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生态学是就一个社会适应其环境的过程进行研究。它的主要问题是要确定这些适应是否引起内部的社会变迁或进化变革。但是，它还结合变革的其他过程来分析这些适应。这一方法要求对社会和社会机构之间以及它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进行考察。
文化生态学与对社会现象进行生态学研究的其他方法有区别，但并不排斥它们。这些方法把它们的特殊问题——比如聚落形态、农业发展和土地利用——置于一定地理区域内复杂互动现象的广阔背景下来看待。解释的系统陈述（explanatory formulation）甚至包括与社会现象相关并反过来影响社会适应的疾病发生率。生态学的这种现代概念很大程度地取代了诸如“都市”、“社会”和“人类”生态学等其他概念，按照竞争、顶点区（climax areas）和区域以生物学类比的视角来看待社会机构。
在检验一个地区内所有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互动时，文化生态学与生物生态学在方法上有着广泛的相似性，但是它不将生物物种等同于社会特征，或是假设竞争是主要过程。它分辨社会文化系统和机构的不同类型，把合作与竞争都看作互动的过程，而且假定环境适应依赖技术、需求、社会结构以及环境的性质。它包括对社会环境适应的分析，因为一个独立的部落在其环境适应中通过与邻居互动而受到影响，比如和平贸易、通婚、合作、战争以及其他形式的竞争，同样，一个较大社会文化系统内的特殊附属部分可能因它利用环境的方式而受到外部机构的强烈影响。
分析文化演变或进化的文化生态学方法与以超肌体或文化学概念为基础的方法不一样。后者认为只有文化层次的现象才是相关的和可接受的，它否定“简化论”，即从心理学、生物学或环境层次因素的归纳来考虑动力过程。以这种方法为基础的进化论假设是在普遍的或全球性的意义上来看待文化的，而非在实质意义上来看待个别文化，并且认为有普遍的动力过程存在。另一方面，文化生态学承认文化之间存在实质性的不同，它们是由一个社会与其环境互动的特殊适应过程造成的。
文化生态学并不认为每个案例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这种方法在对适应过程及其实质性影响的跨文化相似性做出更广泛的总结前，要求对每个社会作实证分析。文化生态学家研究高度多样化的文化和环境，而且既不能预先拟定特殊的分析模式，也不能拟定文化演变的理论或理想模型；关于进化，不能够有先入为主的结论或规律总结。生态学观点的启发性价值在于它对有关文化进化过程的非文化现象加以概念化。
实证研究揭示了在较简单、较早的人类社会中，基本生存是最重要的事情，不同的社会系统一般是以特定技术对特定环境的开发做出直接反应。当技术发明增进了人类控制和调节环境的能力，当习得的行为模式得到传承，环境和文化的意义就被改变，适应的过程不仅变得更为复杂，而且质量更好。
互动现象的生态学概念引发了对相关资料当中某些一般性范畴的关注。资源、植物、动物、气候、地方性疾病及其病菌携带者的出现和许多其他环境特征构成了互动系统一个部分的潜在因素。文化的性质，尤其是它开发和适应环境的技术，以及内部与外部社会环境的特征，则构成了另一个部分。这种互动包括许多方面的社会调节：土地利用；人口密度、分布与聚集；人群的构成与稳定性；社会领地；社会间关系；以及文化价值观。在每个案例中，一个具体问题在于适应过程究竟是刻板到只允许某一种模式，还是有允许发展和借鉴不同模式的变异余地。
根据文化生态学进行解释需要对文化性质做某些概念上的厘清。首先，一种文化的各种组构（component），如技术、语言、社会和风俗特点，对适应过程的反应是迥然相异的。第二，不同整合层次的社会文化系统深刻地影响着生物、文化与环境因素的互动。拥有超社区（国家和民族的）机构、其开拓有效环境的技术能力超出了本地或基本群体的社会，可以利用这个较大社会控制地域以内和以外的资源。因而，复杂社会的适应性反应与部落社会是很不一样的，后者主要是适应其自身的环境。
文化历史与生态适应
一个社会获得其许多基本特征的历史过程对于其适应过程的研究是有所助益的。历史过程包括：从多种来源广泛借鉴的许多文化特征和特征组合；人口迁徙；文化遗产的世代传承；以及本地的革新或发明。然而，承认这些历史过程，并不是把环境贬低到仅限于允许或限制某些文化实践的地位，以至于所有的起源都必须用这些历史来解释。显然，捕鱼在沙漠地区意义较小，而农业在极地则是不可能的。同样显而易见，没有合适的技术，就不能开发丰富的渔业资源；没有驯化植物，就难以利用农业的潜力。直到社会对金子、石油和铀有所需求，并具备提炼它们的方法时，这些资源才会变得重要起来。
