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法国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历史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法国论文,当代论文,特征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7)02-0019-10
法国哲学会主席、法国科学院院士贝尔纳特·布尔乔亚(Bernard Bourgeois,1929—)教授，在2006年10月召开于巴黎大学的法国哲学会年会上指出：“马克思思想在20世纪范围内对法国哲学发展的影响力，不但没有因新世纪的到来而减弱，反而以任何高明的预言家所无法预料的强度，从人类跨入21世纪的门槛至今，越来越发挥它的精神威力。如果说，过去一个半世纪已经证明了这位思想巨匠的革命魅力的话，那么，在新的世纪中，他却以他本身所一直不愿接受的‘解放者’的神秘身份，在全球化运动、社会正义事业以及人类新文化的重建的探索性潮流中，扮演革新推动者和正义评判者的双重角色，促使当代哲学家，特别是政治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1]。
一、历史的进程本身决定马克思的关键角色
贝尔纳特·布尔乔亚，作为法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德国古典哲学专家，当然从不怀疑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内在生命力。他对马克思的重视，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持续性，并在法国哲学界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近50年来，他对马克思的分析，始终都伴随着他对整个近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工作，并构成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像他一样，许多法国哲学家，不论是从理论的角度，还是在实践上，都根据历史和时代的实际要求，很自然地在其研究中，把视线转向马克思，从马克思的丰富思想宝库中，寻求各种可能的参照点，并获得必要的启示。
法国国家政治科学研究基金会(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主席皮埃尔·哈斯纳(Pierre Hassner)，恰恰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应邀在法国哲学会上发表一篇题为《9·11事件的意义》(La signification du 11 septembre)的演讲，强调对于马克思与其他西方思想家的深刻理论关系的肤浅理解，是导致美国政治战略错误的主要理论根源[2] 1—5。
布尔乔亚本人也在2000年发表的新著《近代理性与政治权利》(La raison moderne et le droit politique.Paris:Vrin.2000)中，引用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致劳动者”中的一句名言：“理应统治个人间关系的道德与正义的最简单规则，也应该作为最高法规而统辖民族间的商业贸易”[3] 277，严厉批判全球化过程中的霸权主义政策。
须知，马克思的思想在当代世界中的重要意义，并不仅见证于近20年的世界现实舞台，也不只限于实践活动方面，而是已经为19世纪末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以及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的成果所证实。关于这一点，即使像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这样在政治理论上一贯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思想家，也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思想的威力，正是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及批判；因此，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马克思就始终成为“最现实有力的思想家”[4] 3—5。因此，阿隆本人早在20至30年代，当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读书及其后前往德国留学时期，都已经把马克思与韦伯(Max Weber,1864—1920)、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列为“四位必须优先研究的德国最杰出的思想家”[5] 67。此后，阿隆几乎一生没有忽视过马克思。正如他的学生卡萨诺瓦和巴舍利耶在发表阿隆的讲稿《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Aron,Marxisme de Marx.2002)时所指出：“阿隆终生思考马克思，为此阿隆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分别于1962和1977年专设两门论述马克思的课程”(Aron aura toute sa vie réfléchi sur Marx,auquel il consacre ses cours de 1962 en Sorbonne et au Collège de France en 1977)”[4]。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阿隆在谈到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和灵活性时，还很幽默地说：“马克思的思想，既可以用五分钟、五小时，也可以耗费五年或甚至半个世纪来讲述”[4]。为此，阿隆指出：单靠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远远不足于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真谛的。阿隆还认为，马克思不仅覆盖了整个近代西方思想史，而且还通过他所重点探讨的“自由/必然”、“理论/实践”、“革命/改革”等许多既矛盾又相互联系的成双范畴的内在辩证法，深刻地影响了足足半个多世纪的西方当代哲学的发展进程。
所以，面对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巴黎《文学杂志》出版的专号“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指出：“雅尔塔和柏林两座墙，各自如此突然的倒塌，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其中之一便是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马克思和他的著作。……对于理解19世纪和20世纪，毫无疑问，马克思是必不可少的”[6]。
