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公民社会——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及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公民论文,走向论文,趋势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组织，又称“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泛指那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①。这些组织中通常包括各种冠以“学会”、“研究会”、“协会”、“商会”、“促进会”、“联合会”等名称的会员制组织，以及包括基金会和各种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办社会福利设施等各类公益服务实体在内的非会员制组织。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社会组织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与繁荣，90年代的转型与规范管理，近年来开始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和趋势。图1反映了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主要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图示中反映出近年来日渐清晰的一个走向高潮的趋势。据民政部门的统计，到2007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数达38.69万家。另据我们的调查估计，目前实际开展活动的各类社会组织中，包括大量无法按照现行法规登记注册的草根组织、境外在华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及各种网络型、松散型的社会组织等，其总量约为300万家。且近年来更以年均增长30％以上的速度递增。社会组织的快速增长及其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彰显，大大拓展了社会的包容力与多元化格局，在增大社会资本的同时提高了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及其张力，加快了我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历史进程。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组织网，http://www.chinanpo.gov.cn/
图1 1988-2007登记注册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图示
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发展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曲折发展、成长壮大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可称为“社会组织兴起阶段”，从改革开放初到1992年。在这14年间，社会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点到面、遍地开花的原始生长期。改革开放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加上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使得这一时期社会组织在数量上几乎呈现为爆炸式的巨大增长。其中各种学会和研究会所占比重极大，各类协会也稳步增长，基金会则从无到有，显示了第一阶段社会组织发展的总体特征。通过期刊和报纸的权威检索系统分年检索获得的数据及多渠道得到的官方统计数据，我们估计在这14年间，发育并活跃于中华大地的社会组织总数大约在100万家左右。
第二阶段可称为“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和新的发展高潮阶段”。这一阶段从1993年到2007年。在这15年间，社会组织经历了两个不同的过程，一是在政治波动背景下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的过程，二是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和社会转型全面展开进程中社会组织逐步走向新的高潮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推动社会团体的登记注册，国务院在民政部设立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部门，并于1988年9月和1989年10月先后颁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这两个法规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给出的关于社会组织最早的制度规范。以此为基点，我国的社会组织走上了一条艰难的制度构建之路。这条道路前后历经十余年，期间发生了许多值得记述的重大事件，如成立登记管理机关，两次清理整顿，颁布相关法规，取缔合作基金会，取缔法轮功等非法组织等。经过10年左右的实践，我国政府坚持并巩固了以双重管理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监管体制。另一方面，在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之后，在世纪之交前后，社会组织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高潮。民政部门的数据显示，在各级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年末累计总数，2007年为38.69万家，比1999年增长了171％。②在这一阶段，不仅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迅速，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都涌现出一大批未经登记注册、或采取工商登记注册的各种社会组织，其中较为活跃的领域如环境保护、扶贫开发、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教育支持、公共卫生、社会福利、行业管理，等等。在城乡社区乃至因特网等虚拟空间，也日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它们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据我们的调研和估计，目前全国各类社会组织的总数大约在300万家左右。这一切表明，在经历了一段政治波动、改革开放也经受一段考验之后，社会组织发展已经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我国社会组织逐渐从曲折发展走向一个新的高潮，并表现出若干具有趋势性的特征。
二、社会组织所推动的走向公民社会的进程
30年来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过程演绎了我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即推动着中国社会不可逆转地走向公民社会。
