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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4—0046—12
如果说，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有着永恒的特殊地位的话，那么，无论从哪方面说，列宁都是使20世纪具有历史永恒色彩的伟大人物之一。列宁的思想和理论，是一个宏大的体系，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但是，对于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影响最大的应当是：共产党的建党学说，时代和帝国主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学说。本文试就这三方面的基本内容，结合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实际，谈谈关于列宁遗产的传承问题。
一、建党：列宁革命活动的起点和生命的归宿
苏联共产党① 的建党学说和建党活动，既是列宁一生革命活动的起点，也是列宁生命的归宿。在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之前，令列宁最揪心、最放心不下的是：“我们党的稳定性”，“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1]744需要研究、思考的是：列宁对自己创建的党，历经万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揪心和不放心；又怎样才能使列宁的在天之灵能够安心，不再为此揪心呢!
列宁的建党学说和他创建的苏联共产党，曾经被作为20世纪世界各国共产党建党的准绳和样板。然而，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确实印证了列宁的揪心是有道理的。理性地反思这一“模式”，自然是理性地传承列宁遗产，让列宁的在天之灵能够安心的重要问题之一。
地处东欧一隅的俄国是世界东正教的中心，世界三大文明板块之一的基督教文明的东翼。但是俄国的历史和社会，与西欧又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表现为俄国社会政治结构烙有深深的东方专制主义印记；另一方面表现为与西欧社会政治、经济走向的某种背向性。16世纪、17世纪，当农奴制在西欧社会普遍衰亡，城市发育、市民社会逐渐形成的时候，俄国社会的农奴制反而愈来愈强化，皇权统治也被绝对化。沙皇缙绅会议颁布的1649年法典，表明俄国政治上从等级代表君主制过渡到绝对君主制，经济上以立法手段将农奴制度规定为全社会的基本结构。俄国社会发展与西欧的背向性，使得15世纪西欧社会演绎得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地理大发现，在俄国却无声无息了。于是，西欧社会跨上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台阶，而俄国则落后了。
同是封建专制统治的俄国，又不同于东方社会的中国。
17世纪初，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俄国的农奴制压迫和绝对君主制统治，也曾迫使农奴多次造反。1606—1607年，博洛特尼科夫(?—1608)领导的反对农奴制起义，曾席卷俄国西南部及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的70来个城镇。1670—1671年，拉辛(约1630—1671)领导的反对农奴制起义，也震撼了沙皇宫廷。1707—1709年，布拉温(约1660—1708)在顿河、第聂伯河西岸及基辅地区起义，曾攻占察里津等城市。规模最大的当然是1773—1775年，普加乔夫(1740/1742—1775)领导的反对农奴制起义。起义军占领了喀山等重要城市，威逼莫斯科。但是，如果说无论是俄国或者中国，农民起义终不免失败的结局的话，不同的是，俄国的农民起义没有一次造成沙皇专制统治的王朝改朝换代；而中国封建皇朝的每一次改朝换代，几乎全是农民起义造成的。这就是俄国和中国两个不同文明国家社会政治治理模式的差异。
19世纪是人类社会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的转折性世纪。在这个转折性世纪里，俄国和中国虽然同是落伍者，而且落伍的根本原因也都是封建专制统治阻碍了社会进步，但是在落伍的时间、表现等方面都有不同。
关于社会与国家的发展观念，俄国就不同于中国。当中国的封建皇朝醉心于闭关锁国时，俄国从彼得一世(1672—1725)开始，就眼望海洋，问鼎欧洲，致力于向外拓展。此外，19世纪前期，沙皇俄国曾是欧洲大陆的准盟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是维护欧洲大陆旧秩序的“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沙皇尼古拉一世(1796—1855)不仅是镇压欧洲各国革命运动的“欧洲宪兵”，还积极参与世界性的争霸。恰恰是沙皇专制统治的反动、落后、腐朽，才使俄国很快被国际列强从争霸的拳击台上打了下来。
19世纪末，推翻沙皇专制统治是俄国社会前进必须解开的历史死结。由谁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呢?俄国农民虽曾连连造反，但是使沙皇专制统治改朝换代都不可能，推动俄国社会向前发展，早已与农民无缘。民粹主义者的献身固然壮烈，但是对于俄国社会前进却是无谓的。俄国的资产阶级本来就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惯于仰仗沙皇的鼻息生长。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雷声在俄国社会上空炸响!当列宁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开始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走上了革命道路。1897年秋，列宁进喀山大学读书时，已是喀山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一名积极分子，并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还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从德文译成俄文。
列宁在俄国开展革命活动，起点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目标就是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1899年秋，列宁就表示：“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2]273俄国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怎样着手呢?对这个关键问题，列宁明确地、在各篇文章中反反复复地说：“无产阶级应该努力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2]268列宁疾呼：“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2]406
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应当怎样建党，建立怎样的党呢?此前，西欧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为样板，建立各自的社会主义政党。
