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传播合理性与城市理性传播探析_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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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编号]1002-1329(2014)07-0031-06 [中图分类号]TL984；F2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19/cpr20140706a

      蔓延(sprawl)并不是一种令人喜闻乐见的城市发展方式，但现实中的中国城市，其跃进式的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1]，跃进式增长的实质是城市的蔓延，这种病态式的城市发展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是，当挤居在市中心的人们看到蔓延的表象——宽阔的街道.独居的别墅，有空闲车位的停车场，相对廉价的住房以及丰厚的土地出让金时，蔓延似乎不像想象中那么可怕，人们甚至心生羡慕之情，因此，从这一角度看蔓延具有合理性的一面；然而，具备合理性的蔓延是否真正具备理性，理性蔓延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城市发展还是一个未知数，亦是摆在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上的一道难题。

      1 城市蔓延理性的自我缺失

      1.1 理性与合理性的区别

      尽管理性(reason)与合理性(rationality)关系密切，有时甚至掺杂而用[2]，但从根本上讲理性不同于合理性，较之合理性侧重人的计算能力之涵义，理性一词突出的是最终的根源、理由和原因。对于理性本身，从柏拉图(Plato)的理性法则到康德(I.Kant)的理性批判，哲学家不断的探究赋予了理性众多涵义，而本文取理性概念泛化前的涵义，即认为理性是事物长时间保持的内在规律，突出知识内容的本性和道理并寻找绝对普遍性；相对而言，合理性很少关注知识内容本身，而是关注知识内容的运用并寻找相对普遍性，是一定时间段内行动的理由，进一步说，理性是主体的特征，合理性则是被考察对象的特征，按此逻辑，事物即便是非理性的却可以是合理的，这仅仅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主体实现其活动目的[3]。

      1.2 原生概念层面城市蔓延理性的缺失

      城市蔓延的概念界定对蔓延理性的诠释有着根本性作用，若把城市蔓延定义与城市扩张等同，那么所有的城市外拓都将是蔓延，从城市历史伊始蔓延就是城市发展的稳固特征，自然而然蔓延也就具备了理性。相反，若把城市蔓延定义为是罪恶的、令人生厌的城市发展，那么坚持以蔓延作为标志的发展(即便是被动地、无可奈何地)将违背城市建立的初衷，蔓延的理性将会遭到质疑。

      事实上，城市蔓延的概念一直处在争议中，至今没有权威的定义，大多数时候更像描述一种状态，表达一种情绪。《美国传统辞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里将城市蔓延描述为：无规划，控制之外并作用于城市边缘，体现了蔓延的共同特征。而蔓延一词古英文词源意为躺在地上伸展四肢，后常用来形容植被蔓生，这与中国《辞海》中“如蔓草滋生，连绵不断”的释意相通①。在西方，城市蔓延的产生与城市萎缩不无关系，与蔓延一词相对应的萎缩(blight)一词源于园艺学，原指由十分微小的害虫造成的植物凋萎病，到19世纪末，萎缩一词常用来描述西方引起自然和社会的反常、弊病、动荡和犯罪等的根深蒂固的城市病态特征，当人们无法忍受，甚至“必须通过手术刀来切除这一毒瘤”时，降低城市中心密度成为人们最迫切的需求，人们希望用“田园城市”来代替甚至是全部代替被“感染”的老城，规划师们推行的反萎缩运动促使蔓延大行其道。而最早②用蔓延来形容现代城市发展状态可以追溯到1937年，美国规划师德雷珀(E.Draper)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扩散(diffusion)一词似乎太友善了，边界屡遭破坏的事实使得城市更像是在蔓延(sprawl)”[41]。“从一开始，城市蔓延就是一个益于表明态度的词，而不是一个益于说明实际情况的词。这种态度也几乎一直是一种消极的态度”[5]。布吕格曼(R.Bruegmann)想要强调蔓延并不是不能代表实际情况，而是相对于实际情况，该词更能表明人们对蔓延的厌恶之情；同时，国外其他学者以及研究团体对蔓延定义的描述中，贬义色彩也居多[6]。这些都说明蔓延在原生概念上是缺乏理性的。

      

      图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Fig.1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资料来源：据马斯洛《人类激励理论》(1943年)改绘。

      1.3 目的及过程层面城市蔓延理性的缺失

      假设城市蔓延具备理性，则蔓延这一发展方式应符合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而不是仅符合某一阶段的目标。而有关城市发展最终目的众说纷纭，但其核心多是涉及两个方面，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其著作《政治学》中提到的城市为例，它的产生和发展源于人的需求(目的)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过程)。

