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职员”：穆旦1940年代社会文化身份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员论文,社会文化论文,身份论文,年代论文,穆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1-0089-06
一、“个人的生命”历程
从一个小故事进入穆旦的社会文化身份这一话题吧。1945年抗战结束后，战时西迁内地的高校陆续北迁。据说穆旦原本有机会到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①，但他选择了去文化并不算发达的沈阳创办《新报》。大致时间为1946年4月到1947年8月。总体而言，穆旦“《新报》时期”的材料多零散，其中一个来自当事人回忆：1946年底，《新报》发布了1947年元旦将以“东北一年来……”为主题的征文消息，年轻的朱磊(有笔名朱珍妮、亚珍等)和丈夫卢逊生(又名苏宾)正流落沈阳，找不到工作，生活非常困顿。看到消息后，朱磊将《一年来做妻的生活》寄给了《新报》。不想获得第一名。一天，穆旦带着流通券一万元奖金去了一个像“冰雪荒原”般寒冷的家里看望她，并且赞扬了她的作品：
我喜欢它的朴实、纯净……写出了你们洁身自爱的美好心灵，精神境界。
因为这一事件，彼此有了交往，年轻的作者受穆旦鼓舞，将美国作家萨洛扬短篇小说集《四十六篇故事集》陆续译出并在《新报》刊登数篇(译文经过穆旦校正)。1947年8月，《新报》遭查封；之后穆旦来和朱磊夫妇告别，送上新近在沈阳自印的《穆旦诗集》②。11月22日，亚珍的《送穆旦离沈》在《益世报·文学周刊》刊出，其中写到：
两年来，东北不知有多少来的人，有多少走的人，算不了什么，你无非是万万千千中的一个。两年之前和两年后的现在，你来，你走，这中间，你经历着兴衰样的变化，是你个人的，也是整个东北的，张大的说一说，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你办成的报纸，它出现，它蓬勃，它消失，在人们的眼前，更在个人的生命上。
无名的作者通过《新报》这样一个小小的岗位发见了诗人生存境遇中的某种特殊意义，《新报》不过是现代中国一份短命的地方性小报，诗人也不过是无名之辈，但在她眼里，这一切之于诗人却有着无可替代的切身意义，“更在个人的生命上”，这一评价在当时是独特的，至今穆旦评价界依然极少回应。
回应这一评价最基本的方法即是勾勒一下穆旦个人的生命历程。1940年夏，穆旦从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外文系助教。其时，多半从事日常性事务与公共基础课的教学，对于公共事务也有参与，曾作《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③，宣扬了“无日不在苦难中，折磨成长”的联大形象。
1940年代的中国，战事频繁，社会动荡，稳定的工作极为难找，在国立大学任教实为一份令人羡慕的安定工作——穆旦的生活道路原本是安稳的，随着年龄增长，将逐步成为有威望的大学教授。但这种相对平静而安稳的生活仅持续不到两年，1942年初，穆旦作为翻译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战场。当时昆明、重庆等地大学，师生从军很普遍。穆旦和众多从军者一样，以一种积极姿态主动承担了对于时代和民族的义务。不过，绝大多数学生回来后均复学了，作为教师的穆旦却没有再回到大学教席，而是在昆明、曲靖、重庆、贵阳等地短期任职，做英文秘书、教员、学员、小职员等，生活较为困顿，压力不小。
