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的立体全身塑像——论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歌德论文,塑像论文,艾克论文,全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16.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6-0001-09
世界文学宝库珍奇无数、异彩纷呈，在这中间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却独标一格，堪称一部价值非凡的佳构杰作。此书德文原题名为《Gespr
che mit Goeth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照直译出来大致是《与暮年歌德的对话》。包括作者艾克曼本人在内，恐怕谁也不曾料到它会从汗牛充栋的类似著述中脱颖而出；许许多多同样记述歌德谈话和生平的文字都湮灭无闻了，艾克曼这部书却长期广泛流传，成为一部深受文艺界、学术界和普通读者青睐的世界名著，因而也独占了《歌德谈话录》这个既响亮又蕴涵丰富的题名。时至今日，这部书不但在德国家喻户晓，即使在我们时空相距遥远的中国，任何有教养的人都不会不知道艾克曼的这部大作。教育部把《歌德谈话录》列入了给中学生的推荐书目，就足以证明它多么受重视。仅仅靠着这样一本书，作者艾克曼便得以留名青史。
艾克曼何许人，为什么偏偏是他完成了这部作品？
对于此书的产生和成功，歌德本人除了被动地接受“访谈”，是否还主动、积极地做了什么？
《歌德谈话录》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价值，产生了这么深远的影响？
就诸如此类读者和专家都不会不感兴趣的问题，亦即一些个直接关系到本书的理解和欣赏的问题，笔者准备介绍一些自己掌握的情况，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
一、《歌德谈话录》何以偏偏出自艾克曼笔下？
《歌德谈话录》之出自艾克曼笔下绝非偶然，成就他的既有客观的机缘，更有他主观的种种优越条件。从他这近乎歪打正着的成功，我们真可以获得许多启示。
艾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1792-1854)出生在普通的农民家庭，虽家境贫寒却勤奋好学，求知欲旺盛，故而能靠自己的努力和好心人的资助念完大学。艾克曼喜欢文学特别是诗歌，对大诗人歌德更崇拜得五体投地，不但自己的诗歌创作以歌德为楷模，还写了一部主要以歌德作品为范例的诗论。他专程到魏玛拜谒歌德，目的就是拿自己的诗作登门求教。
1823年6月10日，年已七十五岁的大诗人歌德在自己魏玛的家中，像无数次地接待他的仰慕者一样接待了年轻的艾克曼，并对他留下了一个为人诚恳、勤奋、踏实的好印象。这便决定了时年三十一岁的小伙子一生的命运，因为年事已高的歌德已在考虑自己的身后事，正留意物色一名适合在将来编辑、整理和出版他遗作的助手。艾克曼的人品、学识和文笔俱佳，在他看来正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多亏老天帮忙，让这么个年轻人恰恰此时出现在歌德面前！
于是老诗人很快便拿了一些早年的作品让小伙子试着编辑整理，结果相当令他满意。随后经过歌德诚恳的邀请，艾克曼便留在魏玛；后来他又在多次挽留之下一呆呆了整整九年，直至歌德1832年3月逝世。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艾克曼成了歌德家受欢迎的常客和工作中得力的帮手，不但经常有机会与大诗人和大思想家聚首倾谈，还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与这位自己深深敬慕的长者建立了诚挚的友谊。面对年轻的艾克曼，身份和地位极其显赫的魏玛重臣、“诗坛君王”和“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①一改旧貌，不只慈祥和蔼，而且推心置腹，无所讳避，一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艾克曼呢，作为后学、助手和景仰者，对老诗人睿智的谈吐自然更是洗耳恭听，生怕有所遗漏和疏忽。就这样，长时期地在如此难得的良好环境和氛围里，便孕育和诞生了《歌德谈话录》这部无与伦比的精彩杰作。
