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二十一世纪，哲学发展前景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发展前景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处于世纪之交，整个世界格局都在发生着大变动，大调整。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在全面调整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这是历史的潮流，未来的方向。面对这巨大变革的社会，哲学该做些什么？哲学要发展，就要承担起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时代的使命。因此，对哲学的历史作哲学的反思，对哲学当下的处境作哲学的分析，对哲学面对的现实世界作哲学的了解，从而构建出有生命的当代哲学，这是时代的课题，也是当代哲学研究者的责任。这里的五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当代哲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希望更多有识之士能够理性地关注时代的发展，清醒地关心当代哲学命运，参与本专栏的讨论。
哲学发展在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吴晓明
长期以来，哲学的地位和作用似乎是不成问题的。然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我们开始面临着这样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即：在改变了的历史条件下，哲学如何求生存、求发展？虽然一切看起来都还照常，但内在的紧张和不安已开始活跃涌动了。哲学研究者们自己发问：我们的职业是否有前途？我们的工作是否有价值？我们所探讨的那些课题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否还有意义？一种颇为执着的看法认为，我们可以不顾及外面的所有变化而把哲学当做一种单纯的学术坚持下来；而另一种较为悲观的看法则认为，虽然我们仍可坚持，但这毕竟只是一种不幸的“命运”，因为哲学本身已经过时—一无论是它的问题还是它的方法都已不再具有什么现实的意义或价值了。不管这些看法具体说来怎样，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哲学之地位和作用的坚定信念正在让位给某种不稳定的动摇，让位给对于哲学之意义和价值的怀疑态度。
这种信念和态度上的改变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用“好”或“坏”、“对”或“错”来标识的，正象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可以用一两个词令就轻易地打发掉一样。必须认识到，正在出现的怀疑和动摇实际上包含着某种“历史上非常真实的东西”，因而即令要对此做出概括的评判，也只有以对问题的认真分析为前提，才可能是有意义的。
以下我们想就目前哲学发展的主要之点提几个问题，并尝试作一些相应的评论。
1.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的哲学一直居于知识领域的王座，成为理论界“合法的宠儿”。然而现在这种地位却似乎发生了某种动摇。问题在于：这种地位动摇是如何发生的？它意味着什么？又当怎样去评价？
就某种较为一般的意义来说，哲学地位的动摇显然是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改变相联系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切近的实践要求提出来之后，我们的经济生活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而我们的社会生活也正在发生并且还将继续发生巨大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哲学先前的地位与急剧发展变化的生活世界出现了某种脱节。首先，是几乎整个理论界都需要重新学习，而最为紧迫的问题一开始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其次，是经济改革中实践的任务成为第一位的要求，而实践方面的开拓一则表现为冲破先前理论的某些束缚，一则表现为在经验方面开始新的探索和积累。
在这样一种新情况下，哲学地位的某种动摇是不足为怪的；但重要的事情在于辨明这种动摇的性质—一是作为理论思维的哲学本身已丧失其存在的理由呢？还是某种不足的哲学形式受到了挑战？改革开放初期，哲学理论界在观念更新方面可说是功勋卓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真理标准”的讨论）；但是在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中，哲学界就总体来说似乎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领域（我国现实的社会生活），这个领域对它来说是隔膜生疏的，以至于它对这些问题鲜能有明确而有效的回应。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先前的哲学思维也较多地执着于某种单纯理性的方式。由于种种原因，哲学理论在内容上似乎逐渐地脱离了生活世界：它不再经常返回到经验之中并从中汲取灵感，而是对先验地构成“绝对知识”、对书本上的寻章索句更感兴趣；并且伴随着它较多地失去了理论的生活泉源和实践取向，哲学思维在形式方面的发展也受到了阻遏。因此，当我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重要的转变并产生一系列新鲜问题时，哲学思维对这些问题便很难有所主张，更不用说体贴切近的主张了。而哲学要能够在今天生存下去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则在于：除非它对社会的总体发展能够有真切的主张，除非它对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能够做出有意义的应答（当然，这些主张和应答理当是而且必须是“哲学的”），否则，哲学就是不必要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也许有人会问：对于当下社会发展的问题做出主张和应答，难道非得有哲学的参与吗？如果排除掉“玄奥的”哲学，我们不是能够有更明确的主张和更具体的应答吗？对此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里的问题是要求改变某种与现实生活的发展相疏远的、僵化的哲学思维形式，那么这个要求就是合理的；而如果问题是要一般地取消哲学作为理论思维的存在，那么这种看法无论如何都是片面的。
诚然，在经济起步的一定阶段，特别是在商品大潮突然涌来的当口，社会上确实出现了某种忽视基础理论、忽视哲学思维的倾向；而且有理由认为，这种倾向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一因为它本身亦是由发展引起的并可能部分地成为导致发展的因素。然而，即便是面对这一倾向，理论思维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充分辨明其性质和意义，并要求使之进入到整个社会变革的综合理解之中。只要我们对正在展开的经济—一社会变革能够形成较为全面而充分的估价，只要我们真正去接触当今“所谓问题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就不难认识到，作为理论思维的哲学，目前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相当必要的—一其必要性程度也许比以前要大得多；作为综合理解之基础，其要求也将比以前更高得多。
