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本对胡适“尝试者”形象的塑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选本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一个世纪以来，不少新诗编选者，虽然不一定认同胡适新诗的诗美价值，但在遴选作品时又大都无法绕开《尝试集》，或多或少地选录其作品，致使胡适的白话新诗代代相传，成为20世纪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胡适曾说：“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①胡适自定位为“尝试”者，并以此相号召。选家亦大多认可这种自我指认，从敢为人先的尝试角度肯定其新诗实验。
本文主要以实证研究方法，以收录《尝试集》作品的各种选本为对象，爬梳、钩沉《尝试集》的接受历史，寻绎出选本中的胡适“尝试者”形象及其如何被建构、被刻板化，又如何在最近十余年获得一定程度修正而趋向丰富的轨迹。
一 漫画化的“尝试者”
本文以1920年1月新诗社编辑部出版的《新诗集》(第一编)为始，以2010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诗总系》为终，对其间出版的众多新诗选本进行统计，计有218个选本选录了《尝试集》中总计41首诗作。笔者竭尽努力，这统计仍不敢说是竭泽而渔，但也足以真实反映出《尝试集》自诞生以来入选各种诗歌选本的历史面貌。
这41首诗作在218个诗歌选本中的入选情况见表一。
入选总频次最高的三首分别为《人力车夫》《蝴蝶》《鸽子》。以胡适当年的自我阐释为参照会发现，这三首诗如此频繁地入选，着实耐人寻味。
入选频次最高的《人力车夫》，不仅不是胡适的自得之作，相反，它在《尝试集》增订四版中已被胡适亲笔删掉。相对颇有争议的《鸽子》《一念》《看花》等，该诗在胡适的删诗事件中未起任何波澜，也未见胡适引其做任何阐述。为什么这样一首后来被选家反复入选的作品在《尝试集》出版后不久竟被作者毫不留情地删掉？我们知道，胡适尝试白话新诗，首先看重的是不同于古诗文言的“新”，可是，《人力车夫》在貌似自然的白话口语下，采用主客问答体，其白话句式中回荡着四言古诗的节奏，以及它所表达的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全然是一种“三吏三别”、《卖炭翁》似的新乐府的现代翻版。面对千年古诗巨大的“影响的焦虑”，它的被删应是其难逃的劫数。然而，该诗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校教材选本中的入选频率竟然分别高达72％与62％②。
入选频次居二的《蝴蝶》，胡适曾评价：“第一编的诗，除了《蝴蝶》和《他》两首之外，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③也就是说，《蝴蝶》的确呈现出一些新诗的气象，但胡适终于还是不将它列入自己满意的诗作，因为其新质有限。这首诗书写个人化的内心感受，较为口语化，但其新诗气象却没能与五言打油诗的诗形格调划清界限。如果说《人力车夫》的频繁入选，与其“劳工神圣”的“进步思想”有关，那么，在选家与文学史家眼中，《蝴蝶》虽新犹旧，更具“尝试”的过渡性、实验性。入选该诗的选本分布广泛，有兼具普及和学术参考功能的鉴赏类辞典，如《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有专事新诗研究的诗人学者所编的选本，如牛汉、谢冕《新诗三百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有学术视野新颖的学人选本，如张新颖《中国新诗：1916—200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也有诗人或诗歌权威机构编选的选本，如《诗刊》编辑部《中华诗歌百年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杨晓民《百年百首经典诗(1901—2000)》(长江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还有语文教育读本，如《新语文读本·小学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入选频次居三的《鸽子》，是胡适谈到不成功的尝试时，首当其冲提及的：“我最初爱用词曲的音节，例如《鸽子》一首，竟完全是词。”④他还以之为例说明“我自己的新诗，词调很多，这是不用讳饰的”⑤。可见，《鸽子》非但不是胡适的满意之作，反而是其自我检讨的例证。该诗本已被删，是周作人、俞平伯极力保荐而得以存留。众贤何以极力保荐呢？也许是因为其活泼鲜丽的画面和流畅自然的口语，但它却被夹杂其中的一句“夷犹如意”的生硬文言破坏了。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尝试”的过渡性特点。该诗不仅入选频繁，而且还在中小学基础教育中普及，如《中学生阅读文选》(高中三年级用)(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语文〉学习指导与练习》(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新语文读本·小学卷5》(广西教育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自读课本·第三册·在山的那边》(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等大量中小学教辅书籍均入选该诗。
