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志士邓玉麟在武昌首义中的领导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家族论文,武昌论文,首义论文,志士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2)01-0065-04
爆发在100年前的武昌起义，给了清王朝统治以致命的打击，引发了全国反清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加速了清朝统治的覆灭，催生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政体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建立，武昌首义的历史意义名垂青史。领导和指挥武昌首义成功的，是一群资望平平的中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学术界对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革命士兵取得首义成功的指挥者、领导者研究不多，对湖北巴东籍土家族志士邓玉麟在武昌首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邓玉麟，土家族，原名邓世泰，字炳三，1881年生于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石桥坪。他16岁到宜昌从军，入湖北新军步兵第三十一标当兵，后随军移驻武昌，因仰慕革命烈士徐锡麟改名为玉麟，在武昌参加革命团体共进会，并很快成为革命骨干，全程参加武昌首义。笔者通过比较系统地调查认为，土家族志士邓玉麟将军在武昌首义中发挥着领导作用，是筹划、组织、领导、指挥武昌首义的关键领导人物。
一、湖北共进会的重要领导人
1908年冬，共进会负责人孙武从日本回武汉创办革命组织，1909年春，立志追求革命的邓玉麟参加了湖北共进会。由于他信念坚定，办事果敢，富有活力，交际广泛，加上具有土家族山民特有的忠诚刚强、行侠仗义、宽和厚道、吃苦耐劳等品格，很快受到共进会负责人刘公、孙武的赏识和广大会员拥戴，逐渐成为湖北共进会重要领导人，成为孙武的可靠战友和最为得力的助手。邓玉麟待人坦诚，广有人缘，且活动能力强，在新军当兵多年，又与湖北各地会党有联系，故担任共进会发展、联络等工作。
刚刚成立的湖北共进会有三大任务，即组织各地反清会党、在新军中发展会员、筹措革命经费。邓玉麟作为共进会领导人，积极参加以上重要工作。一是在组织会党方面，他协助孙武召集了湖北各地会党负责人会议，并将他们发展成为共进会会员，同时用军事编制组织、管理各地会党。此时，湖北共进会领导的会党组织迅速发展。二是在发展新军会员方面，邓玉麟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本人在军营生活多年，在士兵中广有人缘，且威望很高，他介绍了很多下级军官和士兵入会。三是在经费筹措方面，邓玉麟和其他领导人用尽心机。在为筹措经费而精心设计的一系列具有传奇色彩的活动中，邓玉麟均担任重要角色。他为焦达峰、居正等人“盗金菩萨”准备工具，为邹永成“骗金首饰”配制“蒙汗药”。他还将自己稍微值钱的衣服典当，经费交公，本人生活则极度窘迫，常常“衣服典尽，终日枵腹，至求一面包果腹不能得”，共进会3位领导人邓玉麟、孙武、焦达峰“仅一衣掩体，长衫则公共互着而出，汗衫则寝后脱下，托孙武夫人夜为浆洗，日出晒干，始能起着而出。”[1]
在湖北共进会成立初期的这段艰苦时间里，邓玉麟发挥了领导作用。冯天瑜先生在《辛亥首义史》评述这段历史时指出，因革命形势出现新情况，孙武去广西，邓玉麟去扬州，故“湖北共进会一度陷入停顿状态。”[2]139冯先生的这段话也道出了邓在共进会的领导作用。
二、“抬营主义”的主要实施者
“抬营主义”是湖北革命党为增强武装起义的力量，以湖北新军为重点发展对象，实现成建制的转化为革命队伍一个战略举措。其核心是派遣革命党打入新军，或利用新军中的革命党骨干分子，广泛发动新军，争取一个队、一个营、一个标的转化，以固有的建制加入革命队伍，实现整体“抬营”。“抬营主义”由革命党人吴禄贞在1903年武昌花园山聚会时最先提出，但不久花园山聚会的骨干纷纷离开湖北，真正开始实施“抬营主义”并卓有成效的是湖北共进会和文学社等革命组织。