2.要求和要求的实现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的时代对于理论思维具有很迫切的要求，那么问题在于：我们的哲学能否满足这种理论思维的要求？或者，哲学当下的状况与这种要求有没有距离？如何才能有效地克服这种距离？
看来距离是确实存在的。一方面，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迫切性和要求都很高，但另一方面，哲学对于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似乎不仅隔膜，而且可以说是相当缺乏理论准备的。虽然最近一段时间理论思维在不断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使新要求得以开展，然而从总体上来说，离开能够真正有效地阐明和把握问题，还有不小的距离。我们现在的哲学对于社会生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否具有真切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呢？我们的理论思维在理解和解决当下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方面是否有效地行使了它现应具有的积极作用—一无论是批判的作用还是建设的作用—一呢？事情恐怕还远不能令人满意。除开经济－社会生活的急速变化造成此种情形以外，就我们先前的哲学思维而言，亦存在着本身的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一方面是与现实生活的真正问题相疏远，从而使思维方式逐渐变成僵硬的、高高在上的和故步自封的；另一方面则是哲学在其本身的形式方面亦未得到充分的、具有原则高度的发展，从而使理论思维在面对真正的问题时，缺失必要的统摄能力和分析能力。
要能够有效地克服理论思维的现状同时代要求之间的距离，也许至少要做两方面的努力。第一，必须使理论思维与现实问题真正结合起来。虽然这个要求是我们历来称道的，但要具体地实行起来，并不象初看起来那样简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主题上，我们目前已经获致的理论基础并不意味着哲学思维可以停顿下来，相反倒是意味着哲学必须能够真正把握现实所产生的重大问题，必须使理论思维提出更高的联系实际的要求。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社会实践的发展导致现实问题的生成和集中，而且需要理论思维始终向“生活世界”开放，始终在其原则的高度上保持对现实问题的探索取向。长期以来，虽然“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已变得耳熟能详，但是就我们先前的思维方式来讲，实际上却往往分化为两种倾向：一方面是空洞的“坐谈立辩”，听起来似乎高深莫测，实际上却丝毫不及真正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汲汲于旁支末节，看起来似乎是“知人论事”，实际上却是胡拉硬扯，且完全失却理论思维的原则高度。这两种倾向殊途同归，其致一也：或者是根本不触及问题，或者是不触及问题的根本。如果说，作为理论思维的哲学在今天能够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理由乃在于它对现实之根本问题能够作出积极有效的应答，那么，“理论联系实际”便当成为目前哲学活动之第一要务。
第二，必须使哲学能够依其本身的形式或逻辑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个要求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不矛盾的，毋宁说倒是这一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降低理论思维的高度决不意味着它与现实的接近程度，而理论思维在原则高度上的推进和保持，是以它能够经常排除内容的偶然性并依其本身的形式或逻辑的发展为前提的。哲学就象数学（或其他科学）一样，具有其特殊的形式或逻辑；如果完全撇开哲学之特殊的形式或逻辑，那么它也许可以是任何其他东西，但唯独不是哲学；如果我们以放弃哲学之特有的形式发展为代价来谈论“联系实际”，那么其结果只能使理论思维本身化为乌有。因此，哲学在今天要能够生存，还必须促成其形式方面的充分发展；没有这种发展，就谈不上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思维，从而也就谈不上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因为所谓“形式”，正就是使某种理论成其为理论的东西。
3.最后，还可以简单讨论一下的是：在新的条件下，正在改变着的经济－社会生活究竟对哲学提出了哪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性质是怎样的？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实践纲领乃是当前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主题，并因而也是各种问题围绕着旋转的枢轴。因此，理论思维特别有必要关心的是：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哪样一些重大而紧迫的时代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哲学来说意味着什么？哲学又当如何去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确实存在着哲学问题，存在着必须通过高度的理论思维才能加以理解的问题。虽然各方面的具体问题很多、很复杂，也很切近，但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错综复杂，整个发展才不可避免地提出了综合理解的要求。无论如何，今天对于任何一个根本问题的理解和解决，都不可能完全局限在所谓专业领域的范围之内；正象经济发展的每一个变化都势必具有其广泛的社会结果一样，社会在政治、法律、伦理、道德、文化等方面的性质，也势必以其特殊的牵涉，制约着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路径。即便是一个极为具体的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要能够以长远的眼光来观察和处理，也只有通过综合理解才是可能的；而具有原则高度的综合理解恰恰是由哲学思维作为其基础的。
现在我们确确实实面临着许多重要的问题，然而，对于理论思维，对于哲学来说，有问题既是它的幸运，也是它的希望所在。如果一种哲学只有在它不面对真正的问题时才能生存，那么这种生存就不仅没有理由，而且也没有希望。哲学在今天的希望来自于新问题的尖锐挑战，就象其生存和发展的理由在于对这些新问题能够做出有效的应答一样。诚然，为了对问题做出深入的理解和积极的回应，我们的理论思维不仅需要变换其陈旧的方式，而且需要通过艰苦的学习在内容方面有新的充实。如果我们不愿放弃，那么就只有迎接挑战；如果我们能够迎接挑战，那么，当前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发展就将导致哲学理论的一次新的繁荣。