《新报》时期对穆旦而言是相对稳定的，也是文化意味相对较强的。从对报纸的实际经营来看，穆旦似乎有做职业报人的打算，《新报》在规模、经费、传播等方面有意袭用《大公报》、《益世报》一类大报的操作模式，精心设置了报纸栏目。除了国内外及东北新闻外，第2版社论、第3版“日日谈”等栏目都颇有特色，前者主要针对国内外重要政治事件以及东北本地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事件，为长篇大论；后者主要为东北特别是沈阳新闻时事的短评，篇幅短小，一事一议，一般仅一二百字。第4版副刊先后有10余种(扩充为6版之后，版式有所不同)，包括“新地”、“欧美风”、“各地通讯”、“时代妇女”“社会服务”、“文学”、“星期文艺”等，还出版了多种纪念专刊。这些都显示了编者对于报纸的经营。
《新报》发展势头一度非常好，创办不久，发行量即由三千增至万余份，并在长春设立分社，被认为是东北四大报纸之一[2]。但是，在持续一年零四个月之后，《新报》即被国民党地方政府查封。这一段经历并不算长，实际展开的图景也并不算多么辉煌，穆旦的职业报人或职业文化人身份，也就并未能得到真正落实。
《新报》被封之后，穆旦南下上海、南京等地。期间，多次找工作碰壁，多次失业，实际所找的工作也是技术性的，如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美国新闻处等地任英文文书，主要工作就是资料(如来往文件，剪报等)翻译一类杂事。这等工作需要有良好的英文知识，对曾任教国立大学外文系的穆旦来说自不是难事。
二、不安稳的生活局面的原因探析
纵观1940年代穆旦的经历，联大、《新报》两段相对稳定的经历均为时较短——严格说来，生活虽较稳定，其文化人身份始终并不稳定；在更长的时间内，他是凭借在大学里刻苦学习(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背英文字典)而来的英文知识而谋生，不断找工作又不断失业，生活平淡、工作枯燥——虽然各段均较为短暂，但累加起来的时间则较长，这样一来，在穆旦身上，小职员身份大于职业文化人身份。
问题由此生发：对于一个国立大学外文系正规毕业生而言，这种不安稳的生活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1944年11月穆旦致友人的一封短信有助于理解这一点。穆旦写到：“我的生活如常，每日工作不多，看看书，玩玩，很应了人们劝我‘安定一下’的话。”此话看似轻松，实则关涉到一种糟糕的个人生存处境：“很大的苦闷压在人的心上。前后左右都悲观。”生活多年的昆明也成为了被讥讽对象：“昆明和贵阳一样，有点紧张，你若到那里，又是掉在老生活圈子了。”[3](p.127，p.28)
这里提供了几个信息：一是朋友们的劝告，它揭示了穆旦当时不安定的实际生活情状。一是生活苦闷。何谓“掉在老生活圈子”呢?这位友人后来解释：“自1941年国民党攻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控制区的知识分子受到更大的压抑，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中有部分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离开了学校，留在学校的大多数处于彷徨、苦闷和受压抑的气氛中。进步的学生团体停止了活动。同学之间的交往与议论只限于小圈子。有学生自嘲为‘死读书，读书死’。穆旦对这种生活显然是不满意的。”[4]可以想象的是，虽然这种政治层面的因素并非唯一因素，但穆旦放弃相对安定的生活应是包含了对于生活本身的“不满意”。以此观照穆旦从军归来没有重回联大的事实，可能是没有合适岗位④，也可能是他不愿意再回去⑤。若此，不安稳生活局面的形成也可说是一种自我放逐的结果⑥。实际上，1940年代后期与穆旦很亲近的友人在追忆中即曾指出，穆旦当时频繁更换工作，既有社会原因，社会不能提供稳定而安适的工作，也有他自己的原因，即不安于那些工作：“不少工作他觉得不适应，觉得没意思”，“他本人是极希望安定，但实际上很难安定”。[5]