不过，起作用的当然不只是歌德和蔼、主动的态度，不只是良好的环境氛围。须知除了艾克曼，歌德身边还有过其他一些学识渊博、文笔劲健同时也受到老诗人善待的人，他们却要么没想到做，要么想到了却没能做成这样一件看似并不起眼然而却堪称不朽的事情——九年坚持不懈！
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艾克曼具备一些其他的人没有的主观条件和优秀品格：
艾克曼生性温和，善解人意，富有观察力，在与人交流时既乐于聆听，也善于提出问题；对于渴望述说的老人来讲，他真是一位求之不得的理想对话者——老年人的寂寞，歌德已没有席勒这样的朋友，已没有“苏莱卡”②，已没有忠心耿耿的妻子，艾克曼于是成了老人歌德的忘年交。艾克曼的这些特点和优点也即他取得成功的原因，都充分表现在言行里，凡读过《歌德谈话录》的人都能体会出来。
还有一点更加难能可贵，就是艾克曼非凡的眼光。他一开始似乎就意识到了记录歌德谈话的重要意义，因此不但时时事事格外留心，且能持之以恒，坚持记录整理歌德日常的言谈达九年之久，真可谓一位世间少有的、独具慧眼的有心人！要知道歌德留这个年轻后生在身边原本只是让他做编辑旧作的助手，艾克曼以此获得的报酬看来也不多，所以还得靠教授学生解决生计。所以他呆在魏玛不只是生活清苦、忙碌，甚至还牺牲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乃至家庭生活。可是结果呢，付出当然获得了异常丰厚的回报：艾克曼以他在给歌德当助手期间堪称独特的建树和贡献，在德国的思想文化史上永远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影响。
说到艾克曼的建树和贡献，不能不指出他除编辑出版歌德的遗作全集，除写成独一无二的《歌德谈话录》，还激励、催促和帮助歌德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浮士德》第二部。甚至可以讲，如果没有艾克曼，很可能也就没有完整的、旷世不朽的《浮士德》！在促使歌德充分发挥创作才能这点上，原本卑微的小人物艾克曼，完全可以和赫尔德、席勒等德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并肩站在一起。
一点启示：在拥有六千年文明的中国，从古至今也涌现了无数的大诗人、大文豪和大思想家，然而似乎却没有一个像艾克曼这样“伟大的”小人物和助手。就因为没有这样的助手，经过时间长河的无情冲刷、汰洗，我们大文豪和大思想家本该留下的丰富精神遗产逐渐归于无形，已失去和湮灭掉了的真不知有多少！
二、自白与自述：歌德的“全身塑像”和又一部《诗与真》
顾名思义，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应该是以歌德为主体和中心的谈话记录，也即一部纪实之作。它之重要，毋庸讳言，首先在于歌德这个人的重要。歌德身为诗人、作家、思想家以及自然研究者和政务活动家，所以谈话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然而歌德首先被视为一位文学家，谈的问题也多涉及文学艺术，此书通常便归入了文艺类的著作。
谈话的时间自1823年6月10日至1832年3月初，也就是歌德在世的最后九年多，但是内容却不局限于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还包含大量歌德对往事的回忆，对未来的展望。歌德喜欢把自己一生的创作称作一篇巨大的“自白”，③其实艾克曼的这部《歌德谈话录》才是他真实而全面的自白。人们因此视它为又一部歌德“自传”，也有人称其为一尊立体的歌德“全身塑像”。④
现在的问题是，歌德这部“自传”、这尊“塑像”是否真实可信呢？为回答这个问题，得看一看它产生的具体过程。
歌德本人是谈话的主体，也即亲自参与了“自传”的写作和“塑像”的雕凿，这就保证了它基本真实可信。可为什么讲基本，而非完全呢？因为有以下一些情况——
歌德与艾克曼谈话绝大多数都在他魏玛的家里，但有时也会在散步的路上或者外出的马车中。即使坐在家里吧，艾克曼也并非随谈随记，更不具备今日的录音条件，而多半只能在事后根据简单的日记进行回忆和整理；有时甚至连日记也没有，整理只得全凭记忆，而又并非总是整理得那么及时。
再有，尽管艾克曼很早就考虑到了出版，歌德本人却不同意在自己生前办这件事。到1830年他终于松了一点口，但审阅全部谈话记录稿的承诺却至死未能兑现。后来人们用新发现的歌德日记对照谈话录，便发现其中的记载难免有一些出入。
由上述两点，便得出了“自传”和“塑像”基本真实可信的判断。
《歌德谈话录》的第一、二卷出版于1836年，也即歌德逝世已经过了四年。出版后在文艺界反响强烈，也得到歌德至亲好友的认可。这大大鼓舞了艾克曼，于是他第二年开始着手编写第三卷。可是由于前两卷销售不畅等原因，第三卷的辑录、整理和出版竟拖了十二年，到1848年才得以问世。这一般都在译介时舍去了的第三卷，不但更多地依靠的是艾克曼本人的回忆，还包含了相当多歌德和艾克曼的瑞士友人索勒(F.J.Soret)辑录的歌德谈话。