哲学的出路在于智慧
张汝伦
关于“哲学的终结”或“哲学的死亡”的谈论其实从上个世纪下半叶就已开始，本世纪象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师都一再重申这个断言。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更是一个毋庸怀疑的事实。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谈论“哲学死亡”和“哲学终结”的大都是哲学家。而这种谈论恰恰是他们哲学的一种方式。看来，诸多一再重复的死刑判决至少还未能立即执行。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缓期执行至少说明，哲学还有希望，人类还需要哲学。
问题是：哲学的活力何在？答曰：在于它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哲学”一词在西方起源于古希腊（中文“哲学”一词是上世纪末从日本引进的），原义是“爱智之学”。按照哲学这个原始定义，毫无疑问，追求智慧是哲学的根本目的，哲学家应该以此为职志。哲学之所以曾经被目为“科学之王”或“科学的科学”，哲学之所以几度兴盛，都在于它的确提供给了人类以大智慧。不管今天人们对它如何不屑一顾，但孔孟老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等哲学大师的智慧都是无人能否认的。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哲学的价值是永恒的。
哲学今日的困境是由于目前的哲学本身缺乏智慧造成的。这种缺乏智慧首先表现在它不知道自己的真正位置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根本作用是什么，哲学曾经有过的文化中心地位和今天退居边缘，从根本上看，应该从人类文化形态与状况的历史发展与变迁来理解。在人类文明的前现代阶段，知识与智慧并没有后来那么明确的分野，人们在追求智慧的同时，也在追求知识。那时，“智”和“知”往往是同一个概念。无论是对于亚里士多德还是对于朱熹来说，都是“知”就是“智”，“智”就是“知”。不是哲学家处心积虑窃据了“文化的中心地位”，而是人类自身的智慧要求和文化发生学的逻辑使然。
而近代社会理性化的过程不仅造成了文化各部门的专业化，也引起了智慧与知识的分化。从科学发展方面看，人类的知识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但人类的智慧却未成正比地发展。近代以来哲学景观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哲学家面对新的文化处境，忙于给哲学重新定位。一些人出于传统的惯性，仍盲目迷恋以往哲学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地位，一心想给哲学保住这种地位，但所有这方面的企图无不以失败告终，因为“科学”已不是过去意义的“科学”了。也有人承认具体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独立地位甚至优越性，但却不愿放弃哲学的知识地位，总以为哲学家可以就任何具体的问题提供最高层次的知识和意见，结果也总是除了留下愚蠢的笑柄外，反而损害了哲学的地位，败坏了哲学的名声。哲学家忘记了哲学应该定位在何处，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却做得起劲，这不是缺乏智慧又是什么？
其实，从一开始，哲学家的使命就不是给具体事务提供具体的知识和处理方法。在以专业化和社会分工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哲学家若不安于位，总以为自己可以对任何具体事务提供比这一领域或行业的专业更高明的具体知识和意见，以为非此不足以证明哲学的价值或用处，那就是在谋杀哲学。因为这样做除了使人们更加轻视甚至鄙视哲学外，不会有别的结果。同样，人们也不能象要求科学技术或专门科学那样来要求哲学，期望它能给现实问题提供万能的药方。不幸，一般人却正是这样来要求哲学，一旦无法满足，就对哲学横加指责或掉头而去。但这种外在的误解和轻视不足以构成对哲学的真正威胁。哲学目前的真正危机来自哲学家放弃追求智慧，而热衷于给所谓的现实问题提供一些大而无当，似是而非的答案或结论。时下关于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谈论，就是这样的例子。道德体系并非经济制度或形态的配套附件，与经济形态相比，它要更为稳定；作为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它只能是历史、文化、传统与实践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不可能由哪个道德家来制定或建立；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时所依靠的道德资料并不是哪个启蒙思想家的杰作，而恰恰是基督教中世纪传统的价值体系。置这些常识与事实于不顾，希望拍拍脑袋动动笔就能有一个足以应付目前道德危机和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道德体系，这究竟算是真正回答了现实问题呢还是根本缺乏智慧的象征？
当然，这决不是说哲学家应该钻进象牙塔（其实世上已无象牙塔），对现实问题不闻不问，去冥思苦索玄奥的哲理或高深的“体系”。恰恰相反，哲学脱离现实就是自杀。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古今中外真正的大哲学家无不始终关注他那个时代的现实与人类的命运，虽然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可能是以哲学的语言与理论形式来表述，并且往往并不直接讨论现实问题，但无不以现实关注为他们思想与理论工作的最终目的，所以他们才能提供如生命之树一样长青的智慧，而不只是灰色的理论。他们的许多观点和结论也许是错误或过时的，但他们的智慧却是人类精神永恒的圣火。在分工日细的现代社会，具体的问题应该让专家来解决。因为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术。哲学家的现实感或哲学的现实性不在于轻易给现实问题开药方，而在于提供人们思考和理解这些问题，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
哲学只有满足人类的智慧要求，才能真正摆脱危机。但这首先要求它自己要有智慧，只有这样，它才能保持自身的活力，体现自己的价值，赢得人们的尊敬。相反，如果它不去追求智慧，而追求应用于现实，那只能导致自身的死亡。因为哲学的特点就是“无用之用”，而不是什么实用的科学。人类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无用之用，也就是智慧。现代的知识爆炸不仅炸不掉人类对智慧的要求，相反却刺激了这种要求。但哲学却正在这时似乎忘了什么是智慧。一方面，它竭力给出许多几乎是“不假思索”的答案和结论，但越是这样，它就越显得可笑和威信扫地，以至于人们对它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它又满足于前人的答案和结论，无数次低水平地重复前人说过的话，却没有自己智慧的思考与理解。这样，哲学不死，又待如何？