1911年3月，共进会从扬州召回邓玉麟，让其在武昌新军营房附近的黄土坡开设酒楼，作为联络新军的场所。酒楼位于湖北新军左旗(驻有第八镇步队第三十一标、第二十一混成协步队第四十一标)、右旗(驻有第八镇步队第二十九标、第三十标)营房之间，为士兵出入的必经之路，驻中和门外南湖的第八镇炮队第八标和步队第三十二标士兵进城时也路过这里，附近还有第八工程营和陆军测绘学堂，每天有数百士兵过往此处。邓玉麟、孙武对这个地方很满意，起名同兴酒楼，寓有“同心协力，兴汉灭满”之意，正式实施共进会的“抬营主义”计划。
邓玉麟在这里当过兵，在新军中有不少朋友，加上他的人格魅力，再借酒楼这个有利平台，发展会员工作十分顺利。“前往酒楼的士兵络绎不绝，共进会藉此联络人员，发展组织。”[3]每当新军士兵“酒酣耳热之际，邓君微示其意，咸慷慨激昂”[4]。短短数月，邓玉麟等人在新军中发展会员约一千四五百人。
以邓玉麟为代表的武昌革命党通过辛勤的发动、宣传、组织工作，有力地掌握了湖北新军基层作战部队，使之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这是武昌首义成功的关键。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邓玉麟的重点发动，“共进会的力量在工程第八营和炮兵第八标中最强”[5]，两支部队在首义之夜成建制参加起义，分别打响首义第一枪和第一炮。邓玉麟在炮八标担负联络工作，被认为是“党人实行抬营主义的成功范例”[2]262，全标共有一千多名官兵参加首义夜之战，起义人数最多，火力最强，“对光复武昌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后又在阳夏战争中给清军重创，可谓于辛亥首义居功至伟。”[2]264
三、武汉地区两大革命团体联合的推动者
辛亥革命前，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以共进会和文学社影响最大。共进会以刘公、孙武、邓玉麟为主，文学社以蒋翊武、刘复基、王宪章为核心，文学社与共进会虽然目标一致，但由于门户之见，彼此各立山头，摩擦不断，关系紧张。当时两团体都以老大自居，强调自己发展快，力量大。为了压倒对方，有时还不择手段，互挖墙脚。这种情况发展到后来，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一些危险苗头。两团体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于是，联合之事便被提了出来。为此，共进会和文学社于1911年5月11日和6月14日召开了两次小范围主要领导人协商会议，邓玉麟出席并对联合事宜作协调。
两大团体的联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邓玉麟胸怀坦荡，顾全大局，会上会下、对内对外做了大量的协调、沟通工作，其真诚和努力得到双方主要领导人的一致认可，故第二次协商会议后，两大团体推荐共进会邓玉麟、文学社刘复基二人对联合事宜再作具体研究和安排。在此后的3个月时间里，邓玉麟、刘复基积极奔走，多方斡旋，为两大革命团体联合呕心沥血，热心操劳。在邓、刘二人的精心准备下，两大团体第三次领导人协商会议于9月14日举行。在这次大会上，两团体接受了邓玉麟、刘复基的提议，决定一律不再用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名称，统称为“武昌革命党人”，“在刘复基、邓玉麟等推动下，终于实现了联合”[5]。在困难而敏感的领导人问题上，大家又接受了邓玉麟提出的折中办法，即领导问题“可以共同担任”，这样两大团体取得了实质性的联合。共进会和文学社两大革命团体在首义前的紧急关头实现联合，大大加强了革命力量，组建了统一的革命领导机构，为武昌首义成功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保障。邓玉麟和刘复基是革命团体联合的真正推动者。
四、起义计划的主要制定者
两大团体联合以后共同制定起义计划成为当务之急，邓玉麟参与了起义计划的制定。当时湖北当局为防范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将革命党活跃的部队调出武汉地区，有的入川去平息护路运动，有的调往宜昌、施南、枣阳、襄阳、岳州等地，以分化瓦解革命力量。这一调动打乱了革命党在军队中的组织系统，给预定的起义计划带来了困难。邓玉麟、刘复基等随即采取了应对措施，分别给入川和调出武昌的部队重新委派革命代表负责联络，并对响应武昌起义作了部署，他们还规定了电报联络暗号。“临行那天，邓玉麟、刘复基等负责机关工作的同志，都到船上送行，彼此千叮万嘱，含泪告别。”[2]198他们还在武昌抱冰堂举行新军革命党骨干会议，在各排、队、营、标中委派代表，制定规约，严格纪律。
