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马的审美文化特质——以唐人咏马画马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人论文,特质论文,古代论文,文化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古代，马的社会地位很重要。它不仅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军备物资，标志着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军事实力的强弱，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交通工具和生产资料，标志着一个家族或个人的身份地位和财富水平，而这些仅仅是马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实用功能。同时，马还在古代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审美功能。马的审美文化功能经过古人不断的开发，到唐代已基本完备。本文旨在考察马在古代文化中的审美角色及其演变，以期对这一人类重要朋友的审美特质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一
人类善于把世间万物分成等级，马也与其他物类一样有良马与驽马之别。早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马就被划分了等级。如屈原《卜居》云：“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楚辞章句》卷六）宋玉《九辩》曰“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楚辞章句》卷八）。《荀子·修身》中有“夫骥一日而千里，驽马十驾则亦及之矣”①等等，“骐骥”和“驽马”等级分明。
马在先秦典籍中的文化蕴涵，主要由其奔跑速度衍生而来。当时人们把奔跑速度超快的称为良马，以骐骥为代表，速度慢的就统称为驽马了。由此，人们从骐骥的飞驶疾驰就联想到了时光的流逝之快，进而用骏马过隙来比喻人生短暂。《庄子·盗跖》曰：“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此外，《知北游》中又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的“骐骥过隙”或者“白驹过隙”之说，其思维的理路都是将良马的奔跑速度哲学化的过程。
先秦时期马的另一重要文化意义就是用其比喻人才。马的这一文化蕴涵被人们普遍所接受。这种现象一方面缘于先秦时期人们擅长用寓言来阐明道理或学说，一方面也缘于诸侯国之间激烈的人才竞争态势。如《墨子·亲士》明确地将“良弓”、“良马”和“良才”相提并论，曰：“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②荀子也多次用马作比喻来阐说道理，《荀子·君道》曰：“故伯乐不可欺以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八）。用伯乐与马之间的关系类比君子与人才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君子的取人之道和用人之法。《性恶》篇又说：“骅骝、骐骥、纤离、绿耳，此皆古之良马也，然而必前有衔辔之制，后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驭，然后一日而致千里也。”用以比拟“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七）的道理。
在诸侯国纷争的时代形势下，诸子们在探索用人及治国方略方面都有自己一套明确的理论主张，与以马比拟人才这一文化蕴涵相联系，驭马就同“治人”或者“治国”之理产生了密切关联，马的这一文化意蕴在诸子的著作中也频繁出现。如《管子·形势解》中有言：“造父，善驭马者也。善视其马，节其饮食，度量马力，审其足走，故能取远道而马不罢。明主，犹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审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伤。故术者，造父之所以取远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驭者，操辔也。故曰，造父之术非驭也。”③造父的驭马之术和明君的治民道理何其相似。此种言论在吕不韦编纂的《吕氏春秋》中也出现过，其《审分览》论“审分”时将王良驭马和国君御使群臣相并类，指出人君驾驭群臣的主要方法就是“正名审分”④。战国时辛钘的《文子》引老子的话进行论释，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犹造父之御驷马也，齐辑之乎辔衔，正度之乎胸膺，内得于中心，外合乎马志，故能取道致远，气力有余，进退还曲，莫不如意，诚得其术也。