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视域：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的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视域论文,本体论论文,形而上学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53(2008)04-0006-05
“传统形而上学”是相对于“现代哲学”而言的，在这里指的是从古代哲学产生至19世纪为止这一阶段的哲学。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指的是现代哲学之前的哲学本体论追问，它经历了古代本体论与近代主体的理性本体论两个历史阶段。古代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开始于泰勒斯对世界始基的追问，经过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柏拉图的理念论到亚里士多德形成“第一哲学”体系，一直在追问世界的本原及统一的本质。近代主体的理性本体论以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第一公理开启了近代哲学主体性的转向，经过康德划界之后，黑格尔以“主体即实体”消解了康德留下的形而上学主客体的裂痕，标志着传统形而上学追问在绝对理念的运动中消融，但这种本体论追问方式所面临的困境依然没有消失。无论是早期本体论追问的朴素直观性、超验的抽象性，还是近代知识论本身的普适性，形而上学本体论追问一直都遇到其自身无法逾越的困窘。面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马克思一语中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7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追问的困窘，由于马克思哲学视域向实践视域的转换，在对对象的实践理解中，即在改变世界的活动中被消解。
一、西方古代形而上学本体论追问及其困境
本体论“在西方哲学史中，指关于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的学说”[2]。“本体”一词来自拉丁文on(存在、有、是)和ontos(存在物)。在古希腊哲学中，本体论主要是探究世界的本原、基质、恒定本质。各派哲学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力图把世界的存在归结为某种物质的、精神的实体或某个抽象原则。
古希腊哲学家主要是按照时间溯因和逻辑规定两个方向进行本体论追问的。一方面，古希腊哲学从时间上追溯万物起源的基本特征，把本体看作是某种时间过程中的原因，称之为“始基”。始基是“万物始所从来，与其终所从入者”[3]。在本体论的追问过程中，古希腊哲学家以经验直观到的对象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如泰勒斯(Thales)认为万物的始基是“水”，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把燃烧的“火”看成万物的始基。由于不同的哲学家对世界的感性直观的不同，这种把万物的“始基”归结为某一感性事物，就使得对世界的本体设定呈现出多样性而非统一性。尽管这些被提出来作为“始基”的东西蕴含着当时的人们对经验世界多样性之统一性的追求，但这种对世界本体的不同设定，还是暴露出依靠感性直观和经验事实来把握世界的统一性和追溯无限时间的不可能性。
另一方面，古希腊时期哲学把通过理性抽象所得到的纯粹概念的规定性作为世界的本体。这种逻辑的把握是一种理性抽象规定性的追溯。巴门尼德以“存在”作为本体，认为存在是永恒的、唯一的、不动的，把握这种抽象的存在，只能采取抽象的理性方法，通过这唯一的“真理之路”才能得到关于“存在”的真理；而以感性方式所把握的感性事物是“非存在”、虚幻的。这样，巴门尼德也就极端地排斥了感性思维以及把感性事物抽象为世界本原的思维方式。柏拉图把世界的存在分为“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理念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不能独立地存在，它只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这样，柏拉图就把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演进为“理念”论，并以“理念”为世界本体。而这种超验的“理念”何以成为感性现实的最后依据，柏拉图试图通过“分有说”、“模仿说”以及“通种论”来加以说明，但始终无法解决他所面临的本体论困境。
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明确提出“本体”范畴。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个别事物是第一本体，然而在《形而上学》中他又把形式当作第一本体，质料次之，个别事物最后。这样，依据《形而上学》对存在的分类探讨，亚里士多德摇摆于“时间在先”与“逻辑在先”两个原则之间：一方面，当形式在先成为第一本体的时候，显示的是“逻辑在先”的原则；另一方面，当质料先于个别事物的时候，又显示的是“时间在先”的原则。而这两个原则并不总有一致性。由此可见，虽然亚里士多德开启了对本体研究的逻辑思辨路径，但其本体论自身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总之，古希腊形而上学本体论是在主客体混沌一体的境况下对世界本体进行追问。“古代哲学注重的是人同自然存在的同源、同性关系即同一性关系”[4]130，它是在现实的人类世界之外和人之上追寻某种最终的、永恒的、不变的、绝对的存在。这种对世界本体的追问最终便会陷于自身无法克服的困境之中。
二、西方近代主体的理性本体论追问及其困境
西方近代哲学着重探讨了人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认识论转向”。但是，近代认识论哲学并没有抛弃本体论问题，而是认为本体论必须奠定在认识主体的基础上。近代本体论是主体的理性本体论，它是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斗争中展开的，但无论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无法彻底解决近代本体论问题。
近代哲学发端于笛卡儿。笛卡尔认为，“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事物都来怀疑一次。”[5]他在怀疑中得到了“我思故我在”这一近代哲学第一公理，确证了作为认识主体的真实存在，意识到了主客体的分化与对立，开启了近代西方理性本体论哲学的新时代。笛卡尔首次将自我意识原则明确引入本体论，这直接影响着此后的本体论建构方式，使得传统本体论向主体的理性本体论转向。这种转向表现为认识论的转向，并以唯理论和经验论两种不同思潮的争论而展开。
