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运动与中华文明的整体升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移民论文,中华文明论文,时期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K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7)01-0202-06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经历动乱割据而逐步趋向安定统一。这个时期突出的社会现象就是此起彼伏的移民运动。移民运动如汹涌的波涛冲刷着中华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民族的融合，社会的飞跃，文明的升华，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一、呈系列状态的战乱
东汉末年以后，战乱就像间歇性的地震一样，时有发生，时强时弱。特别是在北方黄河流域，那里的战乱尤为激烈，形成为系列的状态，致使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在这些系列性战乱中，对中原社会震撼最剧烈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东汉末年系列战乱，始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的黄巾起义。黄巾起义的主力虽然当年就被汉朝剿灭，但是别部不断复燃，坚持反抗东汉王朝的黑暗统治，直到初平三年（192年）青州黄巾军被曹操镇压和收编，其势头才骤然减弱。与黄巾别部相呼应的，有以汉中为据点的五斗米道和以河北为据点的黑山军（《三国志》卷三《张鲁传》、《张燕传》）。不过，彻底破坏东汉经济基础的是中平六年（189年）开始历时约四年的董卓及其余部之乱。董卓及其余部之乱的恶果，还在于引发了席卷中原大地的封建军阀混战。封建军阀的混战，以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和袁绍之间的官渡之战为高潮。官渡之战以后，胜利者曹操又逐个歼灭袁绍余部及其他封建军阀势力，逐步占有黄河中下游大部分地区，直到建安十二年（2007年）才稳定北方的局面。东汉末年系列战乱历时20余年，致使中原广袤的良田美畴废为丘墟，社会陷入民不聊生的凄凉景象，经秦汉帝国垒筑而成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大堤崩溃。
第二次是西晋末年系列战乱，始于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的八王之乱。八王之乱是典型的抢夺皇权的宗室内讧战争。由内讧战争引起的内迁各民族纷纷起兵反晋，史称永嘉之乱。各民族反晋的战乱虽然冠以晋怀帝永嘉年号（307-313年），其实经历的时间超过了永嘉年间，肇始于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匈奴刘渊反晋，而终于建兴四年（316年）晋愍帝于长安出降刘渊族子刘曜（《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纪·惠帝永兴元年》、卷八十九《晋纪·愍帝建兴四年》）。西晋末年系列战乱历时约26年，由于宗室内讧战争与民族战争紧密衔接，各族人民几无喘息之机，因此破坏尤其剧烈，西晋的统治在战乱中被彻底摧毁。
第三次是北魏末年系列战乱，始于魏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的北边六镇之叛。北镇之叛约为三年，虽然最初发生于北方边镇，但是向西南影响，引发了关陇暴动；向东南蔓延，掀起了河北及青州的暴动[1]373-386。与此同时，上层集团之间也展开了野蛮的残杀。契胡酋长尒朱荣制造的河阴之变，使屠杀达到疯狂的巅峰状态（《魏书》卷七十四《尒朱荣传》）。此后的北魏王朝，先后由尒朱氏家族与高欢家族专权[1]393-412，而下层的暴动依然此起彼伏。北魏末年系列战乱历时十余年，在上下都动乱不已的形势下，北魏于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解体为东魏和西魏。
秦汉统一封建帝国时期的中原，经过400余年的经营，逐渐形成了以长安—洛阳为轴心的汉族文化覆盖区。这个汉族文化覆盖区的文明程度相对地高于周边地区，是当时整个中华文明的代表。东汉以后的长期系列战乱，使长安、洛阳两大文明古都夷为废墟，汉族文明的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毁。不过，物质文明虽遭严重摧毁，精神文明却依旧长存。由于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和连绵不断的战乱，引起了大量的汉族人口的流动和频繁的少数民族的迁徙，形成为一股又一股气势磅礴的移民运动。伴随着汉族人口的流动，中原的汉族文明散播到了周边地区。与此相应，周边各地、各族的文明也随着各民族的迁徙而传入中原。