这里首先有必要对“公民社会”一词作一简要解释。公民社会一词是英文Civil Society的中译，这是一个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非常流行又充满歧义的概念。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许多学者在关注这一词汇时常被译为“市民社会”，用以指称与传统社会相对应的一种社会模式。③近年来随着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提出，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④2004年爱德华兹的《公民社会》一书在Polity Press出版，后被译为中文。[1]书中系统讨论了学者们关于公民社会的各种观点和分歧，他称之为“公民社会之辩”。据他的分析，围绕公民社会的主要观点大致可区分为三种模式：一为公民社会分析模式，强调公民社会是整体社会中的一个部门；二为公民社会应然模式，强调公民社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三为公民社会“公共领域”模式，强调公民社会是体现公民意识的公众协商和理性对话的社会机制或平台。[1]110-142由此可见对公民社会一词理解的多义性。我个人认为，公民社会一词与社会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之间关系极为密切。从本质上说，公民社会不过是对社会组织发展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的另外一种诠释。如果我们不是拘泥于中文的“社会”所包含的宏观政治蕴意的话，那么完全可以把Civil Society回归到“公民社团”、“民间社团”、“民间组织”等范畴上，这一词汇其实和社会组织一词也就谈不上什么本质的区别了。按我的理解，公民社会指称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一个社会中，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都能够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它们作为公民自发和自主的结社形式能较容易地获得合法性支持，作为公民及其群体的社会表达形式能多渠道地进行沟通、对话、协商和博弈，作为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制度形式能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得到来自公共部门的资源；公民及其群体因社会组织的存在而增加社会资本，企业等营利组织因社会组织的存在而富有社会责任，政府等公共部门因社会组织的存在而更加民主、高效和提高问责能力，整个社会因社会组织的存在而富有和谐性、包容性、多样化和承受力。这样的一种由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状态，我称之为公民社会。
依照上述观点，反观30年来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条走向公民社会的康庄大道！我试着从体制变革、公共空间和集体行动三个视角较为详细地分析了30年来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现尽管现实中依然有许多无法展现为上述公民社会全景的曲折和种种不充分，但这条走向公民社会的历史主线竟然是如此的清晰，其结论令人激动不已。详细的分析见拙文《民间组织的发展及其通向公民社会的道路》。[2]这里择其要点简述如下：
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是旧体制失灵及因之而发的改革。在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体制外发育推动体制变革的市场要素的同时，通过恢复和发展各种学会、研究会从体制边缘部分发育推动体制变革的社会力量，是反思改革历史路径时呈现出的一个令人迷思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历史实证是出现在改革之初从学会、研究会很快延伸到广大农村和城市生活方方面面的结社潮涌。我对此的解释是：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无疑被作为解决体制失灵的一种新的和有效的制度因素。相对于百孔千疮的失灵的旧体制来说，新生的各种社会组织显然充满了希望；而相对于数亿农民通过包产到户将要去发动的漫长而陌生的市场化改革来说，得到各级党政机关大力支持的各种社会组织又要可靠、可信并可控得多。这或许正是体制改革的设计师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关注社会组织并倾向于发动这场被称为“结社革命”的历史过程的内在冲动。同时，通过结社把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知识分子的真才实学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的体制变革的政策资源与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的社会力量结合起来，把伴随“拨乱”产生出的无数个体的盲目与实现“反正”所需要的组织化的力量整合起来，进而努力在失灵的旧体制之外搭建一批有可能“摸”到“石头”的新的组织载体，这显然是一个值得为之付出并充满了诱惑的试验。社会组织之于面临改革的党政体制的优势在于它的社会性、民间性和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相对自主性，它们因此具有摆脱体制失灵的制度资源；而社会组织之于体制外的市场力量来说，它们的优势则在于并非完全外生于体制而存在对立甚至对抗的危险，它们与既有的党政体制存在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展开，特别是随着我国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和全面的社会转型，出现了许多被制度经济学称为“市场失灵”⑤的现象，愈发表明社会组织之于市场体制的优势，在于它们具有追求社会公益、维护社会公正的公共性的一面。这样一种对待社会组织的基本态度和方针，可以说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发育、成长和发展的全过程。作为由执政党和政府主导的这场深刻的体制变革，一方面要追求经济的发展和效益，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社会的公益和公正，在体制本身存在失灵、需要改革的同时，市场力量又缺乏保障公益和公正的可靠性及有效性，因此社会组织从一开始就被作为同盟军和统一战线，得到来自体制的认可、包容和支持。对于体制变革的主政者来说，社会组织既要支持扶持、团结利用，又要加以限制和规范。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来自体制变革的内在需要，只要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变，社会组织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总是能够得到必要的体制空间、政治包容与政策支持。
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发育、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上述来自体制变革的制度需求外，公共空间的拓展和集体行动背后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基础的转型是另外两个重要的机制。在对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组织发展内在机制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不仅出现在国家体系的边缘部分，而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国家和市场之间、市场和社会之间以及国家体系内部、社会体系内部和市场体系内部各种可能的公共领域里，通过吸纳各种社会资源并动员广泛的志愿参与，开展多种形式的公共服务、公益或共益服务、社会服务、中介服务等社会服务，形成一个有别于国家体系和市场体系的日益庞大的公民社会体系。同时，在社会组织发展背后作为集体行动基础的社会阶层，随着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分化，悄然之间从农民、知识分子等处于体制边缘部分的非主流群体，转型为我称之为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主流阶层。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型，它标志着社会组织已经走向了社会转型的主体进程中，开始拓展更多的公共空间，承载更多的公共责任，并且越来越转向依靠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代表和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依托社会的主流群体推动整个公民社会的历史进程。这也正是近年来社会组织发展出现一个新的持续高潮的真实背景。