由此看来，在法国，对马克思思想的持续研究及其历史性，并非决定于哲学家的主观意愿及其政治倾向，而是客观历史和现实以及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逻辑力量本身所引申的结果。法国的马克思思想研究，不论是在20世纪上半叶，还是在20世纪下半叶的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都是紧密地同法国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的特殊传统相关联。所以，它既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同英国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有密切关系，又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其理论的独立性，并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特色[7]。
二、马克思思想研究历程的连续性和阶段性
当代法国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历程，首先呈现出纵向连续性和横向阶段性的显著特征。这种特征实际上展现了法国马克思思想研究过程与历史、与马克思理论内在思想因素之间的双重紧密关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本世纪初，法国和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以及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生命力本身，使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一方面连续地延展成由浅入深和从片面到全面的发展过程，表现出马克思思想在法国当代历史发展中的长远而持续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又随历史的不同转折而表现为阶段性及研究重点领域的变动性。所以，从整体说来，上述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特征，又以宏观和微观的交错复杂层面，进一步展现出当代法国马克思思想研究的特殊内在结构及其独有逻辑。
(1)历史的准备及出发点
从1843年至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本人亲临法国的理论考察、创造及其革命实践过程，为马克思思想在法国的研究进程奠定了历史基础[8]。马克思逝世之后，从19世纪末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使法国的马克思思想研究分化成两大潮流：首先，受第二国际影响的原法国工人党(le parti ouvrier fran
ais)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人物、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以及该党领袖葛斯德(Jules Guesde,1845—1922)，开创了将马克思思想研究与该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理论研究相结合的范例，为此后持续一个世纪的法共内部的马克思思想研究路线和风格，奠定了基础[9]；其次，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法国社会党及其他各个类似的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若雷斯(Jean Jaurès,1859—1914)和米勒朗(Alexandre Millerand,1859—1943)，试图运用马克思思想为其社会改革和扩大人民福利的政策服务，也为此后社会民主主义范畴的马克思研究树立榜样[10]。第二国际的破产和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上述两大派别越来越相互排斥，甚至相互对立。但这种分裂在客观上却有利于此后法国马克思思想研究走向多元化的趋势，而且，政治和思想上的对立，也不妨碍它们之间在必要的时候相互协调和相互影响。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本世纪初，法国的具有纯学术性质的马克思思想研究，由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原因，分别在3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发生了三次重大转折。
(2)柯杰夫和依波利特的历史贡献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转折，是由柯杰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和让·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1907—1968)等人倡导的新研究路线和方法所开启，其特征是将马克思思想研究与黑格尔研究以及其他现代思潮的发展结合起来，根据法国当时的思想文化创造活动的需要，推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马克思研究工作以及促进与此相关的其他理论研究，特别是掀起对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比较研究的高潮。
当然，值得指出的是，法国的马克思研究与黑格尔研究的结合，并不是简单重复或延续此前已由德、英等国知识分子所开创的“青年黑格尔学派”的研究路线。在法国，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的比较研究，是在更为广泛和开放的意义上，不断开辟凸显辩证法创造精神的多元化探索方向。
柯杰夫在巴黎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cole des Hautes tudes en Sciences Humaines et en Sciences Sociales)所主讲的黑格尔哲学讲座，意味深长地以“同一个与另一个”(le même et l' autre)为主题而开启。这个主题很深刻地指明了黑格尔哲学本身所隐含的双重矛盾力量，即一方面，它是强调同一性的绝对观念论，另一方面，它又是导向另一种新哲学的创造精神的源泉[11]。在讲座进行过程中，柯杰夫并不是简单地诠释或重复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而是发挥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强调辩证法必须成为人创造性地改造其自身的“存在”的无限动力。柯杰夫首先以马克思的《1844年巴黎手稿》为榜样，把黑格尔所说的“意识”同人的物质性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使人类历史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体系中解脱出来，转变成为充满创造性的人本身的实践过程。柯杰夫不像黑格尔那样把历史的终点理解为绝对精神的目的，而是当成人本身对他所企盼的那种终极完善化幻想的超越。柯杰夫所重视的，正是人类行动(action humaine)所固有的、能够不断自我生产出“自身的存在论关系”(relations ontologiques de soi-même)的创造性力量。