      1.3.1 目的层面城市蔓延理性的缺失

      从人的需求角度看，蔓延作为城市发展的一种方式，也可为人类提供交通、住房等实体，按照马斯洛(A.Maslow)需求层次理论分类，它可以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物质性价值需求，但从更高层次的精神性价值需求来看(图1)，城市蔓延很难在这一层面上给予人们更多的帮助，事实上：

      (1)蔓延式的城市发展淡漠了邻里关系，阻碍了社区交流，曾经的“良好市民”成为了“香蕉人”③；

      (2)作为城市蔓延的受害人，“尽端路的儿童”、“足球妈妈”④.空虚无聊的青少年、无依无靠的老人，精疲力竭的上班族、破产的市政府以及寸步难移的穷人很难在蔓延带来的艰难生活中获得想要的尊严；

      (3)郊区国家“美国梦”的衰落彻底断送了人们自我实现的需求[7]。

      1.3.2 过程层面城市蔓延理性的缺失

      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看，城市蔓延可为部分人群带来“美好”的生活：带庭院的住宅，有空闲车位的停车场、漂亮宏大的广场、去掉“泥土味”的现代建筑，便于估算和统计的土地功能分区……但这一切的前提是“美好”意味着剥夺、浪费、不公平，高成本、不可持续、视觉上的片面美观和统计报表的方便计算。城市规划的基本任务是使城市发展的“美好”最终服务于所有人，即城市规划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8]。然而规划失灵、规划控制之外的城市蔓延却时刻阻碍公共利益最大化：

      (1)城市蔓延过程本身为“剥夺”的过程，“剥夺”意味着“低的收入能力和对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的低进入性”(世界银行对剥夺的定义)⑨；

      (2)土地(耕地)资源在大规模侵占和低密度蔓延中被极大浪费；

      (3)由“剥夺”和浪费引起土地、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

      (4)为城市蔓延支付巨大的环境成本，医疗成本，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及解决其他社会问题的投入陡增[10]；

      (5)恶性循环中资源和生活的不可持续，在以牺牲土地换发展的恶性循环中，资源的损失是不可逆的，同时，无论是“拆迁富翁”还是“失地贫民”，新市民难以完成新环境下的身份转换；

      (6)高速城镇化中同质化的高楼大厦抹杀了城市特色；

      (7)土地功能区的单一化和割裂使开发商、政府和市民三方利益不同程度地受损[11]。

      不可否认，城市蔓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构筑“美好”的生活，但如果依此把城市蔓延故意看作是私人因素推动历史和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这种想法极其危险[12]，城市蔓延并不是一个经过充分考虑后采取的长期行动，也不是城市发展内在的必然规律，而只是一个“无辜的错误”[7]。城市蔓延构筑少部分人“美好”生活的基础是以牺牲更多人利益为代价的，特别是在弱势者利益难以得到保护的情况下，社会问题的凸显将会使城市蔓延短期内积累的经济财富黯然失色。因此，即便抛开城市蔓延词源上根生的贬义色彩，在用假设法分析其目的和过程之后，城市蔓延具有理性仍不成立。

      2 城市蔓延合理性的主观放大

      城市蔓延能够在理性缺失的条件下发展壮大，源于蔓延合理性主观放大后对其理性缺失产生的遮掩。蔓延合理性是采取蔓延行动(蔓延式开发)的理由，它可以抛开蔓延理性本身而只关注一段时期内的目标达成度，既得利益者企图用蔓延合理性来掩盖其理性缺失的事实，进而造成蔓延合理性不断被放大，甚至产生具有理性的假象。

      2.1 城市蔓延合理性的客观存在

      城市蔓延能够存在上百年并延续至今，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支撑，至少在某一阶段是合理的。合理性的客观存在表现有：

      (1)蔓延式城市发展可以获得短期利益，诸如促进城市实体的外扩，工业化的发展及不动产开发等；

      (2)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地方政府，应尽可能地实现外溢政绩的“内部化”和政绩收益最大化[13]，而现有政绩评估模式下，城市蔓延是其最好的选择；