1869年，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倍倍尔(1840—1913)、威·李卜克内西(1826—1900)，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先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有“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各国工人政党”等提法，②但是社会主义者普遍认为，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于是，19世纪末，西欧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几乎都按照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党方式，建立了各自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党的代表，很多也当选为议员。这些党几乎都跨进议会的大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当中，很多人也主张按照西欧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样子，建立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列宁坚决反对这样建党。列宁反对这样建党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实际。列宁认为，俄国是一个根本没有政治自由的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把西欧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党方式移到俄国，是根本行不通的。实际情况也正如列宁所说。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了，产生了党的领导机关，批准了党的机关报。但是，党的中央及各级组织很快就遭到沙皇军警的破坏，许多领导人被捕，党报的秘密印刷所被查封，党根本无法活动。俄国社会主义政党虽然宣布成立了，等于没有成立。其实，早在1887年、1895年，仅仅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就两次遭到逮捕，被流放，切身体验了沙皇专制统治是根本不允许发生社会主义运动的，更不用说建立社会主义政党了。所以列宁反复强调：俄国必须建立牢固的、集中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革命家。列宁说：“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3]112列宁还指出：这样的革命家组织，必须、也只能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必须有严厉的纪律；而不能实行“广泛的民主制”。为此，列宁说：“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说它是一种毫无意思的儿戏，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广泛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己多么愿意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说它是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贯彻‘广泛民主原则’的尝试，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3]132-133苏联共产党就是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建立起来的。由于贯彻了列宁的建党思想，所以苏联共产党才成功地履行了列宁的预想：从在革命最低潮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一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武装起义。
由于有这样的党的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苏联共产党遂成为苏联国家一党专政的执政党。
由上可见，列宁的成功的建党理论和原则，本来是针对俄国沙皇专制统治的国情，以及苏联共产党为实现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目标的。列宁并没有把它作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建党模式。苏联国家建立，苏共成为一党专政的国家执政党之后，列宁的思想就有了变化，逐渐把苏共作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必须遵循的建党范式。
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按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受共产国际领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修改各国支部的决议，有权开除违反共产国际原则和决议的支部，有权派代表参加各国支部的一切会议，各支部要定期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各支部召开代表大会需经共产国际批准。1922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共有21条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该条件的第13条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1]254其中的第21条还规定：“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
这样，列宁实际上是通过共产国际，把苏联共产党作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统一建党模式。后来的历史表明，列宁在建党原则上的这一变化，不仅堵塞了苏共自身从革命党到国家执政党这一地位的转变，把不能实行“广泛的民主制”从特定时代、特定任务的要求，变为永恒的原则；进而又把这一原则推广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统一建党模式。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也表明，共产国际把《共产国际章程》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作为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的法规，使得共产国际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实际上起了两个负面作用：（1）阻碍各国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2）制造、加剧各国党内的派系活动和纷争。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自行解散。但是1947年9月，又成立了延续共产国际香火的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党情报局虽然于1956年4月停止活动，但是其消极影响并不是随着这一组织的停止活动就烟消云散的。
列宁在建党原则上的这一转变，和列宁关于党的观念是一致的。为了从理论上阐明共产党必须实行以领袖为中心的一元化集中制，在苏共成为国家的执政党之后，1920年初夏，列宁还特地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批判那些质疑一元化集中制的种种思想。文中的名言是：“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151列宁还特别强调：不懂得这一道理，企盼民主，是患了荒唐和愚蠢可笑的“幼稚病”。
历史地看，列宁的这一理论确实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但是，真理也是有相对性的。苏联国家建立、苏共成为一党专政的国家执政党之后，仍旧沿袭历史，从制度层面赋予党的领袖以个人专制的绝对权力，就有问题了，因为这将会涉及国家的政治生活，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1922年底，列宁病重时对党的领袖专制的前景，也产生了忧虑。列宁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1]745显然，列宁是出于对国家未来政治生活的忧虑。由于列宁自己摈弃了党的民主制度建设，因此他只好从人的因素去考虑：（1）明知道没有合适人选，还是提出换个总书记；（2）提议把党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1]743列宁恰恰没有考虑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更没有考虑党的民主制度建设，没有考虑从制度层面来制约领袖的权力，以致这些设想和建议，对于制约领袖专政，毫无实际意义。
