的。因为，共产党员大多具有纯洁的革命思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担任党代表，不是为了当官，而是把它当作革命工作的岗位，因此很能坚持原则，执纪也很严格。而旧军人出身的军官和国民党军官都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他们营私舞弊、欺压士兵，旧军队习气十分严重。这些当然为共产党员的党代表所不容，往往因此而受到纪律的约束与惩处。也正因为此，共产党员在士兵中威信很高。所以，那些旧军队出身的和国民党的军官们，感到有被架空、指挥不了军队的危险。于是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向国民党领导军事的要员，特别是向蒋介石反映意见，要求削减党代表职权，或改由国民党员担任党代表，甚至取消党代表。可以肯定，这部分军官的意见对国民党上层的军事领导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事实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上层军事领袖们，对于大批中共党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本来就心存芥蒂，意欲加以限制直至排斥。下级军官的怨言更加重了他们的这种决心。于是，他们开始在党代表问题上排挤共产党。
他们先是制造舆论。而舆论又从反对共产党员党代表个人开始，因为他们既不能废弃党代表制度，又不好公开排斥共产党员。他们抓住共产党员党代表的枝节问题任意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造谣污蔑，乃至人身攻击。后来，他们又危言耸听地挑拨国共关系，散布共产党对国民党有着如何如何的威胁，宣称中共又有苏俄政治势力的支持，所以在国民革命军中十个国民党员也抵不上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这样发展下去，将来整个国民革命军会变成共产党的军队了。”
后来，他们又采取一些组织措施排挤共产党员，把一些他们所信赖的国民党员提拔为党代表。例如，蒋介石就亲自提拔“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缪斌、贺衷寒、张静愚等人担任师一级的党代表。此外，在团、营、连里，也安插一些国民党员担任党代表。
但是，国民党右派无论是制造反共舆论还是采取组织措施，收效都不大。原因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党代表是一些人品高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作战勇敢，吃苦耐劳，率先垂范，关心士兵，因此赢得了士兵们的尊敬与爱戴。相反，国民党员中的一些党代表在平时吃喝嫖赌，克扣军饷，欺压士兵，在战时又贪生怕死，当然不能得到士兵的拥戴。如第一次东征的“淡水之战”，国民党员团长王柏龄在火线上逃跑了，国民党员党代表张静愚也弃阵而逃，致使全团溃败。真正坚持作战到底，使战局转危为安的是共产党员。又如，北伐时期的南昌战役，在战斗紧急的关键时刻，第一师指挥官、国民党员王柏龄逃跑，国民党员师党代表缪斌也逃跑了。该师因为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倾刻瓦解。蒋介石等国民党上层军事领导，深知共产党员在军事工作中的作用以及在士兵中的威望，他们既想利用共产党员训练他的军队，壮大自己的实力，又害怕共产党的势力在军队中过分发展，因而又处处设置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军中难免不断发生矛盾与磨擦。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就必然导致严重的事件。
（四）三二○事件
1926年由蒋介石一手策划制造的三二○事件是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矛盾与磨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国民党新右派在军队中公开排挤共产党、破坏国共联合战线的开始。
第二次东征胜利以后，由于共产党员在此役中的出色表现，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威信更高，军中党的组织也获得了新的发展。这种状况，当然为蒋介石等反共人物所不能容忍。蒋介石打算从实处入手，排挤中共党员出军队，由他自己独揽军权，然后再问鼎国民党首领之职。因此他在三二○事件之前即采取了一些手段，在军中排挤中共党员以及同情中共的国民党左派人物。1926年2月，蒋介石诡称同中共关系比较接近的第二师师长王懋功“为俄人季山嘉利用，图谋不轨”，将王扣押，送离粤境。第二师遂为蒋所吞并。与此同时，蒋介石加快了他控制军队的步伐，继1925年提任何应钦为第一军军长兼陆军军校潮州分校校长之后，1926年1月又任程潜为第六军军长，2月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李济深为参谋部部长。紧接着，他进一步排挤中国共产党员出军队的结果，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三二○事件，亦称“中山舰事件”。
