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南方金银器的发现及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特征论文,发现论文,金银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本文通过对典型的唐代南方金银器的概述，归纳出南方金银器器物群，进而概括出南方金银器的基本特征：其兴起年代大约在“安史之乱”前后；器物以四至六曲为主，多置宽大喇叭形圈足；图案主要是阔叶折枝“一”字形扁团花等与对鸟组成。器物风格华丽，完全摆脱了波斯萨珊金银器的影响，实现了造型、装饰等的民族化。
关键词 鹨 南方特征 造型 花纹 装饰手法
关于唐代南方金银器，史籍有明确记载。据《新唐书·地理志》云，当时全国上贡金银器的地方有五处：淮南道扬州、江南西道宣州、剑南道绵州、岭南道桂州、贵州。这五处在地域上全属南方地区，而以长江中下游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为主。另据《旧唐书·李德裕传》记载，唐敬宗初即位，“诏浙西道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件进内”，说明浙江西道也是南方金银器的一个重要制造地。依据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发现对唐代南方金银器进行考察是完全可行的。
1.唐代南方金银器的发现：
至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唐代金银器中，可以肯定属南方器物的是几批带有錾文的进奉器物，下面一一列举：
(1)双凤纹裴肃银盘：盘底錾文为“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裴肃进”①。
(2)卧鹿团花纹六曲三足银盘：盘底錾文为“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中史丞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②。
(3)双鱼宝相莲瓣纹李勉银盘：盘底錾文为“朝议大夫使持节都洪州诸军事守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江南西道观察处置都团练守捉及莫徭等使赐紫金鱼袋臣李勉进奉”③。
(4)鸳鸯绶带纹李杆银盘：盘底圈足内錾文为“桂管臣李杆进”④。
(5)鎏金双狮纹菱形圈足银盒：盒外底錾文为“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⑤。
(6)鎏金镂空鸿雁路纹银笼子：笼子底部边缘錾“桂管臣李杆进”⑥。
(7)流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盆外底錾“浙西”二字⑦。
上述带有錾文的金银器，大多数是任职南方的官吏为纳官进爵而进奉的。从錾文中的地名来看，与文献中所载的上贡中心基本吻合。这些器物的出土，为唐代南方金银器提供了标准器物，现将其特征归纳如下：
(1)器物多采用四、五、六等分划分口、腹。
(2)装饰手法采用多重结构的散点式，严整有序，讲究对称。
(3)器物底部以双凤纹、卧鹿纹、摩羯纹、双鱼纹、鸳鸯与阔叶折枝花组成圆形团花。腹壁或口沿装饰小簇花、“一”字形扁团花。凤纹、鸳鸯多为对鸟状，或飞翔，或嬉戏。特别是凤尾最有特征，由阔叶折枝花组成，已趋抽象化。器物口缘、足缘饰简化的仰莲瓣或鸿雁纹。缠枝西蕃莲叶也是重要纹饰。
(4)器物腹壁纹饰内外雷同，犹如“渗透”。
(5)银盒一般置宽大喇叭形圈足，直腹，子母扣，盒盖高隆。
这几点特征是判断唐代南方金银器的重要线索。依据这一线索，基本可以肯定在江苏镇江甘露寺⑧、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⑨、浙江长兴下莘桥⑩、西北工业大学校园(11)、西安东郊新筑(12)、江苏丹徒（今镇江）丁卯桥(13)、陕西蓝田杨家沟(14)、西安交通大学校园(15)、西安市太乙路(16)、西安城内建国路(17)、浙江临安水邱氏墓(18)、陕西咸阳(19)、陕西扶风法门寺(20)、西安市和平门外唐长安城平康坊(21)等地发现的唐代金银器属南方器物。除此而外，西安市城建局送交的三件金银器也属唐代南方器物(22)。这些金银器是考察唐代南方金银器的基本材料。