当然，这并不是说，哲学家不应该接受前人的智慧。恰恰相反，不接受前人的智慧，哲学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智慧。现在的一些所谓的“哲学著作”口气极大，动辄大谈本体、生存、历史、文化等大问题，写书比抄书还快，但这些东西毫无智慧。并且，几乎无例外的，这种东西的作者对前人的智慧知之甚少，更不用说用心消化和思考了。用那些其实自己也不清楚的概念来凭空构造的东西且不去说它，现在更常见的是不假思索地重复前人的一些辞句或命题，诚惶诚恐，崇仰备至，却无自己的理解和思考，更谈不上批评与发展。这样，前人的智慧最终成了一杯白开水，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任何传统都因理解与解释而活；因被奉为僵硬的真理和教条而死。传统的智慧也不例外。它只有在激发我们不断思考和与之对话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成为智慧的源泉。否则，任你再怎么将它捧上天去，仍不免智慧贬值，最终沦为培根讲的“剧场假相”的命运。不幸，现在有些人对待传统智慧的态度却正是如此，只顾一味赞美某个传统命题如何高妙深奥，圆熟无缺，似乎可以穷尽人类的一切智慧，却不知道哲学地分析其理论内涵，揭示其内在张力，以及其在当代语境中可能的含义与相关性，更谈不上揭示其必然具有的局限和问题，也不能与之进行建设性对话，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现代的智慧；却不知在将其捧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时堵死了自己创造思维的空间。这是目前缺少真正的哲学与哲学家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于经典的智慧还有一种类似的态度，就是不断重复其无可怀疑的真理性，却不能用它作为批判的武器来分析批评当前的问题。但真理如果不能在新的现实中不断证明自己，那算什么真理。如果不能将经典理论用来令人信服地分析和批评现实的问题与时代，又怎能称得上真正掌握了这种理论，遑论发展。
哲学既然要追求和提供新鲜的智慧，那它必须要不断地产生创造性思想，要能提出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但现在人们都热衷给出种种结论，却少有能提出真正问题的，尽管大家都知道在科学上提出问题才是真正重要的。提不出真正的问题意味着没有怀疑和疑问，而任何科学一旦没有了怀疑和疑问，也就表明它丧失了继续存在与发展的内在生命力。按照西方人的说法，哲学产生于“惊异”，即感到困惑和疑问。哲学的智慧即来源于此。如果哲学自称知道所有的秘密却提不出真正的问题或不敢承认问题，在一个社会巨变，人们面临前所未有规模与程度的困惑时，它居然不存在问题而只有答案。那么这并不表明哲学的高明，恰恰暴露了哲学的浅薄和愚蠢，能不能立足于时代和未来，提出真正的问题，并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是哲学有无智慧与有无希望的标志。提出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打开了一条新的思维之路和智慧之路。哲学应该从那些老生常谈，从那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结论，从那些不知所云的语词操作中解放出来，智慧地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而不是满足于那些自以为是的“真理”。毕竟，哲学的智慧是从理智的痛苦中迸发的火花，而不是庸俗肤浅的精神装饰。
哲学的智慧还表现在孟子说的“知言”上，即要能辨别和判断那些似是而非的诐辞，淫辞，邪辞和遁辞，并予以严肃的批判。在一个人们惯以价值多元和观念更新为标榜，象不断更换包装与广告那样发表种种见解的时代，哲学的批判尤其显得必要。哲学的批判并非是要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是要在思想的砥砺冲突中增强人的理性与智慧。在这个现代传播手段可以轻易操纵人们的思想观点和舆论倾向的时代，哲学的批判尤为重要。哲学如果不能提供与众不同的思路与智慧，如果不能在举世滔滔之时保持智慧的清醒，它也的确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和必要。
总之，哲学的出路在于它能提供人类所需要的智慧。这不是书斋里的智慧，而是面向生活的智慧，使人类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与世界，更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现在与未来的智慧。这是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体悟到的智慧。只要哲学有这样的智慧，哲学就不会死亡。
重视对社会经济运动的哲学研究
余源培
处于世纪之交的世界正在发生大转折，中国社会也正在发生大转型：从封闭停滞转到改革开放，由落后的农业国迈向先进的文明社会。在这历史转型时期，人们的实践活动方式—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一都将发生整体性、根本性、全方位的转换。
在这一大的转变前，哲学能有所作为吗？
成功地、健康地实现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践主体对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来源于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真知，从而确立一种信念，激发出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精神。这就离不开理性，离不开哲学。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哲学会有所作为。
重要的是，哲学如何才能有所作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首先实现了从“以阶段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在这一拨乱反正时期，以实践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前导，哲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实现由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更具建设性和艰巨性的任务面前，哲学似乎反而遭到了冷遇，产生了如何看待“哲学危机”的讨论。除了社会上存在的短视观点和短期行为等客观原因，主观上哲学也应改造自己，增强自身的使命感。在新的形势下，哲学正面临新的转换和创造。