今夫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身不可离车舆之安，手不可失驷马之心，故驷马不调，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圣人不能以为治。”⑤《文子》一书，要本归老子之学，并杂糅名法儒墨诸家之说。上述所引老子的话，已不见于今本《老子》，它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驭马的文化理念。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先秦典籍中，虽然以马比喻人才成为主流文化意识，但在诸子的论说中，对于骐骥的态度并不像诗人在诗歌中那样看重。我们不妨把这一现象分为诗人眼中的骐骥和学者眼中的骐骥。诗人眼中的骐骥是完美的象征，在屈原和宋玉的诗作中，常常通过将骐骥和驽马并举，表现出强烈的褒贬之情。屈原在《离骚》中高唱：“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在《怀沙》中感叹：“伯乐慨没，骥焉程兮！”在《卜居》中质问：“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宋玉在《九辩》中也对骐骥表现了明显的钟爱：“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作为诗人，在诗中抒发郁闷不平之情，并以骐骥自比，自然会对骐骥充满偏爱颂扬之情。而学者眼中的骐骥是可以进行一分为二分析的。诸子们的论说出发点是为推行自己的学说，指导人君治国治民，因此，他们会理性而辩证地看待骐骥与驽马的作用。虽然骐骥优于驽马，但它毕竟是少数，并且治国需要的人才应是不拘一格的，基于这样的用人观念和实践中广泛的人才需要，人们并不只是看好骐骥一类的人才。如《庄子·秋水》说：“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骐骥骅骝虽可一日千里，但若让它们去捕鼠，则结果一定不如狸狌，因为骐骥和狸狌各自有不同的技术特长，这种人才观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在《战国策》中，也经常会看到类似的言论。如《战国策》卷十《齐策三》“孟尝君有舍人而弗悦”章中，孟尝君对其所养舍人有所不满，想驱逐之，鲁仲连的劝说之辞中即含此理⑥；卷十二《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章中，苏秦也用此理说服齐闵王⑦；卷三十一《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章中，田光也持相同的观点⑧。此外在《荀子·劝学》中，也有“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的著名论断。要之，先秦时期对于马的文化意蕴的开发，主要是围绕着人才的使用而展开，并由此生发出治人和治国之道以及不拘一格招纳各类人才的理念，这些内涵都为后代关于马的审美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汉代马的文化蕴涵一方面继承了先秦文化中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有所创新。继承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学者们对骐骥的辩证认识态度上。如刘安的《淮南子·齐俗训》在论人才不可专恃的道理时认为：“人才不可专用，而度量可世传也。……夫骐骥千里，一日而通；驽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观之，人才不足专恃，而道术可公行也。”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述了蒯通劝说韩信应当机立断的一段说辞，也辩证分析了骐骥的弱点：“故曰‘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聋之指麾也’。此言贵能行之。”可以看出，汉代对骐骥的认识，虽然使用场合不同，但都是对先秦诸子观点的继承。
汉代马的审美文化创新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天马的兴趣渐趋浓厚。与先秦时期相比，汉代人对天马的兴趣远比对传统的骐骥要大。在先秦时期人们的马文化观念里，骐骥就是骏马的代表，所以当时的典籍中，“天马”一词很少出现，只在《山海经》卷三《北山经》中有一点关于天马的记载⑨。可以说，先秦时期人们对天马还没有直观的感受，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传说中的怪异之兽看待的。但是到了汉代，随着张骞出使西域，打通天马输入内地的通道后，天马就逐渐取代了骐骥的地位成为汉代人心中骏马的代表。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国在匈奴西南，在汉朝正西方向，离汉地万里之遥。那里盛产稻麦、葡萄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班固《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中也有关于天马的记载：“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又据《汉书·西域传下》载，汉朝是因“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的。