本来，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法国哲学，基本上还仍然停留在对柏格森主义、笛卡儿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传统研究。所以，在理论上，当时的法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的创作，已进入关键时刻：从20世纪初不断探索和酝酿中的各种新思潮，诸如现代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等，在连续批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思想和文学艺术创造的经验，一方面亟需深化和系统化，另一方面也遭遇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正如阿隆、萨特、梅洛·彭迪、拉康等人在20年代末所估计的那样，当时的法国哲学思想已经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和创作的需要。阿隆在他的对话录中很尖锐地说：“当我在30年代初来到德国的时候，深感巴黎高师的哲学教育的贫乏性”[12] 29—30。就是在这个时候，柯杰夫等人给法国人带来了马克思、黑格尔和胡塞尔，并带领他们以新的方式解读马克思，重新阅读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和弗洛伊德的著作，使法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面貌焕然一新[13] 93—94。
这一理论变革，又直接同实践上的需要紧密相关：面临法西斯力量的猖獗以及世界大战爆发的威胁，法国急需具有革命精神的思想力量来支持和激励人民。萨特在谈到他在30年代的思想转变时说：法西斯的猖獗和法国“人民阵线”的成立，使他从个人主义走脱出来转向马克思及社会主义[14] 176。
在柯杰夫之后，依波利特在40年代初，即当德军法西斯铁蹄践踏法国领土的时候，出版了由他首次翻译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法文本，并发表《黑格尔与马克思》等著作，促使法国知识分子了解具有革命意义的辩证法，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思想的传播。如果说，在30年代以前，马克思的著作仅仅一部分由苏联出版、并作为法共的宣传手册而在法共范围内流传的话，那么，在柯杰夫和依波利特的启发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才被知识分子正式地作为学术著作而陆续地被翻译成法文：先是《法兰西内战》(La Guerre civile en France.1933)、《马克思论宗教》(Sur la religion.1936)、《法兰西阶级斗争》(Luttes des classes en France.1935)及《资本论》第一卷(le Capital.Livre I.1938—1939)；接着，《资本论》全三卷(Le Capital.3 tomes.1950—1960)、《自然辩证法》(Dialectique de la nature.1952)、《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Origine de la famille.195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La contribution à la critique de l' Economie politique.195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anuscrits de 1844.1962)、《新莱茵报文集》(Le Nouvelle Gazette rhénane.1963—71)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L' Idéologie allemande.1968)。
在谈到依波利特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贡献时，前法国哲学会主席贾克·董特(Jacques D' Hondt,1920— )，作为依波利特的学生，强调指出：“当我们在30年代进入成年的时候，我们受到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和历史分析的启示。我们不仅相信他对事情的描述，而且也相信他的预见和激励”[15] 15。
继马克思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专家兼社会学家谢列斯汀·布格列(Celestin Bouglé,1870—1940)之后，依波利特在40年代，被任命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院长和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也因依波利特的名声和地位的扩大，而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法国哲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界的理论研究。著名马克思思想研究专家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就是在这一时期由依波利特聘请成为巴黎高师的哲学教授的。
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如萨特、梅洛·彭迪、柯洛梭夫斯基(Pi(rre Klossowski,1905— )、拉康、罗兰·巴特、布迪厄、德里达和福柯等人，尽管分属于各个不同的理论派别，却都一致地承认他们是在依波利特和阿尔图塞的启发下，通过黑格尔而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各种思潮，特别是同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和结构主义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战后的法国，有可能进一步广泛地同60年代后出现的多元化思想理论进行对话。