列宁晚年在论及新时期哲学工作责任务时，提出要建立两个联盟：共产党员哲学家和非共产党员哲学家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联盟；哲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还不够，还应当加上重视哲学和经济、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联盟。因为唯物史观认为尽管哲学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过程。精神生产总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反映现实又改造现实。对人类社会来说，这种现实不是精神、上帝，而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存在绝非“自然”存在，而是“社会”存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再深一步看，这种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最为本质的就是社会的经济及其运动。鉴于此，马克思毕生十分重视对社会经济运动的哲学研究。这从他的许多重要著作的篇名就足以看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马克思在从1844年初开始的以后几十年里，把主要精力都用于研究经济问题，这一过程是他创立和丰富新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
近几年在突破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同时，哲学界逐步形成一种新的见识：“马克思哲学的最基本的概念不是“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如果进一步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对社会存在内涵和本根作出界定，就会发现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经济活动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活动，作为哲学本体论的社会存在本质上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因为经济活动与人的社会存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可见，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具有哲学意义。
我国的经济改革带来社会转型，引发和要求哲学的改革，客观上要求以马克思为榜样，重视对社会经济的哲学研究，建立哲学与经济学的联盟。这种联盟不仅是哲学的要求，也是政治经济学的要求。这种联盟要求哲学不能把经济学当作“形而下”予以排斥，经济学也不能把哲学当作“形而上”而加以排斥。哲学应是经济学的哲学，经济学应是哲学的经济学。这种联盟要求对经济改革进行基于实证又超越实证的研究，从现实的经济运动出发，探究社会变革的规律性。
这首先要求，对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从哲学理性的高度加以回顾和总结，帮助人们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中国以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为契机，踏上改革开放的征途，是本世纪的一件大事。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有人认为属于“外推型”，是出自世界现代化洪流的“裹挟”；如何看待改革中市场化道路的择定，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其它。当我们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形成原因时，既不能把它归之于偶然，也不能归之于外因，更不能只是诉诸于人们的思想动机和英雄人物的意志。唯物史观认为，研究任何一种持久的、伟大的历史变迁的行动，必须追根求源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客观的社会物质动因。不断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立足于对中国社会经济运动过去、现在、未来的宏观思考，分析其中各种矛盾的取向，从而保证改革开放之不可逆转。下面粗浅提出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化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带来的结果却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没有幸福的富裕”。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的负效应：环境破坏、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结构失衡、人性受到压抑。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建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都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伦理社会主义”和“经济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历史是由道德原则支配的，天赋的“善”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原动力。按这种观点行事，会导致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社会主义”源于“经济唯物主义”，简单地认为经济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唯一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按这种主张行事，将会忽视社会的全面发展，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应当倡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观，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把经济发展当作社会发展的基础，同时要明确经济发展必须为社会健康发展服务。
二是重建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努力，标志着我国一种既不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又不同于斯大林模式以集中计划经济的特征为新的现代社会主义的诞生。经济基础的变化，要求产生新的意识形态为它服务。因此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破除教条主义和旧的传统习惯势力。历史昭示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绝对对立起来，但是二者的结合并不是无差别的，而是一种对立的统一。矛盾并不是不可能性，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是矛盾。这种意识形态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促进市场经济，这就是它的二重性。这种意识形态既要提倡以“自由人”为核心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要倡导以“经济人”为中心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既不能把实现社会公平、共同富裕当作可望而不可及的形而上学的“彼岸”；又要充分保证利益最大化原则和竞争原则的体现。如何找到二者之间的新的平衡、新的和谐，这是一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系统工程。