三、现阶段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整个社会转型也全面展开，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来说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概括起来，这些机遇和挑战主要包括如下八个方面：
第一，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更多的空间。改革是今日中国之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最根本的动力，改革释放出蕴藏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能量和多样化的需求，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空间。特别是随着政府改革的逐步深入，不仅政府职能的转变会为各个层面的社会组织腾出一部分原为政府所占有的资源，而且各级政府在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等方面的深入改革，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着更多的机会，而正在试点的事业单位改革将更多地参考和引入社会组织的制度和运作机制，各级地方政府在改革实践中已摸索出如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等许多和社会组织合作的创新模式，并将继续加大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同时，随着改革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进而向政治领域的延伸，社会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将为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巨大的社会空间乃至政治空间。
第二，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将为普遍的结社活动奠定基础，而贫富两极分化及各种社会问题的蓄积则为谋求社会公正的社会组织提供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年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积累并在继续积累着巨大的物质财富，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正在改变面貌，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总体上看，财富的剩余，闲暇时间的增加，受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社会信息量的空前增长以及先进信息技术的应用，这些都为普遍的结社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在财富不断增长和积累的同时，我们的基尼系数迅速攀升，贫富差距显著扩大，社会伦理和道德体系出现危机，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蓄积，环境、资源、人口的压力空前加剧，整个社会在实现增长和效率的同时越来越呼唤平等和公正，从而为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谋求社会公正的各种社会组织提供着机遇。
第三，随着现行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一个法制化的外部环境正在逐步形成，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将获得制度方面的积极保障。尽管迄今为止社会组织相关的法制建设和监管体制等方面都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历史地看，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社会组织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等制度构建正在逐步完善起来，各级政府都在积极探索和推进有关分类管理、统一监管、政府采购服务等制度化的政策措施。近年来围绕非营利立法问题在相关政府部门、立法机关、学术界、社会组织及媒体间，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对推动相关立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出台的基金会专项法规和关于捐赠及非营利组织减免税的相关规定，是这方面积极探索的结果。现行法规中存在的问题使得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势在必行，行业协会等专项立法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同时，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创新之举也推动着整个法律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
第四，随着市场经济走向成熟，来自市场体系的各种力量也推动着社会组织的成长壮大。在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各种商会、行业协会迅速成长起来，成为降低交易成本、规范市场秩序、抗衡反倾销浪潮的重要机制。同时，随着利益集团的出现，市场体系下的利益制衡机制亟待完善，除了政府之外，需要有相应的社团能够代表消费者，代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中小企业等等，由这样一批批代表市场中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非营利的中介组织彼此谈判、互动和制衡，并倡导和影响公共政策，从而实现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利益均衡。此外，市场经济造就了一大批成功的企业家和富人阶层，社会在呼唤着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使得他们在追求市场利益的同时越发关注社会公益，一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精英将成为推动社会组织成长壮大的积极力量。