法国战后第一代思想家们都对传统的抽象哲学感到厌倦。他们所需要的，是能够用于批判现实的“行动哲学”(la philosophie de l' action)。马克思的实践精神成为他们思考的出发点。梅洛·彭迪在谈到马克思时指出：马克思所做出的主要贡献，正是在于指明“实践是意义的场所”。他说：“马克思所说的实践，就是人的行动发生交互关系时所自然地产生的意义；正是透过这种交互活动，人类组织他们同自然以及同他人的关系”[16] 69。同梅洛·彭迪一样，萨特也热衷于使用“实践”praxis; pratique)概念。所以，根据梅洛·彭迪所说，对于萨特来说，“凡是现实的，就是实践的；而凡是实践的，也都是现实的”[17] 179。
正是依据“实践”的精神，萨特在1960年发表《辩证理性批判》，声称“人民的历史实践”是社会改造的基础，并大声宣布：“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是永远不可超越的”[18] 17。
由柯杰夫、依波利特和萨特等人所推动的新型的马克思思想研究，为1968年法国学生和工人运动的爆发做了理论上的准备，甚至直接地成为了它的“哲学导言”[19]。
(3)1968年学生运动的历史影响
由于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以及其他社会运动逐步进入低潮以及苏共及东欧国家的社会危机，马克思思想被一部分人搁置一旁。号称“新哲学家派别”(les nouveaux philosophes)的让·马里·贝诺瓦(Jean Marie-Benoist,1942—1990)在1970年公然发表《马克思已死》[20]。属于同一派别的另外两位青年哲学家贝尔纳特·亨利·列维(Bernard Henri Levy,1948— )和格鲁克曼(André Glucksmann,1937— )也连续发表严厉批评马克思的著作[21]。
所以，从1968年至80年代末，法国文化界处在对马克思思想的反思过程中：一方面人们对以苏共为代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诠释及其实践后果，感到强烈不满；另一方面，经受了学生和工人运动的失败教训之后，又有更多的学术界人士，试图独立自主地根据新时代的特征，根据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成果，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思想。
这一时期的许多法国知识分子，仍然冷静地在马克思著作中分辨出那些具有创造性和富有生命力的思想观点，并重新赋予它们新的内容，使这一时期仍然持续地产生多元化的马克思思想研究作品。像萨特那样的左派知识分子，仍然坚持运用马克思理论，分析法国的社会文化形势，并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中不断提出新的观点，试图结合社会文化局势的变迁以及各个学科的专业研究问题，创造性地运用和重建马克思理论中的关键概念[22]。
最突出的是阿尔图塞在这一时期前后所发表的《保卫马克思》(Pour Marx,1965)、《阅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1965)、《列宁与哲学》(Lénine et la philosophie,1969)、《自我批评论集》(léments d' autocritique,1974)、《立场》(Positions,1976)等。他和他的学生巴里巴(Etienne Balibar,1942— )等在这一时期所提出的“结构的马克思主义”曾经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及文学评论等领域中，出现了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布迪厄(Pierre Bourideu,1930—2002)、哥德里耶(Maurice Godelier,1934—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 )、哥尔德曼(Lucien Goldmann,1913—1970)、卡斯多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1922—1997)、阿科谢洛斯(Kostas Axelos,1924— )和布兰查(Nicola Poulantzas,1936—1979)等著名学者，试图应用马克思观点，结合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等思潮所提供的新方法，分析各个学科中的重大问题，撰写出震撼世界学术界的著名理论著作，显示出马克思思想一旦被灵活地运用到各个学科领域的理论革新中所可能产生的威力[23]。
同时，法国各个大学和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也纷纷创建研究马克思的研究所。普瓦吉耶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于1970年建立了由贾克·董特(Jacques D' Hondt,1920— )所领导的“黑格尔与马克思研究中心”，吸引了一大批渴望深入理解法国社会性质、并期望更具体地探索马克思及黑格尔思想的青年。受到依波利特熏陶的贾克·董特和他的同事布朗迪·邦祖(G.Planty-Bonjour)等，以研究中心为基地，连续组织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并精心培养新一代马克思和黑格尔专家[24]。
巴黎第十大学和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也于1983年联合成立“马克思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哲学研究所”，在拉毕卡(Georges Labica,1930— )教授的领导下，深入研究马克思思想史及其现代发展[25]。
此外，许多学者继续专心翻译和研究马克思著作。麦克西密里安·卢贝尔(Maximilien Rubel,1905— )从人文主义观点翻译和诠释马克思著作[26]；《神圣家族》(La Sainte famille.1969)、《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Correspondance.1971)、《剩余价值学说史》(Théories sur la plus-value.1974—1978)及《政治经济学批判提纲》(Grundrisse.1980)等马克思的其他重要著作，也继续被翻译成法文。在研究成果中，最有学术价值的，是拉毕卡和巴黎大学第一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托舍尔(Andre Tosel,1943— )撰写的马克思思想在法国和欧洲的发展史[27]。对于这一切，研究法国马克思主义的英国专家凯里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28]。