在《歌德谈话录》的出版前言中，艾克曼写道：“我以为，这些谈话不仅对于人生、对于艺术和科学富有启迪，富有宝贵的教益，而且它们作为诗人生活直接的速写，还特别有助于人们把从其众多作品中得来的歌德形象变得丰满起来。不过另一方面，我又远远不会相信这便绘成了一个内心完整的歌德。这样一位杰出人物和思想家啊，他堪与一块有多个截面的金刚钻相比，它每一个截面反射的都是另外一种颜色，这样，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人，歌德便呈现出不同的样子。而就我这部谈话录而言，我也只能谦虚地说：这是我的歌德。”⑤
艾克曼这些话的意思是，对歌德这位伟大而复杂的人物很难有完全准确和绝对真实的描绘；他谈话录里塑造的只是“他的歌德”，也即他所见的歌德，他心目中的歌德。这是因为，艾克曼在记录歌德的言谈时必定有自己的取舍，必定有由于崇拜而加入的理想成分，甚至也可能于无意间混杂进了自己的好恶。因此德国学者干脆将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与歌德回忆他青年时代的自传《诗与真》相提并论，即是认为在基本真实的前提下也容忍了诗化或美化的不尽真实。
结论仍旧是，《歌德谈话录》“基本真实可信”；它基本上反映了老年歌德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观点，确实富有智慧、教益和启迪，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三、《歌德谈话录》的丰富内涵和巨大价值
也因此学者们大都强调《歌德谈话录》是一部“智者之书”，因为它凝聚着大诗人和大思想家歌德的思想和精神，如有学者说的是一座“歌德思想和智慧的宝库”。⑥的确，在书里可以听见歌德以高度凝练、概括和富有个性的语言，有声有色地谈论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哲学、政治、军事、文学、艺术乃至为人处世、剧院经营管理等等，也就是如先前的译家朱光潜先生和洪天富先生都着重指出的，这部书相当全面、具体地反映了歌德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因此，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不但给予广大读者以智慧的营养和思想的启迪，也为研究歌德的学者提供了可称权威的依据。
歌德首先是一位文学家，谈论文学、艺术和美学的时候自然特别多。他在谈话中不只阐明自己对种种文学问题的观点，还经常分析自己的作品，特别是当时正在写作的《浮士德》第二部，为其中一些难解的问题，例如怎样解读《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人造人”，以及怎样看待悲剧的开场和结尾借用基督教的观念和形象等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谈话过程延续了九年，他几乎涉及到了包括《少年维特的烦恼》、《威廉·迈斯特》、《塔索》、《亲和力》等等在内的几乎所有主要作品。除此他还没少回忆初入文坛时伯里施、梅尔克、赫尔德等对自己的帮助，回忆与挚友席勒在创作中的相互激励，相互切磋，以致有的作品难以说清究竟谁的贡献多一些。因此，《歌德谈话录》又被称作“打开歌德创作之门的一把钥匙”。⑦
除了谈自己的创作，歌德还更多地以同时代人和文学同行的身份，近距离地评介了一系列德国作家和欧洲作家。例如欧洲作家，他经常谈到的有英国的莎士比亚、拜伦、斯科特，法国的莫里哀、贝朗瑞、雨果以及意大利的但丁、曼佐尼和西班牙的卡尔德隆等等。对这些世界级的大作家，他不但具体地分析他们创作的特点和成功之处，还指出其不足——创作和性格的不足。这后一点更加难能可贵，非自己也是世界级的大家所不可为。歌德学识渊博，视野开阔，目光犀利，高瞻远瞩，观察所及常常称得上慧眼独具，识见高卓。一个例子就是他基于对包括东方文学在内的世界各国文学的关注和了解，在谈中国的明代小说《好逑传》时第一个提出了“世界文学”的伟大构想，⑧在我们这里早已经成为美谈。因此，外国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也可视《歌德谈话录》为一部不可多得的辅助参考读物。
