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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收获》
刘晓南
本期《收获》中最具震撼力的小说是旅美作家王瑞芸的中篇《姑父》。这篇小说有如一记重拳，穿过时间的河流，重重地击中了我们，向我们展示了生活的炼狱如何摧毁一个人的精神和信仰，如何让高贵沦丧，令亲情避让，使一切价值倾覆无存。它深入刻画了一个在极左年代里无辜遭受摧残的姑父形象，二十年的牢狱之灾使一个曾经充满朝气、梦想和魅力的英俊青年变成了自私、懦弱、委琐的神经质老头，即使出狱后，他也依然无法从梦魇中醒来，继续自顾自地生活在那无边的心灵黑暗之中，再也无缘享受任何阳光下的温暖。在这个不幸的人物身上负载了太多时代悲剧，仿佛一个极端年代的烙印，提醒我们历史并未走远，记忆不应磨灭。特别是那个意味深长的结尾，更令人唏嘘与感喟：“那一年，我正好也是二十五岁，意气风发，前程似锦，以为一个世界都是自己的。”一句话将我们从那个历史语境中抛到一个永恒的时间长河中，做下了一个令人心惊齿冷的问题：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像姑父那样呢？
这是一篇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一笔一划都中规中矩，仿佛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在本世纪的复活。若用以时下批评标准来衡量，小说难免有笔法老旧之嫌。小说写得很单纯，却有一种单纯之美，其精准、扎实的写实力量深深震动了读者。小说作者久居海外，研究的是西方现代艺术，却选择了最保守最经典的写实笔法来进行小说创作，的确有些耐人寻味。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西方现代派小说的进入引起了小说界一系列的叙事革命，传统现实主义写法不但被驱下了神坛，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实际逐出了学院派建构的“纯文学”领域。时髦的叙事方式着实令人兴奋了一阵，但某些只讲究包装而忽视了针脚的做法也损害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这篇延续了八十年代“伤痕”与“反思”脉络的小说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仍能唤起读者的共鸣，或许可以引起我们对守成与出新、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一些重新思考。
于晓威的短篇《圆形精灵》是一篇颇有灵性的小说。与《姑父》的精雕细刻、力透纸背不同，这篇小说轻灵洒脱，饶有趣味。作者虚构了一枚铜板的时间旅行，蜻蜓点水般地叙述了它在人间历险的历史：货币的使用价值随时间的流逝而日渐衰减，货币交换的偶然性昭示了命运的荒诞。最有意味的是到了“文革”时期，用这枚一钱不值的铜板做的毽子却令一个小女孩丢了性命。在那个时代荒谬的价值逻辑中，人们竟然会把国库里的两分钱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小说融合了传奇、笔记、史料、报道、议论等多种文本，通过颇具意味的拼贴组合在一起，举重若轻地探讨了时代人的“魔症”，似乎超出了一个短篇的思想容量。这种写作方式使小说跳脱了叙事的框架，具有某种跨文体的特色。卡尔维诺认为现代小说应该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件、人物和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网”，是一种“繁复”的文本。我以为这篇小说正体现了这种追求。尽管论坛其他成员也指出小说在“实现上还不到家”，例如富有传奇色彩的前半部分不够“原创”，叙述语调有些“沉不住气”，我依然认为这篇小说值得推荐，因为它为当代中国小说的写作提供了新的借鉴和参考。
苏童的短篇《西瓜船》保持了苏童作为当代小说名家既有的水准，弥漫着动人的温情。小说以西瓜船杀人事件引起的风波来反映城乡关系，可谓小中见大。被害人福三的瞎眼老母亲到城里找自家的西瓜船，在冲突双方仇恨和误解交汇的时刻，这几乎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然而，随着陪老太太找船的自发队伍的不断壮大，城里人原有的冷漠逐渐被融化。临别时老太太在船上向众人道谢磕头、却因眼盲而磕错了方向这一细节，将乡下人的善良忠厚一笔画出，简练而精到。结尾目送老人顺流而下的情景将小说的情感推向了高潮，一时间恩仇尽泯，平添了许多回味和感动。应该说，这是一篇没有什么闪失的小说，也许是它太周正，在苏童的创作系列里，反而显得有些淡了。如果再挑剔一些，苏童在这篇小说里也依然重复着以往的叙述模式：以那些植根在男性潜意识里没来由突然爆发的暴力行为来引发一场小说叙事转折。当华彩的语言不再成为苏童的风格标志后，这似乎成了所存不多的苏童印记之一。倘若作者能打破这种写作惯性，或许会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贾平凹的长篇《秦腔》本期只刊载了一半，从现有文字来看，这篇小说堪称贾平凹近年的一部力作。有关点评待下期整部刊完后作出。
《收获》2005年第1期推荐篇目：
王瑞芸《姑父》（中篇）
于晓威《圆形精灵》（短篇）
看《十月》
王颖
刘庆邦的《卧底》（中篇）像一声压抑许久的闷雷从地底爆出，以赤裸裸的真实和黑漆漆的惨烈震惊了我们。