（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一度主要以食物采集为生，但是粮食作物的引进——主要来自中美洲——为更复杂的普韦布洛（Pueblo）村庄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该文化的许多细节，如仪式因素，是向南方借鉴来的，但是普韦布洛的社会文化形态只能按照这样的过程来理解：人口增长，血缘家庭扩展为世系，最终世系结成更大的聚落，并出现许多超越血亲群体的村落结构。
不同的生态适应也可能发生在受到相同历史影响的社会中。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与大盆地半干旱旷原沙漠中的印第安人拥有大体相同的采集和狩猎工具，但是加利福尼亚远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却能供养相当于大盆地三十倍的人口。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居住在永久性村庄中，并发展出许多复杂的社会结构，而大盆地印第安人则分散成独立的家庭单位，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广大的区域内寻找食物，仅仅是季节性地聚集到并不总是由几个相同家庭组成的营地中。
文化生态过程的考察必须考虑基本社会文化形态系被移民从一种环境中传播或携带到另一种环境中的可能性，但它也必须考察这些形态是否被改变。要评估这些改变，就需要辨别出文化的外部修饰（诸如仪式元素、艺术风格、建筑类型）和作为人类自存调节的那些社会形态之间的区别。
生物性因素
人类对其自然环境的适应不能以纯粹的文化学术语来理解，因为人类不仅具有与动物一样的基本生物需求，而且还具有特殊的人类特征。虽然所有活动都是由文化决定的，但是生态因素不可能与作为行为基础的内在生物学和心理学因素完全区别开来。强调人类生物本质重要性的分析直接影响到许多常见假设的有效性，并会引发新的问题。
人们一般认为，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常常是不可再分的社会结构，因为两性面对繁殖和生存的需要，以及孩子尚需依赖父母给予长期的照料和训练时，他们发挥着互补的功能。这个假设对于从民族学角度所知的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是普遍正确的，他们在维持生存、打理家务、培养孩子的劳动上有着明确的性别分工。然而，在现代工业社会，生物学家庭已经失去了它的许多功能，而且性别角色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减弱了。可以想象，如果核心家庭的文化功能丧失，那么它就可能降低到只不过是个繁殖单位的地步。
在原始社会中，因合作的需要——尤其是因生存活动而发展起来的更大的超家庭团体或其他群体具有一种生物性的基础，特别是通过血缘关系相连。比如，父系狩猎群就具有这样的优势，他们的特殊技术、环境知识，以及对权威的遵从都是在男权群体中由父亲传给儿子的。生物学关系在文化历史中如此长久地具有基本重要性，以至于可能被高估，正如一个家庭首领甚至王位通过长子继承制得以传承一样。这种生物学的基础得以留存，是因为缺乏更好的选择。
文化生态适应中的另一个基本生物学因素是人类漫长的生长期。年龄与环境因素在许多方面互动，影响到行为方式。肖肖尼族印第安人（the Shoshoni）的孩子可能帮忙赶兔子却不参与捕猎大型猎物；东非的男孩可能放牛但不参加战斗；现代美国的年轻人按要求年限上学。在生存艰苦的地区，老人可能被遗弃而让其自生自灭，但在其他地区，他们则可能受到特殊的关照；无论在何处，婚龄群体都受制于身体发育、文化与对环境的适应。
然而，在有关生物和文化生态因素互动的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来自一个假设，即核心家庭或生物学家庭是人类各种社会中的基本部分。这个假设可能是基于家庭明显的生物学性质，也可能是基于据信家庭所具有的普遍文化功能。高级灵长类动物经常生活在相当小的群体中，它们由几个雌性和需要照料的婴儿、单个强有力的雄性以及一些地位稍低的成年雄性组成。然而，在现代社会的某些弱势群体中，母系家庭或亲族群体由女性、需要照顾的孩子以及与之保持松散联系的地位较低的男性所组成，表现为最基本的社会单位。这种家庭代表了对领地有限、低收入及缺乏发展机会的一种适应性反应。