总之，这三首诗作都极鲜明地残留着这位新诗尝试者从旧体诗词里挣脱出来的鲜明胎记，最典型地代表了胡适自己所谓“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的过渡时代尝试诗的特点。
它们特别受青睐，与编选者的“文学史”立场相关。一般而言，从文学史的立场选诗，常常采用两种不同标准把两种诗人诗作编选进来，一是以佳作传世的优秀诗人诗作，再是诗作水平不高，但为诗歌发展史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的诗人诗作。从上述《尝试集》三首入选频次最高的诗的情况来看，多数选家显然秉持的是后一标准。这意味着，编选者的取舍，不在胡适诗歌的审美价值，而在其所具有的作为新诗第一个尝试者的不成熟的过渡性作品的文学史化石意义。编选者通过对这种特别具有文学史化石意义诗歌的选取，有意无意间凸显、塑造了胡适不同于其他诗人的独特的新诗“尝试者”形象，这个“尝试者”敢为人先，但诗艺并不高超，并没有写出诗美意义上的优秀作品。
其实，任何诗人的性格、创作都有多面性，不可能是简单划一的，“尝试者”也有多重性，但诸种新诗选本无视“尝试者”的其他性格，“放大”与“简化”其主要特征，致使胡适“尝试者”的形象漫画化。也就是说，新诗选本“合理”塑造出了一个漫画化的“尝试者”形象。
二 新诗“尝试者”漫画像的形成过程
历史地看，这一漫画化的“尝试者”形象有一个形成过程。
下表显示218个诗歌选本入选41首诗作的具体情况是：20年代8种，入选32首；30年代10种，入选24首；40—60年代未选；70年代末1种⑥，入选6首；80年代51种，入选19首；90年代58种，入选20首；新世纪90种，入选23首。
从20年代到新世纪，《人力车夫》在不同年代入选频率分别为1.4％、0％、0％、11％、7.3％、1.8％；《蝴蝶》为0.4％、0％、0％、5％、6.8％、8.2％；《鸽子》为1.4％、0.9％、0％、2.7％、5.5％、10％。从不同时期的入选频率来看，三首诗都经历了一个起落回升的曲线变化过程。它们在20年代入选，30年代不再受关注，40、50年代完全消失，80年代开始受到很高的重视。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将胡适的形象建构过程做这样的归纳：20—30年代，《尝试集》的接受视野尚未定向化，胡适的诗人形象相对开放多元；40—70年代，胡适要么被排斥在主流诗界之外，要么为高度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压制，其“尝试者”形象淡出历史舞台；70年代末以来，经由选家与文学史家合力，其诗人形象走向单一化、定型化的漫画化的“尝试者”形象。
20—30年代，选家是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对历史进行描述的。近距离观察文学现象，遴选作家作品，编纂文学史，就像坐在火车上观看眼前的树木房屋，飞快的一晃而过，显得眼花缭乱，不易获得稳定的图像。因而，选家的眼光显得杂陈多样，《尝试集》中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都进入到选家视野。
从诗歌数量上看，这个时期虽然选本少，但入选《尝试集》的总篇目却多于后来年份。《分类白话诗选》(许德邻，上海崇文书局1920年版)入选35首；《新诗集》(第一编)(上海新诗出版部1920年版)、《新诗年选》(北社，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八集》(诗集)(朱自清，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分别入选9首；《现代新诗选》(笑我，上海仿古书店1936年版)入选8首；《(新式标点)新体情诗》(大中华书局1930年版)入选7首；《中学国语文读本》(世界书局1925年版)、《恋歌》(丁丁、曹锡松，上海泰东书局1926年版)、《初期白话诗稿》(刘半农，北平星云堂书店1933年版)分别入选6首。像《老洛伯》《你莫忘记》等在后来选本中几乎绝迹的诗歌，都曾在这个时期入选。