邓玉麟与刘复基、王宪章等人还精心制定了起义计划，草拟了军政府组成人员。起义计划和人事草案在9月24日的革命党骨干大会上获得顺利通过。在这次大会通过的军政府组成人员名单中，邓玉麟是调查部部长，彭楚藩、刘复基为其副手。会议还任命邓玉麟、蒋翊武、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王宪章等人为军务筹备员，其中邓、刘为常驻筹备员，任务是加紧调整、制定军事计划，全盘负责起义前的联络、制造及输送弹药、制作军旗等工作。这次会议后，邓玉麟与刘复基一道进驻军事指挥部办公，据“首义第一旗”李作栋回忆，此时总指挥蒋翊武不在武汉，“当时孙武是参谋长，实际上邓玉麟等于是孙的参谋长，刘尧(即刘复基)又等于是邓的参谋长”[6]。
五、武装起义的关键联络人和重要组织者
10月9日下午4时许，孙武在汉口宝善里革命党政治筹备处制造炸弹失事，孙武受伤被转移治疗，革命党领袖刘公逃逸，机关被俄国巡捕控制，所藏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等被俄国巡捕悉数搜去，清政府旋即开始大搜捕。邓玉麟本来在汉口和孙武等人做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外出办事，躲过此劫。他赶到孙武隐藏治疗的地方，要求当晚立即起事，孙同意并派邓渡江去武昌革命党军事指挥部传达信息。下午6点，邓玉麟赶到设在武昌小朝街的军事指挥部，向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军务常驻筹备员刘复基通报汉口发生的情况，并力陈：“苟不今晚举事，明旦按名捕拿，恐无一人获保首领者。”[7]蒋当时还犹豫，邓和刘义愤激励，蒋才果断下令，决定当晚12时各部队武装起义，以南湖炮队鸣炮为信，去炮队传令至关重要，蒋要邓亲自去。
不辞辛劳的邓玉麟马上奔赴武昌城内外新军各营运输弹药、联络代表、下达命令。他先和杨洪胜赶到紫阳湖畔的新军工程第八营，密召该营革命党总代表熊秉坤，继到测绘学堂、新军二十九标、三十标传令，后到胭脂巷十一号革命党人胡祖舜住处，取得装好的炸弹，由杨预备运至军中。时已夜深，邓玉麟又与徐万年等出城去南湖炮队。此时清军正围捕小朝街革命党指挥部，各城门紧闭，兵勇满街巡查。邓玉麟只好把随身携带的炸弹和子弹抛弃于水塘中，绕道文昌门(现武昌造船厂附近)出城。到长虹桥外炮队驻地时，已过午夜12点起义约定发炮时间，炮队营房已经熄灯关闭。邓玉麟翻墙入营，唤醒同志，在马房召集代表通报情况，传达命令，但兵士皆已就寝，大炮锁闭，炮队无法发出起义号炮。城内各营枕戈待旦的革命党未闻炮响，均未行动，故10月9日晚起义计划没有执行。
10月9日这一天，汉口和武昌革命党的两大领导机关均被破坏，在这个充满危险的日子里，忠于职守、勇于担当的邓玉麟从下午四点一直劳累到深夜，从汉口奔走于武昌城内外。在革命最危急的时刻他用忠诚和辛勤，及时地联络和组织了新军革命党人，为第二天与旧势力的殊死搏杀做了充分准备，其功绩和贡献当载入史册。
六、首义之夜力挽狂澜的指挥者
南湖炮队10月9日夜未能按计划打响，邓玉麟为此心焦如焚，并深感歉疚。次日一早，他“托蔡汉卿、王鹤年等将炮火引线及撞针等预先装置起来，准备发动，自己和炮队总代表徐万年一起进城查看形势”[7]。当时，三烈士已英勇就义，武昌城戒备森严，邓玉麟和徐万年决定分头行动：邓玉麟去汉口找孙武联络，徐万年继续打听城内消息。邓玉麟在汉口找到了李作栋，两人一起去见已转移到法租界党人家中的孙武。孙武决定当晚继续起义，要邓、李过江联络和组织。此时，革命党9月24日重要会议上“公推的军事指挥机构组成人员中，军事总指挥、参谋长、军务部长、副长、军事常驻筹备员中，或死或藏或逃，只剩下邓玉麟一人”[8]395，在革命最为危急的时刻，邓玉麟等视死如归，勇挑重担。邓玉麟和李作栋将曾用作包扎孙武伤口仅存的两面铁血十八星旗，各缠一面于腰间，渡江组织起义。此时清军已贴出邓、李二人的照片，全城抓捕。当日下午，邓玉麟偕李作栋雇小舟经鹦鹉洲渡江，在白沙洲上岸，赶至南湖炮队。