还有，歌德自幼学习绘画，热爱造型艺术，长期从事艺术品收藏，因此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歌德谈话录》涉及各类绘画以及雕塑和建筑艺术的篇幅不少，现在常常挂在我们口里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的时髦说法，很可能最早是出自歌德之口。⑨至于对拉斐尔、鲁本斯、德拉克罗瓦等绘画大师的作品，歌德在谈话里更有不少具体、细致和精到的分析和评说，例如1827年4月11日对鲁本斯的一幅风景画分析等等，简直就是一篇篇精彩的画论！
再者，歌德不只谈论具体的文艺作品，也经常探讨诸如自然与现实、感性与理性、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之类的文艺美学问题，同样不乏真知灼见。
中国有句俗语：“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说明与长者、智者谈话交流，虚心听取他们的教诲，对增长我们的见识，启迪我们的思维，提高我们的学养和德行，多么地有益，多么地重要。大思想家、大文豪、大诗人歌德可并非一般意义的长者和智者，而是处于人类思想文化史顶峰之上为数不多的巨擘之一。多亏了非凡的有心人艾克曼，他用他的《歌德谈话录》，在卷帙浩繁的歌德著作的边上另建了一座歌德思想精神的宝库，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承袭起来更加方便的宝贵遗产。通过他和他的这部书，我们可以与歌德做整整九年的心灵交谈和交流，所获得的东西又会是多少啊！
四、歌德的生死观：奋发有为，精神永生
在自然哲学领域，歌德是一位物活论者和泛神论者，他相信整个自然都充满着生命和灵魂。1831年2月28日，艾克曼解释了歌德的泛神论信仰：自然即神，是“神性”赋予自然(宇宙)以生命。⑩歌德所说的广义的“生命”指的是生生不息的“变易者”(11)，即不断自我创造和自我改造的自然中的存在者。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它包括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再生能力的有机界和不断运动变化的无机界。
在特定的语境中，歌德所说的“生命”指的是灵肉合一的个人存在。在1829年9月1日与艾克曼的谈话中，歌德将人的生命视作灵肉合一的整体：“作为肉体的人以及作为灵魂的人……一个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是没法分开的。”(12)在时间上，生命的过程表现为“诞生、成长和消亡”(13)，而个人的命运是由必然和自由决定的。歌德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为了维护社会和谐和预防革命，他要求统治者克制自己的私欲，“为民众谋福利”。(14)歌德提倡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批评圣西门等人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空想社会主义。在1830年10月20日与索勒的谈话中，歌德揭示了圣西门主义的虚幻性：“每个人必须从自己开始，首先谋求自己的幸福，由此最后才可能万无一失地产生集体的幸福。进一步讲，他们的学说在我看来根本不现实，根本不可能办到。它完全违反自然，完全违反经验”。(15)
歌德认为生活就是活动，活动是人的天职。“活动”(Ttigkeit)是歌德的人生观的核心概念，它指的是人为实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行动，例如文艺创作活动、科研活动、社会政治活动和商业活动。歌德热爱生活，肯定生活，倡扬“有为的人生”，推重“精神性的活动”和创造性的活动。(16)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本身，在于个体的奋发有为和努力创新。在1829年3月23日与艾克曼的谈话中，歌德说简朴的住宅“刚好适合我，我内心因此感到充分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和发挥自己内在的创造力”。(17)他要求人们活在当下，淡忘过去，用现在的“精明强干”(18)来对付对未来的忧虑，用自强不息的生命意志来对抗死亡的威胁。他认为人的伟大在于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在于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在于为现世人生而积极进取、宏己救人。1831年6月6日，歌德对艾克曼说道：浮士德之所以得救，是因为“他永远奋发向上”，他“自身的活动越来越高尚，越来越纯洁”。(19)