三是认知变革。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社会的转型，要求通过对以往认识方式和知识结构的反思，扬弃过时的陈旧的东西，建构出新的足以适应社会变革的认知模式。新时期认知变革的指导思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它要求在中国传统的“致知论”中，契合进近代西方的“知识论”，要求概念的更新；要求跟上整体化和多元化这一跨世纪发展的大趋势，真正做到“要照辩证法办事”；它还要求认识主体的转换，把过去主要是由少数政府官员作出的认识（经济决策），变成亿万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消费的群众普遍参与的决策，使广大群众真正成为认识的主体。
哲学：走向真善美的统一
黄颂杰
哲学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寻根究底的学问，它探究宇宙万物的源、根，追求能解释一切事物的终极真理，形成了哲学上特有的所谓本体论问题。哲学家们又致力于探究人自身的认识能力，追求知识的基础、根据，追求确定性，形成所谓认识论问题。在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中，哲学家们又往往发展出一套伦理的、道德的、政治的、社会的观念来，尤其着力于探求人在宇宙、社会中的位置，寻求做人处事之道，即所谓“安身立命”之道，因而人生论亦成为哲学研究的论题和内容。哲学家们在对这类问题的探讨中，又把人的心理功能区分为知（理智或理性）、情（情感）、意（意志）三个部分，相应地形成了真、善、美三个范畴和科学、美学、伦理学三个知识领域。哲学家们以追求永恒的最高的真、善、美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最终目标。在历史上，哲学有过辉煌的业绩。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变迁发展都与哲学这根精神支柱相关。哲学在诸多文化成份中常常占据核心地位，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许多哲学家把自己的哲学自诩为“科学的科学”、“第一科学”、“科学之王”等等，或者自认为是其它文化成分的“基础”、“根基”。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各门学科知识日新月异，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长，哲学越来越显得不相适应，它早已失去“科学之王”的地位，也丧失了作为文化的基础或根基的地位。在西方，科学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与哲学的落后形成鲜明的对照。本世纪初以来，许多西方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谈论哲学的“终结”、“危机”，力图为哲学的发展寻求新的出路。在当代中国，经济的热潮与哲学的冷落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崇尚急功近利的人们把哲学视为无用之物，潜心于自身事业和专业的人们往往对哲学敬而远之。中国哲学家们也在为哲学的出路和发展苦苦思索。哲学发展之路成了当代中西方哲学家们共同的热门话题之一。
而无论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努力之中都有力图使哲学面向社会生活，使哲学发挥实际作用的倾向，也都有使哲学与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相结合的倾向。打破脱离实际的封闭的哲学思想体系，使哲学面向现实，切合实际，这种情况在中西哲学史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尤其是在社会历史转折时期。问题在于，哲学家们能否把握时代、社会发展的方向、规律，能否正确理解哲学与实际相结合的真实意义。就西方哲学而言，20世纪在哲学舞台上充当过主角的分析哲学从本世纪中叶开始转向日常语言分析。日常语言是与人的行为连结在一起的，这种转向表明哲学家们试图改变分析哲学与社会实践相隔离的学究气。然而，所谓日常语言的分析只是停留在社会的表面现象上，丝毫未触及西方社会的要害和实质性问题，因而这种哲学仍然还是停留在大学的讲坛上和学术机构的围墙内。与此相对的存在主义在本世纪中叶把现象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成为一种人生哲学。它认为，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虽然给西方人带来了丰裕的物质生活，但同时又使人沉溺于对物质的追求和享受，人堕落到物的水平，忘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实质上人已经沉沦、异化、人性失落、扭曲了，人失去本真的存在。它提出追问存在的意义，寻求人与存在的统一，就是为了使西方人从这种精神的困境、危机之中解脱出来，获得拯救，取得真正的自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存在主义确实触及了西方社会的许多弊病，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就此而言，它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较之分析哲学要胜过一筹。然而，它对西方社会弊病的分析只是立足于人性立足于人的意识活动，未能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矛盾中深挖其根源，因而也未能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看来，存在主义面向社会实践，实际上它未能把握时代、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脉膊，因而在理论上它并没有给人生的自由提供正确的途径，在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
就中国哲学而言，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哲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事实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而为哲学的发展开拓了路子。就近而言，七十年代末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哲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出色范例。这场哲学论争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为实现从“以阶段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提供了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但是，我们在实施哲学与社会结合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缺陷和不足。例如，把哲学过份地政治化倾向，甚至把哲学简单地理解为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以致在民众的心目中搞哲学就是搞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又如，把哲学命题生搬硬套到具体问题具体事务上，企图以哲学命题取代具体学科知识，哲学似乎成了解决矛盾的万能钥匙，等等。