2.唐代南方金银器特征：
从目前考古发现的唐代南方金银器来看，其特征是明显的。通过对其制造年代、种类、造型、纹饰等几个方面进行概括，可以勾勒出唐代南方金银器的基本轮廓。鉴于金银器具有工艺美术品的性质，分型定式存在一定困难，本文在论述其特征时采取综合叙述。
(1)从制造时间来看，目前发现的唐代南方金银器中有的刻有制造年代，这是考察其制造时间的重要依据（见表一）。
表一
从表中所列南方金银器的制造时间来看，最早在上元年间（760年）以后，说明南方金银器的大量制造并兴盛与唐代中后期经济重心南移有密切关系，这也可以从史籍的记载中得到反映。据《册府元龟·帝王部·纳贡献门》贞元十二年注云：“兴元初，克复京师后，府藏空虚，诸道之进奉，以资经费，复时有宣索。其后，……进奉不息。韦皋剑南有日进，李兼江西有月进，杜亚扬州，刘赞宣州，王伟、李锜浙西皆竞为进奉，以固恩泽。……天下贡赋根本，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而聚敛不息。”在文献记载的进奉器物中就包括金银器，这又可以从金银器錾文中得到证明。
(2)从器物种类而言，唐代南方金银器中常见器形有盘、杯、碗、碟、注子、盒、盆、羽觞、罐、锅、棺椁等。也有一些罕见器形如鎏金龟负“论语玉烛”银筹筒、酒令旗、茶托、渣斗、三足壶等。这些常见器形与罕见器形共同组成了唐代南方金银器种类上的特征。
(3)从器物造型来看，南方金银器器口除圆形外，多用四、五、六等分，使得器物大量出现菱弧形、四出腰形、海棠形、椭圆形、五曲葵形、六曲葵形、菱花形等。其中以海棠形、四出腰形、五曲葵形较为常见，这种造型本身就是一种美观的形象，即使器物素面无纹饰也显得落落大方。器物的圈足多为宽大喇叭形，主要见于高足银杯、银盒、银碗、银筹、茶托，以丁卯桥出土的圈足器为代表，如凤纹菱弧形大银盒、五曲高足银杯等均属此类。仿生形态器物的大量出现是重要的南方金银器特征之一，如内蒙喀喇沁旗出土的双鱼壶、丁卯桥出土的鎏金蝴蝶形银盒及荷叶形悬鱼银器盖、蓝田出土的鹦鹉葡萄纹云头形银盒、西安城建局送交的荷叶形银盒等，这类器物的大量出现，反映出唐代南方金银器在制造中注重器物生动、世俗化。卷叶形三足在南方金银器中也大量使用，耀县出土的春秋人物三足壶是其典型代表。有些器物的三足虽已佚，但其底部呈鼎足状的痕迹证明其曾有三足，如内蒙喀喇沁旗出土的卧鹿团花纹六曲三足银盘等即为其代表。南方器物中的注子一般置管状流，体形瘦高，曲鋬，长颈。
总之，唐代南方金银器以四、五、六等分划分器物口、腹，大量使用海棠形等形式，置宽大喇叭形高圈足，同时大量出现仿生形态器物等等，为其主要造型特征。
(4)从纹饰来看，唐代南方金银器的纹饰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以蓝田、耀县、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北郊坑底寨、内蒙喀喇沁旗、扶风法门寺等地出土的器物纹饰为代表，主要是团花、折枝团花、折枝扁团花、折枝花、簇花类纹饰。第二大类以丁卯桥出土的器物纹饰为代表，主要是缠枝花类纹饰。这两大类纹饰共同体现着唐代南方金银器的纹饰特征。
第一类纹饰：团花图案多见于器物的中心部位，以阔叶状为其主要特征。团花图案的组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由阔叶折枝花组成，如西北工业大学出土的簇花鎏金银碗的碗底团花图案、蓝田出土的折枝团花纹银海碗盖中心团花图案；一种由双凤、鸳鸯、鸿雁、卧鹿等动物及禽类纹饰与阔叶折枝花组成，如西安北郊坑底寨出土的双凤纹裴肃银盘盘底图案、扶风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内底纹饰等。团花图案中的双凤、鸳鸯等禽类纹饰均以成双成对呈首尾相对飞翔状为其主要特征，且双凤纹的凤尾最有特征，由阔叶折枝状纹组成，江苏镇江甘露寺出土的金棺银椁上所饰迦陵频嘉尾部也是阔叶折枝状纹，这是判断唐代南方金银器的重要依据之一。折枝花图案多出现于器物腹壁，一种为花头下缩，夹于左右叶片之中；一种为十字形，此种纹饰主要见于西安新筑发现的银盘、丁卯桥出土的半球形银器盖、扶风法门寺出土的鎏金十字形折枝花小银碟等器物纹饰。折枝团花是折枝花与团花图案之间的过渡形式，一类形似折枝花，但其根部已经消失，花头开始下缩，如耀县出土的鸿雁折枝花四曲银碗的折枝花即属此类；另一类则已完全趋向于团花形，如蓝田出土的鹦鹉团花纹银盘上所饰折枝团花就属此类。折枝扁团花则以“一”字形为其主要特征，内蒙喀喇沁旗出土的银盘上所饰折枝“一”字扁团花即其代表。小簇花一般为多头式，花头下缩，夹于左右阔叶之间，一种形似折枝花，枝、茎明显，稍留根部，以西安市太乙路出土的摩羯纹长形金杯腹壁所饰小簇花、西北工业大学出土的双鸿小簇花银碗腹壁所饰小簇花为代表；一种形似团花，花头包围于阔叶之中，以西安北郊坑底寨出土的双凤纹裴肃银盘上所饰团花式簇花为典型代表。