记者站的见习记者周水明为了尽快“转正”，自告奋勇去私人小煤窑“卧底”，却遭到比“包身工”更悲惨的奴隶待遇，生不如死。故事在一个封闭的“地下魔窟”中发生，但小说并没有止于揭露惨境，而是藉此更深入地揭示了整个社会的恶劣生态：司站长的袖手旁观、公安局的敷衍了事、窑工们的彼此敌视与互相出卖，这些都使周水明原本希冀的救援变得遥不可及，而他本人的见利忘义、见风使舵更使其堕入心灵的深渊 在矿长的利诱下，他立刻打算将自持的正义感以5000元售出。让人看到，倘若有一丝可能，他也会立即蜕变成与矿长无异的食人血汗的蛆虫。作者的最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把周水明塑造成一个孤胆英雄，而是写出了这个人物的功利性和两面性，而这种功利性和两面性又有着充分的现实合理性。小说绝决地向我们揭示了这个社会普遍信奉的生存法则的可怕性，整个社会对正义力量的漠视，集成一张巨大的黑暗之网，为求自保，所有人都弃械投降欲先坐稳奴隶的位置不惜自相残杀。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不乏粗砺感的结尾：周水明的得救纯粹出于偶然，并不是来自任何人的良心发现；得救之后，不仅没有幻想中的苦尽甘来（他的采访和遭遇无人理睬、无人过问），甚至更遭辞退。至此，刘庆邦撤掉了最后一根通向光明的梯子，这种令人窒息的绝望，以及绝望之后的深深无奈，将读者抛置于无比荒凉冷漠的世界中。
《卧底》揭露黑暗的“彻底性”是其他同类小说远非能及的，小说似乎冷酷地暗示了：在这个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主导的现实世界，作为每个单一的个体，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只能束手就擒。然而，正是由于揭示得如此彻底，它产生的后果并不消极，而是具有了强烈的批判性。读者在彻底绝望之后反倒生出“反抗绝望”的信心和勇气，这正是鲁迅所说的“直面惨淡的人生”的信心和勇气。
小说以波澜造势，每个环节都以梦想的落空形成情节上的反转，一步步推进叙事。结构紧凑，推进有力，开辟了多条解救之路，但搭建梯子的同时又将后路抹掉，最后将人物逼上绝境，也逼得读者无法掉头，主题的深化与情绪的推动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
在分外沉重的《卧底》之后，萨娜的《金灿灿的草屋顶》（中篇）则给人带来丝丝淡雅。小说以开江为背景，描述了住在江边屯子里的雅鲁一家的生活。作者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是温婉的，虽然生活充满了细碎的矛盾和纠葛，但最终呈现出来的都是温和的美，连苍凉也带着些柔性。浓郁的民俗风情与隐忍的民族性情交织着，使乡民们与人与物的情感，都显出一种熨贴、和谐、安静的气息。下笔不浓，却浑然天成。可惜，一开始老奶奶讲述龙脉故事的细节后文再无照应，结构上似欠协调。
被称作“悬疑小说家”的麦家这次倒不弄玄虚了，而是以相对平实的口吻，透过童年视角朦朦胧胧地描绘了成人的另一重世界。《飞机》（中篇）写得流畅好看。小说好在细致地刻画父子亲情，儿子极度尊敬他担任保密工作的父亲，父亲在他眼里就像“飞机”一样伟大。因为不能常见面，他将对父亲的热爱移情到叠飞机上，手艺锻炼得出神入化。小说贴切地还原了当一个孩子沉迷于一种物事时近似疯狂的童心状态。但故事的后半部分陷入陈旧：主人公因为贪玩将父亲带回的密码也当作没用的纸张叠飞机，闯下大祸，他家的生活顿时从幸福的天上重重地摔回平地。尤其是第九节以魔幻的手法详细缓慢地描写了孩子的跳楼过程，似重实轻，倒仿佛作者是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让人物飞出去以此了结故事。
自今年起“小说新干线”扩大了版面，刊发一位作者的多篇作品并增设文学自传和作家印象。它增加了栏目的重要性，使其能更好地反映出一个作家的整体实力。但与去年或推有潜力新人或推新体验新表达的成果相比，本期反倒未能给读者带来惊喜。四川作家何大草的三部作品更像一面三棱镜，单篇皆不够出彩，惟组合起来看出作者的题材涉猎颇广。《千只猫》（中篇）写都市，不乏对细节描绘的细腻阴柔，故事有一种凉爽的水墨色，但总体上失之拖沓和做作；《弟弟的枪》（短篇）写农村，反倒因为朴素显得真挚；《俺的春秋》（短篇）写历史，是其中最易得到阅读快感的作品，整个叙事节奏都建立在疏狂的戏谑之上。
“网络先锋”也是今年新设的栏目，名称很打眼，编辑的意图似欲将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接轨，以增加杂志时代气息。这期首先推出了盛可以的《上坟》和舒飞廉的《繁霜》。虽然主持人陈村盛赞了前者鼓励了后者，但实际看来却和好小说还有不短的距离。既然要借纸媒一席推广好的网络作家，选取作品的标准，就不能因稿源来自网络而有所降低。
《十月》2005年第1期推荐篇目：
刘庆邦《卧底》（中篇）
看《大家》
余旸
新年首刊的《大家》在内容上更为丰厚，比去年增加了两个印张。
本期《大家》的开卷之作是刘庆邦的《福利》（短篇）。古人说：一粒沙中见世界。对于刘庆邦这位矿工出身的小说家来说，山西河南一带的小型私人煤窑，就是他手中的沙子，是他观察世界体验人生的平台之一。那些底层煤矿工人生活的林林总总，他是太熟悉了。所以，矿工题材，无论是大块头，还是边角料，他切剁砍削，添盐加油，即能成就文章。从前期的《走窑汉》、《神木》，到去年的《咱俩不能死》、再到今天的《卧底》、《鸽子》，或歌或啸，或重刻或白描，酷烈有之，温柔有之；再加上《福利》那黑色幽默似的荒诞，可以说，他的煤矿世界五味杂陈，其复杂多变的繁复程度，唯有生活的复杂才堪媲美。
《福利》的着笔重点落在作为殉难矿工的福利品——棺材上（简直是个笑话，棺材成为福利品！）。作者的叙述语调如拉家常，“唠叨”得像是纺棉，左一插笔，右一补叙，绕着煤矿工人家旺和棺材翻来转去，却在前半部的转绕之中抽丝剥茧，草蛇灰线地暗示出家旺对待棺材态度上的细微变化。最初，醒目的棺材激起了家旺对死亡的恐惧；当睡在棺里的流浪汉扬长远去，留下家旺抚摸刨花清香的棺木时，他和棺材的感觉就亲近了；而插入了卖果少妇，牵扯出家旺身世，则是借工友黄皮子之口，坐实了棺木在家旺心中的意义：对他来说，生活没有希望，存身煤窑，冒死挖煤是他唯一的出路；而唯一可以安慰的，就是死后能够睡上那口散发清香的棺材，有个安尸之地。小说至此，却又笔锋一兜开始了荒谬。当棺材——他卑微生活中的唯一支柱，却变为妓女卖淫欢叫的床铺时，黑色幽默的冷笑渗透了全篇。家旺之死，是小说逻辑所注定的，读者也早就预知，但是家旺最终连福利棺材都睡不上的结尾，还是像一根活的蜂刺，在读者的神经里抖了两抖，才平静下来。