当然，人都是历史的人、时代的人；作为伟人的列宁也是历史的伟人、时代的伟人。后来发生的事情，主要由后人负责，而不能苛求列宁。
至高无上的权仗既然已授予党的领袖个人，以后发生的事情也在情理之中了。列宁逝世5天以后，斯大林在悼念列宁的演说中，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4]42应当说，共产党人也是普通的人。如果说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共产党人始终坚守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至于斯大林所说的“特种性格”、“特殊材料”，意在说领袖是用“特殊材料”塑造，并具有“特殊性格”的超人。后来的历史已经表明，这不是国家和人民的福音。斯大林在逝世前夕，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又当着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的面，说：世界各国兄弟党“给予我们党以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称号。……我认为，我们党没有辜负这种希望”。[4]652斯大林说苏共是世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是真的，但是它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影响，很可能是负面多于正面。
苏联国家建立以后，苏共的现实地位、职能，都已经改变了，而苏共领导人的观念、方略，仍然是作为革命党的那套。苏共的这套，不仅影响苏共、苏联自身，也影响20世纪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要不，怎么会有后来斯大林的“反右倾斗争”和接连不断的大清洗呢?怎么会有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呢?怎么会有共产国际以及东欧各国党的那些“案件”呢?不然的话，说不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还会有不同于剧变的另一种历史呢!
二、时代：列宁创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平台
列宁关于时代和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规划和制定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空出发点，也是举行十月革命、创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平台。
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1913年，列宁一直关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些新现象，研究有关帝国主义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既有对世界大战的思考，更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列宁参阅了148部书籍、49种期刊、232篇文章，研究帝国主义问题。在大量的读书笔记、札记的基础上，1916年上半年，列宁在苏黎世用半年时间，写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是列宁关于时代问题的代表著作。
在如何认识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列宁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领袖们的根本分歧是：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把帝国主义看作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政策；而列宁则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五种发展形态的观点，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这一分歧在当时的现实意义在于：如果是“政策”，当然是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而予以改变的;如果是“阶段”，那就是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的时代到来了。因此，对帝国主义的看法问题不是简单的理论认识问题，而是列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鼓动基础，是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基石。对帝国主义的整体性认识，关键还是要落实到对俄国国家和社会的认识。可是，在20世纪初，沙皇俄国是资本主义发展非常落后的国家。至于以一个世纪以后的当今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俄国简直只能称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中世纪”。为了实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列宁还是把俄国定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
历史地看，俄国革命进程的现实，确实要求列宁对形势作出新的把握。
1912年，俄国革命度过了自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时期，重新高涨起来。1912年的“勒拿事件”③，触发了全国性的罢工高潮。1912年，72.5万工人参加罢工。1913年，罢工工人增加到88.7万。1914年上半年，罢工人数超过1250万。④1914年8月，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激化了国内矛盾，沙皇的统治摇摇欲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必须直面革命与世界大战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新问题。
20世纪初，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与一个世纪前的工业革命时代相比，又有了阶段性的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益发雄厚，资本主义垄断组织逐渐成形，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市场进一步成熟。资本主义发展第一梯队的各列强国家，占有了和各自的综合实力相当的海外殖民地。地球上已没有资本罗网以外的“自由”蓝天了。列宁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眼光，关注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也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终于在1914年，爆发了世界大战。从革命出发，列宁对世界大战的基本方针是：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写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是为了教育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认识帝国主义，认清世界大战和革命的关系，实现俄国革命。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垄断，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5]683“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5]650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呢?列宁根据当时的英、法、德等国的实际情况，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发生无法解决的矛盾时，就出现了垄断；垄断是资本主义作为解决自由竞争难以解决的矛盾的必然选择。但是，现实是：垄断不仅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以致爆发了世界大战。所以，列宁给帝国主义的历史定位是：“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5]686对帝国主义的这一历史定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1920年7月，列宁又作了更明确的补充：“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5]582