从编选原则上看，有一个从最初分类杂选到力图展现述史模式的演变过程。比如1920年的《新诗集》(第一编)、《分类白话诗选》，均按写实、写意、写情的内容编选，前者选入9首，后者选入35首，选家的诗歌史主体意识尚未凸显。1922年的《新诗年选》，开始表达严格选诗的愿望，但具体选择标准还很模糊。1928年的《时代新声》(卢冀野，泰东图书局)，序中言明“求其成诵，求其动人，有情感，有想象，有美之形式，蜕化诗之沉着处，词之空灵处，曲之委婉处，以至歌谣鼓词弹词，有可取处，无不采其精华”⑦，可见编者是以诗美为选择标准。1933年的《现代中国诗歌选》(薛时进，上海亚细亚书局)，以“诗歌进化的轨迹”，将十年诗歌历史划分为“尝试时期”、“自由诗时期”、“新韵律诗时期”，选入《江上》《老鸦》《月夜》。《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八集》(诗集)是此期最权威的选本。编者已具鲜明的史家眼光，力图展现线性的诗歌进化过程，将诗人位置按成名时间及影响作编年排列。在这样的标准下，选入《一念》《应该》《一颗星儿》《许怡荪》《一笑》《湖上》《我们的双生日》《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晨星篇》9首。80年代后频繁入选的诗作并不在其列。
从入选作品看，旧体诗词意味浓重的“放脚体”诗和成熟的白话新诗，都能进入选家视野。这一时期，胡适的形象并没有定型，他更多的是作为新诗草创期的先锋诗人的形象出现。
40—70年代，时代主潮、社会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将胡适逐出新文学的记忆之门，其诗被排斥在选家视野之外。
40年代闻一多的《现代诗钞》，未选《尝试集》，这似乎为后来胡适文学史形象的建构埋下了伏笔。此时，一方面浸淫于古籍，另一方面也偶然腾出手来写《时代的鼓手》(1943)、《五四与中国新文艺》(1945)、《艾青和田间》(1946)等评论的闻一多，已显示其思想的明显转变。《现代诗钞》里收入65位诗人作品，其中早期白话诗人只有郭沫若(6首)、冰心(9首)，入选作品最多的分别是徐志摩(13首)、穆旦(11首)、艾青(11首)、陈梦家(10首)，明显偏重于新月派、现代派。深深感染抗战情绪的闻一多在编选新诗集时，既立足个人趣味，又试图有力地传达时代之声。《尝试集》里那些素朴的早期白话诗，既不符合闻一多的审美趣味，又远离40年代的时代大众，因而未能进入其视野。
1957年臧克家主编的《中国新诗1919—1949》，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诗选本，它不仅带有重审文学“遗产”的性质，还发挥着对新中国文学的性质和价值作出新判断，建立新规范的导向作用。在其长篇代序《“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中，臧克家用新中国文学对新文学“遗产”进行取舍的政治价值标尺，将胡适定位于右翼代表大加批伐，对《尝试集》从内容到形式给予全盘否定。这种激烈的否定既体现为一种新时代“革命化”的史家意识，又十分决绝地否定了《尝试集》在新的时代的阅读价值。1979年修订此选本时，臧克家重新评价《尝试集》：“初次尝试，当然是不成熟的；他的思想感情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的，还带着洋味，但写得自然活泼。因此可以说，他在‘五四’时期对新诗的创建与发展，是有一定作用和影响的，一本《尝试集》和他的新诗论文，就是佐证”⑧。《尝试集》重新获得了正面价值，但仍然没能入选。《新版后记》中臧克家这样说：“这是专为青年读者编选的一个‘读本’，如果内容再扩大，按着新诗发展史把‘五四’以来许多有成就的诗人们的作品统统包括进来，对于青年的消化力和购买力是不合适的；那样一个选本是需要的，应该由有关方面另行编选、出版。”⑨臧克家在这里以“青年”之“读本”的名义，仍然不选《尝试集》中的作品，表明他(或者那个时代)仍然认为《尝试集》并不具备当代传播阅读价值，但他却开始为其在新的时代进入另外的新诗选本预留了空间，即从认知历史的角度着眼，《尝试集》作为新诗史的第一部开山诗集，虽已不具当代传播阅读价值，但从文学史化石意义上还是有入选文学史参考书之价值的。
于是，80年代前期，《尝试集》被选本定格为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出的过渡性历史“标本”。紧随臧克家之后的选本，是从传授文学史知识出发的各种高校教材，它们顺着臧克家为胡适《尝试集》所预留的选择空间，主要选入《尝试集》中不具当代阅读价值只具文学史化石意义的诗作，大同小异地将眼光投向了《人力车夫》等三首过渡性特点鲜明的诗作，从而使胡适敢为人先地创作没有多少阅读价值的新诗之“尝试者”形象稳定下来。比如，1979年北京大学等三校合编的《新诗选》，选入《蝴蝶》《赠朱经农》《人力车夫》《鸽子》《老鸦》《威权》6首。编者指出该选本依据文学史的脉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考虑了教学的实际需要，对于资产阶级诗歌流派的作品，也少量选入，以供参考。对于胡适、周作人这种作者，则选的是他们从新文学阵营分化出去之前的作品”⑩。随后，1981年北京师范学院编选的《诗歌》，选入《蝴蝶》《人力车夫》《鸽子》《老鸦》《威权》5首，“以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重点引用的史料、重点涉及和重点分析的作品为限”，进一步明确了胡适及《尝试集》的教学史料作用。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也选入同样的篇目。这些是容量相对大的教材型选本。容量小的，有些就选《人力车夫》一首。1980年代以来，计有29种教材型选本入选《人力车夫》，15种入选《蝴蝶》，16种入选《鸽子》。同一时期，计有15种一般性读本入选《人力车夫》，29种入选《蝴蝶》，24种入选《鸽子》。可见，这种类型诗歌的入选，呈现出由教材型选本向一般性读本扩散的态势。