比起《玉字》、《神木》时期的作品，在《福利》的语言来得更为粗糙，而且写作中那种新闻体的因素也加强了。但是我愿意把这种退化——如果说是退化的话，看作是一种适应。相比过去作品中那种经典化美学化的倾向，他最近几年的小说题材，更为原生，也更为酷烈复杂，显示出一种脱出经典、接近生活本身的不懈努力。其语言变糙，也是自然之理，而效果如何，则有待未来实践的检验。
和《福利》同列在“名家新作”栏目里的是莫言的《与大师约会》（短篇）。这篇小说的故事写得曲曲折折，跌宕起伏。在短暂的时间内，大师的忠实仰慕者、年轻的追星族，大师的旧友、还有大师本人，纷纷出场，互相吵闹、揭底、吹捧和自吹，场面热闹之极，却又在瞬间轰然倒塌。最后被消解颠覆的不仅仅是大师，而是一切关于大师的说法，留下了一副艺术圈的“百丑图”。应该说，这篇小说写得并不坏，巧合虽多，还是见出了莫言编造故事的深厚功底。只是，一来这种题材在徐坤的笔下，已经穷形尽相难有新意；二来，置入莫言的小说系列中来看，这篇小说并不出彩，并且语言上给人一种“退色”的感觉。
莫言小说向来有两大优势：一是他讲叙传奇故事时那种荡气回肠的叙述魅力，二就是那种泥沙俱下感觉淋漓的华彩语言。当然，作为一个有着二十多年写作历史的优秀作家，莫言的写法不可能一成不变。他在《檀香刑》后记中就曾宣称：将从对西方现代派的学习中后撤，“有意识的向民间的、民族的东西靠拢”。这种靠拢的努力，大概还在途中。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语言的节制收敛。对于大多数作家而言，语言的节制应该是好事，可就莫言来言，则需仔细辨析。单就这个篇幅有限的短篇来说，一方面，语言的“收敛”使莫言早期恣肆的野气被大大地“节制”了，但与此同时，他对浪漫形容词挥霍使用的偏好却仍保留着，并在语言“节制”整体的衬托下成为显眼的缺陷，致使小说留下了压不住气的虚浮之感，野气无存而油滑顿生。当然，这么说的前提标准，只是莫言自己。
本期的“写作者专辑”推出的重头作家是王松。近两年，王松的身影频频活跃在国内务大重要的文学刊物上，而他对“文革”题材的固执劲儿，也给读者和评论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专辑推出的两篇：《一河红旗》（中篇）与《窗前又是青纱帐》（短篇），有意突出了王松在选材上的特殊性：小说的主角都属于“后知青”族——区别于老三届，特指1970年后的知青。在“知青文学”庞大的阴影下，新作者意欲质疑“知青小说”形成的“集体记忆”，恢复转变中历史的复杂性，选择从“后知青”们的“个体经验”入手，显然是个再好不过的视角了。但意图虽好，却落不到实处，单就艺术表现力而言，小说显得糙而苍白：《一河红旗》里，前半部重复了招工失败的知青老故事，后半部则故事新编：“后知青”们胜利大逃亡，不但顺利进入大学，而且美人在抱，但是，联接桥身的关键却是脆弱的：从泄愤打架开始，到成为“扎根农村”的典型，到作为特权知青，一直截止结尾，情节草草，细节做作，过分强调“后知青”与“知青”的差异，把复杂的历史变成了一边倒的简单对比，没有克服主题先行固有的缺陷。
众多新人新作中，徐洋的《晓女更名》（短篇）显得很有特色。一如编者所说：从“小”处入手，将一件小事叙述的一波三折，既有夸张的喜剧色彩，又有很强的讽刺意味。
《大家》2005年第一期推荐篇目：
刘庆邦《福利》（短篇）
看《人民文学》
王颖
《人民文学》第1期总体平平，点评从略。
第2期头条是钟晶晶的《家谱》（中篇）。这是一部“笑中带泪”的作品。开篇讲述当年远逃台湾的大伯回乡探亲，以平易生动的拉家常式的口吻，在每个充满生活趣味的小细节上回旋点染，锐利地剖析了人情世故。随着叙述的展开，小说由现实进入历史。大伯此行名为“修家谱”，实为寻找一位对二伯（在“文革”中入狱，出狱后被家人避弃，最后惨死）生前有恩的陌生残疾女人。多年来这个隐秘已变成不能碰触的伤疤被幸存下来的人刻意遗忘，极权主义对人的压迫，不仅造成了个体身心的巨大创痛，更造成了至亲间无法挽回的隔膜与伤害。当年远走台湾的大伯对亲情的执着追寻构成了对亲人们无声的谴责，愈发彰显了普通人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怯懦愧疚和无可奈何。作者借父亲的叹息写出了来自灵魂深处的颤抖，审判的声音者其实不是来自任何人而是来自我们的内心。全文一直暗含当下之轻和历史之重的巨大落差，以此形成一种间离的效果，这就使作者对人物的审视，不是单纯的批判和谴责；人物对自身的逼视，也不是单纯的忏悔或内疚。文末父亲忆起幼时二哥抱他看爆竹的画面，将现实和历史联结，物事人非的强烈对照令人读后百感交集。整部小说笔触由轻及重，戏谑中有庄重，嘲讽中有深情，谴责中有理解，理解中带有哀痛。
《家谱》在题材上与《姑父》（《收获》2005年第1期）有相近之处。如果说《姑夫》的力量在于单纯，《家谱》的特点则在于复杂。作者将一个完整的故事打碎，捻起多条线索重新拼接，从各个侧面周详描述众多人物及其关系，复杂的意蕴隐在文本深处。不过，小说也有一些针脚粗疏或叙述功力不逮的地方，如用过多叙述代替细节；从现实进入历史的语势转变太快，致使两个故事之间的接缝生硬；以父亲之口直接说出“内疚”等描写似嫌直露，若能用艺术手法曲折表现，也许会更好。
在刘庆邦近期发表的有关矿工生活的系列小说中，《鸽子》（短篇）算是一篇小品。小说截取了生活中的一个场景将之放大，既有对矿工日常生活不乏幽默、抒情的呈现，也有对公职人员利用权力作威作福的讽刺。语言简洁，节奏轻快。作品本身的意义或非甚巨，但放置在整个系列中，则显难得：它终于令读者舒了一口气，在诸多压抑与绝望的图景中见到了一抹亮色。如果说《卧底》（《十月》第1期）令人在窒息中绝望，在绝望中感受蚀骨的恐怖和悲凉，《鸽子》则为读者开启了一扇小窗，虽然只是些许清淡的阳光，却给人以缕缕温情暖意，让人看到作者在彻底的现实主义背后的诗意和理想，以及通向光明的希望。
与时下许多通奸题材的小说不同，映川的《下一个是你》（短篇）让真正的“通奸”故事一直在场外发生，在文本里它仅是作为背景或谈资在人群中不停被叙说，“谣言”才是这篇小说的真正主题。小说不仅展示了大学校园里的知识分子在卸下了为人师表的外衣后，日常生活的无聊和猥琐，也揭示了现代人对“闲话别人是非”的沉迷，交织着办公室政治微妙的权力斗争和人们的集体窥私欲。小说在结尾提醒人们，谣言永远不会停息，惟有故事的主角左右轮换而已，谁都逃不掉，很可能“下一个是你”！作者很聪明，以诙谐戏谑的叙述嘲讽当下生活，让人物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只是这种结构太似曾相识了，与作者去年在《人民文学》（第10期）发表并获该刊年度奖的《不能掉头》如出一辙。相对而言，《下一个是你》的细节更贴切生动，大概是作者这方面的生活经验更丰富。不过，那种富有特色却又内核简单的结构模式实在不宜重复使用，否则，不但作品质量会被大打折扣，作者的发展潜力也会令人怀疑。