人是必死的生物。死亡通常指的是生命的终结，指的是生物所有的生命功能的停止。热爱生命的歌德在现实生活中对死亡通常采取回避的态度，他往往不去瞻仰死者的遗容，德国学者施密特(Gerhard Schmidt)因此称歌德患有“死亡恐惧症”。(20)为了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歌德把死亡解释成一种生命现象，将死亡视作一种生命形式向另一种生命形式(Existenzform)的转化。1830年2月14日，老公爵夫人露易丝去世，歌德于次日对索勒谈到了他的死亡观：“死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怪事，它会突然变成现实。它是从一种我们所熟悉的生命形式过渡到另一种我们全然不知的生命形式。”(21)死亡是向新生命过渡的思想其实就是灵魂转世说(Seelenwanderungslehre)。1824年5月2日，歌德对艾克曼谈到了死与精神永生：“一个人七十五岁了，有时候不可能不想到死。我考虑这个问题时异常平静，因为我坚信我们的精神具有不朽的性质，会永永远远地存在和活跃下去。”(22)
歌德的死亡观是在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赫尔德的生命循环论的影响下形成的。斯宾诺莎认为，人死之后身体即融入自然整体之中，但人的精神不灭：“人的心灵不能完全随身体之消灭而消灭……思想的样式乃属于心灵的本质，亦即必然地是永恒的。”(23)在《上帝·关于斯宾诺莎体系的谈话》中，赫尔德将生命视作永不停息的变化发展过程，视作“永恒的再生”。斯宾诺莎为后世树立了生命的信念：“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24)成年和晚年的歌德谨遵前贤关于“生的沉思”的教导，他执著于有为的现世人生，从生命的角度来思考死亡，将死亡看成通向新生的入口。在史诗《赫尔曼与窦绿苔》中，歌德指出：死亡对智者意味着重生，对信徒意味着升天，“对二者而言，死皆变成了生。”(25)在1829年9月1日与艾克曼的谈话中，歌德强调了在现世奋发有为的伟人精神永生：“我不怀疑我们会继续存在，因为世界不能缺少生命力；不过我们的不朽不会以相同的方式；为了将来表现出伟大的生命力，现在也必须是一种伟大的生命力。”(26)
歌德关于伟人“精神永生”(geistige Fortdauer)的信念与基督教的“灵魂不朽”(Unsterblichkeit)说紧密相关。少年和大学生歌德相信基督教的灵魂不朽说：信仰耶稣的基督徒在今世多行善事，死后灵魂就会升入彼岸的天堂得“永福”，而犯大罪者的灵魂则下地狱受永罚。在魏玛的最初十年里，通过研究自然和阅读斯宾诺莎的著作，歌德开始背离基督教，逐渐成为一位泛神论者。成年和晚年的歌德不相信基督教超验的上帝，不关心个人灵魂的净化与不朽。1824年2月25日，艾克曼和歌德谈到了梯德格(1752-1841)的诗作《乌拉尼亚，论上帝、灵魂不朽和自由》。歌德将基督教的“灵魂不朽”说称作愚蠢而无聊的“玄想”，他说他不相信彼岸世界，只关心个人的今世幸福：“考虑灵魂不朽，这是贵人们尤其是那些无所事事的贵妇们的事。一个想在今生有所作为的人，他每天都得努力，都得奋斗，都得工作，就该让来世待在一边，在今世奋发有为。”(27)
歌德的“精神永生”说源于古希腊的灵魂转世说和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毕达哥拉斯学派、俄耳甫斯教和柏拉图开创了灵魂转世(pálingénesis)说，预言了灵魂的永恒存在。柏拉图主义者摩西·门德尔松调和了启蒙哲学和宗教情感，他认为上帝的至善和个人的美德追求保证了个人灵魂在没有奖惩的彼岸的永生。脱离正统宗教的自由思想家赫尔德提出了生命循环论，他崇奉有为的现世人生，他将死亡视作永不停息的生命过程中的过渡、转变和更新，将灵魂转世视作灵魂的变化(Seelenwandlung)。这两位特立独行的哲人对歌德的“精神永生”说产生了启发性的影响。1830年1月10日，艾克曼转述了歌德的灵魂转世说：“众母就这样坚持在永恒的晦冥和寂寥中，成为一群积极创造的存在，她们本是创造和保存的法则，地球表面一切有形体和生命的东西都源自她们。一旦生命停止了呼吸，就会变成精神回到她们那儿，她们于是将它保存起来，直至它再获得机会成为新的存在。”(28)“创造和保存”的法则其实就是歌德在1808年5月17日的日记中所说的世界灵魂(泛神论非人格化的神)的“定型和变型”原理，正是世界灵魂的原始极性赋予宇宙以永恒的生命力：“形变源于世界精神的收缩与舒张，收缩使万物定型，舒张则造成无穷的发展变化。”(29)
