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初创期企业扩张与市场退出风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险论文,市场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为2.5年，远低于日本及欧美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企业在初创期死亡率偏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解决这一难题，降低初创期企业的市场退出风险，是助力中国企业稳步成长、做大做强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资本要素关注度的提高，尤其是在2014年出台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的背景下，信任作为影响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之一，日益成为政府净化经济发展环境、遏制投机行为和防范道德风险的重要举措。信任反映的是经济个体之间关系的嵌入水平和黏着性，对于普遍缺乏社会经验与社会关系的初创期企业而言，高信任度环境理应有助于降低其规模扩张所导致的退出市场概率。因此，探讨信任在降低初创期企业扩张的市场退出风险方面的作用及达成机制，并进一步思考信任能否遵循效率原则优化资源配置，对于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环境下意图通过增强社会信任来保持恒久生命力的企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企业退出市场行为提供了大量解释，大体可分为三类：资源机会说、多因素说、企业生命周期说。“资源机会说”认为企业的创立与成长是企业家不断购入所需原料、技工等生产要素，并在市场上获取收益的过程，因此，企业生存需要有一定的资源和机会，并且保持各方面的融合。有学者强调资源禀赋对企业生存的重要性(Brush，Greene和Hart，2001)，也有学者提出企业调动资源是为了抓住机会(Eckhardt和Shane，2003)。“多因素说”认为企业自身因素及其所处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导致了资源和机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从而引发企业退出市场。其中，企业自身因素包括企业负债、企业规模和经营者能力等(张静等，2013；Sullivan，2005)，外部环境大致分为金融环境和产业集群等(马光荣、李力行，2014；逯宇铎等，2013)。“企业生命周期说”则倾向于企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时，导致企业退出市场的潜在因素存在较大差异。Timmons和Spinelli(2009)描述了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所面临的市场退出风险，且均指出企业在初创期时如不能处理好增长问题，业务就会恶化并最终宣告失败。综上可以发现，企业自身特征、外部环境和生命周期阶段均显著影响企业获取资源和利用机会的能力，从而对企业退出市场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也使得该领域研究变得更加复杂。 在信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信任对企业绩效的正面作用。在企业融资方面，邓超等(2015)提出了银企间信任的博弈模型，并通过问卷调查验证了高度信任的银企关系有助于提升企业贷款成功率；在企业成长方面，郭霖、弗莱明(2005)以高科技企业为样本，证实了信任会显著影响企业成长；在企业创新方面，宋华、王岚(2009)研究了194家企业，发现信任关系有利于企业联合解决问题，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可见，作为企业生存的重要外部环境，信任对企业的融资、成长和创新等具有积极影响。对于初创期企业而言，其自身资本尚未充足，能力亦未完善，受到的融资、成长和创新方面的约束更甚于成长期或成熟期企业。此时，高信任度环境对初创期企业来说，很可能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一方面帮助其降低融资成本、原料成本与企业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又帮助其提升创新效率，以把握未来更好的机会。由此不难发现，信任理应有利于减少初创期企业退出市场行为，但以往研究却对这一影响鲜有探索。 此外，现有的企业市场退出行为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1)根据企业生命周期说，不同阶段的企业退出行为存在显著差异。但以往研究大多未作阶段区分，而是将所有阶段的企业统一研究，如此便容易混淆部分因素对企业市场退出行为的影响。