本期“新浪潮”刊载了张悦然的《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篇）和努力嘎巴的《鹦鹉》（短篇）。
《鹦》像一场阴郁的梦游。只有将其看作梦游，才可以理解小说在叙述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大量的心理戏因为缺少逻辑而突兀；结尾的魔幻笔法使用得更为任性、古怪。
《水仙已乘鲤鱼去》是张悦然号称“还纯文学以真面目”的“力作”，但读后的感觉是，这是迄今为止张悦然所有作品中最像言情小说的一部，并且模仿痕迹严重。比如，小说中“母女对抗&温情继父”的主体情节是近年来畅销小说惯有的模式，远可以追溯到香港亦舒，近可以在安妮宝贝的小说里找到模本。张悦然在这篇小说里大量地使用“亦”，估计也是受了安妮宝贝新作的影响，而安妮宝贝则是在胡兰成《今生今世》畅销后才“亦”了起来的，显见是学了那种旧文人的鸳蝴气。小说最漂亮的是题目，但在小说的后记附录中，作者也说了，“水仙已乘鲤鱼去”本是胡兰成的句子，胡兰成化用的则是李商隐的诗句。小说写的是成长之痛，张悦然一贯的生冷怪酷风格还在，不过，少女抑郁的病态“情结”置换成了黛安娜王妃式的“厌食催吐”。这样一篇从情节到情结，从语句到氛围都印有模仿痕迹的媚俗之作，实在与纯文学无关，反而有向《花溪》《女友》等时尚杂志大量刊登的情感小说转化的嫌疑。
不过，更值得一说的仍是“张悦然现象”。《水仙已乘鲤鱼去》本是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隆重推出的长篇小说，一个月之后，又在《人民文学》这样的权威刊物上发表，不同之处只在于变成了中篇。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小说界》2004年第5期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的《红鞋》，其实就是3个月前由上海译文出版推出的长篇图文小说《红鞋》的文字稿。此外，《花城》、《小说界》同期（2004年第5期）发表的《谁杀死了五月》，也在曾收入3个月前出版的畅销小说集《十爱》（作家出版社2004年7月版）。是什么原因促动这些著名文学期刊一窝蜂地争发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的作品，甚至不惜打破最基本的刊发原则？张悦然真是“超级大腕儿”了，她和出版社扔什么，我们的主流期刊就接什么。如此情形不禁让人预想，当这股“80后”的旋风吹过以后，出版社和小作者们都将各有斩获，到那时需要承担后果的，大概只有六神无主的文坛。
《人民文学》2005年第1期推荐篇目：
空缺
《人民文学》2005年第2期推荐篇目：
钟晶晶《家谱》（中篇）
看《当代》
邓菡彬
2005年第一期的《当代》封面设计焕然一新，长篇小说的作者也是一个新鲜的面孔——贵州青年作家王华。不同于许多“三农”题材的作品将焦点放在农民现实层面的苦难，也不同于阎连科《日光流年》等作品那样从整体的角度来解读“受苦人的绝境”，来自基层的作者王华将笔触深入到农民的内心世界，着力表现他们的精神伤痛。因为工厂的污染，桥溪庄的男子都患上了不育症，这仿佛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人们的头顶，使得所有对幸福的追求都变得脆弱不堪一击。小说把几对青年男女及他们之间的情感写得非常细腻生动，然而，越是如此，因为不育而难成眷属、彼此折磨的处境就越是悱恻、哀伤。把精神的苦难放到温情之中来写，着实体现了小说的悲悯情怀。桥溪庄的人是善良的，连后来成为人贩子的陈小路，也不是一个凶恶的角色。当下一些小说中，写苦难常有“油水不融”之弊；但在《桥溪庄》中，苦难并非一个可以拿来展览的冷冰冰的硬块，而是融化于活生生、充满温情的生活场景之中的苦水。惟其如此，它才更无处躲避，更让人有刺痛的感觉。随着叙述的推进，小说开头那个寓言般的意象不断强化：桥溪庄是一个连雪也不肯光临的、仿佛被上天抛弃了的地方。作者以他字里行间压抑不住的新鲜锐气，让我们看到一种触目的真实：对农村资源的不计成本的掠夺，也许可以免除一些忍饥挨饿的苦难，但对农民生活造成的潜在损害和随之而来的精神伤痛、生气活力的委顿，却是各种统计数据无法显示的。
不过，小说的文句仍有些青涩，情节结构安排也未免粗糙。尤其是后半部堆砌的各种疯和死亡的描写，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未必不可能发生，但对于这部小说本身的叙述逻辑而言，似乎有些勉强，反而有点削弱小说的感染力。而且，对于一个长篇小说，故事似嫌单薄，若能在不育症引发的种种事件这条线索之外，腾出少量笔力勾勒一下更丰富的乡村生活，或许会显得更厚实一些。
相比之下，夏天敏的《土里的鱼》（中篇），语言虽然老道，但却太见刻意为文的痕迹，不如《桥溪庄》来得真诚。
头条《匈牙利舞曲》（余泽民，中篇）写异域移民生活，但侧重表现的是当代人某种普遍的生活和情感体验。成功的女商人香冰，眼看就要舍中国丈夫而就匈牙利情人，彻底告别过去的生活。此时，儿子的意外死亡，却使得这顺理成章的婚姻变故发生了扭转。丧子之痛，使得现实逻辑的坚硬地面被打开，潜藏于心底、久被尘封的许多记忆从这缝隙里如地下水一般止不住地流出来。于是，当别的小说停止的地方，这篇小说的有趣之处却开始了。不过，它的语言过于随便，不够讲究，使整个小说减色许多。此外，20年来的往事必然留下许多挥之不去的印记，并对目前的生活造成影响，但是小说的每次倒叙，都只是匆匆带过，流于交待背景，使得小说仅仅停留于“现在”，白白浪费了原本可以展开的生活宽度。
在一个手表还是稀罕物的年代，因为一块手表的失窃，而生发出的对邻居的猜疑和窥视，竟然成为生活中具有压倒性的事件。这就是李浩的《发现小偷》（短篇）所表现的。在这荒谬之下，小偷——邻居家的小孩偷窃手表的动机（如果把表针倒回去，就可以重新见到死去的爷爷）反倒显得纯真感人。这篇小说的遗憾在于，它的意义设置比较外露，而未能依靠细节把它们埋得更深一些。好比猎户下的夹子，若是一眼能看见，不容易打到猎物——读者能明白作者的用心，但是不会被抓住。