列宁还从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迅猛发展势头，提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据此，列宁提出了他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胜利，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帮助其他被压迫阶级，必要时以武力反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在全世界同时胜利。列宁领导俄国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进行的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就是贯彻这一战略。
历史发展毕竟有自己的逻辑。苏联国家建立以后，20世纪20年代初，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很快平息了战后初期的社会动荡，步入新的平稳和发展。列宁原先期望的“国际革命”，根本没有发动的实际可能，更不要说实现了。列宁也转而争取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列宁朦胧地意识到：革命需要反思。
列宁派遣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就是反思“世界革命战略”的最初表现。
1922年4月至5月间，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召开欧洲国家经济会议，商讨欧洲的经济恢复问题。热那亚会议也向苏联发出邀请，列宁欣然接受。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会议上的第一次对话，表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现实地承认对方的存在。关于这次对话，列宁说苏俄代表团是“以商人身份”前去参加的，“我们到热那亚去的实际目的是：扩大贸易，为最广泛最顺利地发展贸易创造条件”。[1]658
眼看“世界革命”已无实际可能，列宁转而强调利用和平环境重新学习。“学习”什么?当然不是学习革命；当然是学习怎样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这一新课题；学习怎样利用和平环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1922年11月13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列宁虽然以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是非常美好的”为结束，但是列宁意味深长地说：“无论是俄国同志还是外国同志，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俄国革命五年之后，我们应当学习。我们现在刚刚有了学习的机会。我不知道这个机会能够保持多久。我不知道资本主义列强能让我们安心学习多少时候。但是，我们应当利用不打仗、没有战争的每个时机来学习，而且要从头学起。”[1]728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把主动推进“世界革命”改为“从头学起”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从头学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列宁还严肃地批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几乎全是俄国味”，“太长”，“即使读完，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读懂……即使作为例外，有个把外国人能读懂，他也无法执行”。列宁说：“我觉得我们写出这样的决议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1]728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不仅把列宁的时代和帝国主义理论加以绝对化，而且发展为“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斯大林认为，十月革命胜利、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开辟了帝国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历史新纪元。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斯大林断定：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是资本主义总危机阶段的表现。1934年1月，斯大林在苏共第17次代表大会作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时，把资本主义总危机说得更为明确，仿佛资本主义的灭亡已指日可待。
斯大林逝世以后，毛泽东在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为“东风压倒西风”理论。1957年，毛泽东在参加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反复向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们，以及中国的留学生们讲：“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毛泽东还断定：“我看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下午6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6点钟的太阳。”[6]630，636
基于上述理论，对于国际大环境的判断，毛泽东始终立足于大打，即：准备打世界大战。直到晚年，毛泽东还强调：“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7]38毛泽东告诫：“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我是不赞成所谓永久和平的。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7]417“文革”后期，为了准备打世界大战，毛泽东还动员全国“深挖洞”[7]331，以致全国各地大挖特挖防空洞。
毛泽东之所以一直准备打世界大战，源于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世界大战不是坏事：只有战争才会激发革命；革命才能制止战争。基于这样的基本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总把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自己的头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俄国出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欧和东方出现了更多的革命。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结果。”[6]619因此，毛泽东说：“天下太平，很好。天下大乱，也不见得是坏事。乱(指战争)有乱的极大好处，例如我们党经过了25年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不算在内)，还不是都打胜了。”[8]189