《新报》经历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很难安定”也与1940年代政治时局直接相关。办报、办刊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常见的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其中多寄寓开启民智的信念。穆旦放弃大学教席，到一个文化并不发达的地域来办报，前景难以预料，其内心图景也因为缺乏直接自述材料而难以查实，但从《新报》成立周年之际穆旦所写的《撰稿和报人的良心——为本报一年言论年总答复》(1947／4／22)来看，穆旦可谓全心参与并且着力强调报人的“良心”、“个性”、“自己的尺度”与“独特风格”，置惹麻烦的危险于不顾，可见其中包含了文化实践的冲动，即通过现代媒介而将个人自由的理想转换为切实的文化实践活动，表达自由信念与民主诉求、倡扬社会公义。
《撰稿和报人的良心》谈到了一般性的事情应秉持良心来处理，“在社会上能发生相当的影响的事情”在报纸上“该有其应有的地位”，那种“无声无息”的“广大的人们的动态，生活，和严肃的工作”是“更应该注意的”；同时，更是将主题意绪拓展到报纸“怎样才算是帮助政府”的问题，应以一种诚实精神以督促政府改进工作；“报纸的言论不能也不必和政府的意见非常一致”；政府应该把报纸“看做是和自己并行的一种力量，而不是附存的东西”，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发挥“制裁与平衡”的助力，“民主政治才能走上轨道”。此外，身为《新报》总编辑的穆旦还写了两三篇社论，并在“日日谈”栏目，以“金”为名发表了较多短评，所针对的是东北地域的民生、民情，以及与时局有关的种种吁求。通过这些文字来考察穆旦《新报》期间的文化实践，往小处看，尽管《新报》本身是地方性小报，经济实力并不雄厚⑦，但穆旦显然并没有视其为小报——即如写作是“良心所迫，不得不写”[3](p.127，p.28)的结果，办报也是一种良心历练。《撰稿和报人的良心》从报人良心最终落实到民主政治，其内在思路的拓展即可视为穆旦精神视域的拓展。言说《新报》在穆旦“个人的生命上”的意义，即在于此：不以大小论，而是以实际投入和所秉持的价值理念为据，以其所具有的切身意义为据。因此，也放大来看，《新报》和《大公报》一类现代报纸共同推进了报纸(言论)民主化、独立化的进程。
但正如《撰稿和报人的良心》援引的材料所显示，“个性”的价值依据乃是西方民主制度上的做法，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这必然会与现实政治之间产生摩擦——其实，《新报》较多时候都处于政治漩涡当中。所谓政治漩涡可区格为两个层面，一是所谓揭黑，引起地方政府或权力机构反感；一是言论不当，引起报纸实际主办者的“斥责”⑧。这也是为什么《新报》虽苦心经营、且发展势头很好的，却终究难逃被查封的命运。但何以在1947年8月这样一个显然并非文化转折阶段而被查封呢?除了披露辽宁省主席“有贪污嫌疑”这一直接触因外——警备厅公开查封的理由是“替共军夸大四平战役”[6](p.362)，这即所谓言论获罪。但也很可能与此无关，而是权力斗争、派系排挤的牺牲品，即1947年8月陈诚到东北，“把《新报》看成杜聿明的势力而予以排挤的结果”[7]。统言之，不管出于何种理由，均可视为书生办报遭到了现实政治的强力干扰，均显示出政治对于人们生活的强势影响——正是现实政治放逐了穆旦一度安稳的生活。
家庭负担也不能不考虑。穆旦的父亲“一生任小职员，工作断断续续，薪俸微薄，生活拮据，常靠变卖旧物维持”[8]；母亲为家庭妇女，姐姐已远嫁广西，妹妹尚且年轻。抗战前家里尚有旧物可变卖以勉强维持家用，但抗战中期之后，整个家庭生活则完全依赖穆旦收入来维持⑨。联大教职虽然相对稳定，但也相对贫困；1941年初穆旦本人即经历了一次集体签名要求学校加薪的事件；1942年4月，穆旦从军之初，外文系助教为提高生活费甚至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罢教。事实上，由于通货膨胀等方面的影响，即便是闻一多这等知名教授也不得不通过兼职以赚取足够的生活费⑩。再往后，家庭负担可能一直支配着穆旦的职业选择，从重庆新闻学院退学，进入中国航空公司工作(11)，去沈阳办报，都蕴涵了谋求稳定职业以赡养父母的考虑[2]。这即是听从友人们过安定生活的劝告。