理性主义否认感性认识的可靠性，强调只有依靠理性才能获得对事物的普遍、必然的认识，才能认识本体。认识活动的主要任务也就在于把握理性知识，特别是直觉知识。贯穿于从笛卡尔到莱布尼茨的理性派哲学始终面临一个最基本的矛盾，这就是实体学说本身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笛卡尔那里是通过作为上帝的“绝对实体”以及作为物质和心灵的“相对实体”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在斯宾诺莎那里是通过作为自然的唯一“实体”和作为其属性的广延与思维两者所表现的现象的“样式”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在莱布尼茨那里则是通过作为创造“单子”的上帝和作为被创造的单子所构成的事物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在他们那里，物质与精神始终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上的统一，而不具有任何内在的必然的统一性。这使得理性主义陷于这样的困境：不依靠感觉经验的理性何以可能？
而经验主义则认为，只有感觉经验才是可靠的，认识世界的本体要依靠感觉。洛克提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6]他指出，离开了经验，离开了同外界事物的接触，认识根本不可能发生。经验主义从对经验的过度强化走向对理性的拒斥，最终必然导致否定本体的困境。
康德是近代以来第一个企图调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哲学家。他自觉地把哲学批判的目光从单纯向外追逐世界的本质拉回到人本身，在主客分离的基础上将外部世界的规定纳入主体内部，将活动理解为主体对表象的综合，从而颠倒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形而上学由此从对存在的反思转向对主体的反思。“康德所指出的本体世界也就是人的内心世界。”[4]228他用“先天综合判断”来说明认识的可能性基础。在他看来，纯粹理性只能获得经验科学的知识，而无法认识超验的“物自体”本身，无法由“此岸”达到对“彼岸”的认知；通达“彼岸”的路径，只能是“实践理性”。康德最后企图借助“道德神学”及信仰的力量来摆脱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追问所面临的自身无法解脱的困境。
康德之后，黑格尔按照“实体即主体”的原则，把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在主体论的基础上结合起来，从而成为传统本体论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把人的理性实体化、绝对化为创造一切的“绝对精神”。用绝对精神来代替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联系。在他看来，当绝对精神通过辩证发展创造或异化出自然界和人类精神并返回自身时，它也就达到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他认为，形式是世界的本质，具体的存在物不过是形式在世界内的展开。个体意识在其自身内的运动，变成了自我意识通过外化而达到对象又扬弃了对象回到自身的过程。从外化到返回的过程就是主体的自我实现过程。这里的“主体”，不再是作为抽象个体的个体意识，也不是作为抽象个体的存在，而是绝对精神。因此，黑格尔突破了个体意识的樊篱，摆脱了狭隘的主观性，并且将现实看作是主体活动的过程。这是黑格尔在哲学上的巨大贡献，但黑格尔对真实的感性活动仍然缺乏了解，这使得他的贡献仅仅体现为在意识的范围内超越了个体，却无法从现实的角度突破思维的抽象。黑格尔设定的“绝对精神”本体是传统本体论的最高形式，其中虽然包含着丰富的辨证法思想，但其本体论依然摆脱不了虚妄和独断。
而在唯物主义经验论基础上的费尔巴哈的本体论，它的前提是自然界，他的全部哲学奠基在人的学说之上。他认为人是认识的主体，但他对人的理解是抽象的自然人，主张直观的反映论，主体和客体通过感觉直接联系达到统一。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1]75因此，费尔巴哈虽然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在他的感性直观中依然无法克服传统形而上学自身的困境。
总之，近代对本体论的认识论反省，并没有真正合理地解决本体论问题。一方面，近代哲学重心的转移并没有改变“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前提，而只是改变了探讨本体问题的方式：它不再追问本体是什么，而是追问如何认识本体。这样，就使得近代理性本体论表现出超验实体的形而上学性。另一方面，近代本体论表现为绝对统一的机械还原性。自从笛卡尔设置了物质与思想两个实体，近代哲学便围绕着主客之间的统一问题所展开：或者是把主观性还原于客观性，把精神还原于自然，把主观性变成客观性的工具；或者把客观性归还于主观性，把自然还原于精神，把客观性归于虚妄。由此，近代本体论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性和极致的机械还原性，使近代本体论能够提出超越自身的问题却又无力解决这些问题而依然陷于困境。
三、实践视域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的解蔽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根本性变革，表现为哲学视域向实践视域的转换，并把它作为自己全部理论的基础。由于实践的开放性与实践对象的生成性，因此马克思在哲学上才“走出”了意识的内在性，才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的窠臼。
在西方把实践引入哲学的第一人是亚里士多德。在他之后，许多哲学家对实践有着不同的理解。与以往所有的哲学家不同，马克思把人的实践活动理解为感性活动。这种感性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活动，是改造世界的能动性活动。在实践视域中，人对世界的把握既不是单纯的直观活动，也不是纯粹抽象的理性活动。马克思指出，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是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成的事物。”[1]75