列宁对帝国主义和时代所作出的判断，是在20世纪初。列宁对帝国主义和时代的判断，是适应俄国革命的需要的。列宁的判断，对于俄国革命来说是及时的、必要的、正确的，但是也仅仅对俄国革命而言。就历史发展来说，对时代的判断，是需要时间的。特别是像对帝国主义作科学的、相对合乎实际的历史判断，更需要时间。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列宁已经感叹：俄国不是苦于资本主义，而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发达。至于发生在20世纪上、中期的人类社会第三次科技革命，领跑的也不是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20世纪的历史已经表明：列宁的时代和帝国主义理论是俄国革命的需要。
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之后，1984年11月，邓小平说：“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9]1012邓小平还说：“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9]10511985年3月，邓小平对时代作出更为明确的判断：“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再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9]10311987年10月25日，邓小平出席、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更直截了当地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9]1214
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岁月洗磨，才有了对时代的相对符合实际的判断，中国终于认识到必须安心搞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争取、也只能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里，才能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根本还是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国家的强大、巩固，始终与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水平成正比。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虽然由多个因素构成，但是基本因素是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水平。苏联强大起来，也是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和平环境里，实行了两个半五年计划，再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环境里的建设，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
三、国家：列宁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
暴力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既是列宁一生革命活动的目标，也是列宁主义的核心。
关于俄国革命，在一定条件下，列宁虽然也主张开展合法斗争，但是列宁总是把暴力打碎旧国家机器，看做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常态。1905年俄国第一次民主主义革命高潮中，列宁就告诫：“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2]631同年12月，莫斯科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曾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针对普列汉诺夫的话，1906年8月，列宁在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说：“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富于进攻精神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不能单靠和平罢工，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2]682
俄国革命的实际进程，确如列宁所说。1917年，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二月革命，就是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后，把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要不要使用暴力呢?列宁的回答是肯定的。列宁从1917年4月回到俄国，直到十月武装起义胜利的半年里，全部工作就是教育全党，实现武装夺取政权。
二月革命后，俄国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鉴于这种特殊形势，列宁认为必须把争取革命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全党和群众的途径，孤立临时政府和妥协派，为武装夺取政权做好准备。随着“七月事变”的发生，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结束，列宁认为俄国共产党必须集中全力，准备武装夺取政权。为了从思想上武装全党，8月至9月间，列宁完成了《国家与革命》这篇中文译文近7万字的书。书的副题点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革命实际的核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认为：由于爆发了帝国主义战争，客观上必然要异常加速和空前加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要转变为各敌对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因此，列宁为各国社会民主党制定的基本政策就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认为俄国最有条件、最有可能实现“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要以率先实现这一转变的事例，为各国社会民主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示范。因此，从1916年秋到1917年春回国前，列宁在苏黎世精心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把研究心得，集成《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读书笔记。这是列宁根据俄国的革命实际，研究、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晶，准备写成的书。列宁回国后，由于应对二月革命后的复杂形势，工作紧迫，实在无暇成书。“七月事变”后，列宁匿居拉兹里夫，终于基本完成此书。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集中概括为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并将暴力革命的关键，聚焦到对国家的态度。所以，如果对《国家与革命》作简要的概括的话，是否可以浓缩为一句话：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用暴力打碎旧国家，建立以暴力为保护神的社会主义新国家。
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集中为这样一句话，无论对于列宁，或者对于俄国革命来说，都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就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来说，列宁的理解也带有时代的特征。