二、汉人从中原奔向周边
汉族人口的流动，倾向于从中原奔向周边地区；与此相应，汉族文化也呈现从长安与洛阳向四周播散的状态。
以襄樊（今湖北省襄樊市境）为中心的荆州，统辖八郡，方圆数千里，是较早开发的盛产鱼米之地。荆州牧刘表带甲十余万人，在任二十年之久，使当地成为汉末封建军阀混战时期相对安定的区域。刘表还提倡学术，开立学馆，博求儒士，于是荆州成为中原汉族人士迁徙的首选地区（《后汉书》卷七十四下《袁绍刘表传下》）。官渡之战以后，曾经依附袁绍的刘备率领部众投靠刘表，从建安六年（201年）到建安十三年（208年）在荆州住了七年（《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赤壁之战以后，荆州被刘备、曹操和孙权瓜分，此后这里成为控扼南来北往、西上东下的军事要津，也是汉族人口流动的中转站。晋惠帝太安年间（302-303年），汇聚在荆州境内石巖山（在今湖北省安陆县境）的流民，在出身小吏的张昌领导下起义（《晋书》卷一○○《张昌传》）。这次流民起义历时两年，规模很大，曾经南破武昌，继下长沙、湘东（今湖南省衡阳市境）、零陵（今湖南省零陵市境），东进抵达扬州。在起义斗争的推动下，流民运动也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的大片地区。
长江上游的益州虽然地处偏远，路途艰难，却是中原汉族人士较早迁徙的地区，先后任益州牧的刘焉、刘璋父子就是外来汉人集团的代表（《三国志》卷三十一《刘二牧传》）。随后，刘备也由荆州入川，火并刘璋，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辅政期间，注意搜罗人才，厉行法治，发展生产，将成都平原建成为天府之国。诸葛亮还曾经营南中，将势力发展到云贵高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造成中原汉族人口流失最多的是西晋末年系列战乱，特别是永嘉之乱。永嘉之乱以后，中原人口急剧减少，除了战死、病死以外，许多人苟延逃生而成为流民。逃生的中原士女以南渡江淮者居多，他们大多数迁到江左定居。在江左的肥田沃土上，中原迁去的人民与当地人民并肩携手，同耕共织，使那里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汉代司马迁的笔下，长江以南是一幅“地广人稀”、“无积聚而多贫”的荒凉景象（《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然而南朝的江左，竟出现了“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的安定富足局面（《南齐书》卷五十三《良政传》）。与此同时，秦、汉、魏、西晋的礼、乐、政、刑等典章和文物也被带到江左，在此基础上东晋和宋、齐、梁、陈的统治相继建立起来。虽然江左的朝代更迭频繁，诸朝的国运也都短促，但是，除了东晋末年由于政治腐败而引发孙恩、卢循起义和梁朝末年的侯景祸乱之外[2]，江左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定的。所以，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这一地区的精神文明也发展起来，特别是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些学术文化的成就，又反过来促使来自中原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改进和发展。
当时称为凉州的河西走廊，虽然是边远地区，却也保存着传统的汉族文明。秦汉时期，河西走廊地广民稀。东汉末，仓慈与皇甫隆先后为凉州的敦煌郡太守，他们“恤理有方”，并教导土著居民制作楼犁，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三国志》卷十六《仓慈传》及裴注所引《魏略》）。西晋后期，张轨出任凉州刺史，他起用汉族士人，招纳中原流民，然后兴建学校，选拔贤才，努力发展农业，使凉州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进入经济与文化繁荣发展的时代（《晋书》卷八十六《张轨传》）。于是，永嘉之乱以后，中原世族纷纷趋避凉州。伴随着他们的到来，传统的中原文化和丰富的典籍文物也大量地流向凉州，使西部边陲的河西走廊形成了与中原地区发展程度接近的文明。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河西走廊先后出现了汉人张氏建立的前凉、氐人吕氏建立的后凉、河西鲜卑秃发氏建立的南凉、汉人李氏建立的西凉、卢水胡沮渠氏建立的北凉等政权。
三、少数民族从周边涌向中原