(4)8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的转折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以及柏林墙倒塌之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巴黎第十大学《当代马克思》(Actuel Marx)编辑委员会，针对当时的历史形势及马克思理论研究的迫切任务，于1990年5月中旬，在巴黎大学召开了《共产主义的终结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以及法国的众多著名学者，经过激烈的、然而又相互包容的民主争论，一致肯定马克思学说的无可怀疑的生命力，尤其再次肯定马克思思想对于重建当代社会理论的决定意义[29]。
正是在这个研讨会上，纽约“布劳岱研究中心”(Fernand Braudel Center)主任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 )教授主持《在长远的历史时期内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Capitalisme et socialisme dans la longue durée historique)的专门圆桌座谈会。他们一致认为，从长远的历史观点看，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产品，它总要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次又一次重大社会历史危机的出现而被不断重复地怀疑、评价和分析。但是，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及其威力也正是在于：它不仅有能力承受考验，而且也有能力作出创造性的反应。一个历史的逻辑显示：每次被怀疑之后，它不但没有被否定，反而激起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新高潮[30]。
为此，法国历史学家弗朗斯瓦·富列说：“苏联及东欧事件之后，作为‘预言家’的马克思死了。但作为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却继续活着；而且，如果没有他，就不可能重述19世纪的思想史。……至于作为资产阶级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批评家和思想家的马克思，则更有资格被列入经典作家之列”[31] 43—44。
紧接着，1995年9月在巴黎大学又一次召开规模更为盛大的“纪念和评价马克思国际学术研讨会”，邀集了全世界最负盛名的马克思学说研究者，包括英国的“分析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Gerry A.Cohen)、雷默(John E.Roemer)等人，美国的世界体系理论思想家华勒斯坦，当然也包括法国国内最著名的马克思学说专家拉毕卡、巴黎第十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巴里巴、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托舍尔以及成功地将马克思学说运用于当代人类学研究中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人类学家哥德里耶等人。这次研讨会进一步针对全球化和“世纪末”的问题，深入地探讨马克思思想所可能提供的分析模式[32]。
与此同时，针对因苏共的解体而在西方兴起的反马克思主义浪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复兴，德里达幽默地借用一百多年前人们攻击共产主义时所说的“幽灵”，把他的新书题名为《马克思的幽灵》，并指出：马克思并非“幽灵”，而是“唯心论、意识形态、(商品)拜物教以及(宗教的)鸦片……各种幽灵的射手。马克思一直不停地吞噬着这些各种类型的‘幽灵’”[33]。接着，德里达更明确地说：“《马克思的幽灵》首先毋宁是一本论正义的书，而这种正义并不能与一种和谐、比例和秩序相混淆。……我认为，正义以及正义的经验的核心，是寻求权利的无限分割以及尊重那些不可还原的分割”[34]。德里达在这里所针锋相对的，正是霸权主义以“法制”和“秩序”的名义在全球范围内所实行的各种不合理的“分割”和“隔离”。同时，为维护处于劣势的“边陲”力量的权益，德里达在整个90年代都大声疾呼“宽容”(pardonner)[34]。
同样地，针对一本反共的《共产主义的黑皮书》(Stephane Courtois et alii,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Paris.Robert Laffont.1997)对马克思思想和共产主义理念的污蔑，德里达再次强调：“《马克思的幽灵》就是对《共产主义的黑皮书》的抗衡……”[34]。
为此，法国最大的报纸《世界报》(Le Monde)也发表哲学家德路瓦(Roger-Pol Droit)的一篇长文《马克思没有死》(Marx pas mort)。这篇在苏联解体5年之后发表的文章，一开始就引用德国著名思想家摩斯·赫斯(Moses Hess,1812—1875)的一句话，来形象地肯定马克思的光辉形象：“你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融合成一个人(注意：我说融合，而不是随便凑合成一个人)，那么，你就会形塑出一个马克思博士”[35]。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的深化，马克思的思想又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2003年12月，法国《新观察家》杂志发表专号，题名为《马克思：第三千禧年的思想家》(Karl Marx:le penseur du troisième millénaire)。这本杂志以100多页的大篇幅，从各个方面论述和论证马克思思想在21世纪的重要意义。为本期专号撰写文章的所有各国思想家都普遍认为，21世纪的展现过程，将进一步证明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威力[36]。
三、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多学科性及其开放性
马克思一直很赞赏古罗马人文主义奠基人之一、拉丁诗人泰伦提乌斯(Publius Terentius Afer,190—159 B.C.)的名言：“我是人，因此，凡是人类的一切，对我都不生疏”(Je suis homme et rien de ce qui est humain ne m' est étranger)。关切人的所有事物，使马克思要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整合的观点去考察社会，以彻底开放的胸怀和辩证发展的方法，根据人类社会的复杂化程度而不断扩大和加深他的思想探索过程，并时刻重建和一再地改进他的理论。所以，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始终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各个方面交错进行的。他在《资本论》中甚至综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规律。他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保证过程是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在本书中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37] 8