在魏玛的最初十年时期，歌德就已相信灵魂转世，他在《水上精灵之歌》中写道：“人的灵魂……循环始终。”(30)在1776年4月至维兰德的信中，歌德用灵魂转世说来解释他和施泰因夫人的恋爱关系：“这个女人对我颇有影响力，我只能通过灵魂转世说来解释她对我的意义。我们是前世的夫妻！”(31)他认为死就是在爱的最高瞬间打破有限个体的限制从而融入“永生”的自然，他把死亡理解成新生命开始的通道。他在《致驭者克洛诺斯》一诗中写道：“快载着我这迷惘陶醉的旅客，/……向那地狱的黑夜之门冲去！/……让冥府的主人赶到门边，/殷勤地迎接我们。”(32)
老年歌德对毫无新意的人类历史感到不满，他在1828年10月23日和艾克曼的谈话中预言了人类的毁灭、重生和更新：“我看到一个时代正在来临，那时上帝不再喜欢人类，他不得不毁灭众生以更新世界。”(33)在《幸福的渴望》一诗中，他将飞蛾投火自焚称作“死与变”(34)，他以此意象来表达他关于人的精神转变和精神升华的思想：只有放弃旧我才能获得新我，自我扬弃乃是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的必要手段。在1829年2月10日与艾克曼的谈话中，歌德说他逃往意大利是为了摆脱狂飙突进时期的旧我和浮躁的宫廷生活，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恢复“创造力”。(35)在1786年12月23日致施泰因夫人的信中，歌德将意大利之行称作“对我进行内部改造的新生(Wiedergeburt)”。(36)歌德通过对意大利的自然景物、社会生活和古代艺术品的观察和思考，丰富了自己的思想资源，提高了自己的思想境界，他的自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37)精神获得了“新生”，从此迈入辉煌的古典文学时期。
康德认为个人“灵魂的不死”源于理性存在者追求“至善”的使命。(38)与康德不同，歌德将“精神永生”的信念建立在“活动的概念”(Begriff der Ttigkeit)之上，他认为个人“精神永生”的决定性因素是进取心、创造力和所创造的成果对后世的持久影响力，而不是遵守摩西十诫、登山宝训或康德的道德律令。在1813年1月与法尔克的谈话中，歌德将人类精英死后的再生归因于他们不停的精神活动，他认为大自然在对待其最高产品时遵循“节约”的原则，它决不允许“这类高度的精神能力的消亡”。(39)
在1829年2月4日与艾克曼的谈话中，歌德再次强调“永生”源于个人孜孜不息的精神活动：“如果哲学家也从传说中获取灵魂不朽的证明，那就太软弱无力和没什么意义啦。对我而言，永生的信念来自活动这一概念；因为我如果不停息地劳作直至终生，即使我现在的存在形式不能继续支撑我的精神了，大自然也有义务给予我另一种存在形式。”(40)歌德坚信孜孜不倦的精神活动乃是个人“永生的保证”，艾克曼将这种信念誉为“激励人去完成高尚的行动”的伟大学说。歌德的这种“精神永生”说只是泛神论者的猜想而已，它是辛劳一生的德意志诗宗的自我安慰。
五、另眼看歌德：不可忽视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歌德谈话录》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怎么估计都不算高，先贤们也强调得够多了，自朱光潜先生的选本在1978年问世以来，已经相当地深入人心。这当然不是说无须继续对此书进行思想和学术研究；宝库中待发掘的珠玉珍玩确实还相当不少，可堪玩味的慧语隽言、哲理智慧还比比皆是。笔者在此只想强调，此书其实也极富可读性，其实也好看得很。
是的，富有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歌德谈话录》的确非常好读、耐读，非常好看、耐看！它虽说讲了许多有关宇宙人生、文学艺术的重大问题，但却深入浅出，因为都紧密地结合实际，是诗人、哲人、智者无比丰富的亲身经历见闻和所思所感的浓缩、结晶。读这部书，我们不只能认识歌德生活的时代、地域和环境，还会进入他的精神世界，不知不觉间眼界便获得极大的开阔。
例如谈戏剧问题，他便结合自己和席勒的戏剧创作，以及他长期管理剧院的经验。在这中间，有趣的逸闻趣事真是不少。而尤为可喜的是，在书里我们见到一个与自己信赖的助手和忘年之交促膝谈心的歌德，一个走下了神坛的有血有肉、谈笑风生、亲切和蔼的歌德，一个既有人的优秀品质又有人的毛病，既理性、睿智又怪僻乃至迷信的歌德。总而言之，在歌德的这部“自传”或者更准确地讲“自述”中，我们会发现一些他身上常常被忽略了的品质，会看见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平易近人，既平凡又伟大，既风趣又可爱的歌德。因为名为《歌德谈话录》，实则所记并非纯粹是对话，也有老年歌德生活状况和情态的不少描写。