与汉族流民向周边运动相应，原居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则大量地涌向中原或其他地区，并带入了异彩纷呈的文化。
从北方草原来到中原的是南匈奴。南匈奴有五部之众，乘八王之乱的机会，在首领刘渊率领下沿黄土高原南下。刘渊先于西晋永安元年（304年）在左国城（今山西省离石县北）建王庭，后于永嘉二年（308年）在平阳（今陕西省临汾市西北）建都称帝，国号为汉（《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西晋在汉国的攻击下灭亡，匈奴部众及其所率胡、羯、鲜卑、氐、羌、乌桓等六夷在洛阳与长安之间散布开来。
东晋咸和四年（329年），刘氏匈奴政权败灭，出身耕奴的羯族人石勒兴起，在前者的基础上建立后赵政权，定都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晋书》一○四《石勒载记上》）。石勒以汉族失意士人张宾为大执法，总管朝政。后赵沿用曹魏的九品官人制度，招引汉族世家入仕；兴办学校，培养文武官吏的子弟；并减轻编户齐民的田租户调，鼓励生产。为了强化统治，后赵还将数十万汉人及少数民族部众迁徙到襄国、邺（今河北省临漳县境）、信都（今河北省冀县境）等城的附近。这些措施使黄河下游地区的经济一度复苏（《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及所附《张宾传》）。
继匈奴、羯族之后，来自西方的氐族兴起。氐族以世居略阳的苻氏集团最为强盛，匈奴刘耀曾以其首领苻洪为氐王。咸和八年（333年），后赵徙关中豪杰及羌戎于关东，以苻洪为流民都督，率户二万居住枋头（今河南省浚县西南）。东晋永和六年（350年），后赵崩溃，进入关东的关陇流民十余万人相率投奔苻洪。此后，苻洪子苻健统领其众自枋头西入长安，受到关中氐人的响应，遂于永和八年（352年）建立前秦政权（《晋书》卷一一二《苻洪载记》、《苻健载记》）。到苻健侄苻坚统治时期，由于信用汉族寒士王猛，留心儒学，整齐风俗，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厉禁奢侈，前秦一度出现国富兵强、百姓丰乐的升平景象。在此基础上，前秦逐个消灭北方的割据势力，将整个黄河流域统辖于一（《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所附《王猛传》）。
淝水之战以后，前秦政权分崩离析。关中的氐族势力大损，羌族继之而起，在渭北聚集十余万户。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在西州豪族的支持下，羌族首领姚苌于长安建立大秦政权，史称后秦（《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姚苌之子姚兴即位以后，东出潼关，据有河东，占领洛阳，成为中原地区的强国。在天水大族尹纬的辅助下，姚兴免奴为良，立律学于长安，大兴儒学，同时也提倡佛教，使后秦一度出现文治的昌明气象（《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可惜，姚兴死后，后秦王室演起内讧丑剧，被东晋大军乘机攻灭。
随着前秦、后秦的发展，西方的氐、羌等族如潮水般涌入中原。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秦、雍的流民经梁州而徙往益州。进入益州的最大移民浪潮，发生在西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年）。这批流民约有氐人、賨人和汉族民众十余万口，以略阳、天水六郡为主体，首领是略阳賨人大姓李特兄弟。李特兄弟进入益州，在巴蜀土著的支持下起兵反抗西晋的残暴统治，于是流民集团转化成为军事集团。西晋太安二年（303年）年底，李特之子李雄攻占成都。西晋光熙元年（306年），李雄称帝，建立大成政权。李雄起自流民，因此为政宽和，事少役希，刑不滥及，致使益州百姓富实，闾门不闭 （《晋书》卷一二○《李特载记》、卷一二一《李雄载记》）。李氏流民政权立国40余年，使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在蜀汉政权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一大步。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迁徙最为活跃、影响最为广泛的是鲜卑族。鲜卑族成分复杂，其主要的部族大多兴起于东北的大兴安岭。汉末以降，鲜卑族的各支部族陆续向西南方向迁徙，先后进入中原。不过，各支部族的迁徙路线并不一致。慕容部先占据辽河流域，然后进入河北；拓跋部先占据河套以东，然后进入大同盆地；乞伏部和秃发部则南出阴山，然后西进至河西走廊以南，三者的迁徙路线大体呈现为“爪”字的形状。