由此导致胡适那些不成熟的新旧过渡性诗歌高频次入选，构成选本与选本间在时间延展中相同印象储存的循环叠加，而这种循环叠加的印象储存又与文学史叙述者惯用的编码规则相呼应，构成一种认识的循环，形成深入人心的定型化效应，铸就了胡适漫画化的“尝试者”形象，并且使这一形象相当程度地刻板化了。
三 漫画化新诗“尝试者”形象的修正现象
尽管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选本中，胡适被简化被夸张的漫画化的“尝试者”形象依然鲜明，但纵观整体，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还存在着修正其漫画化刻板印象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另外类型的选本，即用于文学欣赏的选本。
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业开始出现面向市场的倾向，诗歌选家开始由大众读者的指引人反身受到大众阅读趣味的牵引，从而开启了《尝试集》文学史化石价值之外的阅读价值的发掘期。《尝试集》中的许多诗歌开始从各种不同角度进入读者的接受视野，如打油诗(程伯钧《打油诗趣话》，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抒情诗(向明《抒情短诗》，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爱情诗(姜葆夫《古今中外爱情诗歌荟萃》，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爱国诗(陆耀东《中国现代爱国诗歌精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哲理诗(孙鑫亭《古今中外哲理诗鉴赏辞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不一而足。随着选家标准向读者因素的倾斜，一种久违的从审美价值和艺术成就上挑选胡适诗歌的尺度开始出现。这使得长期以来胡适漫画化的“尝试者”形象，一定程度地得到修正与丰富。《梦与诗》《应该》《希望》等诗的入选情况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
《梦与诗》在1932年曾入选《现代诗杰作选》(沈仲文，上海青年书店)，它再次被发掘，是1985年邹绛的《现代格律诗选》(重庆出版社)。该选本的编选原则是“格律”，亦即形式美。《梦与诗》的这次入选，现在看来可以说是1980年代文学审美意识复苏在胡适诗歌选本领域造就的一件大事。虽然这个选本在当时的影响还很有限，但它为修正胡适的文学史形象埋下了重要伏笔。其后非常权威的一个选本，1988年谢冕、杨匡汉的《中国新诗萃》(20世纪初叶—4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入选了《梦与诗》。编者明确指出：“我们的这项工作毕竟和文学史家有所不同”，“我们则侧重于宏观文化背景下进行诗美的判断”。(11)该选本鲜明地亮出以审美标准选诗，这成为之后诗歌选本的一个重要参照。接下来入选该诗的《中国新诗300首》(谭五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在序言中寄望其“成为集中反映20世纪中国新诗创作最高成就的总结性选本”，这多少表明编选者是将《梦与诗》列为能够代表“20世纪中国新诗创作最高成就”的杰作之一。它与1932年首次入选《梦与诗》的《现代诗杰作选》的看法遥相呼应，挑战了一直以来关于胡适“有名著而无名篇”(12)的认识。进入新世纪，该诗被选入《中外著名诗歌诵读经典·中国现当代抒情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版)、《你一生应诵读的50首诗歌经典》(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等一批以“著名诗歌”、“经典”、“精品”命名的大众读本；也进入张新颖的《中国新诗：1916—200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朱栋霖、龙泉明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1917—2000》(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等重要的教材型选本；甚至普及到《中学生阅读与欣赏：中国现当代诗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诵读中国·初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中小学教辅读本。这首诗还被谱曲，经由风靡校园的台湾纯情女歌手孟庭苇的歌唱广泛传播，其经典诗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被节入梅艳芳的流行歌曲《女人花》，更是传之久远。