虽然从文化出现之前的灵长类社会向核心家庭的转变还所知甚微，但是现代母系血缘群的存在提出了起源的问题。核心家庭是如何从一种早期社会（该社会缺乏创造核心家庭的、后来又维持其存在的文化生态过程）发展而来的？
家庭起源的推测必须基于技术起源的考古学资料和民族学证据。在所有前农业社会的民族学案例中，核心家庭以两性在生存活动中鲜明的互补关系为基础。妇女是食物采集者，因为她们离不开孩子，这是她们不可逃避的责任；而如果技术允许的话，男性则可以长时间远离家庭狩猎大型猎物或捕鱼。在那些显然是男性合作狩猎的工具如矛、弓、网和陷阱发明以前，两性可能都从事食物采集，这与高级灵长类动物相似，而没什么区别。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当某个类型的母系血缘群延续下来时，一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手斧——长久以来是主要武器——可能证明男性在保护群体方面而非专职狩猎方面的角色，因为它是用于近距离格斗的。
聚落形态及适应过程
一个被引进到全新环境中的文化必须在许多方面适应当地的条件，但只有实证研究才能确定适应到底是具有不可改变的固定性，还是留有变通的余地。在某些案例中，变异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十分明显。只能通过食物采集来利用分散零星资源的简单社会，显然必须分散成很小的群体，因为其社会成员是相互竞争的。更丰富的资源，比如植物性食物丰富的地区、大型兽群、渔业或是密集农业，则可能允许一些特征上的变异，并因此而拥有借鉴外部创新或者本地发明的弹性空间。
然而，并不存在这样一个预先的结论：一个社会是分散在其土地上还是聚集在大型聚落中，可能归因于适应因素、历史形态、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加利福尼亚与西北部海岸的印第安人的土著人口密度十分相似，但是加利福尼亚分散的橡实与猎物资源导致村庄分布相当分散，而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阿拉斯加丰富的鲑鱼资源则允许人们集中在主河道的大型聚落中。同样，依赖灌溉的农业地区把人口集中在河渠网中。在秘鲁海岸贫瘠而少雨的沙漠，人们只得生活在沿河或近河流的稠密聚落中。然而，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和秘鲁海岸上的大型社群却是不同社会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每种都从不同的历史背景发展而来，每种都具有特别的当地适应：在西北海岸有渔业，在秘鲁则有密集灌溉农业以及海洋资源。
由富裕经济支持的稠密人口并不总是集中于大型中心。哥伦比亚安第斯山北部土著农业人口和智利中心河谷的阿劳卡尼亚（Araucanian）印第安人的人口密度十分相似，但是安第斯山北部人口被组织在强大的、等级结构的酋邦中，社群为500人或更多；而阿劳卡尼亚人则散布于许多距离很近的村庄当中，每个都是不超过100人的父系氏族。这种对比不能用农业生产力或其他与维持大型社群有关的技术因素来解释。安第斯山北部酋邦是一种包括寺庙、祭司、武士和人牲的宗教体系传播的结果，它可能起源于中美洲，但重新适应于高山深谷多种多样的环境。可以推测，阿劳卡尼亚人本来可能维持许多酋邦，但他们缺乏起核心凝聚作用的因素。以放牧美洲驼为基础的有限的游牧生活对于社群发展可能是一种生态上的制约，尽管这个因素并未阻止国家或帝国在秘鲁的发展。
文化的非技术特征也可能通过社会的外部社会环境影响适应的安排。在环境影响的制约下，社会间的和平互动可能采取多种形式，比如婚姻、贸易、探访和参与仪式、游戏以及其他活动。然而，群体之间的敌对则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战争的恐惧常使人们聚集在拥挤的聚落中，而这种聚落并非理想的生存方式，因为其并非获取资源的最佳途径。因而，有些亚马逊人的干栏式村庄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刀耕火种农业变换地点。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史前史来判断，农业的性质提供了相当大的变异。早期聚落规模小而且分散，但在晚期当聚落变大并紧密聚合时，人口却衰减了。这是在一个旱灾频繁和劫掠流行的地区中增加农业稳定性的结果。在坦噶尼喀（Tanganyika），直到殖民主义大体消灭了战争，人们才敢散居到水道附近的肥沃土地上。纵观历史，战争在文化与环境的互动中是一个主要因素。