郭牧华的《青萍之末》（中篇）写一个小城市错综复杂的权力和利益斗争，笔法相当老练，用墨十分经济，如编辑所说，“三教九流、人情世态、剑拔弩张、近虑远忧，忽然就活龙活现了”。市委书记杨平安的官僚形象尤为丰满出色，很多细节都写得饶有兴味，而面对工人静坐示威的一场，更是入木三分地勾勒出他的性格特点。缺点在于除了几个官僚之外，别的人物形象还显得有点单薄。故事也有俗套之处。而且叙述的语调时而显出些俗气，这使得带有左翼文学味道的凛然之气被冲淡许多。
此外三篇作品，也各有特色：朱日亮的《渔人》（中篇）写筒子楼里四户小人物的生活史，在不经意之中见出生活的痛和人的麻木；阎刚的《乡选》（中篇）写乡村选举，勾勒出基层民主进程的复杂状况；何玉茹的《飞翔的豆芽》（短篇）以小女孩豆芽的视角写乡村生活，开头部分文浅意丰，颇有神韵。
《当代》2005年第1期推荐篇目：
《桥溪庄》（长篇）
看《上海文学》
邵燕君
《上海文学》新年开篇一期名家新秀云集，看点颇多。
“创造”栏目集中推出莫言、李锐、陈应松、徐则臣、温亚军5位作家的8个短篇，其中最打眼的文学新人徐则臣的《弃婴》和《奔马》。
这两篇小说都非常短，但短得结实，骨骼坚实匀称。“弃婴”和“奔马”的主题一重一轻。《弃婴》写一个敏感的乡村少年目睹死婴肢体的惊恐，《奔马》写一个看瓜小儿梦想驰马奔腾最终希望落空的失落。作者的处理，前者举重若轻，后者举轻如重。
两篇小说都有很强的画面感。《弃婴》以“叉田鸡”、“目睹弃婴”、“坟地插秧”三幅画面连缀跨越三年的故事。开篇的田园画面充满泥土的芬芳，伴随少年们追逐田鸡的脚步，读者的感觉细胞也逐渐“张开”。这时，突现弃婴残肢遍野的画面，惊恐之感顿生。难得的是，作者避开对惊悚惨状的描摹，转而写叙述者“我”的身体反应，由于前文细致的感觉铺垫，“我”强烈的身体反应在读者这里也恰是感同身受。最后的插秧画面里，人物的身份和情感又得到了现实的还原：当日忍痛弃婴的少女如玉如今成了嘻嘻哈哈的农妇，多敏的“我”成了见怪不怪的农人们嗤笑的对象。小说的最后一笔处理得非常好，既把“我”的悲悯惊惧传达得深切到位，又不夸张偏致，很好地把握了分寸感和平衡感。徐则臣是最新一届“春天文学奖”得主，如果以高标准挑剔要求，小说的美中不足之处有两个。一个是文中插入的如玉被村长霸占的故事有点“断”的感觉，二是小说着力写的是恐惧的感觉，而“恐惧”二字直现文中，显得包藏不够。
如果说《弃婴》如油画般鲜亮，《奔马》则如水墨画般素淡。从技术上讲，《奔马》比《弃婴》更难写，因为它处理的不是“生命”这样重大而普遍的命题，而是深藏在儿童心中的一个卑微又难以把握的愿望。瘦弱的黄豆芽从生下来的世界就只有瓜田这么大，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骑一回马，在沙路上奔腾。为此，他不惜以挨父亲一顿毒打为代价，用自家的西瓜向牧马的伙伴换一次骑马的机会。但他却不会骑，只能牵着马走。小说中，黄豆芽牵着马激动而又满足地走在火烧云下的那一段写得最为精彩，天边狂野燃烧着的云彩就像黄豆芽心中奔涌的愿望，但他只能被固定在脚下的土地上，无法飞腾起来。“奔马”的题目一开始就让人想起徐悲鸿的名画，选择这样的题目在作者是自我挑战，小说完成了这样的挑战：极具动感地写出了人物内心的奔腾感和现实束缚感之间的张力，虚实浓淡处理得恰到好处，流畅自然。结尾也是点睛之笔，一句“我不会骑”，让一个乡村少年羞涩而又无奈的面影跃然纸上，余味不绝。
陈应松的《归来》从一个新角度切入了“三农问题”：进城打工的喜旺从脚手架上跌下来摔死，媳妇拿回2万元的赔偿金。回村后，公婆小叔和远亲近邻都打起了这笔钱的主意，村长也乘虚而入想占新寡妇的便宜。在贫困的逼迫和“摆脱贫困，总是要一代人作出牺牲”的逻辑的支持下，丧子、丧兄的悲哀被压抑，亲人的卖命钱迅速被转化为盖新房、娶新妇的资金。陈应松以冷静的笔法剖析了当代乡村伦理中冷漠功利的一面，挖掘了“农民真苦”、“农民真穷”背后更深一层的精神贫困，在作者近来一系列力作中有新的开拓。不过比起上年度本论坛推荐的《马嘶岭血案》（《人民文学》2004年第3期）来，本篇“问题小说”的味道更浓一些，似乎所有的事都围绕着“钱”这一个中心点发生，有一点戏剧化，结构也比较简单，艺术性稍逊一筹。
陈应松的另一篇小说《人瑞》和温亚军的《扬花时节》都写得一般。李锐的《青石碾·连耞》仍属“农具系列”，一些氛围营造的很逼真，但编故事的味道比较浓。莫言的《小说九段》看起来像是九个素材片断的随意连接，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有什么微言大义来。不过也有人称这是“九段高手写小说”，多亏莫言写的是“小说九段”，要写的是“小说八段”或“小说十段”，就不知推崇者该怎么说了。
“月月小说”栏目本期发表的朱天文的《巫时》和《E界》，小说望似随笔，又如论文，饱含深意，又让一般读者难以进入。因此，特请“朱迷”王颖插话。
【插话】以往朱天文最擅长渲染时空转圜中人世的苍凉变幻之感，这次她正面书写时空的变异，向读者揭示了进入E时代后人的再度被扭曲，高科技堆砌起的荒原，是比艾略特当年所见更为冰冷绝望的废墟。矛头直指时空对人的控制，使人成为“非人”，显示了她对人类情感和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朱天文与众不同处，一是“离题”式写作。摆脱传统意义上的故事，使叙事达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和真实。在细节的不断膨胀衍生中，其义自现。它需要庞大的知识结构，以“六经皆我注脚”的书写，拿捏世相的精细博大。二是以写诗之法写小说。意象的密集每每使其语言含量有超重之感，她又喜欢越改越干净，不惜枯涩、疏冷，过度森严。这种写法不仅需要读者能“耐烦”，更需要作者不断为自己设置写作的障碍和难度。她一直在努力拓展小说的疆域，与不断流逝的时光角力，与外部空间的压迫对峙，与始终坚守的内心对话，把世界的纷纷乱象和对它的批判思考都包容进其文字。将一种探索推向极致，或许会遭到部分读者的拒绝，但对了解她的人，反倒越看越心神透亮。朱天文执着书写时代之新，或冷眼窥破其中的玄机或昭告读者其后的意蕴，两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城市表达”的很好范例。