晚7时半，武昌城内工程第八营打响起义第一枪，在南湖炮队的邓玉麟马上冲出操场，拔刀大喊：“炮队同志，今日之举，有进死，无退生！希望我们团结一心，尽力进攻！”[9]当即指挥发炮三响，宣告炮队响应起义。邓玉麟、徐万年率炮队近千官兵携炮17门，由中和门突入，支援城内正与清军殊死搏杀的革命党。邓率队入城后马上在中和门、保安门和武昌制高点蛇山设置炮位，亲自指挥炮轰湖广总督署和清军第八镇司令部。南湖炮队的炮弹命中敌阵目标，湖广总督瑞澂穿墙逃去，武昌起义宣告成功。
邓玉麟率炮队入城作战，对光复武昌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在这里，我们说邓玉麟为“首义第一炮”当名副其实。
七、高扬共和胜利的举旗人
首义当夜，邓玉麟、李作栋高举铁血十八星旗向敌人进攻，极大地鼓舞革命军人的士气。10月11日上午，李作栋把他和邓玉麟从汉口带来的这两面旗帜悬挂在咨议局大门，从此代表清朝封建统治的黄龙旗在武昌绝迹。当天中午，新成立的军政府决定用十八星旗为起义军旗帜，但是，邓玉麟在起义前请人制作的十八星旗已被抄去，一时赶制不及。于是，邓玉麟、蔡济民等找设计者赵师梅(湖北巴东籍志士)想办法。赵师梅说，尚有两面旗帜没有完工藏在裁缝店里，但裁缝店门户深锁，人去店空。邓玉麟又派人多方寻找裁缝店老板，终于使这仅存的两面十八星旗，在首义成功后的10月11日下午飘扬在汉阳门主楼和蛇山头警钟楼顶。在武昌城的上空飘展的铁血十八星旗高扬了共和精神，向中外宣示了一个崭新的政权诞立。
八、新生的湖北军政府的重要成员
取得武昌首义成功的革命者已经夺得了湖北的省会武昌，他们知道应当立即建立一个向清朝宣布“独立”的湖北政权，以促进其他各省的响应，达到全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目的。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来建立这个政权。此时，同盟会的全国性领袖们或在国外，或在外地。谋划这次起义的革命党许多领导人都不在现场，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的蒋翊武在10月9日晚脱险后离开武昌往天门，革命军参谋长、军务部长孙武负伤后藏匿在汉口，预定担任都督、总理的刘公也躲藏在汉口。蒋翊武是在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第五天回到武昌，刘公和孙武甚至更晚一点才出头露面。
但成立政权不能拖延，刚刚组织指挥起义的邓玉麟等革命军人马上召集地方贤达、社会名流于10月11日中午成立湖北军政府。当天下午，邓玉麟等强令黎元洪担任都督，同时成立由15名革命军人组成的谋略处，谋略处“名义上是军政府都督的参谋机构，但实际上却是军政府成立初期一切军事、行政、内政、外交的实际决策者与权力核心。”[8]423邓玉麟、蔡济民、吴兆麟等起义骨干领导谋略处工作，保证了新生政权的革命性质，这也显示了邓玉麟等人的政治智慧。谋略处成立后，邓玉麟当晚就在军政府大楼办公，他和其他领导人一起马上成立军务、外交、内务、财政等机构，废除宣统年号，发布布告，通电全国，同时组织武装，准备抗击清王朝的反扑。
在湖北军政府成立的最初阶段，邓玉麟参与了各项重要工作，他和蔡济民等起义领导人在最困难的阶段把革命幼苗扶育起来了。
九、抗击清军、保卫共和的主要将领
军政府各部成立，邓玉麟任军务部参谋，部长孙武到职以前，邓同张振武负主要责任。邓等主要成员进驻军政府大楼办公，与都督黎元洪共商大事。阳夏战争期间，为抵抗清军反扑，邓玉麟出任步兵第七协统领，奉命固守武昌沿江一线，率部队冒雨巡查江堤，保全武昌；在黑山决战战场，他身先士卒，带伤与清兵血战；汉阳鏖战时，他积极协助黄兴死守防线；汉口、汉阳失陷后，他痛斥逃跑，力主坚守武昌，为保卫首义之区、捍卫共和成果作出重要贡献。
后湖北军政府将协扩为镇，邓玉麟为第四镇统制，后改称为师长。南北议和后，邓为南方九省代表之一常住北京。民国政府于1912年9月给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有功人员授勋。由于邓玉麟在武昌首义居功至伟，被授予二级嘉禾勋章，二级纹虎勋章，领陆军中将衔，一同被授予中将的还有孙武、蒋翊武等。这也是国民政府对开国元勋邓玉麟在武昌首义中发挥领导作用所作出的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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