及到《新报》被查封，此种情状再次暴露无遗，其时穆旦虽以复员青年军的身份考取公费赴美留学资格，但公费始终未能发放，赚取学费并为家人预留一笔生活费成为了1948年穆旦工作的重要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周与良先期于1948年3月留学美国，但他一直滞留国内，并又不得不选择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美国新闻处这类待遇不错但工作单调乏味的技术机构或政治机构的原因所在。实际上，惟有FAO持续时间较长，其他的都是短期的，期间经历了找工作碰壁、失业、生病诸种情况。
从一个更大范围来看，这乃是一种时代性症状。1940年代后期，政治行将垮台、经济面临崩溃的国民政府已无力为青年人提供安稳的工作环境，即便是在首都南京或上海这种大都市，即便是穆旦这般经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都深深地陷入到物质生活的压力之中。实际上，穆旦始终未能赚足留学费用，若不是家境不错的周与良出手相助，身为小职员的他很可能无法实现留学愿望(12)。
三、小职员：1940年代穆旦的现实身份
不管是有意追求还是无意为之，小职员最终成为了1940年代穆旦更为基本的现实身份。这对穆旦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工作被拉低到“为了谋生、有口饭吃”这等非常现实的层面，正如亚珍所发见，“个人的生命”成为了一种突出于所有现实之上的事实。
写作则不得不成为一种副业。缕析1940年代穆旦的年度写作量，1945年比较突出，为25首，其余各年多则10多首，少则数首，着力创办《新报》的1946年为空白。他少作评论类文字，仅见大学末期发表的两篇诗歌评论(13)；翻译之作则见于任助教期间或稍后，包括翻译路易·麦克尼斯的《诗的晦涩》、麦可·罗勃兹的《一个古典主义的死去》、台·路易士的《对死的密语》(有《译后记》)、泰戈尔的《献歌》等(14)。
写作量较小表明写作本身在生活中所占实际比例较小；少有评论之作更可表明他根本无意通过诗歌之外的文字来扩大自己影响，以更好地进入到社会文化网络之中。英国现代诗人奥登曾谈到一种“时代的悲哀”：诗人写诗，养活不了自己。怎么办呢?要以谈诗、论诗来赚钱，而所谓谈论诗歌不过是应约演说、写前言、写书评。[9](p.1)但穆旦显然也无意于此，《新报》时期，身为总编辑的他所写下的不过是若干时评类文字，其时关注更多的乃是公共性事务，而非文艺事业。
这一状况应与穆旦实际所处的位置有关，比照多位大学同学如王佐良、杨周翰，甚至联大外文系后期学生袁可嘉，可发现：专业兴趣、研究氛围晋级需要等因素往往使得这些年轻教师有着强烈的理论冲动，对于文艺问题多有关切，零散的文艺论文、评论姑且不论，王佐良曾有作艾略特评传的意念(曾在《大公报》等处发表系列论文)；袁可嘉对新诗现代化命题进行了反复阐释。穆旦的评论、翻译之作，恰恰作于大学及任教期间或稍后，正可见出实际文化位置的效应。
事实上，整个1940年代，穆旦的诗名有限在整个社会文化网络之中不过是一个处于相对边缘位置上的无名诗人。1944至1945年，穆旦在重庆中国航空公司任职期间，与巴金夫妇、杨刚、袁水拍等文艺界人士时有往来，但这一经历长期湮没无闻，不见闻于一般追忆文字，笔者也是借助穆旦档案中的自述文字方才知晓，可见当初所谓文化效应的微渺。创办《新报》并仿照《大公报》等开办多种副刊可视为一种试图融入文化网络的努力，不过这也只能说是苦心经营。以1947年2月23日创刊的“星期文艺”为例，穆旦也有意通过文艺副刊来联络各路作家，以扩大其影响。副刊发表过冯至、沙汀、叶圣陶、俞平伯、马凡陀、方敬、袁可嘉等人的作品，并转发或摘录茅盾一类文化名人的观点，似乎是欲借重其名气以引起读者注意(15)。但是，这些知名作者在《新报》的露面往往仅有一次，一些作品如冯至的《山中的墓碣》甚至连首发权都不享有(16)。经常在副刊发表作品的李白黑、冯冷、张朝、路青、王文等人，显然又并不具备足够的市场号召力。这种情状不仅暴露了《新报》文艺稿源并不稳定，也彰显了《新报》作为地方性报纸，并不具备重要的社会文化性。