(2)外部环境因素分析主要从金融、产业集群等角度展开，社会资本层面的研究较为欠缺，信任方面的文献则更少。(3)不同经济环境下企业获取资源的便利程度以及所面对的市场机会不同，导致其面临的市场退出风险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差异，而目前对企业市场退出行为进行分析的研究大多并未引入经济环境演变这一维度。 基于此，本文尝试作出以下突破：(1)针对中国初创期企业“死亡率”偏高的问题，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初创期企业，以便在控制生命周期异质影响的基础上，探讨企业在该阶段的主要行为特征及其与市场退出风险之间的关系。另外，初创期企业的主要市场行为是规模扩张，且企业规模扩张与市场退出两种行为并行不悖，两者关系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本文在研究初创期企业市场退出风险时着重探讨企业规模扩张的影响。(2)在外部环境因素方面，着重分析社会资本差异对企业规模扩张与市场退出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以信任为切入点，探究信任程度的提高能否降低初创期企业规模扩张的市场退出风险。(3)在研究维度方面，运用截面数据对比分析2007年、2008年和2009年三个年度的信任对初创期企业规模扩张与市场退出风险关系的影响。本文意在研究初创期企业面临不同生存机会时，信任对企业规模扩张与市场退出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的差异性及内在作用机制。而2007～2009年中国经济环境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市场需求日渐萎缩、生产要素成本逐步高企，企业生存机会逐年恶化，这一变化恰好为本研究提供了天然试验场所。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机制分析，梳理总结信任降低初创期企业规模扩张的市场退出风险的具体作用机制；第三部分是数据与变量；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研究不同经济环境下，信任对初创期企业规模扩张与市场退出风险关系的不同影响；第五部分是作用机制检验，通过明确不同经济环境下信任降低初创期企业规模扩张的市场退出风险的具体机制，以破解信任作用机制的“黑箱化”；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机制分析 综上，我们可提出“信任能够一定程度地降低初创期企业规模扩张的市场退出风险”的研究假设，本文接下来将展开作用机制分析。企业能否持续生存的关键在于企业获取核心资源和抓住市场机会的能力。初创期企业刚刚进入市场，社会经验少、声誉薄弱，在与银行、上下游企业以及同行之间开展业务时容易处于劣势地位，主要面临三个难题：其一，融资困难。对于多数初创期企业来说，通过证券市场和风险投资等渠道获取资金的可能性很低，且还款信誉及银企关系方面不如成熟企业，难以获得持续、较低成本的银行贷款，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制约了企业的正常运营。其二，与上下游企业的交易成本过高。初创期企业一般市场势力较弱，普遍采取“让利经营”策略。与上游企业交易时，往往会被要求提前付款，或无法享受优惠价格和服务；与下游企业交易时，则可能被拖欠货款，或被提出各种苛刻要求。如此一来，盈利水平被大大削弱，持续经营潜力被严重影响。其三，创新后劲不足。市场瞬息万变，持续创新才是“以动制动”最根本的途径。初创期企业需要经历原始资本积累过程，这势必占用大量资源，很可能挤占创新投入，其后果是企业在吸引人才、购置技术等方面日渐落后于成熟企业，导致高效率的创新难以持续，原有的竞争优势逐步失去。那么，当初创期企业面临融资困难、交易成本过高、创新后劲不足等重重困境时，信任该如何为其“雪中送炭”?本文认为，高度信任环境下，企业之间及银企之间的业务往来存在的道德风险较低，能极大程度地减少初创期企业因规模小、名气低而遭受的歧视。作为经济运行“润滑剂”的信任，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交易成本与提升创新效率三个机制，降低初创期企业规模扩张的市场退出风险。对此详细分析如下。 (一)缓解融资约束机制 信任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已被多数文献所证实。其发生机理在于：其一，增加信贷人员可获取的软信息，降低交易行为的不确定性。在信息稀缺的情况下为银行对初创期企业信贷决策提供支持(Moro和Fink，2013)，且信任能够减少代理环节，既有利于银企间保持长期信贷关系，还能明显降低初创期企业的贷款成本(Howorth和Moro，2012)。其二，信任有效减少了机会主义的发生(黎晓燕、井润田，2007)，促进了企业间发展形成社会关系。这有助于企业形成联盟向银行申请贷款，从而增加每个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在现实中最明显的体现是供应链贷款和联保贷款(寿志刚等，2011)。