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义利理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利论文,新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讨论，已经延续了二千多年。在今天，义利关系与理欲关系的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重要问题。儒家正统派重义轻利、宣扬“存理去欲”，都是错误的；但是见利忘义、纵情肆欲更是荒谬的。正确的原则应是“遵义兴利”、“循理节欲”。本文对于义利理欲之辨所含蕴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义利 理欲
关于“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春秋时代起到现在，已经延续了二千多年；时至今日，历史上关于义利与理欲的各种观点的长短得失，已经比较明显了。但是，在今天，义利关系与理欲关系的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重要问题。这类问题并未因社会进步而消弭。在今日，对于义利关系与理欲关系仍应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一）对于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历史考察
孔子将义与利区别开来，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有人喻于利，有人喻于义。对于喻于利的人谈义，他是听不进去的。孔子认为喻于利的人是小人，喻于义的人是君子。孟子更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何必曰利”的主张未免迂阔，对于喻于利的人谈论仁义，显然是没有效果的。但是孟子所讲“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确实是合乎实际情况的至理名言。到汉代，董仲舒着重宣扬义利之辨，《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说：“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繁露》中《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所载却是“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从《春秋繁露》中其余各篇的言论来看，董氏还是讲功的。《汉书》所说应是经过班固修润的。但“不谋其利”是两个记载相同的。董氏“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两句在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宋代程颐特别加以赞扬说：“董仲舒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都强调义利之辨。
与儒家不同，墨家肯定义与利的统一。《墨经》云：“义，利也。”墨家强调“国家人民之大利”，认为这就是义的内容。儒家中也有反对义利之辨的，如南宋叶适批评董仲舒说：“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清初颜元极力反对正谊不谋利之说，并加以改正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喻于义”、“不谋其利”，是儒家正统派的观点。由于重义轻利，因而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理财之学重视不够，更不注意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历代也有重视经济问题的学者，如司马迁《史记》有《货殖列传》，班固《汉书》有《食货志》。历代也曾出现了一些理财专家。但总起来说，儒家正统派的重义轻利思想，虽然具有一定的深度，但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显著的消极作用。
以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始于《乐记》。《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到宋代，程朱学派强调天理人欲的区别，朱熹说：“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于是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
对于天理人欲之辨首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陆九渊，陆九渊说：“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论。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又说：“天理人欲之分，论极有病。岂有天理物欲之分？”到明代，罗钦顺亦不同意存理去欲之说，罗钦顺说：“夫人之有欲，固出于天，盖有必然而不容己，且有当然而不可易者。于其所不容己者而皆合乎当然之则，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纵欲而不知反，斯为恶耳。”（《困知记》）这认为欲有必然而不容己的，而且有其当然而不可易之则，如其合乎当然而不可易之则，便是善的。对于理欲之辨提出激烈批判的是戴震，戴氏强调理有于欲，“理者存乎欲者也”。“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戴氏痛陈理欲之辨的流弊，指斥宋儒“以理杀人”。他说：“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故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这是对于理学家所谓理欲之辨的猛烈抨击。
理欲问题在近现代思想中曾引起浓厚的兴趣，戴震关于“以理杀人”的言论可以说是批判“礼教吃人”的先声，因而引起共鸣。但是，对于所谓“以理杀人”，亦尚须加以分析。程颐说过：“失节事大，饿死事小”，于是在明清时代出现许多妇女殉夫而死的事件，这确实是“以理杀人”。而戴震所谓“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这其实是在位者假借理的名义而以势杀人。“旷世之高节”必然也有“理”，“著于义而罪之”则是假借“义”的名义而加之罪，其所凭借的乃是权势。
（二）义利理欲之辨所含蕴的基本问题
义利问题与理欲问题，含义俱非单纯，都含蕴更基本的理论问题。义利问题所含蕴的问题有二：一是公利与私利的问题，二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问题。理欲问题所含蕴的问题亦有二：一是生命与欲望的关系问题，二是生命与品德的关系问题。