介于东北与华北之间的辽河流域，在两汉时期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这一地区的开发主要是在慕容部建立的前燕政权统治时期。前燕统治下辽河流域的人口猛增至150万左右，达到有史以来人口数量的顶峰[3]。在猛增的人口之中，含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但更多的是来自中原的汉族人民。汉族人民蜂拥来到辽河下游并非偶然，除了中原战乱的背景和当地利于农业的自然条件外，关键还在于前燕统治者能较好地处理胡汉关系，推行优惠流民的措施，并且鼓励垦殖，劝课农桑。由于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文化教育事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慕容部后来进入中原，凭借的就是在辽河流域积攒下的实力（《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淝水之战以后，慕容部还在黄河下游建立过后燕、西燕与南燕政权，直到其实力将近耗损完才退回辽河流域。
但退回辽河流域的慕容部未能复兴，它的衣钵由汉族冯氏建立的北燕政权所接续。冯氏统治集团继承了慕容部在龙城附近开展农垦的传统，并且省徭役，薄赋敛，注重地方守宰的行政能力，还努力发展友好的邦交关系，于是地方经济再度繁荣（《魏书》卷九十七《海夷冯跋传》）。经过慕容部到冯氏的长期努力经营，奠定了辽河流域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辽河流域后来成为东北各少数民族陆续与中原交往的中转站，在隋唐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能发挥重要作用绝非偶然。
鲜卑族乞伏部自兴安岭西侧出发，越阴山南下，沿河套西向，渡陇西高平川（今宁夏南部的清水河），翻过牵屯山（在今宁夏固原县西），到达苑川水流域（今甘肃榆中县东北）。据《水经注》记载：“苑川水地，为龙马之沃土，故马援请与田户中分以自给也。有东、西二苑城，相去七里。西城，即乞佛（乞伏）所都也。”（郦道元：《水经注》卷二《河水注》）苑川水流域被称为“龙马之沃土”，曾是东汉名将马援屯田的地方。这个地区既适合发展畜牧，又宜于农耕，乞伏部就以此为根据地而发展起来。淝水之战以后，乞伏部的首领乞伏国仁招集部众十余万口，成为陇西的一支重要军事势力。乞伏国仁死后，其弟乞伏乾归率部众迁往金城 （今甘肃兰州市西北）。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年），乞伏乾归尽有陇西之地，自称秦王，史称其政权为西秦。东晋隆安四年（400年），乞伏乾归迁都苑川。乞伏乾归死后，子乞伏炽磐即位，迂都枹罕（今甘肃临夏市）。乞伏炽磐在位时期四出攻掠，使西秦国力达到最强盛的地步（《魏书》卷九十九《鲜卑乞伏国仁传》）。由于乞伏部的频繁活动，苑川—金城—枹罕之间兴旺了将近半个世纪。
鲜卑族秃发部原是拓跋部的支系，三国时期从塞北迁到河西，因此被称为河西鲜卑。在首领秃发乌孤时期，建筑廉川堡（今青海乐都县东），并以此为政治中心。隆安元年（397年），秃发乌孤自称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后改称武威王，徙都乐都（今青海省乐都县）。秃发乌孤死后，其弟利鹿孤统领部众，徙都西平（今青海省西宁市），于隆安五年（401年）改称河西王。利鹿孤死后，其弟傉檀统领部众，再从西平迁回乐都，改称凉王，史称南凉（《魏书》卷九十九《鲜卑秃发乌孤传》）。秃发部不断地迁徙，既因外部的形势所致，又与其习俗有关。不过，秃发部迁徙的范围主要限于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而且渐渐趋向定居。除了放牧以外，秃发部也从事农业生产。南凉立国时间不到20年，但是为湟水流域的开发做出了贡献。
鲜卑族中最值得重视的一支部族是拓跋部。拓跋部原本在大兴安岭的嘎仙洞（今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境）附近从事射猎[4]，在陆续兼并大量游牧部落后形成为强大的军事部落联盟。曹魏时期，拓跋部进入漠南草原，在河套东部的盛乐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北）建立根据地。此时，拓跋部控弦之士已有20余万。拓跋部与中原的曹魏政权实行和亲政策，和亲政策为漠南赢得了相对安定的局面，盛乐这座汉代的军事城堡也由此而发展成为漠南的中心。永嘉之乱以后，西晋的势力被迫往南退缩，拓跋部则往东南发展，曾挺进到并州一带（《魏书》卷一《序纪》）。