再往后，穆旦也还是做出了文化上的努力。创作上，经历了1946年的沉寂之后，1947至1948两年，其写作呈复苏之势，诗文也较多发表于《大公报·星期文艺》、《文学杂志》、《文艺复兴》这类具有较大影响的报刊。交往上，1946至1947年间，与北平的沈从文、冯至、林徽因等人有较多交往，据说还曾替沈从文编过《益世报·文学周刊》(17)。1948年，随着生活地转移至上海、南京等地，所交往的文化圈有扩大趋势，其中一个中心人物是巴金，穆旦第3部诗集《旗》即被列入巴金主持的《文学丛刊》第9辑；穆旦也一度成为了霞飞坊59号巴金家的常客，其他人物，有靳以、汪曾祺、黄裳等[10](p.141)。据此，穆旦有了更多进入文化圈的条件，更有可能成为文化潮流中人，但战乱时局以及残酷的政治环境很快就扼杀了这种可能。
基于此，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穆旦乃是一名非职业性的写作者。“非职业性”自然是相对于“职业性”而言的，现代中国业已初步形成了职业化的写作者或文化工作者。粗略地说，职业性可以通过如下一些因素来衡量：一是为稻粱谋，写作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能否发表，能否换来稿费，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一是职业性的文化工作者，如刊物编辑等；一是政党的文艺工作者，政党为他们提供物质条件，写作者按照政党意图进行写作。
难以确切估定职业性对于写作的实际效应，但一些流弊还是可以察知，比如写作难度被降低。第一类中，物质生活压力使得不少写作者不得不快速写作，写完往往来不及好好修改就拿去发表；甚至边写边发表。同时，由于发表常存在困难，写作者往往会主动迎合某种写作潮流。第二类中，刊物编辑或主编，本身往往兼为作者或评论家，自己把持刊物，发表难度大大降低，也有意无意放弃了对于写作的苛求。第三类中，政党意志高悬于个人意志之上，迎合、图解政治的情形较多出现。在这等情形里，职业化对于写作者的写作质量与实际成就产生了或深或浅的负面影响。
当然，这些都很可能只是一种预设，身份也很可能激发相反的效果，比如边写作边发表也可能激发出一种特殊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何况身份也并非对每一个个体都完全有效，因此更合理的表述是，没有将写作职业化的穆旦有效地规避了一些可能产生的流弊，所承受的外在压力较小——所承受的历史重负较轻，可以慢速地写，这使得其写作量不大，而且往往可以见出他的个性、风格与“良心”；作品发表也较慢，有更多时间和机会审视自己的作品，穆旦对于作品的较多修改，正可从这一层面来理解。所有这些因素，最终构成一个循环：非职业化→写作较少、较慢→名声微薄→边缘化；边缘化→名声微薄→写作较少、较慢→非职业化，线索自然未必是如此清晰，但它确实最终使得1940年代的穆旦游离于时代语境之外。
临终前数月，穆旦提到了“小人物”的概念：“小人物不自高自大，目光平凡，不愿对事物吹嘘和美化。”[11](p.214)这段话规约了“小人物”的内涵：不“吹嘘和美化”意味着诗人忠实于自身的艺术经验，在事物和现实面前坚持自身的独立评判，不妨说，这正是穆旦对于自己一生的艺术总结——一帧自我的画像。
注释：
①刘希武观点，转引自李方《穆旦(查良铮)年谱》，《穆旦诗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0页。
②据卢逊生辑《时光倒流在我们心上——朱磊日记》，转引自陈伯良《穆旦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99～104页。按，该回忆有些细节误差，这里已结合《新报》相关信息作出订正。
③此为穆旦佚文，署名查良铮，刊《教育杂志》第31卷第1号，1941年1月。
④据笔者与杨苡的谈话(2004／10／17)，她举中央大学为例，有教员从军回来想找原单位，但学校不一定还有工作岗位，穆旦可能属于这一类。