凭借某些文化手段开发环境也可能强烈地影响到环境，环境又反作用于文化。在土著的加利福尼亚，与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印第安人为了除去灌木丛和树木的种籽，有意焚烧草场，这样可以增加动物的放牧面积。砍伐森林、过度放牧以及伴生的土壤侵蚀、在河流上建筑堤坝和再凿水道、排干沼泽，以及乡村地区向都市或郊区土地利用形态的转变也都会改变环境。在这些焚烧草地、发展灌溉、或开垦沼泽的例子当中，文化增加了其基本资源。在另外一些例子中，如过度放牧、缺乏保护、或是基本矿藏耗尽，文化就摧毁或损害了其某些方面的地域基础。
文化变异与整体论
虽然任何社会的文化都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在其中技术、经济、社会与政治结构、宗教、语言、价值观以及其他特征紧密地相互联系，但是文化不同方面受生态适应的影响并不相同。技术代表了人类在控制自然方面的进步，趋于逐渐积累。一种语言缓慢但持续地逐渐发展成多组语言，除非它被另一种语言所取代。人文和风俗文化的表现可能在社会变迁中保留了它们的形式方面，但却获得了新的功能。社会演变是通过一系列结构和功能上的转变而发生。
社会结构对环境的反应最为明显。其基本构建直接与协作生产活动相关联，而且它在社群、游群结构以及基本血缘系统中表现也很明显。在简单社会中，由于生存需要而在一定区域内形成的人与人及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与社会同义。因为诸如采集种子之类的食物采集活动是竞争性的，所以处于贫瘠环境中的社会倾向于分裂而形成核心家庭单位。狩猎社会通过合作生产能力较强，并能形成多种聚合形式。无论是在分散还是聚合的聚落中，主要依赖农业的社会倾向于拥有永久性的社群结构，因为在诸如整地和灌溉活动中，协作有利于生产。虽然生产力的增长受到环境潜力、农作物和农业方式的限定，但是它可能导致更大的社群产生以及角色和地位的内部特化。
通过社会协作和开发技术提高所获得的生产力增长，成为小型单一社会转变为职业和社会地位内部特化的大型社会的基础。尽管协作结构方面自然为人熟知，但是有关生产力、潜在与实际的剩余产品、为偏爱而非基本需要而从事的劳动时间、专门生产的人数，以及其他可衡量活动的定量描述却难以获得。我们资料中的这些严重缺陷使得社会从简单向复杂转变过程中人和物绝对数量所起作用的问题无法解决。
甚至在社会形态所划分的文化范畴中，我们仍不能认为：所有的特征都同等地受制于某种特定生态方式。在简单社会中，居住、血亲以及生存方式，要比氏族、半族（moieties）、宗教和世俗团体以及其他作为基本社会结构之上次生表现的复杂细节更基本、而且更不易改变或变异。遍布世界各地的证据清晰地显示了这些复杂细节在不同环境里的广泛传播，并见于适应于这些环境而形成的根本不同的社会结构中。例如在（美国）西南部，母系氏族部落产生于西部普韦布洛农业村庄和半流动游牧的纳瓦约（Navajo）族当中，半族是南部加利福尼亚父系狩猎群和东部普韦布洛一些农业生产者的次生组合。
最后一个问题关注的是，文化不同方面或组构对适应过程的反应能否使旧的或传统形式获得新功能？在坦噶尼喀的宋约（Sonjo）族中，殖民时代以前充当战士的那个年龄段的男性群体，现在在新的、非军事的、以挣钱为目的的背景中从事长年雇佣劳动。氏族或血缘家族拥有的土地以及畜群拥有和继承的传统形式，可以为外部市场生产而得以延续。虽然传统结构或特征组合倾向于在文化发展的所有阶段保持自身不变，但证据似乎清楚地表明随环境变化而出现的新功能最终把旧的形式变得面目全非，或者这些形式会消失并被新形式所取代。
社会文化整合的层次
一个复杂或高度发展的社会在适应的许多方面与简单社会不同。农业革命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发展起来的内部专业化影响了国家和民族各地方性区域的适应过程。土地利用日益反映出外部经济机构而非本地生存目标的重要性。贸易、发达的交通、机械化以及其他与工业化相关的因素使每个地方社群体成为更大的社会文化系统中一个更加高度专业化和依赖性的组成部分。在最适合为外部市场进行农作物生产的地区会出现发展单一农作物生产的趋势，而本地的开采业——诸如采矿、石油、木材，它们对本地社会并无实际价值——则会出现专业化的趋势。更大的社会文化系统还创造出都市与工业中心，并划出专门的娱乐区。
