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海洋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发展特点
● 李晓欢
摘要： 海洋文化具有外向性、开放性、冒险性、商业性和多元性等基本特征，对海洋的综合开发与合理利用对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海洋文化复兴发展之路应注意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和处理好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土和海洋权益纠纷。
关键词： 中华海洋文化 基本特征 复兴
古希腊的战略家狄米斯·托克利曾说过：“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在陆地空间及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类的生存及发展空间已越来越受到制约，这时，陆地之外的广阔无垠的海洋成为世界各国竞争角逐的新战场。地球表面总面积为5.1亿平方千米，其中海洋总面积为3.61亿平方千米，占地球表面积的70.8%，而陆地面积仅仅占了29.2%。这说明，对海洋的综合开发与合理利用对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海洋成为比陆地更为重要的战略部署对象，21世纪迎来了海洋的真正时代。
从图中可以看出，22家标准化研究机构针对各自的机构特性设计了独立标志，而10家机构则没有使用独立标志，其中江西、河南、海南、甘肃、青海5个省份使用的标志为质监系统的徽章，安徽、天津、辽宁、贵州、西藏5个省市区没有使用标志。
一、海洋文化的基本特征
海洋文化一般具有外向性、开放性、冒险性、商业性和多元性的基本特征。
外向性指海水作为海洋文化必不可少的载体或媒介，永远处于不间断地流动状态。海水通过流动的方式不断从这个海域流向另一个海域，具有稳定的外向流动的特点。人类利用海洋该属性特点，结合实际环境进行相关的海上活动，在海上活动的过程中完成文化的传播。尤其在古代，交通工具非常落后，隔海相望甚至更远的国家之间要想进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或文化之间的交流，只能依赖于浩瀚的海洋。这时期，海洋成为这些国家最重要的往来通道。即使是在当下，海洋在文化的传播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开放性指海洋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下，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海峡、海湾、海岛、海岸带、海区等都是它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在海洋的不断流动下进行物质、能量间的交换，以维持各自的生存、运动和海洋整体的平衡。而海洋文化就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子系统与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吸收养分，获取新的材料，从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壮大自身海洋文化的内容。世界上各具特色多姿多彩的海洋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海洋的开放性。
15世纪是我国海洋文化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我国海洋文化在15世纪之后逐渐走下坡路。促使我国海洋文化及海洋文明衰落的大事件有以下几件。
商业性指海洋文化从物质到精神所表现出来的重商主义的价值取向。人们从事海上活动往往是在受到某种利益或动力的驱使下进行的。黑格尔在其著作 《历史哲学》中写道：“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人类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持着人类超越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气结合在一起……” 世界上2/3以上的贸易活动都是通过海上进行的，所以，海上贸易是海洋文化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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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指海洋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消化、吸收、融合各种文化形成的多姿多彩的多元文化特质。这是由于地理环境、民族性格、风俗习惯、文化内涵、价值观念等的不同，各国或各地区的海洋文化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这差异性下，各国或各地区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
二、中华海洋文化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英国政治学权威拉斯基曾就官僚政治作出概括：“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作例行公事处理，谈不到动机，遇事拖延不决，不重实验。在极端场合，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在这种政治形态下，官僚主义是其典型特征。
（一）第一阶段：新石器时代—15世纪，中华海洋文化灿烂多姿
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建朝不久，日本的倭寇开始骚扰中国南海，明太祖担心民众与倭寇相互勾结，里通内外，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便禁止民间出海，并屡次颁布海禁令。洪武四年十二月，宣布“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又宣布“林示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十七年正月“禁民入海捕鱼”。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甚至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明太祖还制订律法，对于违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海军卫官兵，都要处以严刑。明太祖的海禁政策，使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沉重打击，我国的海洋文化自此走向没落之路。到明成祖朱棣时，虽然派了郑和七次下西洋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使命是“宣布纶音”，“耀兵异域”，通过对外宣扬天朝大国威名，以示中国富强。简言之，郑和下西洋是一次政治远航，而不是促进海上贸易。当朝的统治者也没有从郑和的描述中联想到其中巨大的商业利益。而且，当时的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足的国家，当朝者认为本朝能自给自足，无需同国外进行贸易和文化往来。所以，明成祖朱棣之后的明朝历代帝王一直到清朝的皇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前后300多年，虽有过几次短暂的开禁，但仍以禁海为主。乾隆帝在其《敕谕英吉利国王书》中说：“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清初为防台湾郑成功的抗清军，清朝统治者实行“迁海”政策，强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居民内迁。“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寅年（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清朝的“迁海”政策，使整个沿海地区的航海贸易、交通运输出现了衰落，给我国海洋文化及海洋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几乎把中国几千年来的海洋文明推向灭亡。
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中国与海洋的关系历史悠久。中华海洋文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二）第二阶段：15世纪—20世纪80年代，中华海洋文化逐渐走向衰落