第五，全球化为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入世”加速了经济和社会的开放度，政府在市场压力下加快了职能转变的步伐；一大批境外商会行业协会纷纷进入中国，不仅带来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理念和新机制，也从另一个方面将加快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的步伐，并形成对现行体制改革的压力；境外在华NGO本土化步伐的加快，使得它们越来越融入当地社区并成为推进公共服务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力量；一批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开始带动我们的商会行业协会走出国门，到所在国去开拓市场、整合资源；中国在国际舞台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呼唤着我们的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到国际公共事务中，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决策体系中发挥更大和更加主动的作用，等等。全球化同时也向我们的社会组织提出了许多挑战，如：外来竞争者的出现带来的竞争压力增强，对专业化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对适应国际惯例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转型需要越来越迫切，对组织能力建设和走向联合与互律的要求日益紧迫，等等。
第六，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中，公民自由、自主、自治和志愿服务的意识逐步培养和觉醒起来，公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我国自古有着社会自组织、志愿结社和民间公益的传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改革，随着政府逐步退出许多社会控制领域，自上而下的政治的和行政的束缚越来越减少，公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过程的机会越来越多、热情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自由权力得到认同，自主精神得到倡扬，自治机制得到培育，志愿服务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推动着整个社会资本的建设，从而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础。
第七，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社会分层日益显著，不同社会阶层及利益集团的形成也推动着结社和社会组织的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利益格局的分化，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社会组织作为各个社会阶层表达意愿、维护权益、参与治理、协调互动乃至彼此博弈的组织和制度形式开始发挥作用。近年来，由投资人组成的异地商会、面向高收入阶层的富人俱乐部、代表房产购买者的业主委员会、有车族成立的各种车友俱乐部以及打工者俱乐部、外来人口协会等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纷纷发展起来，成为社会组织发展中的新兴力量。
第八，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发展普及引起社会关系的变革，对结社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发展普及大大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目前我国网民总数达2.53亿，手机用户突破5亿户，均超过美国居全球首位。互联网的发展导致各种信息量空前膨胀。各种搜索引擎、BBS、博客、MSN、QQ等五花八门的互联网平台高度发达，使得人类社会关系无论在形式、内容、手段、速度、范围、影响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各种形式的网络社团、虚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既有的结社行为和社会组织也在应用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结社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既提供了机遇同时又提出了许多重大的挑战。
此外，从更加广泛和长远的意义上看，人口老龄化、文化多样化、城乡一体化等出现在社会发展不同层面上的各种趋势，也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着机遇和挑战。
四、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道路
那么，面对上述机遇和挑战，我们的社会组织从而公民社会的发展，将会沿着怎样的道路向前推进呢？从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现状和上述各种机遇与挑战来看，这里提出三条可能的发展道路假设：
第一，政治精英主导的威权诱导型的公民社会发展道路。在这种假设中，政治精英是公民社会的主要推动者和建设者。这里所谓政治精英，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担任或者担任过相关党政部门及事业单位领导的官员阶层，他们拥有广泛的政治和行政资源，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其中不少人已经或将要积极投身到社会组织的实践中并发挥领导作用。在政治精英的推动下，社会组织的发展将更加积极地响应体制变革，在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文化建设中得到更多的资源并拥有更大的公共空间，有更多的政治精英参与到社会组织的发展中并发挥领导的作用。社会组织在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充分发展将加强执政党新的执政基础，形成各级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良性互动、相互依存同时又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新型政治结构；结社的政治标准将趋于严格，而社会标准、经济标准、文化标准将趋于宽松；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中将出现“社会组织界别”，社会组织的参政议政职能将得到法律和体制的保障；社会组织相关立法体系健全；统一严格的监管体制在确保社会组织公开透明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将限制社会组织的自主治理；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改革已顺利完成，大部分成功转为社会组织并纳入统一监管体系；政府采购服务体系发达而健全，各级政府将其公共服务的大部分通过公正透明的政府招投标委托给社会组织，有健全的评估和追惩机制；社会组织的治理结构将更加趋于合理，一批批优秀的政治精英进入主要社会组织并主导其发展；社会组织获取的公共资源充沛，公共服务功能高度发达，其倡导功能则在一定程度上发育不良。公民的经济需求、文化需求和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满足，但权益表达和独立精神略显不足。这是一个经济丰裕富足，社会稳定和谐，文化包容多样，政治威权有序的公民社会。