由于技术的成就，复杂社会中自然对社会的影响和制约远不对简单社会那么直接和明显。文化日益创造出它自己的环境。食物及其他必需品可以运输，河流可以改道，电力可以远程输送，甚至在南极短期居住的人都能满意地享受舒适生活。
然而，在更加基本的意义上，原始社会与发达社会之间的差别并不仅仅是社会复杂化或技术知识一个方面。在原始人群中，家庭、延伸的血缘群、或相当小的村庄或游群，都直接适应其自己的领地。在较为复杂的社会中，存在着非个人的超家庭和超社群机构，它们并不参与与其相关成员的全部文化行为。国家经济机构——比如，提炼新原料并制造和分配产品的公司——为满足国内众多亚文化群体的多种需求而服务。他们还把文化与环境的互动通过远程资源的利用和广泛的商业活动扩展到境外。较发达社会强大的经济扩张渗透到本地社会中，并且通过更新土地利用和其他资源利用方式，以及输入外来的政治和经济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社会。
在一个现代的复杂国家中，虽然土地利用在环境的潜力之内日趋专业化，但是地区性亚文化的差异通过全国性影响的冲击被部分地拉平了。内华达州的农场工人、波多黎各的甘蔗工人、肯尼亚的茶叶种植工人，以及依赖土地生活的其他亚社会的亚文化，都被与他们相连的外部经济机构和当地环境所塑造。当技术发展，亚社会更加依赖于较大的社会时，对当地环境的直接适应就会降低。例如，纽约市企业高管们的生活方式或亚文化变得一分为二：一方面来自他们在城市里高度专业化的职业角色，另一方面来自他们在郊区的住处，在那里该家庭与邻里的化因职业而区分，都不是对当地环境的密切适应。更加远离直接有关环境的影响是建立在当代内华达州的某些城市机构，在那里离婚、赌博和娱乐的综合表征与整个民族文化的特定方面相关联，而非与大盆地的半沙漠地区相关。
一些实际应用
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可以通过一些实际应用来阐明。这些案例涵盖了从简单社会到复杂社会、从社会文化整体最基本的到较高的层次。
人类远祖缺乏狩猎采集、储存和加工食物的习得本领。他们是腐食者，而且没有文化意义上的技术来保存他们采集的食物。因为动物可以很好地从一处熟悉的生境中觅食，所以它们可能以群体方式生活在有一定边界的区域中。任何社会的构成可能都具有生物学上那种男性对群体进行支配和保护、女性对小孩实施照料的倾向。
当文化为生存提供更有效的技术时，人类基本的生物学特点——性别、年龄和血缘关系继续影响着社会性质，但是会以各种方式被文化生态适应所改造。在主要资源为种籽、根茎、果实、昆虫、小型哺乳动物或贝类，而且分布得又很稀疏的地方，食物采集必定是竞争而非合作性的，因为产量会随利用同一地点家庭数量的增长而减少。如果像内华达州肖肖尼印第安人部落中那样，本地主要资源的产量每年都在改变，那么就不可能构成一个永久性的多家庭的社会。每个肖肖尼家庭通过联姻、在冬季营地偶然的聚合以及通过在任何见有猎物的地方捕捉羚羊或野兔时的短暂协作而与其他家庭联系起来。没有成员固定不变的游团，也没有对领地或资源区域占有的声明。不过，这些家庭并非是随意流动的，因为任何人类社会都会较为效地利用他们所熟悉的区域。
智利群岛与大盆地完全不同，但是阿拉卡鲁夫（Alacaluf）印第安人主食的贝类产量不稳定，与大盆地起着类似的作用而阻碍了大于核心家庭的永久性社会单位的形成。上述两个案例中，流动性食物采集家庭是不可再分的社会单位，是基于婚姻、劳动分工和抚养孩子等生物学因素的功能。然而，独立的核心家庭在民族学上很罕见，并且它在历史上的发生是一个经验性问题，而非根据进化原理推导的结果。
虽然许多社会周期性地分散成食物采集的家庭单位，但如果资源非常丰富而且其产地可预测，那么这些家庭会相互保持联系，以松散的方式从事超家庭的活动。例如，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靠橡实生存，苏必利尔湖和巴拉圭河上游的印第安人采集野稻。这些群体似乎倾向于由延伸的家庭或血缘群组成，尽管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尚不清晰。
狩猎通常要求协作，但是存在各种各样的狩猎社会，每个都反映了特殊的生态适应。中部爱斯基摩人的人口密度约为每250平方英里1人，他们居住在小型的较为孤立的家庭群落中。因为北极狩猎需要协作，所以核心家庭无法单独生存。