初创期企业与高信用企业组合申请供应链贷款时，银行对核心企业还款能力的信任也会传递到初创期企业身上，同样在联保贷款业务中，由于银行信任的客体是贷款联合体，初创期企业可以通过联合担保来化解银行在一对一贷款中要承受的高风险。 信任能够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初创期企业规模扩张的市场退出风险，其作用可总结为以下两点：其一，从企业获取资源的角度。资金是企业的“血液”，资金链断裂是企业倒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初创期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这将导致其在进行规模扩张时更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尤其是高生产率的初创期企业，想凭借效率优势快速扩大市场份额，其规模扩张速度势必要快于普通企业，相应的资金需求量也更大。一旦经济环境恶化，银行会因这类企业前期投入大等原因，降低甚至拒绝对其贷款，从而造成高生产率企业面临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最终有可能致使其退出市场，产生资源误置问题(马光荣、李力行，2014)。但是，信任若能缓解融资约束并增强初创期企业获取融资的能力，就可以降低企业规模扩张时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对初创期企业起到保护作用。其二，从企业抓住机会的角度。Daubie和Meskens(2001)认为企业退出市场的起点是收入不足，因而为了使初创期企业顺利进入下一生命周期阶段，只有不停地抓住机会，以产生足以保持企业扩张的利润。然而，市场机会稍纵即逝，初创期企业容易因资源储备先天不足，又无法迅速筹集资源而错失机会。在高信任度环境中，当面临市场机会时，初创期企业可以较为便捷地取得贷款，有助于企业抓住机会，实现自身发展。此外，信任环境有利于初创期企业与核心企业形成贷款联盟，这会促进企业间业务往来，继而巩固贷款联盟关系，这种双向反馈环合效应将会增加初创期企业的发展机会，从而降低初创期企业的市场退出风险。 (二)降低交易成本机制 初创期企业与下游企业交易时，下游企业可能会对其产品质量、生产任务完成的时效性等存在顾虑，因而会要求其交纳保证金；当初创期企业与上游企业交易时，上游企业可能担心其破产或商业违约，也会要求其预付一定比例的货款或以资产作抵押。这些都会增加初创期企业的资金占用率，从而承担了这部分资金用于投资或生产的机会成本。但在高信任度环境中，企业遵循商业承诺的可能性更高，如此便有效降低了上下游企业对初创期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猜疑(Niu，2010)，降低了对初创期企业的保证金和预付款要求，进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信任还会提升交易公平性，避免初创期企业因与交易方无紧密友谊或血缘关系，而被强制安排非经济义务进入交易，降低合约执行费用提高的概率(Carney，1998)。此外，初创期企业在与上下游企业交易时，也同样面临着机会主义风险。初创期企业本身抗风险能力薄弱，一旦对方选择商业违约，将会对初创期企业自身造成致命打击，为此其可能会储备一定比例的风险准备金。但在高信任度环境中，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会明显下降，进而可以减少监督合约履行的费用，这对降低企业间交易成本具有积极意义(孙鳌、陈雪梅，2007)。 信任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机制，降低初创期企业规模扩张的市场退出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其一，初创期企业在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往往受限于生产资源获取困难，最终导致企业因无法盈利而选择退出市场。但在高信任度环境中，商业承诺更有价值。这意味着当机会来临时，初创期企业可以通过增加应付账款提前获取关键性生产资源，从而抓住机会并获取丰厚利润，维持企业正常运营。其二，设备租赁是企业获取关键性生产资源的重要途径，但初创期企业因资历不够而较难取得租赁公司的信任。但高信任度环境可能有助于降低初创期企业获得设备租赁的资格条件门槛，这对于初创期企业获取资源、抓住机会起到了积极作用。综上，降低交易成本机制可以帮助初创期企业获取资源、提高利润，从而达到降低企业规模扩张的市场退出风险的目的。 (三)提升创新效率机制 有关信任能够提升企业的创新效率，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诠释：其一，信任有助于企业间共享创新资源。初创期企业经常面临创新资金不足、人才短缺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创新效率。而拥有创新资源的企业又因担心技术泄露而不愿与其他企业共享。信任可以促进企业间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提升企业参与资源共享的意愿。其二，信任促进了核心企业创新的外溢效应，初创期企业可以接受外溢来提升创新效率。