关于国家的产生和职能，恩格斯曾这样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0]170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中，虽然比本文更完整地引用了这段话，然而也正是在阐述国家问题时，凸显了列宁为实现俄国革命的需要这一时代特征。因为，第一，恩格斯还明确地说，国家不同于氏族组织的地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众所周知，“公共权力”是有两重性的：一方面，“公共权力”在不同的社会制度里都有不同的阶级性；另一方面，“公共权力”作为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的、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又具有相对的社会普适性。第二，国家既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能持续发展，使社会进步的链条不致断裂的基本保障。所以，国家是绵绵不绝地发展着的、不断前进的社会的“躯壳”。
以中国历史来说，距今约170万年之前，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就已经形成自己的社会了。而中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则是在公元前18世纪建立起来的。这就是说，经过一百六七十万年的漫长岁月，中国人方才进步到建立国家，使社会内业已形成的、利益对立的双方(多方)，在一定的“秩序”内，处于同一体中。当然，至今为止，人无论用什么科学仪器，也探测不出人的意识进步到什么时候，又怎么会想到，用建立不同于氏族首领权力的“公共权力”，来维持社会统一体，不致使利益对立的双方(多方)在斗争中同归于尽。但是至少可以肯定：正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才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公共权力的设立”，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要求。至于建立什么样的特殊公共权力，客观上只能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形成的生产关系而定。因此，可以推断：任何社会的任何国家，最初建立时，总是客观的、自然的需要；是保障社会前进，保护生产力发展的。随着社会的进步，由于特殊公共权力的相对独立性和暴力性，这种“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衍化成社会前进的对立面了，于是革命就要发生了。
通过暴力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国家，毫无疑问，自然要依靠暴力来维护。特别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保护国家不受外部侵犯，或者巩固国内的社会主义新秩序，都需要暴力。但是，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当然也有“公共”性的一面。而自从国家产生以来，作为公共权力的“公共”性的集中体现，当然是法律。所以，历史地看，法律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规范各发展阶段的特定的公共“秩序”的。因此，说到底，法律无非是社会发展的、被物化了的理性；或者说，法律是社会人的理性的物化。当然，冻结法律的时候也是有的，那就是国家处于非常状态、紧急状态的时候，例如实行军事管制。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列宁说：“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11]594-595列宁说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这样的政权，往往要越过理性的界限。其实，列宁是把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在非常的准军事体制上。
当然，1921年3月，是列宁主持、决定、实现全国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可是，且不说这一转变仅限于经济领域，实际上，列宁始终把新经济政策当作是“做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在列宁的心目中，新经济政策只是“战略退却”，或者叫做“农民版的《布列斯特和约》”。所以，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以后，列宁就说：“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告：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1]672总之，列宁直到生命的终了，都把新经济政策作为是策略性的退却；就国家体制层面来说，并没有变动。
列宁之所以把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定格在准军事体制上，客观上是因为到1922年底1923年初，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还不到5年半时间。在这短短的5年多时间里，前3年又确实处于国内战争的险恶环境中。至于外部世界，欧洲的动荡和革命风暴，虽然已近尾声，毕竟还没有画上句号。因此，列宁把社会主义国家定格在准军事体制上，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列宁是非常讲求实际的。根据列宁的这一特点，随着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相对稳定，苏联相对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准军事体制的思路，完全可能有新的改变。不过作为历史研究，只能立足于已经发生的、已经成为事实的东西。
新经济政策从1921年3月开始实施，1929年12月，斯大林就宣布“抛开新经济政策”。[12]151苏联实施新经济政策，前后不到8年，就被中止了。斯大林模式本质上是向军事共产主义回归，使苏联国家成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四、传承：实现转轨，建设常态社会主义国家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和事业继承人的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最大的不同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则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革命实际，成功地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社会主义从理论推向在各民族国家内实践的新阶段。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制约，以及英年早逝这一不幸的自然因素，使得列宁来不及认识和实现把社会主义国家从准军事体制向常态的转轨，使列宁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在非常的准军事体制状态。所以，传承列宁的遗产，根本在于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从准军事体制到常态的转轨，从社会制度层面建设常态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有完善的法制，使社会主义社会成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明、繁荣、民主、自由的社会，在更高层次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
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历史上新社会制度国家建立之初，都曾经推行准军事体制。新社会制度国家建立之初，之所以几乎都推行过准军事体制，是因为准军事体制是巩固新秩序的更为便捷的手段。