儒家反对言利，其所谓利指私利而言。孟子所谓“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其所谓利皆指私利。而墨家宣称“义，利也。”其所谓利专指公利，即国家人民之利。墨家也是反对追求个人私利的。儒墨虽然立论不同，而都反对谋求私利，则是相同的。但是儒家认为公利即国家人民之利还不是最高的价值标准，最高的价值是道德觉悟。这就涉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管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孟子亦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这都是表示，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但孟子又说：“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这即认为，物质生活问题的解决是精神生活的必要条件，尚非其充足条件，精神生活的提高有待于人伦之教。儒家强调精神生活具有比物质生活更高的价值。董仲舒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实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的观点不免迂阔，但认为“心之养”贵于“体之养”，却具有深刻的意蕴，这即是肯定精神生活的价值高于物质生活。这是儒家的基本观点。孔子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就是说：颜回的物质生活虽然贫乏，却保持着高度的精神生活。宋代周敦颐加以解释说：“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又说：“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道书》）实践道德的精神生活高于世俗富贵的物质生活。这即所谓“孔颜乐处”。到了今天，再谈孔颜乐处，恐怕一般人是很难理解了。但是，人除了有物质需要之外还有精神需要，除了有物质生活之外还有精神生活，这还是必须承认的。精神生活的价值高于物质生活，也是必须肯定的。
理欲问题含蕴生与欲的关系问题与生与义的关系问题。今更加以解析。
人生而有欲，欲望的满足是维持生命之所必需。然而，纵欲过了一定限度，就会戕害生命。《吕氏春秋·贵生篇》云：“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此贵生之术也”。生命的维持有待于基本欲望的满足，但是，如果纵欲无度，就必然危及生命。生与欲之间，有密切联系的一面，也有相互矛盾的一面。程颐《语录》中有这样一段：“先生谓绎曰：吾受气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后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于盛年无损也。绎曰：先生岂以受气之薄而后为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为深耻。”程颐将生与欲二者区别开来，反对“忘生徇欲”，这也是有深刻意义的。
生与欲二者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同时生与义之间也存在着既相互统一又相互矛盾的关系。人类的生活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但在一定条件之下，为了实践道德准则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就是认为，在生命与道德理想不能两全的时候，宁可牺牲生命而实践道德。自古以来，确实有许多志士仁人为了保卫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而牺牲性命，如宋元之际的文天祥、明清之际的史可法等等。也有为了保持人格尊严而宁死不屈的，如孟子所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更有为抢救别人生命而不幸牺牲的。这都表现了崇高人格的光辉。应该承认，“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道德实践的最高要求，这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
在生与欲的关系中，生重于欲；在生与义的关系中，义重于生。但是，欲的适当满足还是十分必要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如果基本欲望得不到满足，则生命根本不能维持，更谈不到道德实践了。宋明理学家宣扬“存理去欲”，“存天理灭人欲”，一个去字，一个灭字，都陷于偏激。古代荀子主张“节欲”，在今天看来，节欲是正确的。
（三）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
如以上所分析，所谓“义利”、“理欲”问题包含公利与私利、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生命与欲望、生命与道义等四项基本关系。这公利与私利、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生命与欲望，生命与道义四项基本关系，在今日的新时代也还是存在的。因而义利问题与理欲问题在今天仍然是必须重视的理论问题。
公利与私利、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生命与欲望、生命与道义，这四项关系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公利大于私利，但是公利包含私利，不能否认正当的个人利益。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但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的基础。生命重于欲望，但是生命有待于欲望的适当满足。道义高于生命，但是生命还是道义的本原，如果世界上无所谓生命，也就无所谓道义。
因此，义与利必须并重。“正其义不谋其利”陷于偏误，正确的原则应该是“遵义兴利”，遵照一定的原则来谋求国家人民之利与个人的正当利益。“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是绝对错误的。
理与欲也必须兼顾，应肯定欲望必须适当满足，所谓适当就是合理，即合乎一定的原则。理欲关系的原则应是“循理节欲”。
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有一定的联系。经济发展可能带来道德的进步，也可能带来道德的衰退。
“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传统道德的一部分内容是提倡绝对服从的奴隶道德，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之类，在历史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新文化运动彻底批判了这类封建道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推动了道德的进步。但是，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新道德是个人主义的道德，对于传统的道德遗产没有进行适当的分析，对于传统美德的价值没有重视，因而适合时代要求的新道德没有建立起来。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同仇敌忾，发扬爱国主义的道德。新中国成立，建国初期，大公无私的精神亦得到发扬。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道德传统都破坏了。
近十几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有高度的发展，而社会道德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作风流行起来，这是令人忧虑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都是自古有之，并非新生事物，但是于今为烈，变本加厉。在经济发展的新时代，重新辨明义与利、理与欲的关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近年以来，见义勇为的英雄、舍己救人的烈士，都屡见不鲜，显示了崇高精神的光辉，这与一部分人见利忘义、徇私枉法形成鲜明的对比。发扬见义勇为的精神，抑制见利忘义的颓风，这是时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