一般地说，哲学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大抵包括两方面：一是哲学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制度进行论证，辩明其合理或不合理，二是根据各种社会制度的要求确定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从而为社会成员确定行为活动的准则。这两方面又是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因为只有辩明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现实性和非现实性，才能据此确定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决不可能是永恒的万能的。因此，论证辩护一种制度既不是单纯的颂扬，也不是简单的否定。哲学结合具体学科知识为经济等各种社会制度辩护论证必须判明其合理与不合理、现实与非现实、利与弊、正面与负面等等，进而揭示真善美与伪恶丑，并为人们的行为方式确立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哲学最终是要从人类生存实践中寻求真善美的统一。
其实，人类生存实践活动说到底就是要寻求真善美的统一。人类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取得对外部世界及其自身的认识，求知求真才能取得生存权。人之为人必定结为社会，有社会就必须确定区分善恶的标准和行为规范，否则社会将动荡不定乃至崩溃。人之为人又必定追求美的享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求真求善求美是人类生存实践活动中不可分割的方面，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追求愈加明朗。中西哲学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内涵，但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共有的，只有途径、方式、思路和判别的标准各有特色。西方哲学家从古希腊时代起就把追寻最高的真善美作为哲学的终极目标，并形成为西方哲学的传统。但是，哲学家们错误地把真善美看作永恒不变的终极实体，宇宙万物的最终原因，以为只要达到这一目标，便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生存实践中的一切问题。尽管二千年来西方哲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一终极目标却始终未能达到，因为这种终极实体只是哲学家们的形而上的设想。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哲学家开始怀疑、批判和抨击西方哲学的这一传统问题、目标和思路，到本世纪更成为一种思潮，大多数哲学家都具有这种反传统的倾向，但他们或走向主观主义、相对主义，或最后自己又回到了传统轨道上。
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哲学的对象和目标。但是，首先，真善美不是彼此分裂的实体，对真善美三者不仅要看到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区别，更应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统一。第二，真善美及其内在联系和统一，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决不意味着要找到一个体现真善美的永恒不变的最高实体，因为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前进过程。正象绝对寓于相对之中、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一样，所谓最高的真善美正是体现在具体的历史的真善美之中。第三，对真善美的追求不能脱离当时代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因为具体的真善美都来源于人类社会实践，同时又必须回到人类社会实践之中。这种“来”与“回”都必须通过人类自身的心灵活动。因此，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必须投身于时代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通过具体的科学知识，把从中提炼到的真善美的养料渗透到社会成员的心灵之中，凝结为社会成员的内在的素养和能量，表现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情况、作出解答时的一种立场、观点、方法，或者一种思路、途径、态度，一种分析思考的视角和思维能力。社会成员的这种内在素质和能量的高低优劣对于社会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发展至关重要。任何一种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演进都离不开哲学这一精神杠杆。人类的前途和社会的前程是美好的，哲学发展的前景也是十分宽广的。
哲学要为新时代阐明大道
谢遐龄
张横渠有四句话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现在正是哲学应当张大这四句话的时候（除了第一句或许要作点微小的修改）。时代在呼唤一个哲学家来临。时代在敦促哲学解说它面临的困境之困，照亮人类前进方向。不是哲学要走出困境，而是时代要求哲学帮助它走出困境。当然哲学也有困难。人们要求哲学在社会科学的眼界上开出致太平的方案来，於是只有哲学工作者而没有了哲学家。横渠先生的四句话是一个整体。不有大道，何来太平？哲学工作者必须摆脱社会科学思路，进入哲学思路，才有可能成为哲学家，从而有可能为万世开出太平。
要解决哲学的困难，哲学工作者就要研究哲学。孔子有话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哲学工作者决不能困而不学。学什么？对中国哲学家而言，追寻大道而已。落实横渠先生四句话也是要追寻大道。
何谓大道？“儒、道、墨诸家学说都自称为‘求道之学’。‘道’是中国思想中最高的东西。现在的人往往以为‘道’很神秘。……‘道’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传统’，也就是至今仍活着的、通古今而不变，中国人之所以在文化上是中国人的‘文化之根’。”（见拙作《评“儒学复兴”》，刊《复旦学报》94’3）
哲学怎样开展自己的求道事业？一曰领会中国，二曰领会当下的时代。