核心企业是区域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在信任度高的环境中核心企业相信与其他企业进行知识和技术的交流与共享，将是一个互惠的过程(徐和平等，2004)。核心企业将可能选择、吸引和领导其他创新企业，为优秀的合作伙伴提供成长机会(Morrsiona，2008)。其三，信任可以引导企业联合解决问题，促成合作创新。企业在交易中能够互相通告对方所面临的机遇和问题，对企业创新十分重要。尤其是初创期企业，经营中会因经验不足而面临各种难以预料的问题，如果能够与交易方分享知识，共同解决问题，将对初创期企业提升创新效率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宋华、王岚，2008)。在高信任度环境中，合作双方均不相信对方会试图损害自己利益，因而合作双方更愿意共同协商与灵活地解决合作过程中的问题，这可能对双方知识的创造和利用都产生积极影响(蔡文著、杨慧，2014)。 信任通过提升创新效率机制，降低初创期企业规模扩张的市场退出风险主要表现为：其一，实现资源互补，提升初创期企业创新价值。在初创期企业扩张过程中，依据自身现有资源条件可能无法独立完成一些创新项目，此时创新合作将是一个有效途径。高信任度的环境有利于企业形成创新同盟，初创期企业可通过自身资源与其他组织资源产生互补效应，获得高于单纯依靠自身资源所能获得的创新效率，从而确保企业保持创新优势(马宗国、武博，2008)。其二，攫取经营机会，增强竞争优势。面对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企业必须具有快速创新并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但初创期企业资源有限，在规模扩张时很容易因种种限制失去创新优势，从而错失各种市场机会。然而信任通过促进创新外溢以及企业间创新合作，可极大提高初创期企业的创新效率，增强市场竞争优势。其三，通过创新合作节约研发费用，分担创新风险。信任通过促进企业间创新合作，能够降低初创期企业单独创新的成本与风险，增强企业生存能力。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 本文的企业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研究对象为初创期企业，但目前初创期企业并未得到明确界定，本文有必要对其进行说明。另有媒体称，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7年，①可见中小企业成立3～4年后普遍面临着市场退出风险。由于此类企业刚成立不久，其资产规模普遍波动较大，尚未到达稳定的成熟期阶段，因而被定义为初创期企业。②鉴于要对比分析2007年、2008年和2009年的企业市场退出风险，本文将构建三个企业样本组：第一个样本组是2006年仍存活且已成立3～4年的企业，即成立年份为2003年和2004年的企业，这样的企业经历了2～3年的规模扩张，可以通过观测企业在2007年是否退出市场，来判断企业退出市场风险大小；第二个样本组是2007年仍存活的企业且已成立3～4年的企业，并判断来年退出市场的情况；第三个样本组是2008年仍存活的企业且已成立3～4年的企业，并判断来年退出市场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挑选企业样本是以企业成立年限为标准，难免会选入大规模企业，但考虑到大规模企业占比很小，约占总样本的5％，且本文出发点是初创期企业，若再对企业规模过于挑剔，难免有失研究的全面性，本文也选定了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用以控制企业规模差异的影响，所以就不再将样本中大规模企业予以删除。此外，本文研究的是有明确成立年份的企业，所以不存在左偏失问题。对于右偏失问题，本文参照马光荣、李力行(2014)的做法，将企业刚成立时销售收入限定为700万元以上，如果企业经过了2～3年的发展，未出现在数据库，说明销售收入已降至500万元以下，企业的销售收入下降了近三成，即便企业在后续年份中重新进入了数据库，也说明当年企业正面临着巨大的退出市场风险。本文的省级层面数据来源于相关文献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省级层面的信任度指标 本文衡量地区信任程度的数据源于张维迎、柯荣住(2002)提及的各地区守信用情况的加权得分。该指标是在调查了15000多家企业的基础上，通过地区排序算出的信任度得分。③正好可以反映不同地区企业层面信任程度差异，符合本文意图。 (三)企业层面的核心解释变量 企业层面的核心解释变量主要有两个：企业规模扩张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其中，关于企业规模扩张速度的测算，本文认为刚成立时企业规模扩张速度不均匀，如果只计算企业是否退出市场前一年的扩张速度，可能不足以准确反映企业扩张速度水平，且考虑到企业仅成立了3～4年，存活期内的每一年规模扩张对最终企业的退出市场行为理应都有影响。因此，本文在求得企业在整个研究期间规模扩张速度的平均值后，将其用作反映企业规模扩张速度的变量，具体公式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