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说，马克思本人总是尽可能从自然同社会、历史同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微观和宏观相交叉的视野，去观察社会的整体和它的各个部分。历史的进程和马克思思想的发展逻辑本身，决定了马克思思想研究，既不可能局限在原有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内，也不可能为某一个人、某一个政党或某一个学派所垄断；同样地，马克思主义不应该、也不可能把自身排除在人类整个文化创造的整体活动之外，更不可能阻止或遏制其他创造性力量的自由探索方向。恰恰相反，马克思思想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思想创造典范，更需要在与其他创造力量相互争论、交流和相互渗透中，一方面不断抛弃过时的观点和结论，一再更新和丰富自身的内容，而且，另一方面，也以科学的实事求是态度和不断扩大的视野，接纳各种新型的学说和理论，使自身成为越来越复杂的人类文化共同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创造性力量。
正是采取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开放态度，法国马克思思想研究者们，一方面对马克思思想本身进行灵活的研究，另一方面又对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以及科学研究中所遇到的新课题，进行多方面的自由探索。他们或者修正、补充和改变马克思原来的概念，使之更完善地结合生活世界所面对的问题，或者超越马克思的思索界限，大胆创造，在更广阔的新视野中进行探索。
因此，拉毕卡教授指出：在当代法国的马克思思想研究中，既存在一种使哲学和理论研究从属于政治利益的路线，也存在另一种由知识分子根据学术价值而独立自主进行的多元化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式[38] 168—169。这一特点，实际上“决定于法国知识分子的革命传统，而这一传统可以上溯到博马歇(Pierre Augustin Caron de Beaumarchais,1732—1799)和伏尔泰，并且，经由雨果、阿纳托里·弗朗斯(Anatole France,1844—1924)和安德列·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一直流传到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这就是干预、介入和负责任的传统，它对于上一次大战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在社会和政治斗争中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概念”[38] 168。
法国知识分子的这个优良传统，如前所述，更伴随柯杰夫和依波利特等人在30年代的创造性研究方法的推动，促使当代法国的马克思思想研究更紧密地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以及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使马克思思想一方面可以渗透到各个理论和思潮中，另一方面也在相互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地获得理论上的更新、重建和发展。
实际上，从20世纪30年代起，一大批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作家、诗人和艺术家，诸如阿拉贡、罗曼·罗兰、毕加索、萨特、保罗·尼让(Paul Nizan,1905—1940)、乔治·勃利哲(Georges Politzer,1903—1942)、梅洛·彭迪、布迪厄、哥德里耶、拉康、哥德曼等人，就已经以他们的实践及其理论成果，为法国这种特有的马克思思想研究传统，做出历史的见证。
首先，柯杰夫开创了把马克思思想研究与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研究结合起来的成功先例。他在探讨人的历史自由的可能性的时候，像海德格尔那样，强调个体的人的特殊的存在论条件，并把自由规定为“对于否定性的存在论关系”(une relation ontologique avec 1a negativité)，一种对人的“不完满性”以及对人的构成的“缺乏”的关系。正是这种“缺乏”，才使人开始感受到“欲望”(le désire)的存在及其强大生存动力[39]。
柯杰夫的首创精神立即带动了萨特、梅洛·彭迪和拉康等人，把人的创造动力，从马克思原来强调的“基于物质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实践”，集中地转向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的精神世界内部，转向与个人的肉体生存密切相关的活生生的“欲望”。拉康在开发人的欲望动力的探索中，走得最远，使他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不仅造成了精神分析学队伍本身的分裂，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进程。拉康特别发展柯杰夫关于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理论，把马克思思想、精神分析学同结构主义结合在一起，强调人的主体性，在充满诱惑的当代社会中，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性的生产实践所决定的，而是首先决定于欲望本身，并由此引申出“语言就是结构化的潜意识”的重要结论[40] 192，232，255—258，438，482，489。
萨特、梅洛·彭迪和拉康，从此越出马克思在19世纪的视野和历史界限，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现象学、生命哲学和哲学人类学的理论成果中，发掘人类文化创造的不断超越性的深层动力，在法国的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及其他一系列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引起了一场又一场以“欲望”和“想象”为基础的创造性的“逾越”游戏。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共内外的马克思思想研究队伍，先是在50至60年代期间，以学识渊博的阿科谢洛斯、沙德列(Franois Ch