领会中国，对哲学而言，就是要领会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怎样。至今无论反传统论者还是发扬传统者，对中国传统之究竟都不甚了了。有些阅历丰富的人士领会甚深，却绌于表达。虽然当前反传统者日益减少，重视中国文化传统的情绪日益抬头，但是由于何谓中国文化传统尚未理清，精华、糟粕一齐涌来，甚至糟粕有压倒精华的势头。问题不仅是“不健康”那样简单，更要紧的是直接严重损害着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事业。于是阐明中国文化传统之究竟成为当前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事情。
论者或谓领会中国还应包括了解中国社会。这当然很对。然而深刻地领会中国社会之究竟，必须以深刻领会中国文化传统为前提。
文化传统即所谓“意义世界”之根本。有的朋友批评我谈“意义世界”是黑格尔主义。意义世界之存在是一个事实。如果不存在意义世界，不仅任何人说话无人懂，人们之间无法沟通，而且不会有伦理关系，不会有社会。主张存在着意义世界的不仅仅是黑格尔，几乎所有的现代哲学学派都承认存在着意义世界。不同的只是各派解释不同、阐发不同。
领会中国文化传统即领会、阐发中华民族（至少其主体部分）的意义世界之究竟。在当代进行这项工作应当采取的思路是：中国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三个方面的联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进一步解释，这离不开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在西方哲学研究方面，要强调现代西方哲学。现在中国哲学界要完成的一项转变是从近代西方哲学思路的控制下摆脱出来。近代西方哲学思路控制着决策层和高层知识界，实质上是我国形而上学猖獗之根源。我国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受到形而上学影响太深。例如毛泽东讲过的“欲知梨子滋味须亲口尝一尝”，一向依近代西方哲学经验论的思想解说为感觉层面的意思，浅薄而平淡无奇。其实毛泽东深通佛学，这句话当自禅机“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脱胎而出，因而意味隽永，与主旨“要想了解革命道理必须亲自参加革命实践”十分贴切。所阐述的中国哲学“亲知”之道理，与西方经验论的知识论相去何啻千万里！
深入而准确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的工作，也有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工作，而在当前重点在后者—一历史唯物主义。对前者，当前须阐明实践概念。一般把实践理解作与理论成对的概念。这无疑是可以的，而且是有效准的。然而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唯物主义实质，对“实践”就不能这样解释。在这个层面上，实践包括理论研究在内，还包括写诗作画、立法司法、设计科研、艺术欣赏等等，总之包括生活之一切方面。实践就是生活。马克思与他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之根本区别就在这里：一切旧唯物主义或者从一个逻辑概念“物质”出发建立逻辑的哲学体系，或至多领会到物质应解释为在心外，不应理解作概念，但未曾把物质领会在包括生活在内（从而也包括人的思维在内）的生生之流。生生之流中含有活跃着的思，也含有动态的精神和意义世界。生生之流并不与精神对立。解释为与精神对立的物质，终究是死的世界，终究要把人与社会排除在自身之外。依此去理解马克思，谬矣。
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经济基础吗？不是。恩格斯讲得十分清楚：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生活出发。我国哲学界曾讨论过“历史唯物主义中之‘物质’为何？”的问题。有人说是经济基础，有人说是生产力甚或包括劳动对象等。其实应该是生活、实践啊！这个问题未正确理解，关于精神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正确理解。人们论及思维与存在关系时往往只考虑到两个层面，而在这里应该有四个层面。思维应划分为两个层面：思想、理论、法律等等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和文化传统（黑格尔称之为“自我意识”、“精神”；我们称之为文化精神、国民精神等等，有时也称为“大道”）。前者是死的。若把它看作活的，即不断变动着的，它之活也是出自精神之创造。存在当指社会存在。社会存在不是“第一性的”，而是由现实生活产生出来的。生活才是真正“第一性的”。这样就有了思想、社会存在、精神、生活四个层面。我们认为，这样才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准确理解。
第二点，领会当下的时代。这须具备丰富的阅历、平和的气质和敏锐的识力，并非人人具有这样优越的条件。恐怕要靠许多人共同努力、相互启发、相互学习才能达到较深的共识，为我们期待来临的哲学家提供领会基础。历史证明，对时代的领会不是一个天才所能独自完成的。无疑，必须有一位天才完成哲学的创建工程。然而他必定是集大成者。特别在对时代的领会方面，他必须站在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上，才能完成自己的领会。现有的中国哲学工作者虽然未必能有一位成为这样的哲学家，但是应产生出一位哲学家来。为来临中的哲学家做准备，即是孕育，也即“产生”。
对时代的领会与价值观念关系极大。可以从社会科学角度对时代的发展方向作出推断，并在这样的展望中领会当下的经历。这里有一个领会的“循环”；有对当下经历的理解，才会有对未来的可靠的展望；有出色的展望才会有对当下经历的透彻理解。二者“循环”相长。然而，领会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科学研究。领会是生命之根本活动。横渠先生说“为生民立命”即是让人们领会自身的生命。表浅地说，在领会中贯串着我们自身的生命之根中的基本趋向；这种趋向就是价值观念在生命中的根基，或者，可以说价值观念是这种趋向在意识层面上（或思想层面上）的表现。
从表层上提问就是：我们的时代正走向“上坡”（走向高潮）还是正在走向“下坡”（走向低潮）？这就是对正在来临的未来作出评价。“未来”不是已形成的，仅只“走过来”而已。它是在我们的评价、迎接中成形的，或曰在我们的期待、打算、筹划、行动中成形而来临的。尽管它来到时往往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现代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许多好处，同时其社会后果也是可怕的：经济发展利益极大，后果或许更为可怕。怎样评价？都是领会时代中的大问题。现在我们还不能作结论，可以说的只是，在领会中必须反求诸已，首先领会自身，领会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此即领会自身的生命之真。当然单只有对自身的领会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丰富而广阔的阅历。二者相比，领会自身的生命之真是更为根本而重要的前提。
这正是需要哲学的时代，从宇宙深处，从民众的意识深处正发出对哲学的强烈呼唤。让我们记住老子的话“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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