漠南安定的时期，正是中原动乱之际。因此，大批中原地区的汉人和大量被称为杂胡的各类少数民族，来到盛乐附近定居谋生，其中甚至有晋朝官僚的中下层分子（《魏书》卷二十三《卫操传》、《莫含传》）。汉人与杂胡来到盛乐附近，使河套地区的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河套地区地势平坦，水网交错，便于灌溉。特别是盛乐所在的河套东部，由大青山麓向南伸展成开阔的土默特川，如今也称呼和浩特平原。黄河的支流大黑河、浑河等流淌其间，土壤肥沃，利于牧草与农作物生长。因此，盛乐附近的牧业与农业都发展起来，而拓跋部的势力也就愈加地强盛。西晋永嘉四年（310年），拓跋部帮助晋朝将领刘琨攻破活动在并州的白部和铁弗等部落，其首领拓跋猗卢被晋怀帝封为大单于、代公（《魏书》卷一《序纪》）。此后，拓跋部在盛乐附近的漫长岁月里逐步走向定居生活。代王什翼犍在位的时候，拓跋部达到鼎盛时期。但是，太元元年（376年），拓跋部遇到了更加强大的前秦苻氏政权的进犯，而此时内部又发生动乱，在内外夹击之下拓跋部落联盟解体了，漠南的发展停滞下来。
四、文明在播散与融会中升华
前秦在淝水之战以后崩溃，拓跋部得以再兴。北魏登国元年（386年），什翼犍之孙拓跋珪重组拓跋部落，建立北魏王朝。随后，北魏以盛乐为据点向东南发展。皇始元年（396年），拓跋珪称帝，是为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北魏建都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境）。此后，道武帝实行离散诸部政策，促使部落联盟迅速解体，并推行一系列仿效汉族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政策，将平城政权推进封建社会的门槛[5]。
以平城为中心的大同盆地原本是十分荒凉的边郡之地。大同盆地的四周为崇山所环绕。在祟山之中，关隘与险峰重叠，断崖与峻岭错落，成为盆地与其周围地区相阻隔的天然屏障。这样的地形既利于政治上的统治，又便于军事上的攻防。当政治形势比较稳定的时候，区域性经济就能很快地繁荣。北魏定都平城后，这里成为拓跋王朝重点经营的地区，从北方各地往大同盆地迁徙了大量的人口，仅道武帝统治时期的徙民就有150余万之众[6]。由于大量徙民，大同盆地的民族构成日趋复杂，其中既有来自北方草原的拓跋部和其他游牧部族，也有从中原各地强行迁来的汉族和汉化较早的各农耕少数民族。在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下，大同盆地的农业、牧业和手工业迅速地发展，进入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应该看到，大同盆地开发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在这一局部地区创造的社会经济价值。因为，凭借北魏王朝建都于斯的历史契机，平城走到了时代的前列，在将近一个世纪中成为整个北方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开发大同盆地的共同劳动中，汉族与北方各游牧民族通过生产经验与技术的交流而增进了民族感情。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北方的逐渐统一，大同盆地成为吸附与容纳来自四面八方的民族与文化的大熔炉，平城则成为融会那个时代的各式文明的中心。
还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汉末长安、洛阳被战乱夷为废墟之后，整个北方的文化中心逐渐地向东转移。曾在北方相继称雄的袁绍和曹操，就都将建立霸业的根据地置于黄河下游的河北之地。在永嘉之乱以后出现的十六国时期，河北地区处于汉化较深的羯族和鲜卑族慕容部的统治之下。大量汉族人口被留居于此，内迁的胡人渐渐地被同化。经过多年的经营，这一地区的经济慢慢地复苏，进而形成以邺城—中山为轴心的新的汉文化中心地区。而这个新的汉文化中心的显著特点，则是寓学术文化于家学之中。
由于汉族的中央集权统治在不断的战乱中被摧毁，朝廷掌管的文化设施和学校也屡遭劫掠，因此原本由太学博士承传典章与文化的官学途径渐归中断，代之而行的则是父子嫡亲世代相传的家族承传文化的形式。这样，汉族传统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就主要地掌握在若干大的家族手中，从而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特有的家学现象[7]17-21。这些大家族便利用掌握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的特权，占据上层建筑与思想意识形态，达到世代冠冕仕进的目的，形成为这一时期所特有的门阀世族。在河北地区，传统的汉魏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主要由清河崔氏、渤海高氏等世家大族所承袭。