第二类纹饰：缠枝花鸟纹主要见于丁卯桥出土的银盒盒盖及盘沿部分，纹饰主要是缠枝西蕃莲，疏密相间，其间双鸾纹、成双成对的鹦鹉呈首尾相对飞翔状，鸾鸟、鹦鹉均曳长尾，如丁卯桥出土的凤纹菱弧形大银盒、鹦鹉纹银盒的盒盖纹饰即其典型代表。
除上述两大类纹饰外，唐代南方金银器上所饰摩羯纹，大多数也成双成对出现，且多数作嬉戏火焰宝珠状，完全类似鱼的形象。蝴蝶纹已趋蛾虫形，以丁卯桥出土的残盒盖上所饰蝶纹为代表。在器物的口缘或圈足缘饰仰莲瓣纹、椭圆形朵云纹、破式海棠纹、鸿雁纹等，也是唐代南方金银器纹饰特征之一。双鱼纹、卧鹿纹、蹲狮纹、龙纹等也在唐代南方金银器的纹饰中占有重要地位。卷草纹虽然也经常使用，但已不占重要地位。
(5)从装饰手法而言，唐代南方金银器主要采用多重结构的散点装饰手法和满地装两种手法。前者主要见于盘、碗、碟、渣斗、长形杯等器物，后者则主要见于丁卯桥出土的银盒。另外，唐代南方金银器在装饰手法上还常使用一种特殊工艺，这种工艺的一般特征为器物腹壁内外纹饰雷同，犹如“渗透”，有人认为这种工艺是吸收印染工艺的结果(22)，目前考古发现的此类工艺的代表器物有扶风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蓝田杨家沟出土的鸳鸯绶带纹李杆银盘、折枝团花纹银海碗盖等。
总之，唐代南方金银器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器物种类丰富，造型美观，花纹装饰华丽繁缛，工艺装饰手法多样等方面。
注释：
①李长庆：《西安北郊发现唐代金花银盘》，《文物》1963年第10期。
②喀喇沁旗文化馆：《辽宁昭盟喀喇沁旗发现唐代鎏金银器》，《考古》1977年第5期。
③(11)保全：《西安出土唐代李勉奉进银器》，《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④(14)(23)樊维岳：《陕西蓝田发现一批唐代金银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⑤⑥⑦(20)陕西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
⑧江苏省文物工作队镇江分队等：《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记》，《考古》1961年第6期。
⑨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6年第1期。
⑩夏星南：《浙江长兴县发现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82年第11期。
(12)韩保全：《西安东郊出土唐代银器》，《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13)丹徒县文教局等：《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
(15)张达宏，王长启：《西安市文管会收藏的几件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16)贺林等：《西安发现唐代金杯》，《文物》1983年第9期。
(17)(22)韩保全：《西安市文管会收藏的几件唐代银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18)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19)李毓芳：《咸阳市出土一件唐代金壶》，《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21)马得志：《唐代长安城平康坊出土的鎏金茶托子》，《考古》195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