在狩猎大型野牛群的社会中，集中的资源可以供养人口多达数百的游群，它们超出了可分辨的血缘群的规模，并且由许多无关联的血缘群组成。某些平原印第安人中的氏族并非是真实血缘关系的延伸，而是基本维生群体的表现。平原游群比加拿大狩猎游群结合更加紧密，因为捕猎的兽群更大，合作狩猎高度发展，并且在引入马匹之后战争成为一个主要因素。相比之下，捕猎小型和较少迁徙猎物的猎人们以三十至六十人的游群形式合作，他们组成一个父系的世系，控制领地资源，与外部游群通婚，并将妻子带到丈夫的游群中。
这类游群基本社会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跨家庭的结构，对生存来说这是一种需要，可以随条件而定的最佳形式。一种历史学解释说它们起源于别处，通过传播或迁徙输入到这些地区，这不大可信，尤其对南非、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南加利福尼亚和火地岛的父系狩猎群案例来说。它们各自都是进化发展的一种特殊类型。
早期农业社会看来也是小型的，除非社群之间的战争迫使人们聚集到受保护的村落中。并且每个社会都可能由血缘群组成，而且只要有土地供应就会趋于分裂。虽然对这些农人的生态适应了解很少，但还是可以设想某些类型。在诸如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中，块根是主食，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和土壤肥力的快速衰竭需要频繁轮换土地甚至迁移村庄。此外，饮食需求使河里的蛋白质食物变得很重要，加上独木舟的运输，促进了沿河人口的集中。在温带地区如美国，生活在林地小型村庄的农民和生活于密西西比河谷地农民的村庄明显不同。前者须与草原野草或森林抗争而生存；而后者有肥沃的土壤，一旦植被清除，就可以供养大型社群，并能接纳来自中美洲的寺庙土墩文化。
在一些温带干旱地区，早期农业被限制在冲积平原或多雨的高地上。河谷中人口密度的增长——在诸如秘鲁的案例中，使灌溉成为可能——导致了神权政治和军事国家的产生，其势力波及广泛的地区，并产生了城市中心，使那里成为文明的摇篮。目前仍不清楚的是，在什么程度上，贸易（以在相关区域内日益专业化的地区性生产为基础）、宗教信仰和军事控制可以把人们组织起来以取得最大产量和充任各种特定的地位与角色。
动物驯养需要其他类型的生态适应。出于生存的目的，畜牧比农业需要更多的土地，它们必须被照料并到处游动，还可能遭到偷窃。直到上世纪铁丝网被大量生产前，都难以实现牧场的封闭管理。牛群遭窃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可能因此而发展，就像在东非许多养牛人之间发生的那样。而且，自由放养的家畜对农作物是一种威胁，直到最近农民都还不得不用栅栏防止动物的破坏。
当社会移到马背上时——比如骑马或骑骆驼的游牧民族，另一些特殊适应就产生了。他们成为更能干的猎手或牧人，并能远距离运输食物，因而拓展了他们开发的区域，并能维持更大的社会群体。他们还彼此之间以及对定居的邻居打劫。马背上的劫掠者甚至在中东、中国和印度的帝国建立起几个统治王朝。
农业革命以后，超社群国家或帝国层次机构的发展将它们资源利用的区域拓展到已融为一体的亚社会所占据的以外区域。每个当地亚社会，尽管多少要适应它的地域，但是一切为了国家的目的，都成为向一个新的整体贡献不同食物、未加工的原料、产品甚至人口的一个专门部分。
工业革命通过发展运输、批量制造、信息化以及经济和政治控制，极大地扩展了开拓区域。其技术也赋予许多潜在资源以重要性。现代国家和帝国拥有高度多样化的环境，并利用超出其政治边界的地区资源。他们的技术可以改变环境以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而且最重要的是，任何地方性亚社会都会对复杂的国家机构体系、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以及许多生存以外的目的做出反应。即使人们必须居住在特定的地区，但是高度工业化国家的成员一定会被视为越来越非本地的，以致他们的行为取决于一个文化形态的巨大网络或复杂体，它与特定环境仅有微弱的联系，并且甚至将核心家庭成员在育儿和经济方面的互补功能减低到最小。可以想象，原子能、水培、合成食物制造，以及其他的技术成就，有可能创造出和永久性空间站一样的完全人工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