马克思正是以实践中的现实的个人为支点，完成了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批判，他所揭示的现实的个人就是被传统形而上学所遮蔽和遗忘的本真的人。近代形而上学将知识论同存在论合并为一，将存在者的存在根据问题等同于存在者的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因此，要认识现实的个人，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论模式，根本摈弃知识论路径。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个人绝不是从前任何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个体，而从一开始就是对象性的关系，是对象性关系意义上的全体。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社会并不是对个体的否定，而是对抽象思维的否定。现实的个人对抽象个体的超越同时也就是对客观精神的超越。马克思通过区分主体和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来消解既定的主体，并将主体看作是活动的产物。这就真正实现了感性活动原则。正是在这样的感性活动中，即对象性的活动中，马克思确立了他全新的哲学视域——实践视域，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
马克思从实践视域、从人的感性活动的原则出发，才真正发现了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指出，康德的问题在于仅仅从外在性的角度来对待感性，黑格尔的要求仅仅是以作为客观精神的普遍意识来超越作为个体意识的自我意识，而真正现实的活动应当是感性对象性的活动。具体而言，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对抽象个体的克服是虚假的。因为黑格尔只是破除了抽象个体的方式，并不是真正破除了抽象形式，他将观念与自然表达为外在性中的对立统一，这就使得对外化的扬弃成为对外化的确证，从而对抽象个体的克服成为对这种抽象个体的现实性的论证。因此，黑格尔不是破除了抽象个体，而是加深了这一抽象，将个体意识内的片面的抽象变成了普遍的、绝对的抽象，并且通过将一切个体意识都看作是绝对精神的抽象形式而将两者统一起来。这事实上就将需要揭示的原初经验的异化当作了理论的起点，将作为辩证法的思辨的形式运动看作是真正的人的生命，从而在扬弃个体意识的同时也扬弃了人的真正的感性。因此，当黑格尔将主体表达为纯粹活动的同时也就消灭了真正现实的个人。
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进行颠覆的基本方式，就是把人理解为现实的具体的人而不是自我意识，把劳动理解为感性活动而不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这样，马克思把感性活动(即实践)看作是人及其周围世界存在的基础。一方面，人在劳动中创造了自己的对象世界，并且在自己的对象世界中展示着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而能够在自己的对象中直观到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在这个同一的活动中，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必然联系，自然对象不仅作为“他物”而成为人的对立面，而且由于人的实践这种感性活动使人与自然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因此人的本质中必然包含着自然的本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设定的。”[7]105这表明在实践过程中，人不仅把自己的本质外化在对象之中，而且对象的本质也被内化于人之中，这样人与自然在实践中达到了统一。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恢复了感性的原则，这是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费尔巴哈将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同作为自我意识的人统一起来，同时将自然存在物同人的存在统一起来，他不是将人与自然的这种统一建立在抽象思维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的感性之上。因此马克思赞扬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但是费尔巴哈仍然将感性当作人的既定的类本质，即作为既定的自然存在物的人的类意识的实体，他仅仅将人当作感性客体而不是感性活动。因此，他无法为类意识找到真正的感性来源，从而无法走出普遍意识的传统形而上学误区，在历史的领域内又倒回了唯心主义。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76。马克思正是在揭示费尔巴哈感性原则缺陷的过程中发展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把感性当着感性活动来理解，这样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7]58，而且人与人之间通过“对象世界”而彼此发生联系。“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7]83在实践过程中，人改变着自身，也改变着外部世界。实践不再是隶属于人的一种从属规定，而是人及其存在本身。所以，实践包含着人及其历史的全部可能性和全部秘密。实践所指称的既不是实体也不是关系，它包含一切可能的规定性，它是不可解析和不可还原的。人们既不能把实践归结或还原为主体或客体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也不能从外延上对它进行一种形态学的划分。它既不表征为人的活动的直观形态，也不抽象为无矛盾的虚无。这样，在实践视域中，自然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就完全可以被人所把握，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追问所遇到的困境在此消解了。
总之，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视域彻底消解了二元论框架，从根本上超越了一切思辨哲学和直观哲学，人不再是以外在的“旁观者”的姿态去“解释”历史的生成，而是以内在的“参与者”的姿态去“生成”历史本身，在实践无限地展开中达到了预成与生成、经验与超验的内在统一，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便在新的哲学视域中消解了。马克思哲学不再纯粹理性地去解释世界，去追问世界的本质，这从根本上避免了哲学的知识论化，完成了对哲学本身采取知识论态度的真正超越。马克思哲学主张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把握世界的本质。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为人及其历史寻求一种本体论的诠释和解决，而是为本体论寻求一种立足于人的存在及其独特方式基础之上的历史的解释。这样，由于马克思实践视域的确立，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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