《应该》在胡适的自我阐释中出现过多次。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他说：“《应该》一首，用一个人的‘独语’(Monologue)写三个人的境地，是一种创体。”“以前的《你莫忘记》也是一个人的‘独语’，但没有《应该》那样曲折的心理情境。”(13)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胡适进一步自我欣赏：“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这首诗的意思神情都是旧体诗所达不出的。别的不消说，单说‘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可是旧体诗能表得出的吗？”(14)在胡适心中，《应该》不仅具有情感表现上的魅力，更充分释放出了现代白话的诗性魅力。《应该》共选9次，其中20年代3次，分别为《分类白话诗选》《新诗年选》《恋歌》；30年代2次，分别为《(新式标点)新体情诗》《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20—30年代占去一半之多，尤其是入选两个重要选本《新诗年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这足以说明该诗在诞生之初曾被选家重视，被读者广为阅读。40年代消失后被再次关注是1986年复旦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该选本一方面迎合80年代文学史书写的主流，入选了《人力车夫》，另一方面又选了在同一时期无人问津的《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应该》。贾植芳在所作前言里，反思了过去教材存在的问题，标举“正宗”以外的“旁宗”，以及“正宗”内部的支流，要求既要从“政治大处上着眼”，又要“注意艺术上的成就”，二者“不可偏废”。编者显然已经意识到通行文学史对胡适既有形象的描绘有所偏颇，试图修正。但这种微弱的意识被其后席卷而来的各种选本和教材覆盖了。
1990年陆以霖的《恋曲99》(台湾业强出版社)入选该诗，编者说：“‘五四’以来优美、感人的情诗为数不少，编者经过反复斟酌、淘汰，‘勉为其难’割舍了许多珠玉之作，筛留下的九十九首，俱属技巧圆熟、构思巧妙，散发艺术魅力的佳篇，可供读者细细咀嚼、玩味。”(15)可见，编者眼中的《应该》无论从思想感情还是形式技巧，都无疑是上乘之作。身居海外的学者较少受到关于胡适《尝试集》刻板印象的影响，能够跳出既有文学史框架的定型化思维。国内再次入选该诗是1991年姜葆夫的《古今中外爱情诗歌荟萃》(广西教育出版社)。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大学生热点话题”丛书之《给你一片温柔·中国20—30年代著名爱情诗精萃》(河北大学出版社)，它采取民间化的生产方式，在校园内书面征求意见，让学生选择喜欢的新诗篇名，由出版社按计票顺序列出选目。这个选本选入《蝴蝶》《应该》，说明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对胡适诗歌的接受，已经突破了文学史教材给予他们的刻板印象，在“诗美”和“陶冶人的性情”(16)上，肯定了胡适诗歌的价值。
《希望》曾入选《分类白话诗选》《现代诗选》(赵景深，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版)《现代新诗选》。新时期最先入选该诗的是1991年罗洛的《新诗选》(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编者强调“过于晦涩难以鉴赏之作，一般不予收入”，看来他欣赏的是《希望》一诗的清新自然。《大学生背诵诗文精选》(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课外现代文金牌阅读100篇·初二年级》(吉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语文·高一年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等选本入选该诗也都因其语言清新、质朴，意境平实、淡远。