      (3)相对于外生型的“损耗性蔓延”，允许内生型的“牺牲性蔓延”短期内存在[14]，说明它在这一时期内具有相对合理性；

      (4)城市蔓延行为因“涟漪效应”而扩大了存在范围，即“你破坏规则得利我也得模仿”；

      (5)城市蔓延是自由意志和财富的自然选择[15]；

      (6)蔓延是城市发展的规律，认为城市发展过程是蔓延—反哺—收敛的过程，蔓延是城市发展的前提；

      (7)城市蔓延在某些方面现阶段无法被证明是不合理的。

      2.2 合理性被主观放大的原因：功利型的价值取向

      功利型价值取向影响下，城市发展过程中公平往往成为效率的牺牲品。城市发展选择公平还是效率，取决于二者谁能够满足城市发展需求，而当崇尚“3E”(efficacy.efficiency.effectiveness)的效率主义成为政府行政的主导，政府在城市发展中便更像是具有事业心的企业家而不是公共服务的殉道者[16]。功利型价值取向并非偶现于中国，无论是英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还是美国的“政府再造工程”都带有浓厚的管理主义至上色彩[17]。相对于公平，效率更具迷惑性，它将城市发展的多元目标全部置换成经济效果或管理效率，因为它既是经济利益也是官员政绩，在以土地财政为导向的功利型城市发展中，一味地追求投入—产出的高效使得土地这一最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从农业向农业以外急剧转移，征地收益由于投入少产出多而成为高效率的代言词，而且这是一笔实实在在的收益，现实而具体，便于统计，易于比较，可以漂亮地写在纸上。

      2.3 合理性被主观放大的过程：工具合理性的滥用

      城市蔓延合理性的实质是一种工具(合)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⑤，因为其行动实质符合工具(合)理性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标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的特征。对城市蔓延的识别并非难事，传统的人口统计、现代的3S技术，很容易察明一个城市是否在蔓延，蔓延的方向及程度。然而一些城市政府明知自己的城市处于蔓延状态，仍然坚持蔓延式发展，片面强调蔓延的合理性，却忽视了其动机的纯正性和选择手段的正确性，这种对蔓延合理性的追求是以牺牲弱势群体利益(包括人、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空间问题的背后是环境和社会问题。种种基于工具(合)理性的规划忽略了规划的价值观取向和意识形态等问题，暴露出夸大工具(合)理性，轻视价值(合)理性的倾向[18]。

      2.4 合理性被主观放大的结果：对理性缺失的遮掩

      蔓延通过征地收益可在短期内带来城市高速的经济增长，易使人们混淆其合理性与理性，只关注城市蔓延的进取面而忽视其背后正在积聚尚未爆发的问题。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被蒙上技术性、工具性的外衣，遮掩了对人文性，伦理性的本质追求。这种遮掩体现在对城市蔓延问题的回避，对治理蔓延必要成本的吝啬以及发展中缺少协商交流。理性缺失并在合理性遮掩下的城市蔓延具有浓烈的经济导向气息，由于城市内部更新成本高、速度慢，导致决策者急于挖掘城市边缘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忽视城市中心的增长和更新，放缓了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压缩了未来的发展空间，使得当前的“发展”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阻碍。

      3 中国城市理性蔓延的路径选择

      城市蔓延不具备理性不等于不能进行理性的城市蔓延，在城市不得不蔓延或允许适度蔓延的前提下，中国城市应选择理性蔓延，体现在理性看待蔓延、理性选择蔓延以及用治理的方法来逐步消除蔓延。

      3.1 理性看待城市蔓延

      理性看待城市蔓延，就是要认清蔓延理性缺失与合理性客观存在的事实：一方面，认清蔓延理性缺失的本质，有利于对可能由蔓延引发的问题加以预防，而非采取无视放纵的态度；另一方面，认清蔓延合理性客观存在的事实，需要识别合理性的进取面和消极面，因为城市蔓延能够在中国广泛存在且在一个阶段内仍要存在，说明蔓延有其适合于城市发展需求的一面，理性看待其合理性需要把合理性的进取面和消极面剥离开来，以便确定哪些方面是城市发展的真正需求，哪些方面只是单纯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做到理性看待城市蔓延，需认清当前蔓延论战的要点(表1)。表1中，“反蔓延的发展管理”代表赞同蔓延理性缺失的一方，“无约束的开发交由市场决定”代表赞同蔓延合理性的一方，而争论的焦点遍布城市发展的每个角落，从物理空间到社会环境，双方的各执己见使蔓延在争论中摇摆前行，造成了城市发展决策者的态度游移。

      

      3.2 理性选择城市蔓延

      中国的城镇化停不住也不能停：一方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要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而且，中国要在2050年实现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届时的城镇化率应达到72.9%(据联合国估测)、即40年间城镇化率至少增长20个百分点，因此城镇化停不住；另一方面，城镇化带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为质量经济，效益经济创造了发展空间，因此城镇化不能停。