秦始皇建立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朝秦皇朝，实行的就是准军事体制。秦始皇用军事手段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如果不实行准军事体制，不可能一下子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动辄滥用民力，修建宫室、陵墓、长城；屡屡征发刑徒，修筑驰道、直道；乃至焚书坑儒。这些措施，固然是巩固新的封建皇朝统治所需要，可是所有这些，只有实行准军事体制，采取法律以外的铁腕手段才能予以推行。可以说，秦皇朝的“成”在于实行准军事体制，“败”也在于实行准军事体制。正是由于没有适时地转轨，使得秦皇朝传二代、二帝，只延续15年，二世而亡。刘邦(公元前256年、一作前247年至前195年)建立西汉皇朝之初，曾与群臣总结前朝失败的教训，实际上是讨论怎样实现转轨。西汉皇朝从公元前207年建立，连同景帝在位的16年、至前141年，共66年，中国封建皇朝终于成功地完成了从准军事体制到常态的转轨。“文景之治”就是成功转轨所绽放的社会历史进步之花。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也经历了相似的历史过程。
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封建统治之后，随之建立克伦威尔担任护国主，实行军事独裁统治的国家。克伦威尔担任护国主的英国，实行的也是一种准军事体制。此后，经过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88年发生“光荣革命”之后，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英国才完成从准军事体制到常态的转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封建统治。此后建立的督政府统治、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也实行某种准军事体制。直到1830年发生“七月革命”，建立了“七月王朝”以后，法国才完成从准军事体制向常态国家的转轨。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曲折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固然不易，而把社会主义国家从非常的准军事体制向常态转换，也是甚为艰难。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发生，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的转轨，付出更为沉重的历史代价。
列宁逝世以后，后继者斯大林不仅没有沿着列宁选定的新经济政策道路，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向常态的转轨，反是把要求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探索建设常态社会主义国家的布哈林等领导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予以暴力镇压。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形式上在红场修建列宁陵墓、永久性地保存列宁遗体，实际上并没有正确地传承列宁的遗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共中央的有些领导人，又进行过使苏联国家从非常的准军事体制向常态转轨的尝试。
到1947年，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已30年了，又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突破了苏联一国的范围，形成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国防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苏联已具有一定的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的实力。加上战争期间，苏联和美、英等西方国家，同处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阵营，尽管有种种限制，也有了多渠道的交往。种种因素，使得苏联国内要求国家转轨的社会愿望又浓烈起来。苏共党内的有些领导人，顺应了这种社会愿望，采取了某些隐晦的、谨慎的转轨行动。
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的声音，是希望国家转轨的愿望的最先表白。
1947年5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废除死刑的命令。命令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在和平条件下已没有判处死刑的必要。当天，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机关报《劳动报》以《历史性的文件》为题发表社论，认为：真正的民主制度已经在苏联如此巩固和坚强，我们已经无需用死刑这种最严厉的惩罚来对付我们的敌手了。1947年6月1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又发布命令：加强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
希望让苏联融入世界，是当时的苏共中央某些领导人，探寻国家转轨的切入点。
1948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辛斯基出版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战时经济》一书。该书认为：价值规律不仅在苏联的产品生产方面发生作用，而且在产品分配、产品交换，以及在苏联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劳动分配方面也发生作用。[13]518该书虽然称“在反对德日战争中的同盟国家对战争和战后世界安排所抱的目的是不同的”，但是把美国、英国和苏联一起，列为世界上的“民主国家”。[13]439该书突出的地方还在于：虽然肯定“外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化’则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统治的基础上”；但是说“国外的资本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曾不止一次地企图仿效苏联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很难举出有哪一个国家不想使本国的经济计划化”。[13]540以上这些论述，透露出沃兹涅辛斯基已经隐约地表示：市场经济是时代性的经济法则；计划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某种可能、实行某种限度的计划经济。此外，这批领导人还希望营造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于苏联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
不幸的是，这种使苏联国家转轨的意图刚刚冒头，立即遭到斯大林的严厉镇压。1949年秋，斯大林制造了“列宁格勒案件”，⑤逮捕了这批干部。1950年1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对祖国叛徒、间谍和怠工破坏者施用死刑》的命令，重新大开杀戒。斯大林以制造新一轮的大清洗，再次扼杀了使苏联国家转轨的意图。
斯大林死后，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苏联的国际形势”，着重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三个理论问题。报告的第二部分“苏联的国内状况”则特别强调加强苏维埃法制。报告的第三部分关于“党”，重点阐述恢复和加强集体领导原则。这个报告，总的精神就是抓住党、时代、国家等三个方面，针对斯大林机械地、僵硬地传承列宁遗产，在和平年代始终把苏联国家死钉在准军事体制上，致使苏联社会发展陷入困境的现实，准备实现国家的转轨。可是，赫鲁晓夫在苏联冲击准军事体制、使国家转轨的尝试，不仅以失败告终，而且长期被戴上“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现代修正主义头子”等帽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移植苏联的准军事体制。当然，中国有自身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中国所吃的苦头，也缘于对列宁遗产的片面理解，转轨的尝试难以成功，以致突不出斯大林圈定的、准军事体制国家的怪圈。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⑥党的“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国内矛盾的实质的提法，尽管在理论上尚欠准确，但是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是明确的、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八大”的决议表明，党中央已有适时地将国家从建国初期的准军事体制向常态转轨的认识和准备。