北魏平城政权建立不久就占有了河北地区。作为河北世家大族代表的崔浩、高允等人先后出仕魏朝，他们向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等统治者介绍汉族传统文明的精华，并以汉魏典章为蓝本，为北魏王朝制礼作乐，孕育起一整套汉化的制度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卷四十八《高允传》），引领平城政权沿着汉化的轨道发展。同时，经过北魏前三朝的不断东征西伐，太武帝终于统一北方，结束西晋末年以来的十六国割据局面。于是，从长安、洛阳播散到周边各地的传统文化，经过一番曲折的途径以后，又都从周边各地汇拢起来，与平城正在孕育的汉化制度与文物撞击到一起。
北魏太延二年（436年），北燕被北魏大军攻灭。北燕的大量人口和物资被迁徙到平城，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北魏统治集团的执政者或中坚，如北魏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明太后就是北燕国王的孙女（《魏书》卷十三《皇后·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攻灭凉州的最后一个地方政权北凉。战后，被征服的河西走廊的文物与士人大多被迁徙到平城，保存在河西的汉魏典章制度和学术文化也随而东迁[7]1-3。于是，在平城出现了来自东、西两方的文明融会为一体的高潮。在此前后，相继卷入平城文明融会高潮的还有荆州、益州、漠南、苑川以及湟水流域等地区的文明。而这些地区的文明，包含了由众多少数民族输入的大量成分复杂的营养。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参与这场文明融会高潮的，虽然以汉族文明为主体，但是早已不同于汉魏传统的汉族文明。这是因为，当年播散到周边地区的汉族文明，都已不同程度地吸收与融合了所在地区的各民族的文明。来自河北的文明含有匈奴、羯族和鲜卑慕容部的文化因素，来自河西走廊的文明含有氐、羌以及鲜卑秃发部的文化因素，来自荆州的文明含有蛮、越文化因素，来自益州的文明则含有巴蜀的文化因素。至于来自漠南、苑川以及湟水流域的，更是浓郁的异族文明。上述种种的文明，一旦被熔于一炉，传统的文明就升华了，不但内容丰富，而且精神清新。经过升华的文明一直传续到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统治时期，为他们在太和年间全面地推行改制运动奠定了基础。
太和年间（477-499年）的改制是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形态在内的一场大规模的汉化运动。仅仅从北魏的角度来看，太和改制是平城时代以来的汉化运动的总结，也就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北方各民族汉化运动的总结。但是，从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广阔历史背景来看，太和改制的意义就不仅限于此了，它实质上是中国北方广阔范围内大都参与的一次波澜壮阔的弘扬中华文明的运动。因为，太和改制的内容虽然仍以汉族文化为主导，实际上却远不限于秦汉时代的旧的汉族文化传统内容，而是包含了由众多少数民族输入的，大量成分复杂的营养[8]。
不过，此时的大同盆地，作为平城政权的躯壳，不再能够适应统领整个北方社会发展的需要了。特别是孝文帝时期，当统治机制向高度中央集权统治发展的时候，偏僻而局限的大同盆地终于成了束缚拓跋政权的围栏。如不冲破这一围栏，北魏王朝就会像淝水之战以后兴起的诸多部落国家一样，不过是一个割据一地、兴盛一时的所谓偏安政权而已。与此同时，中原的社会状况已经安定下来，中原的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而中原各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交流也进入了高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年）将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9]。
与太和改制同步进行的迁都壮举，也可以视为太和改制中的一项重大措施，它使融会于平城的文明潮流随而涌向洛阳。这就不仅使洛阳恢复了昔日的繁荣景象，而且取代长安成为中华的中心[10]。非但如此，源自中原而在江左的东晋、宋、齐各朝发扬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也随着南北士人的交往而互传，从而形成为南北文化不断地交流融会的生动态势。于是，在平城升华的文明得到再次升华。北魏洛阳时代的辉煌阶段，实际上只是孝文帝迁都后的5年和宣武帝朝的15年。政治平稳和经济发展的时期虽然仅仅20年，却造就了“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的鼎盛局面（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当时的洛阳，不仅是拓跋王朝的中心，而且是天下的中心。20年的时间只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瞬间，却确定了中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方向，成为中国历史由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乱时代向隋唐的统一兴盛时代过渡的关键时刻。