——王颖
第2期的“创造”栏目是“河南作家专号”，发表墨白等6位作家的作品，大部分质量不高，就连本论坛去年曾推荐的乔叶，本期发表的《深呼吸》也像一个牵强编就的故事。不过，有了墨白的《母亲的信仰》（中篇），这一期专号就压住了阵脚。
《母亲的信仰》写的是一个1963年入党的农村妇女劳碌困苦而又信念执着的一生。在那一场场天灾人祸的磨难中，“和党一心”的信仰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母亲的人生。小说写了信仰给母亲带来的幸福，也写了这道闪电在母亲身上留下的伤痛，写了她在集体利益与家庭利益、党员职责与母亲职责之间的抉择和挣扎，同时还写了忠诚者的被愚弄，献身者的被掠夺。但在这一切背后，那道光一直闪耀着，它使母亲苦难的一生熠熠生辉，使中国千百年来被压抑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黯淡的生活变成了“火红的日子”，在那些“火红的日子”里，母亲英姿勃发，欢乐美丽。正是从这个角度，作者重新书写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重新思考了信仰对于中国普通劳动者生活和生命的意义，颇具启发性。墨白的叙述里有一种春雨激荡的力量，使整部作品浸润在潮湿而明亮的氛围里。不过，有的地方“花腔”的味道过浓，显得有点虚和飘，反不如结尾几句朴素的话语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如何在华丽和朴素之间把握平衡，这大概也是每一个继承“先锋遗产”的小说家需要仔细考量的问题。
“月月小说”栏目推出的是李洱的两篇小说《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耳朵》。这两篇小说反李洱沉稳精致的写作风格，在题材和语言上都有一定的实验性质。小说写的是当代中小学生的校园生活，呈现当前“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中教育界的乱象，并传达“我们看不到可以装作看到”、“我们听到了可以装作听不到”这样具有哲学意味的命题，立意不可谓不深。但正如文后所附王鸿生先生评论所称，这两篇小说像是“从喜剧小品的模子里倒出来的”，人物脸谱化，语言类型化，流行话语和笑料噱头的过度引用，令主题难以深入。当然，对青少年流行语的运用又是作者另一实验内容，但这方面的实验也不成功，主要是模仿的痕迹太浓了。给人的感觉是，作家竭力地凭自我想像学孩子们讲话，一会儿“刘德华作证”，一会儿“小燕子姐姐说”，其中还故意夹杂着诸如“月经”、“性高潮”、“二奶”这样的中学生禁忌话语，显得哗众取宠，求真反伪。
关于少年题材和教育题材的写作，本论坛去年推荐的两部小说——李浩的《碎玻璃》（《人民文学》2004年第1期）和何文的《老爸贵干》（《山花》2004年第7期）可做参照。《碎玻璃》的特点在于深刻，作品中小学老师所擅长的权力运作与复制的方式，隐喻了极权统治的权力模式。《老爸贵干》的优势在于语言。年届半百的作者将经过提炼过的青少年语言和贵州方言糅合在一起，以少年口气行文毫不滞塞，没有丝毫露出马脚的地方。相比之下，李洱的这两篇作品显得糙了。对于功成名就的作家而言，开拓实验固然难得，但非格外精心，就让人难以分辨到底是自我突破之作还是游戏之作。
第1、2期继续连载杨显惠、笠《定西孤儿院纪事》中的《顶针》和《父亲》，依旧如以往篇章一样震撼，篇幅所限，不再细说。
《上海文学》2005年第1期推荐篇目：
徐则臣《弃婴·奔马》（短篇）
《上海文学》2005年第1期推荐篇目：
墨白《母亲的信仰》（中篇）
看《花城》
振峰
“80后”的写作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每一位崭露头角者都不乏杂志、出版界、大众媒体的鼎立相助，《花城》在文学的青春探险中一直名列前茅，而且渐行渐远。本期的“花城出发”推出的是《碎帛》（中篇），“烽火戏诸侯”的千年一叹原本只是周幽王昏庸无道的铁证如山，在作者笔下却铺衍成了褒姒那“让我的痛成为世界的痛”的仇恨生成史，紧锣密鼓的故事新编之外又插入了现代瘫痪少女的残酷成长记。独辟蹊径的历史切入和顾盼生姿的女性想像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现代与古典的间隔错落在造成阅读障碍之外并没显露出多少深刻的意味。在随附的访谈中，作者声言，将两个故事并置的目的是想探讨“与残酷命运对抗的不同方式”，但母题的类似并不构成两者杂糅的理由。出现在褒姒视野中姝姝的黑猫，缠绕在姝姝梦境中褒姒的幻影，似曾相识的河边身世，这些散点投射的细节除了造成姝姝是褒姒的现代转世的时空错觉，并未在两条平行线间搭建稳固的桥梁，反而有生拉硬扯之嫌。就潜词造句而言，对褒姒命运的勾勒、场景细节的铺排虽见经营之心，但“基因”“哺乳动物”“大脑皮层”等现代语汇用在周朝的历史语境中出现非但不合时宜，更显写作态度的轻佻。
生于1989年的彭湖是《花城》创刊以来年龄最小的作者，与去年发表的《七月七日晴》、《地下铁》相似，这次的《火柴天堂》和《空城》仍足以流行歌曲为标题。她的作品就像在飘雨的季节写就的一则则音乐心情故事，层层包裹的受伤感透出酸涩的清新。虽然有奇思妙想的语句零星点缀，但往往有句无篇，模式化的情节、俗套的情爱、薄弱的架构仍难以抵御审美的疲倦。在《火柴天堂》里，基督教的庞大语汇在日本和服的包裹下套在坐过山车的两个孩子身上，不仅没有增加作品的厚重感和悲剧意识，反而像穿着大人衣服的孩童，淹没了本有的纯真。《空城》也有隔靴搔痒之感，忧伤只是情节的堆积而缺乏情感的积淀，不知道这种无底棋盘上的凌空虚掷作者还能奋战多久？因为写作不仅仅是情绪的宣泄，更需要生活的沉淀和艺术的锤炼。