这里仅举几个让我们对歌德刮目相看亦即另眼看歌德的例子：
在人们的心目中，歌德这样的大诗人和大思想家一般都不擅长行政和经济事务，其实不然。不说他做过魏玛管辖甚多的大臣，就讲他长期担任魏玛剧院的总监，就显示出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非凡的经济头脑。1825年3月至5月的谈话录以剧院为话题的有很多，不少都对我们极有启发意义。例如他讲：一个剧院要站住脚，必须要排练出一套反复上演、常演常新的保留剧目；剧院绝不能为省钱而让二三流演员挑大梁；剧院要想成功，光有好的演员班子不够，还必须致力于提高观众的修养，拥有一批属于自己的高水平观众；他特别强调必须重视票房收入，认为票房好坏也反映演出的质量。
一般人都有歌德生性浪漫、在男女关系方面轻浮随便的印象，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他在讲到如何当个称职的管理者时说自己有两个大敌，一是他太爱才，二是剧院里漂亮女演员众多，也不乏出于各种原因来投怀送抱者，自己一不留神就会堕入情网，失去待人处事的公允和领导者的威信，所以他一直很注意保持与她们的距离。(41)这些话虽出自歌德本人之口，但也证明他在男女问题上并不随便、轻浮；他虽一生多恋，却都因为确实对对方产生了爱情。
歌德出身富裕市民家庭，后来身居高位，名声显赫，在传世的肖像画上也衣着讲究，我们便相信他一生乐享富贵荣华。其实也不是啊。一次他在拍卖会上拍到一张漂亮的绿色扶手椅，但是却说：“不过我将很少坐它，或者甚至根本就不坐，因为任何的安逸舒适，原本完全违反我的天性。你瞧我房里没有沙发；我永远坐的是我这把老木头椅子，直到几个星期前才给它加了个靠脑袋的地方。一个家具舒适而讲究的环境，会破坏掉我的思维，使我处于安逸的被动状态。”(42)
歌德长期效力于魏玛宫廷，也曾晋封为贵族，许多人都批评过他的“贵族趣味”，甚至骂他是“公侯的奴仆”。(43)可是读了他1827年9月26日的谈话，听他讲：“我并非现在自夸，而是事实确乎如此，在我乃本性使然：就是对于纯粹的王公贵族，如果他们不同时具有人的优秀品性和价值，我从来不存多少敬意。是啊，我对自己的身份处境挺满足，感觉自己很是高贵，因此如果人家要把我变成王侯，我一点不会受宠若惊。在发给我贵族证书的时候，许多人以为我因此会飘飘然了。才不喽，咱们私下说吧，我真是无所谓，一点无所谓！身为法兰克福的富有市民，我们一直视自己如同贵族；手里多了一纸证明文书，并不意味着我在思想品德方面比过去有丝毫长进。”(44)我们大概就会改变看法。
总之，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歌德，也发现另外一个歌德。
《歌德谈话录》确乎是一座宝库，还有太多精彩有趣之处等待读者自己去发掘、占有和把玩。在强调它的可读性时，这儿想再说说它的文学价值也就是文学性，因为两者原本关系密切。有关内容方面上边已经讲了不少，只再讲艾克曼流畅、灵动、优美的文笔，也配得上歌德老人深邃博大的思想和隽永雅致的谈吐，与之相得益彰；难怪《歌德谈话录》会博得眼光挑剔的尼采的称赞，说它是“空前优秀的德语作品”。(45)
(专攻艾克曼《歌德谈话录》研究的贺骥博士拨冗为此文撰写提要和注释，增加和丰富了谈歌德生死观的部分内容，作者特此表示感谢。——杨武能2012年11月于德国北威州)
注释：
①[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
②[德]歌德：《迷娘曲——歌德诗选》，杨武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5页。苏莱卡是波斯诗人贾米的叙事诗《犹素福与苏莱卡》中的女主人公，歌德笔下的苏莱卡指他的女友维勒美尔。
③[德]歌德：《歌德文集》第19卷，杨武能、刘硕良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60页。
④Gundolf,Friedrich:Beitrge zur Literatur-und Geistesgeschichte.Heidelberg:Verlag Lambert Schneider,1980,S.418.
⑤[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前言第2页。
⑥[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刘筵莉编，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⑦[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洪天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615页。