从这些记载看，汉武帝是如此喜好大宛天马，为求天马的确下了很多工夫和本钱。得到西方天马的汉武帝，如获至宝，曾亲自作歌咏赞，今传汉武帝有两首歌咏天马的诗，其一为《天马歌》：“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据《汉书·武帝纪》载，此诗作于元鼎四年（前119年）六月。马“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其二为《西极天马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⑩《汉书·武帝纪》载：“太初四年，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这两首诗前者歌咏天马的奇特身世和由来，后者则明显充满着征服四夷的大国意识，以神马归于“有德”之君而骄傲。汉武帝不仅亲自作诗歌咏天马，还命一班文人创作天马诗为他助兴，并将歌咏天马的内容列入郊祀歌中演唱。汉代郊祀歌中《天马》(11)位列第十，共三章。首章歌颂天神太一赐予的天马，志傥精奇，无与伦比；次章写天马的来历以及九夷归附的局面；末章又以乘天马游阊阖观玉台呼应天庭。
汉武帝对天马如此的钟爱，除了因贵为天子有占尽天下美物的欲望外，与他好大喜功，征服天下四夷的野心不无关系。一方面，天马属引进的外来马种，它确实比中土良马有特异之处；另一方面，对天马的拥有，意味着对四夷的征服。因此，汉武帝才会如此大张旗鼓地颂赞天马。这样一来，汉代时期天马取代先秦时期良马骐骥的地位就很自然了。
曹魏时期，骐骥依然沿用着被喻为人才的代称，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中称“建安七子”如骐骥并足而驰于当时文坛之上(12)。杜挚《赠毌丘俭诗》则将骐骥与壮士并举，向朋友抒发久仕不迁的苦闷之情：“骐骥马不试，婆娑槽枥间。壮士志未伸，坎轲多辛酸。”(13)此类用法，虽然新意不多，但是在当时较少出现骏马意象的文坛上，也属难得。
这一时期，曹植的《白马篇》为马的审美文化赋予了新的意义。这首诗虽然重点不在写马，但那匹装饰着金羁连翩奔驰的白马，与诗中的游侠儿一样，对后代产生的影响无疑都是很大的。诗写道：“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14)此诗中的游侠儿形象实际是曹植理想的化身，他在马上武艺超群，不仅百发百中，而且矫捷勇猛，更可贵的是有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高尚品格。这首诗借游侠所表现的少年浪漫精神，那种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对唐人具有直接的影响。而那匹与游侠的精神融为一体的白马，也成为少年浪漫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咏马之作，六朝时期刘宋颜延之的《赭白马赋》（并序）堪称代表。此赋对皇帝的一匹赭白马加以颂赞，刻画马的“逸异之姿”可谓极尽能事：“徒观其附筋树骨，垂梢植发。双瞳夹镜，两权协月。异体峰生，殊相逸发。”（萧统《文选》卷十四）但总的看，这一时期对于马的文化意义创新不多，只是北齐颜之推有一段以驾驭骐骥比喻控制文气的话能见新意：“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颜氏家训·文章第九》）以策马来比拟写作，这一立意可说是新颖的。此外，梁简文帝、梁元帝、徐陵等以《紫骝马》或《骢马》为题写过咏马诗，但多为模拟之作，不足赘述。
三
有唐一代，马受到自上而下前所未有的重视。这除了取决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外，主要是由于帝王的喜爱影响所致。唐代帝王多好名马，如唐太宗李世民曾为其坐骑树碑立传，他亲自撰写《六马图赞》，赞美在立国战争中他先后乘骑过的六匹骏马，为铭记并宣传它们的功劳，还特命工匠制作了六块石屏式浮雕，由大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其颂词，刻于昭陵北阙下。不仅如此，他还下令发使以立可汗为名，大张旗鼓地到西域诸国去买马，以至于引起魏征多次上书劝阻，如其《谏遣使市马疏》、《十渐疏》都是针对唐太宗好马求马而写的(15)。从魏征劝疏中，我们不难想见唐太宗对骏马的偏爱之情，他的这一爱好，对其子孙后代的影响也是极深的。