汪淏的《比翼飞》（中篇）写的是三个男人从往昔走来在当下聚首的故事，历经岁月的洗礼、生活的打磨、理想的褪色、现实的陷落，“成长的代价”会慢慢沉积，此类题材即便陈旧，却也可看。但作者却以松散的结构、戏耍的腔调、拖沓的章节、迂回的语言将它生生掰成了一首打油诗，想到哪写到哪的笔调不仅没有潇洒自如、点石成金，反而成为流水作业，看似大腹便便，内里却是空空如也。“对我而言，有时候，叙述生活就是我的生活。或者说，有时候，很多时候，我的生活就是叙述生活，至少我的心思在叙述生活这种勾当上头。因而，在我叙述生活的期间……”此类顶真回环的语式在冗长的篇幅中处处开花，但又是完全不产生叙述功能的废话，读完后像孕育了一朵谎花一样令人懊丧和失意。同窗共读中的相濡以沫、老大和老二奔波劳苦的突然到访所激起的点点温情，也在策划相聚和对相聚情境的喋喋不休中消弭殆尽。真情流于形式，形式又滑落到吃喝玩乐，虽有瓦西里·洛扎诺夫的诗句做题记，也未能挽救作品的格调。不是生活本身让理想坠落，而是充斥文中的自我轻贱和自我嘲弄让小说走向颓败。
曾以《清水里的刀子》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石舒清这次又推出了短篇小说《果核——记邻村的几个人》，寥寥数笔，乡野村夫、家长里短跃然纸上。有如点染在宣纸上的淡墨浅彩，漫漫晕开，悄然荡去，滞重和酸楚的浑厚韵味却又后劲十足。在《西海固的人们》中石舒清曾说西海固的女人是“皮袄的里子”，男人则是“光秃秃紧巴巴的面子”，《果核》写的却正是皮袄的“面子”。望天子的畸形、懒汉的行为哲学、哑巴的安详、大姑夫的笑与不笑，四个男人以各自的方式呈现着生活的真实，并不刻意讲述，留下了一个个谜面，却不显露谜底。背后流淌的是作者对若隐若现的童年记忆的温馨感念，是对无声无息的故土的一往情深。不过，虽然有意绪的贯穿，文本仍然缺乏立体感，多了几分散文的随兴所至，少了几许小说的心思缜密。
与去年发在《收获》上的《迷幻》相似，艾伟的《杀妻记》仍是题材刀刃走，新意险中求。在妻阉夫、丈杀妻的极端情境中描写微妙又残忍的情感，追问伦理的底线与归途，探索的意义要大于文本的成功。
《花城》2005年第1期推荐篇目：
石舒清《果核——记邻村的几个人》（短篇）
看《山花》《作家》《天涯》
赵晖
韩少功的《白麂子》（《山花》2005年第1期，短篇）沿用了短篇小说“小切口、深挖掘”的经典结构方式。为人厚道、乐善好施的单身汉季窑匠意外溺水身亡，留下许多无法追究的“糊涂帐”，十来年后村中发生的一系列变故似乎都格外巧合地应验在了当年欠债未还的村民身上。被认为是季窑匠化身的“白麂子”，仿佛是一块良心的试金石，搅乱了旧有的生活秩序。小说以乡村残留的“迷信”意识为原点，用活泼地道的方言口语捕捉民间原生态的生活状况，探究民间道德的生成及其复杂韵味。文字干净利落，绝少闲笔；人物的一颦一笑，心理的一张一弛，莫不紧紧围绕村民朴素的价值观念而生成。另一方面，小说悬置了科学与迷信的孰是孰非，执着于生活本身的模糊性和神秘感，散发出韩少功民间题材创作中一贯的文化寻根意味。
《山花》2005年第2期发表了余地的《谋杀》（中篇）显示了某种意欲从先锋小说现有形式实验中突围的努力。小说营造了一种连环套叠的循环讲述模式：“余地”既是小说《谋杀》（记做《谋杀》1）的作者，又是故事的主人公；在故事中，他就自己的新作中篇小说《谋杀》（《谋杀》2）接受了记者的书面采访，随即失踪；采访资料透露，《谋杀》2中的天才作家“罗列”最终被他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谋杀》（《谋杀》3）中的主人公“张力”杀害，而后“张力”销匿于世。
小说正文采用访谈录的形式，在问答中复述作者的创作过程，交代叙述人与小说人物之间虚实交错的斡旋关系，从而将作者的构思、意图暴露给读者。《谋杀》2中有关“张力”作为小说人物代言人追杀作者“罗列”的构思，显然是在拆解传统文学创作的最后一道枷锁——小说人物自己跳出文本质疑作者的绝对权威。“罗列”为改变被追杀的状态而不惜修改了“张力”的性格，但“张力”反对的不是“某一种”性格、命运，而是被建构本身。因此，“罗列”在劫难逃，而作者的死亡也注定了小说人物的销匿。值得注意的是，“余地”、“罗列”、“张力”即是小说的人物，也是小说理论的术语，因此，《谋杀》的意义同时得以在技术层面展开，即一味追求小说的张力，而不留余地地否定罗列在小说创作中的合法性，终将导致小说的消失。作者似乎试图通过小说的情节及其人名设置来完成对“小说应该怎么写”这一理论问题的探索。结尾将谋杀小说的罪责指向“媒体”，或许也隐喻了先锋小说创作在市场围剿之下的困境？
《谋杀》最大的突破在于赋予了小说人物话语权和行动权，同时也将“元小说”手法推向极致。小说解谜的意义大于故事的意义，理论的意义大于叙事的意义，虽然这样偏执的形式追求可能会将部分读者的阅读快感“谋杀”殆尽，但如此充满锐意的尝试还是让人为之一振。先锋小说形式实验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就逐渐停滞，《谋杀》的出现难得地显出了一种内在先锋精神的继承与坚守。只是，欣慰之余也不免忧虑，这样的作品是否仅仅具有“标本学”意义，解构了一切的小说还能走多远？
了一容的《日头下的女孩》（《天涯》第1期，短篇）追随美丽的东乡族少女阿喜耶的脚步，讲述了六个如花姐妹因美貌而引来的灾祸。故事很单纯，但家族苦难的沉重、民族性格的隐忍、作品氛围的凄清使小说别具一格。作者以深厚的个人经验不断激活陈旧死板的比喻，其独特的文法方式也常给人出乎意料的新鲜感。在结构上，小说凭借阿喜耶的意识流动连缀全文，每一部分的细部叙述常常由景及人，显得亲切自然；但在各部分间的衔接上，却露出技巧的稚嫩，好在一种呵护、叹惋的潜在叙述感情始终流淌于文中，大大弥合了这一不足。小说虽非无可挑剔，但作家的性情文字确实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其在众多面目相似的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
《山花》2005年第1期推荐篇目：
韩少功《白麂子》（短篇）
《山花》2005年第2期推荐篇目：
余地《谋杀》（中篇）
《天涯》2005年第1期推荐篇目：
了一容《日头下的女孩》（短篇）
看《芙蓉》《青年文学》《萌芽》《布老虎青春文学》
徐妍
新年伊始，关注青少年写作的文学期刊从不同的方向让“80后”着陆文坛。文本实验、青春反叛、校园爱恋既是“80后”写作的三个看点，也是“80后”内涵的不断拓宽。
《芙蓉》在第1期专门开辟“点击80”专栏，从“纯文学”的立场推出了李傻傻的《一个拍巴掌的男孩》（短篇）和旋覆的《在春天》（短篇）。