⑤据南开大学档案馆馆藏人事档案查良铮卷(以下简称穆旦档案)之《历史思想自传》(1955／10)称，1942年从军的动机是：“校中教英文无成绩，感觉不宜教书；想作诗人，学校生活太沉寂，没有刺激，不如去军队体验生活；想抗日。”按，这类文字写于1950年代中期这样的政治敏感时期，穆旦又被列为“肃反对象”，未可全信，但也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穆旦当初的想法。下文所引穆旦档案文字均作如是观。
⑥前引《历史思想自传》及稍后的《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1956／4／22)提到：在重庆新闻学院作学员，“觉得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都没有，那种党化机关也是自己不喜欢的”，故未及期满而退学。随后在中国航空公司工作，“待遇虽似不错，但感觉它是商业机关，没有‘前途’”。
⑦前引穆旦两份档案文字均提到，创始者们想办成一个社会型的报纸，而非军报或党报，经济上想寻求自立，“报纸是赔钱的，不易维持，必须兼作生意才行。徐露放曾到上海作大豆生意，我曾赴天津买报纸”。1947年4月22日的“周年纪念特刊”上有经理朱叔和的《我们为什么穷》和出纳伍翠娟的《当家才知柴米贵》，也都谈到维持较为困难。
⑧前引《历史思想自传》与《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所作社论“有一篇是说不要跟美国跑的，大受当局(杜聿明)斥责”，“副刊中也曾有反内战的讽刺文字，惹起罗又伦等的制止”。罗又伦甚至一度将穆旦调离沈阳。
⑨据穆旦档案之《干部履历表》(1965)，其中“家庭经济状况”一栏“土改前”部分所填写的相关信息。
⑩这方面的掌故可参见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罢教事件”见该书第397页。
(11)前引《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称，从新闻学院退学的原因还包括“物质条件太差，身体不好，须要为维持家中生计着想”。进入中国航空公司则是“需要较好的生活条件，并且可以得便往家中带钱(在北平)”。
(12)前引《历史思想自传》称：当时须有两千美金才能留学，至1949年8月，穆旦积蓄约一千美金，加上周与良自美国寄来的一千元支票，才得到美国领事馆签证。
(13)即《〈他死在第二次〉》1940年3月3日、《〈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刊香港《大公报·文艺》，1940年4月28日。
(14)分别刊于香港版《大公报》“文艺”、“学生界”副刊，1941年2月8日、10～15日、17～20日；香港版《大公报·文艺》，1941年11月20、22日、24日(亦刊于桂林版《大公报·文艺》，1941年12月12日、15日)；《文学报》第3号，1942年7月5日；《中南报》副刊《中南文艺》，1943年5月14日。
(15)如1947年2月12日，《新地》即有一篇《茅盾对于文坛的又一风气的看法》。
(16)此文刊于《新报·星期文艺》第5期(1947／3／23)；此前曾刊于《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4期(1946／9／8)。
(17)吴小如称，当时京、津、沪等地报纸的文艺副刊有不少由北大老师主编，他们又往往将工作交给年轻人，除穆旦外，还有袁可嘉、常风等。见《我又见到了沈从文先生》、《我和废名师的最后一面》、《读萧乾先生的〈梦之谷〉·附记》，均收入《书廊信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不过，此一行为尚有待更充分求证：吴小如先生仅指出事实而未说明具体时限；而当事人如袁可嘉、常风等在相关回忆中均未提及穆旦参与编辑的事实。此外，翻阅当时多种副刊，仅《平明日报》副刊《星期艺文》从第34期到第50期(1947／12／15～1948／6／3)标明为沈从文、周定一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