冒险性指凡从事海上活动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种危险甚至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命。这是因为不同于陆地上的活动，海上波涛汹涌，变幻莫测，且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虽然现在的航海技术较发达，但要完全征服海洋，人类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若在航行中遇上恶劣的天气，随时有可能会人船覆没。但人类天生具有挑战自然、征服自然的性格，海洋越是具有危险性越容易激起人类的挑战欲望。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著作 《历史哲学》中写道的那样：“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心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海洋文化作为人类在海洋冒险活动中所产生的产物之一就具有了冒险性的特征。
1977年底-1978年初，河姆渡遗址考古队在第二期发掘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鳖鱼、鲸鱼及鳍鱼等海洋鱼类与鱼骨，这说明当时人们的捕捞、渔猎已经从河流延伸到海上。商朝使用的占卜材料除了来自黄土高原的牛骨之外，考古学家发现更多的是使用深海里的龟甲，这说明商朝时期人们对海洋的开发已到一定的程度。有相关资料表明，在可辨识的1000个甲骨文字中，有30多个甲骨文字就与舟船有关。到汉朝，中国的造船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辟，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中国与外国进行海上贸易以及文化往来的重要通道。唐朝时期，政局稳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我国进入了全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并大力发展外交。开元时期，长安、扬州、广州等城市聚集着从海陆丝绸之路来华的胡商蕃客，成为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与政治联系的重要渠道。贞观年间，中日交往密切。日本很多遣唐使、留学生和僧人漂洋过海来唐学习。回国后，他们以唐朝的制度为模式进行政治改革，还参照汉字创制了日本文字，在社会生活上至今都保留唐朝人的某些风尚。唐朝也派使节和僧人去日本传播唐朝先进文化。在赴日本的使节和僧人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鉴真，他曾六次东渡日本，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南宋时期发明的指南针广泛应用在航海上，进一步发展了我国的海上贸易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往来。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而它放射出的光芒，沿着海路，逐渐辐射到整个亚洲，不仅和整个东半球的贸易伙伴交换着商品，也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工艺传播到不同的港口、城市和村庄。
（三）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中华海洋文化逐渐被重视，走向新的辉煌
中华海洋文化在经历了明朝的海禁政策以及清朝的“迁海”政策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恢复缓慢。1978年，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中华海洋文化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中国对外开放从沿海向内地发展，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沿海城市的进一步开放，使我国沿海城市的对外贸易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华海洋文化逐步恢复、发展并带动内陆的发展。因此，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推进中华海洋文化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1世纪是海洋的时代，谁拥有了海洋谁就掌握了主动权。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东盟国家又提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我国沿海港口加强了我国与东南亚、南亚、非洲和欧洲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与交流。这表明，我国越来越重视海洋，这为中华海洋文化的发展锦上添花，引领中华海洋文化走向新的辉煌。
三、中华海洋文化复兴发展之路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
21世纪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我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尤其是在经历古代长期的战乱纷争以及近代的外国入侵之后，我国尤其珍惜和平后的稳定发展，并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即使未来我国强大，也决不称霸，向世界人民展示了我们中国的诚意。中华海洋文化的复兴发展也要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因为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中华海洋文化的发展才会更加欣欣向荣，也才会更有未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民主国家的公民须乐于以妥协方法解决他们的分歧。民主的所有条件中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14]协同治理中的妥协理性作为调节参与各方利益冲突的重要保障，贯穿于整个社会管理的实践中，保证了协同治理的顺利实施。以妥协理性的方式调节利益冲突，是在理解和尊重人们各自的利益需求前提下，使冲突各方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通过相互信任、信息沟通方式，实现利益整合，以平息冲突。
（二）处理好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土和海洋权益纠纷
中华海洋文化的长久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我国海域面积广阔，海上资源十分丰富，尤其是东海和南海的巨大石油资源相继被探测出来后，别国对我国这两个海域的石油资源垂涎不已，并引起领土及海域所有权的纠纷。我国在东海海域与日本存在钓鱼岛及附近海域的领土争端以及东海油气田问题，与韩国存在专属经济区划界和苏岩礁问题。我国在南海区域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存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争议，这些国家依托当地优势非法侵占我国南沙群岛多个岛屿礁滩，使我国与这些国家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再加上美国的强势加入，使得南海的局势一度紧张。这些不稳定的因素都不利于我国海洋文化的复兴发展。我国要妥善处理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土和海洋权益纠纷，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维护我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不影响我方利益的前提下，从东海、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通过谈判协商找到解决途径，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但非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国可以采取武力解决与其他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为我国海洋文化的复兴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6．
［2］司徒尚纪，许桂灵．基于文化地理学得海洋文化基本理论［J］．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2015（2）．
［3］《走向海洋》节目组．走向海洋［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2．
［4］徐杰舜．海洋文化理论架构简论［J］．浙江社会科学，1997．7（4）．
［5］吴建华．谈中外海洋文化的共性、个性与局限性［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3（1）．
（作者单位：三亚学院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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