旋覆的《在春天》带来一种新春里的欣喜。一位年轻的女护士整天生活在“石家庄正游荡着一个逃犯，据说专杀独身女人”的恐慌里。一个夜晚，这位女护士竟然与通缉令上的疑似逃犯偶遇冲突，却安然无恙。之后，因为一些修理门窗等琐事她接二连三地与“逃犯”相遇。在接触的过程里，“逃犯”的高超手艺和“敬业”精神不禁获得了她的好感。尤其，当“逃犯”偶然知晓并分担了女护士的私人秘密之后，年轻的女护士不仅消失了以往的恐慌，而且还升起一种暖意。当这位“逃犯”居住的危楼处于坍塌之际，年轻的护士冒着风险去救助。结果，她不留神地成为了众人眼中勇敢的化身，而那位“逃犯”却不见了踪迹。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王朔的顽主小说模式如《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但这篇小说的重心显然不是依凭情节吸引读者的眼球。年轻的女护士与“逃犯”之间没有发生任何情感上的纠葛，而是产生了一种微妙情谊，这就是小说想呈现的主题：在春天，人们的心中有恐慌，可也有对温暖的呼唤。
小说的艺术手法也值得肯定：它绵密地营造了表现人物心理的氛围，对于人物的心理挖掘得很深。小说在结构的处理上也轻重得当、节奏张弛适度、情感真挚内敛。“一块石头”、“一把手术刀”“三轮车”、“插销”等物件形象的巧妙插入，令人印象深刻。尤其，小说的结尾始终没有揭开谜底：这个“逃犯”是否真的是通缉令上的逃犯？小说保留了一个回旋的空间。
小说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作者可能受到自身诗歌创作的影响，线索有些纷繁，细节的铺垫过于意会，有时让人存有莫名之感。
《一个拍巴掌的男孩》此前曾经收入马原主编的《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与何睿、刘一寒主编的《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网上的点击率也很红火。这一次，它又被《芙蓉》刊发并为专栏领衔。屡屡碰面，算得上是“熟人熟文”了，却无印象加深之感。《一个拍巴掌的男孩》主要写一个“傻”得可爱、“傻”得聪明的农家男孩付小微在成长期对于一切秩序社会，尤其现存教育制度的反叛。李傻傻一出道并没有直接走市场路线，而是直奔文坛并获得“实力派”的赞誉。“少年沈从文”的头衔也从天而降。但是，如果以为从湘西而来便是沈从文的精神后裔，实则一相情愿。李傻傻与其说来自湘西沈从文所建构的爱与美的故乡，不如说生长在塞林格的反叛麦田、阿来的尘埃之地、韩寒的颠覆之门、易术的性之梦境。《一个拍巴掌的男孩》只不过巧妙地将这一切情绪挪用于湘西的背景上，加上湘西语言的叙述和民俗的插入，一切曾经发生过的故事经过锻造之后似乎重新出炉，俨然就成了新人新作。当然，《一个拍巴掌的男孩》也有出色之处，譬如说细节和语言十分新鲜、叙说也特有其质感。但是，再怎么说，它也还是作者在学艺阶段耐心打磨的一篇习作，而不是成熟时期的代表作。更准确地说，《一个拍巴掌的男孩》只是为长篇《红X》所做的前期准备。至于经过《红X》之后，李傻傻的路还能走多远？走到哪儿？现在看来，还是一个未知数。
《青年文学》自2003年改版后，它的上半月A版仍然集结中国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下半月B版作为“中国校园青春写作第一刊”，成为了“青年文学新人”发展的基地。B版不仅集中了“80后”的新阵容，而且成为所有“青年文学新人”彼此交流的新平台。青春期的感伤与反叛、游戏与梦幻都可以在这里尽情书写。只是“新人”们更倾向于将《青春文学》作为一个进入成人文坛的中转站。习作随笔随处可见，而值得称道的小说精品却不多。
塞宁的《由梦境生成》（《青年文学》第1期下，短篇）以“躲在文字里”的方式反叛成长阶段现实的强大压迫。但是，姑且不说那种以小标题来结构小说的形式没有新意，就是那种孤芳自赏的内容也很落小资写作的俗套。严正冬的《夏天的死亡游戏》（《青年文学》第1期下，短篇）没有调动作者熟悉的苏北经验，偏偏追求一种时尚的眩奇与刺激。易术的《安》（短篇，《青年文学》第1期下）在短短的篇幅里竟然同时描写了双性恋的情感经历。性加忧伤本是易术的看家本领。只是当忧伤与性都成为一种故做前卫的姿态，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堕入了矫情一路。流水剑客的《木偶记》（短篇，《青年文学》第2期下）以木偶的叙事视角将童话与小说的要素合在一起，故事很有趣，但以《Titanic》的现代时尚爱情故事为主旋律，难免使人感到格调很不谐调。
05年伊始，以书代刊的《布老虎青春文学》经过两期试验之后，正式进军青春文学市场。它除了推出“80后”当红作者的新作，还将发现有潜力的“青年文学新人”作为办刊宗旨。一向擅长于剖析小资少女情感世界的朱婧，虽然依然沿用乖巧、清冷、理性的小资少女作为主人公，但其中隐含着些许变化。《青炎》（第1期，短篇）中小资少女苏舜言在成功地成为某公司的形象代言人并获得了一位成功人士的爱情之后，却患上了失眠症——思念那个孕育她的淳朴的“绿村”。不过，小说对于“绿村”与在绿村中成长的乡村少女的把握有些概念化。对比而言，四喜的《西西里战役》（第1期，长篇）倒是具有丰盈的生活经验，可谓叙述有才亦有材。小说将少男、少女之间的情感关系譬喻为一场渡海登陆的“西西里战役”：一方凭“险‘据守’以逸待劳；另一方“敌”前上岸，背“水”攻坚。然而，小说将战役与游戏混淆起来，趣味实在无法落胃。
培育“萌芽”的《萌芽》凭借一整套的运作体系，市场销量依然可观，但新年没有新气象。它的办刊趣味依然停滞在少男少女的校园爱恋，手法也大多处于模仿阶段。薛舒的《流浪的蒲公英》（短篇，第1期）似乎渴望结束生命的悬浮感，重归经典爱情，但由“蒲公英”这一中心意象弥漫开来的感伤情绪不仅不能感人至深，反而令结构松散。李萍的《当尼卡遇上福尔摩斯》（短篇，第2期）看似出手不凡，构思巧妙，细细看来却沿袭了西方小说用旧的套路。唐明亮的《索眼校园》则大有将悬疑小说模式纳入当下校园生活之势，但情节跨度过于夸张，缺乏可信度。
推荐作品：
旋覆：《在春天》，短篇，《芙蓉》第1期。
摘自《中文自学指导》（沪），2005.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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