宣武帝以后的孝明帝等六朝是北魏洛阳时代的后期，这是北魏王朝迅速滑坡的时期。在孝明帝朝，胡太后两次临朝称制，试图实行改革，其效果却与孝文帝改革的成就迥然相异，并成为北魏末年系列战乱的引子。这是因为，北魏太和年间的文化改制运动还不足以囊括北方所有的地区。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由于国策南倾，冷落了旧都平城及其附近的北镇地区，致使那里的经济状况与迅速繁荣的洛阳形成新的反差。政治的矛盾、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往往与新的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纠缠在一起，终于激化为六镇之叛及随后的一系列暴动[11]。
洛阳的繁荣不仅是北魏平城时代文明积累与转移的成果，而且是汉末以来各族人民创造的文明经播迁与升华的结晶，但是更多地享受成果与结晶的则是北魏的统治集团。所以，繁荣的洛阳也成了北魏统治集团迅速腐败的温床，而统治集团的腐败则是洛阳政权衰败的催化剂。北魏政权终于在内耗与外争中分裂成为东魏和西魏，不久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
北魏分裂以后，北方社会又经历了东、西政权间的战争，洛阳再次毁于无情的战火，人民再次流离，社会再次变革。但是，北魏的一分为二，与西晋的大分裂具有本质不同的意义，它是对经过两番升华而形成的文明的咀嚼与消化，是建立更加巩固的统一政权的前奏。东魏—北齐相继承袭了北魏洛阳时代建立起来的礼、乐、政、刑等典章制度和学术文化，西魏—北周则熔胡、汉习俗为一体，创立了适应当时社会结构的府兵制度。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攻灭北齐，统一北方。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结合起来，构建成隋唐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的基础。江左又经历了梁、陈二朝，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也不断地曲折而持续发展。开皇元年（581年），隋朝取代周朝，定都大兴（今陕西省西安市境）。开皇九年（589年），隋朝攻灭陈朝，统一全国。此后，江左的文明被大规模地输送到北方，与中原的文明充分地融汇、结合。这样，已历两度升华的传统文明，又迎着新时代的曙光，升华成为代表境内更加广泛的民族文化的中华文明。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的外迁与草原民族的内徙，引起了汹涌蓬勃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运动，这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而且使古老的传统文明具有了强劲的新鲜活力。处在秦汉和隋唐两大统一帝国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中承上启下的时代，它与大一统的时代同样辉煌、伟大。经过雷鸣电闪的考验，中华文明被风雨刷洗得更加绚丽多姿。当云散天晴之时，在划破长空的七色彩虹映照下的便是文明昌盛的隋唐时期。
收稿日期：2006-10-08
标签：晋书论文; 洛阳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南北朝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大同社会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移民论文; 三国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秃发皇后论文; 三国志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汉朝论文; 魏书论文; 北魏论文; 中原论文; 史记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汉书论文; 东汉论文; 东周论文; 辽朝论文; 南宋论文; 商朝论文; 隋朝论文; 唐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