该诗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曾于80年代改编成歌曲《兰花草》，在海内外广为流传。1980年6月16日的《参考消息》登载港报专稿——《第二个春天——读台报有感》转述《中国时报》：“由于《兰花草》一流行，许多模仿《兰花草》的歌也纷纷出笼。”(17)《兰花草》在大陆最早见于1985年的《台湾歌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笔者查找到新世纪就有17个歌曲选本入选《兰花草》。它们有的是经典歌曲选本，如《同一首歌·80年代经典歌曲100首》(现代出版社2004年版)，《名歌经典·中国作品卷》(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版)，《又唱同一首歌·校园经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有的是音乐教材，如《全国少年儿童歌唱标准考级教材》(辽宁儿童出版社2000年版)，《流行歌词写作教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等；有的是器乐演奏集，如《民谣吉他考级曲集》(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古筝怀旧金曲99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简线对照成人钢琴小品集》(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年版)等；还有儿童歌曲选本，如《童声飞翔·中华少儿歌曲精选》(现代出版社2006年版)，《钢琴即兴伴奏·儿童歌曲68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等。虽然一首诗经谱曲而广为流传，其流传因素不尽在其诗性，但流传本身却已成为该诗接受的历史。
一个“五四”诗人，其诗歌在今天还能有这样的接受盛况，并且有两首诗能谱曲流传坊间，许多著名的现代诗人也没有这样的幸运。如果不是经过这样的选本考察，笔者也还局限于文学史关于胡适的刻板印象里，很难想象出这种流播情形。通常的选本研究，是选择比较知名的经典选本，而本文尽可能将精英阅读选本、市场化通俗读本甚至歌曲选本收入眼中，在更全面的文学流通中，观察与理解历史。这对突破既有的文学史知识局限，重新认知《尝试集》，认知一个更丰满的“尝试者”形象，甚至重构文学史，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注释：
①胡适：《尝试篇》，《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②笔者统计所得。
③④(13)胡适：《再版自序》，《胡适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6、35页。
⑤(14)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第300、295～296页。
⑥笔者在下文将1979年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等主编的《新诗选》划分进新时期80年代选本。
⑦卢冀野：《时代新声》，泰东图书局1928年版，第6页。
⑧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0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
⑨臧克家：《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336页。
⑩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等编：《新诗选》(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
(11)杨匡汉：《序二：时代诗情与精神价值》，谢冕、杨匡汉编：《中国新诗萃：20世纪初叶—4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12)“有名著而无名篇”的观点，始于1929年草川未雨评价《尝试集》“只有提倡时的价值，没有作品上的价值”(《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海音书局1929年版，第53页)。陈平原在《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一)中说：“作为新诗的胡适，有名著而无名篇，此乃目前中国学界的主流意见。”(《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4期)
(15)陆以霖：《编序》，《恋曲99》，业强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16)河北大学出版社编：《给你一片温柔·中国20—30年代著名爱情诗精萃》，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17)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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