      在这种既定前提下，若不改变现有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蔓延将会延续；即便改变了城市发展模式，原有悬而未决的城市蔓延问题也将损害中国的城镇化，因此必须理性地选择城市蔓延。理性选择城市蔓延体现在，在中国城市发展不得不受到蔓延伤害时，通过危害比较理性选择负面影响最小、最易消除的蔓延方式，为下一阶段的彻底消除蔓延做准备。例如，在牺牲性蔓延和损害性蔓延的比较中首先选择消除损害性蔓延而相对保留牺牲性蔓延[14]；再如，中国的城市蔓延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分布特征：东部发达地区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19]，这就要求削减城市蔓延的工作重点也应有所侧重，已经从蔓延获利颇多的东部城市应该成为蔓延治理的重点，而在同一地区，大城市比小城市蔓延程度要高，因为大城市(如省会城市)通过其政治，经济地位在规划中获得更多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为其城市蔓延提供了可能，因此大城市应成为蔓延治理的重点。值得一提的是，理性选择城市蔓延时需特别注意城市蔓延转移，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强调加快发展中小城市的情况下，更需防止蔓延由东到西，由大城市到小城市的转移。

      3.3 理性治理城市蔓延

      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治理”(governance)概念的定义有诸多观点，其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其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之所以用治理的方式解决蔓延问题，是因为城市蔓延是一种涉及公、私多个部门的公共事务，而“治理”作为“通过社会管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20]，其指向越来越聚焦于公共事务公共性的协调管理，这是城市蔓延适用于“治理”的原因。

      而理性治理城市蔓延，首先要培养蔓延治理文化。“一种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21]，“贯一的模式”即传承性，它影响着后人的心智模式和习惯思维，进而影响其观察、感知和处理各种事件时的行为准则，探寻解决对策时的互动方式以及最后决策时的一致性。尽管蔓延治理文化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是隐形的，非正式的，无法占据主流，但蔓延治理文化契合了国家治理和城市发展中经济和社会协调共进的核心目标，人们对核心目标的不懈追求赋予了蔓延治理强大的塑造力，基于该文化的假设会被更多人群认可接受，由此形成的蔓延治理将成为社会自愿选择的结果。

      理性治理城市蔓延，还要善用两种治理工具。第一，动态治理(dynamic governance)工具。蔓延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需要以前瞻思考、反复思考和换位思考[22]的动态思维来调整蔓延治理策略，将时间因素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这有利于反思城市蔓延的真实内涵。例如，能否视为地方经济带来可观收入、为百姓提供大量住房的发展为可恶的城市蔓延，这取决于我们的战略态度和对蔓延脉络的把握，当耕地后备资源十分丰富时蔓延不足为奇；相反当耕地后备资源十分贫乏时，任何一点触动耕地资源的城市扩张都将被视为国家粮食安全的敌人。城市的未来是蔓延抑或发展，二者仅一念之差。第二，网络治理(network governance)工具。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出现了“断裂”[23]，而中国式蔓延的兴起部分得益于此，当行政，市场主导的二元结构在带动经济增长却不能带来社会发展时，蔓延从空间形式上的盲目走向了社会实质上的失衡。因此，治理蔓延需要用公共服务网络破解“断裂”的种种弊端，而网络化治理是跨界合作的最高境界[24]，“网络”能为多元化主体的合作提供交流平台，公开的交流平台体现的是过程公正、结果公正和监督公正，有利于保证政府在蔓延治理方面所提供的是“有效服务”而不单单是“服务”。

      中国的城市蔓延有其自身特性，与城市蔓延大国美国不同，中国的城市蔓延是由政府主导，尤其是由地方政府的不当决策造成的[25]，因此，即便有了西方对抗蔓延的经验，在执行层上的阻滞也会使中国的城市蔓延迟迟难消，地方政府对抗蔓延各自为战的方式更像是在进行“蔓延控制”，而控制却因缺乏协调而无法形成合力，为此，引入治理理论和工具，结合已有的城市规划经验，理性地进行“蔓延治理”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

      ①分别源自《美国传统辞典》“sprawl”词条和辞海在线“蔓延”词条的注释。

      ②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1958年美国规划师怀特(W.H.Whyte)在他的一篇文摘中首次使用了城市蔓延。

      ③“香蕉人”(BANANA,build absolutely nothing anywhere near anything)是指邻里关系疏远冷漠的社区居民。

      ④“尽端路的儿童”是指由于城市蔓延区活动场所相隔较远，无法自行开车到达，因此失去自主行动权，只能在住宅区里玩耍，生活在绝对安全却又毫无挑战环境之中的儿童。“足球妈妈”(soccer mom)是指为了消除蔓延带来的隔离封闭，让孩子能够体验后院外面的生活，不得不牺牲自我时间和职业生涯的妈妈们。

      ⑤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Weber)提出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并将其分为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但人们习惯简称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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