⑧⑨[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34、217页。
⑩(12)(14)(15)(17)(19)(22)[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98、242、88、280、217、318、55页。
(11)(13)(18)(21)Eckermann,Johann Peter：Gesprche mit Goethe.Berlin u.Weimar：Aufbau-Verlag,1982,S.272、S.333、S.604、S.620.
(16)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Werke,Hamburger Ausgabe,Bd.10.Hamburg：Christian Wegncr Verlag,1963,S.529-530.
(20)Witte,Bernd(Hg.)：Goethe Handbuch,Bd.4.Stuttgart u.Weimar：Verlag J.B.Metzler,2004,S.1061.
(23)(24)[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54、222页。
(25)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Werke,Hamburger Ausgabe,Bd.2.Hamburg：Christian Wegner Verlag,1965,S.504.
(26)(27)(28)[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42、42、251页。
(29)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Werke,Weimarer Ausgabe,Abt.III,Bd.3.Weimar：Bohlau Verlag,1887-1919,S.336-337.
(30)[德]歌德：《迷娘曲——歌德诗选》，杨武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
(31)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Briefe,Bd.1.Hamburg：Christian Wegner Verlag,1968,S.212.
(32)(34)[德]歌德：《迷娘曲——歌德诗选》，杨武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227页。
(33)Eckermann,Johann Peter：Gesprche mit Goethe.Berlin u.Weimar：Aufbau-Verlag,1982,S.600.
(35)(40)[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06-207、204页。
(36)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Briefe,Bd.2.Hamburg：Christian Wegner Verlag,1968,S.33.
(37)[德]歌德：《歌德文集》第11卷，杨武能、刘硕良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2页。
(38)[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0页。
(39)Herwig,Wolfgang(Hg.)：Goethes Gesprche,Bd.2.Zǖrich：Artemis Verlag,1965,S.770.
(41)(42)(43)(44)[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78-79、308、87、167页。
(45)Nietzsche,Friedrich：Menschliches,Allzumenschliches.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88,S.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