第二，知识精英主导的民主倡导型的公民社会发展道路。在这种假设中，知识精英是公民社会的主要推动者和建设者。这里所谓知识精英，指那些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善于独立思考，富有公益关怀和社会责任感，拥有广博的知识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其中有些人以种种方式置身于社会组织的实践中并发挥领导作用，也有不少人对于社会组织表达出强烈的关注和热情。在知识精英的推动下，社会组织的发展将更加积极地谋求公共空间的扩大，努力推动体制变革朝着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有更多的知识精英加入到社会组织的发展中并发挥领导的作用。社会组织在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充分发展将加强公民参与程度和民主治理的制度建设，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将作为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代言和表达机制发挥作用，形成社会组织及其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博弈互动、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新型政治结构；结社的政治标准、社会标准、经济标准、文化标准都将趋于宽松；社会组织相关立法体系健全；社会组织不同类别的自律、问责和社会监督体系发达；在党政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形成制度性的对话与沟通机制，一部分社会组织参与到政府采购服务中，但大部分社会组织主要依靠公募资源开展活动；公募基金会发达，公民通过经常广泛的捐赠活动和志愿者活动形成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资源体系；社会组织建立起健全的民主治理结构，一批批优秀的知识精英以竞选方式进入主要社会组织并主导其发展；社会组织的倡导功能高度发达，但公共服务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发育不良。公民的权益表达充分，参与渠道多样，公民自主的独立人格和主权意识增强，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显著提高。这是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多元、文化多样、社会自由，公民权益和自由得到更多保障的公民社会。
第三，经济精英主导的财富推进型的公民社会发展道路。在这种假设中，经济精英是公民社会的主要推动者和建设者。这里所谓经济精英，指那些富于社会责任意识和公益行动能力的成功的企业家和富人阶层。随着我国经济持续30年的快速增长，在国家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的同时，我们的财富总量也大幅度攀升，家庭金融资产量和富人数量出现了惊人的增长。中国开始出现一个规模宏大、资产拥有量巨大的“先富起来”的成功的企业家和富人阶层。在这个刚刚形成的社会阶层中，很快就表现出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高涨热情。有数据表明，在近年来基金会接受的社会捐赠中，来自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捐赠部分显著增大；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近年登记注册非公募基金会不断增多；登记注册基金会的资产总额连年翻番。特别是2008年四川汶川地区发生特大地震以后，公益捐赠在不到两个月内创下了570亿元的历史纪录，其中不乏捐赠数百万、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的企业家和富人阶层。在经济精英的推动下，社会组织的发展将得到更加丰裕的经济资源，更多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大力推动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发展，其中主要作为利益集团表达机制的社会组织在社会协商互动中将发挥主导性作用。随着各种形式非公募基金会的不断发展，一个以大型基金会为主要资源提供者、以数量众多的项目运作组织为受托者并主要面向贫困地区、弱势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的公益慈善体系逐渐形成，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将因此得到改善，企业家和富人阶层不断提高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化解贫富差距及其社会矛盾将起到积极作用。在充足的公益资源支持下，社会组织将更多集中在公益慈善领域，社会公益事业因此兴旺发达，并从发达地区延伸到贫困落后地区，从国内延伸到国外。一批社会责任感强、公益形象好的企业家在社会组织中发挥主导或领导作用。在另一方面，经济精英将利用社会组织推动经济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加强他们与党政等公共部门之间进行协商、博弈的能力，增强社会协商机制。社会组织的公益功能和社会协商功能因此高度发达，但作为不同社会群体的表达功能发育不良。这是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社会协调、文化繁荣，公益事业高度发达的公民社会。
以上三种不同的发展道路都是基于现状和各种可能的趋势所提出的假设。现实中既包涵着肯定也包涵着否定其中任何一条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在现阶段，或许我们无法断定其中哪一条道路会成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现实道路，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组织在实践中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之势。无论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或经济精英，都在积极参与并推动着社会组织向前发展。我们也相信，以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深厚底蕴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博大胸怀，足以能够容纳各种可能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属性，其中非营利性强调社会组织具有不同于企业等营利组织的特性，非政府性强调社会组织具有不同于党政机关的特性，社会性则强调社会组织在资源来源、提供服务和问责等方面的社会属性。
②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组织网，http://www.chinanpo.gov.cn/
③参见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增订版)》一书。他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发表多篇论文阐述其关于市民社会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和《中国书评》等刊物上。
④除了学者的讨论外，这一词汇也被赋予了实践意义。2008年上半年，在深圳市街头出现了“公民社会 共同成长”的巨幅宣传画，署名“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深圳市打算通过公民社会这一概念打造改革开放与和谐社会的新形象。
⑤市场失灵在被用来解释政府干预的合理性的同时，也被用来解释非政府组织产生的原因。在理想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市场机制无法有效配置资源或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这种情况称之为“市场失灵”。造成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有：存在自然垄断，存在外部性，存在排他性，存在信息不对称，存在交易成本，存在公共物品或服务等等。由于这些原因，通过市场进行的资源配置并非最优。要纠正这类市场失灵的问题，有时需要政府干预或政治干预；有时则因政府干预或政治干预会带来更坏的结果而选择通过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加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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