telet,1925—1985)和勒斐伯勒(Henri Lefebvre,1901—1991)等人所领导的《论证学刊》(Arguments)作为中心论坛，并结合当时由“青年黑格尔分子”加罗蒂(Roger Garaudy,1913— )所发动的关于马克思思想的人文主义性质的论战，从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角度，坚持开展对马克思思想的活泼理论争论和全面研究[41]。
勒斐伯勒以马克思的批判方法，先后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的广阔视野出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多方面的分析。他跳出马克思集中研究的生产关系的传统范围，在日常生活、现代资本主义城市及消费文化等紧扣时代脉动的新领域中，寻找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
马克思晚年深感兴趣的人类学，在20世纪中叶之后，发生了从马林诺夫斯基的结构功能论到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和福柯等人的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深刻转变，使法国的马克思思想研究再一次涌现出新的景象[42]。
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柯，在他的权力系谱学的研究中，高度肯定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运作模式及其结构的微观分析。福柯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权力并非抽象，也不只是存在一种形式；而只能是存在多种用于不同场合、目的和对象的具体的权力。权力是多样的和异质的。马克思用他的犀利的辩证法解剖刀，具体细微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构成部分，特别是工厂的各个工段和车间以及军队等机构的不同单位的特殊权力结构，针对资本家在不同领域的不同目的和利益，分析资本家运用不同权力的不同策略和诡计。所以，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法，福柯指出：社会并非单一性和同质性，而是由许多自律和异质的“不同权力岛群”(archipel de pouvoirs)所构成的复杂权力网络[43] 186—189。
当有人试图分割当代法国卓越的思想家与马克思思想的亲缘关系时，解构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特地强调自己“继承马克思贯彻多学科综合研究资本主义的方法”，声称他本人“从不脱离社会和人文社会科学去孤立地或封闭地研究哲学”。也正因为这样，当有人因为他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怀疑他已变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重申自己“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明确地说：“我认为费力克斯·加达里(Félix Guattari,1930—1992)和我，我们都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nous sommes rest s marxistes)；可能是两种不同方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毕竟我们俩都是；因为我们对任何一种不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政治哲学都是不相信的。我们之所以对马克思感兴趣，就是因为他把资本主义当做一种内在的体系(comme système immanent)，它可以不断地冲击其界限、并永远发现其自身的界限是可以不断扩大的；因为这个界限本身就是资本自身”。[44] 232
本来，辩证法是马克思的整个方法论的灵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强调：“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去分析，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7] 24。
马克思的辩证法及其批判性，使马克思在当代法国一直作为“怀疑大师”(Maitre de soupson)和“现代性的不妥协的批判者”的身份[45]，在近半个多世纪中，成为激励和启示法国思想家进行批判、探索和创新的精神动力。
托舍尔在他的《全球化作为哲学的思考对象？》的论文中，强调指出：在目前全球化盲目扩张、并导致“宇宙与世界的摧毁”(La mondanéité moderne se determine comme destruction et effacement du cosmos et du mundus)的关键历史时刻，尤其需要在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重新挖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深刻论述，分析建立在“欲望的强权”(la puissance du désir)、“贪欲的主体性”(la subjectivité désirante)以及“绝对的自身”(le Soi absolu)的基础上的全球化的性质，并探索人类的新出路[46] 4—6。托舍尔认为，问题不是简单地发掘或重复马克思早期关于资本主义世界性的论述，而是一方面超出他的理论视野，动员一切最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发现当代全球化的新论题及其可能的理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把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发扬光大，以便持续地推动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重建工程，促进新世纪整个人类文化的创新活动。
为此，乔治·帕尼查(George E.Panichas)中肯地说：“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年后的今天，卡尔·马克思的最为广阔的影响，是任何一位学院式训练出来的哲学家所不能及的”[4]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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