但是，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提出“两类矛盾”学说。随后，毛泽东又将这一“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的讲话，经过整理、修改与补充，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于6月19日公开发表。毛泽东以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的身份，以及在革命战争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年代沉积的威望，以“两类矛盾”学说，取代“八大”决议关于国内基本矛盾的认定，实际上是禁止迈出国家从非常的准军事体制向常态转轨的步伐。以致后来的20年，国家在准军事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文革”结束。
回顾历史，20世纪初，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俄国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三大目标：第一，感叹俄罗斯母亲又贫穷、又伟大，要使俄国富强起来，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第二，震惊于这个仍然是农民国家的农民所受的苦难，摈弃民粹派的道路，要使农民获得真正的解放；第三，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使俄国成为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74年的历史表明：列宁的第一个愿望可以说是圆满地实现了，苏联曾是20世纪的世界两霸之一。不过，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由于没有实现从准军事体制到常态的转轨，遂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发挥，致使列宁的第二个、第三个愿望，仍然是愿望。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剧变，从国家层面上看，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实现从准军事体制到常态的转轨，以致守不住列宁的遗产。传承列宁的遗产，根本还在于完成列宁未能完成的工作，承续列宁的事业。
1986年底，邓小平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时说：要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总起来看，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苏联也在研究，他们也没有解决”。[9]1158差不多半年后，邓小平又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9]1184
邓小平说这些话时，苏联已在筹备十月革命70周年的庆典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也已37年多了。邓小平说中国和苏联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只是“方向完全正确”，仍然不完全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的意思当然是指：不要把“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当做社会主义国家;不要把准军事体制当作社会主义的常态。邓小平的意思应当是指：什么是常态的、社会形态性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性的社会主义，仍然还不清楚。邓小平的意思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人类社会逐步走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的一种社会形态的国家，列宁是无法清楚，苏联一直没有搞清楚；中国虽然搞了3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仍然还在探索。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历史来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是冲破了社会主义国家准军事体制的模式，迈开了建设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常态社会主义国家的步伐。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国家层面上说，也是建设常态社会主义国家。
注释：
①苏联共产党1898年成立时，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后，党的名称曾多次更改。1952年10月，该党的第19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更改党的名称的决议》，决定改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直至1991年底自行解散。本文通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当涉及历史文献或特定的历史事件时，则用当时的名称。以下不再说明。
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无产阶级政党”的有：“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共产党人同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关系”，等等。不过，从目前已有的历史资料来看，无论是英国宪章派组织、美国全国改革协会或者国际性的正义者同盟，都不能称为工人阶级政党。学术界普遍认为，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成立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
③1912年4月17日，西伯利亚勒拿采金公司的3000多名矿工，向当地的法院递交请愿书，要求改善劳动、生活条件，遭预先埋伏的军警的暴力镇压。270余人被当场打死，250余人被打伤。这一血腥事件使俄国工人阶级从走和平道路的梦想中惊醒过来，全国掀起了罢工新高潮。
④统计数字见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著，杨烨、卿文辉主译《俄罗斯史》第4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⑤1949年10月，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联安全部门捏造了一个“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机密文件失窃”的奇闻，并以此为口实，逮捕并处决了主张改革、希望国家转轨的沃兹涅辛斯基等一批苏联党、政、军高级干部，进行新一轮清洗。因为这批干部都曾先后在列宁格勒任职，这一案件被称为“列宁格勒案件”。
⑥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2卷，上册，第396页，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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