在这次事件中，蒋介石下令逮捕担任海军局局长的共产党员李之龙，解除中山舰和海军局武装，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软禁共产党员，包围苏俄代表团和共产党机关、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三二○事件发生后，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退让政策，导致中共党员全部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从而使得蒋介石达到了在大部分军队中排除共产党员由自己掌握军权的目的。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三二○事件给中国共产党一个警号，也使热心扶持国民党军队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俄代表团的头脑稍微清醒了一些。但总的来看，共产国际此时并未改变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中共中央当然仍要贯彻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政策，这就使中共丧失了独立建军的良好机遇。
（五）机遇的丧失
三二○事件之后到北伐战争胜利这段时间里，中共本来有一个独立建军的良好机遇。
首先，国民党新右派代表蒋介石当时羽翼未丰，在国民革命军中还未建立绝对统治。在已经编成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蒋介石仅能控制第一军。虽然他拥有国民革命军总监的身份，表面上看有指挥军队的全权，但其他几个军均是地方部队改编过来的军队，与蒋貌合神离，而共产党在这些军队中却有良好影响。共产党利用这一机会脱离国民革命军番号，建立自己的军队，然后采用党与党合作，军队与军队分立后并肩作战的方式仍与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至少不会有太大的外部压力。
其次，三二○事件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苏俄代表团对蒋介石已有所认识。虽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尚未改变，但中共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机会，争取共产国际和苏俄代表确定帮助中共独立建军的计划。而当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尚未找到新的帝国主义靠山，仍然离不开苏俄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共产国际和苏俄帮助中共建军，蒋介石出于各种考虑，是不敢公开干预的。
第三，当时国共合作共建广东革命政府、共同北伐，由共产党独立组建若干支军队，并与国民革命军一样置于广东革命政府领导之下，但军事指挥权归共产党掌握，既可为把北伐当作头等大事的广东革命政府所接受而不至破裂统一战线，又可在北伐过程中发展自己。
第四，当时共产党已培养了一大批自己的军事干部和政工人员，又积累了一定的带兵、打仗的军事经验，在主观上已具备了独立建军的能力。
第五，在北伐军克复武汉、南昌、上海之前，全国各地大小军阀势力开始瓦解，各种革命势力相继崛起。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阶层民众当中有很高的威信，特别是广大工人和青年学生大多数愿意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又具备组织工农群众的经验，民间还到处有散落的枪支，一些小军阀为寻找新的出路也希望接近共产党。在此情况下，中共如果以工农民众为基础，争取苏俄支持，收编、改造地方小军阀武装，在两湖、江西、粤北组织起20余万武装部队，是能够办到的事情。
第六，蒋介石南昌溃败后，他领导的军队元气大伤。共产党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时机，以工农武装为基础，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样进可与国民党有条件地继续合作，退可分道扬镳，以革命武力结合民众力量，仍以国民党左派名义继续领导国民革命。即使蒋介石叛变，中共也仍有足够的武力保卫自己而不致遭受1927年的惨败。至少可以与蒋介石分庭抗礼。
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领导下，始终没有武装自己的准备，远在苏俄的共产国际也没有改弦更张的打算。中国共产党在已经变化了的政治格局并且蒋介石已发出反共信号的情况下，却仍守着甘居辅助者地位协助国民党搞军事，而未能起而在军事上自立，以致陷于被动。历史的机遇便与共产党擦肩而过了。
注释：
①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第227页。
②《邓泽如等呈总理检举共产党文》，见《革命文献》第9辑，（台）三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6页。
③《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9页。
④《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31页。
⑤《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
⑥《中国青年》第59期（1924年12月27日）。
⑦《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113页。
⑧《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81页。
⑨《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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