盛世天子唐玄宗李隆基就深受其影响，他也“好大马，御厩至四十万”(16)。一些名马如“玉花骢”、“照夜白”等都命韩干“图其骏”。唐玄宗的这一爱好，也培育起了一大批善于画马的画家。唐代擅长鞍马畜兽的画家曹霸、韩干、陈闳、韦偃等人，多数都是玄宗时期涌现的，这与玄宗的好马不无关系。曹霸所画鞍马，逼真神骏，英姿飒爽，巧夺天工，深得唐玄宗的赏识，曾“承恩数上南熏殿”(17)，更因此受到权门贵戚的追捧。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就记载了当时曹霸画马引起贵戚权门争相保存的轰动效应，诗中写道：“国初已来画鞍马，神妙独数江都王。将军得名三十载，人间又见真乘黄。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内府殷红马脑碗，婕妤传诏才人索。盘赐将军拜舞归，轻纨细绮相追飞。贵戚权门得笔迹，始觉屏障生光辉。”(18)曹霸的作品未能流传下来，其弟子韩干画马重视写实，也是当时受到帝王重视的一位画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韩干）初师曹霸，后独自擅。玄宗好大马，西域大宛岁有来献，命干悉图其骏。时岐、薛、申、宁王厩中皆有善马，干并图之，遂为古今独步。”(19)韩干所画之马皆丰肥健壮，体现了盛唐人的崇尚壮大的审美时尚，其传世的作品有《照夜白图》、《牧马图》、《神骏图》等。
上有所好，下必有所效。唐代养马乘骑之风盛及整个社会，以至于玄宗朝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生男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20)因此，从达官贵戚到市井百姓，都好马赏马。不仅饲养名马，还要图画保存。马在唐代如此受青睐，其文化意义自然就更加丰富。唐代除了继承前人开发的“骐骥”和“天马”的审美内涵外，使用频率最多的是“骏马”一词。因此，骏马在唐代被赋予的审美意义也最具时代特点。
首先，骏马与冶游生活联系密切，是唐人冶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因此，在唐人的文化生活中，骏马几乎成为他们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唐代诗文中随处可见的“骏马香车”、“骏马美人”等意象足以说明这一点。如初唐宋之问《奉陪武驸马宴唐卿山亭序》记载他陪驸马游览山亭的经历：“一人御历，乾坤尽覆载之功；四海为家，朝野得欢娱之契。若乃侯门向术，近对城隅，帝子垂休，时过戚里。银炉降节，辞北禁而渡河桥；骏马香车，出东城而临甲第。……重兹行乐，欣陪驷马之游；继以望舒，不顿六龙之辔。爰命栈札，咸令赋诗，记清夜之良游，歌太平之乐事。”（《全唐文》卷二四一）这种从帝子到贵戚，从士人到美妓，乘着骏马香车清夜良游的生活，在物质财富比较富裕的唐代逐渐成为全社会的一种时尚。盛唐张说的《温泉冯刘二监客舍观妓》也表现夜晚温泉的冶游生活：“温谷寒林薄，群游乐事多。佳人蹀骏马，乘月夜相过。秀色然红黛，娇香发绮罗。镜前鸾对舞，琴里凤传歌。妒宠倾新意，衔恩奈老何。为君留上客，欢笑敛双蛾。”（《全唐诗》卷八十八）诗中的群游、佳人、骏马、红黛、绮罗、鸾舞、凤歌等情事的描绘，再现了一种富贵、热闹而香艳的士人游乐生活场景。杜甫曾感叹：“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21)轻裘肥马的冶游生活在浪漫的李白笔下更是屡见不鲜。其《留别西河刘少府》在向朋友大发一番牢骚后，又很自足地表示：“余亦如流萍，随波乐休明。自有两少妾，双骑骏马行。东山春酒绿，归隐谢浮名。”（《全唐诗》卷一七四）有两位少妾双双骑着骏马相伴而行，这不仅是李白在官场失意之际最好的精神慰藉，也是唐代士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再如其《陌上赠美人》（一作《小放歌行》）：“骏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全唐诗》卷一八四）也是这种冶游生活的反映。
初盛唐时期社会上下以骏马显示身份的游乐生活，在中晚唐依然盛行。虽然“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带来很大的挫伤，但并未影响人们乘马游乐的兴致。如元和年间登进士第的舒元舆在其《牡丹赋》中，记载了当时人们乘马游春观赏牡丹的盛况：“九衢游人，骏马香车。有酒如渑，万坐笙歌。一醉是竞，孰知其他。我案花品，此花第一。脱落群类，独占春日。”（《全唐文》卷七二七）到晚唐，士人们更是将对末世的忧患化作纵情的冶游，进而把这种生活风尚发挥到极致。如杜牧的《扬州三首》其一：“骏马宜闲出，千金好旧游。喧阗醉年少，半脱紫茸裘。”（《全唐诗》卷五二二）韦庄的《长安春》：“长安二月多香尘，六街车马声辚辚。家家楼上如花人，千枝万枝红艳新。……如今无奈杏园人，骏马轻车拥将去。”（《全唐诗》卷七○○）都是此类生活的写照。杜牧诗通过扬州骏马少年的闲游，表现了当时扬州城市娱乐生活中的一个侧面。韦庄诗则渲染长安春日的喧嚣和繁闹，那塞满六街的骏马轻车，以及飞扬的香尘，和楼上如花的女子，组成了一幅末代的虚荣和浮华图。
其次，骏马还频繁出现在出塞、畋猎等生活场景中，成为一种显示民族豪情和气势的文化符号。唐代边塞诗很发达，由于物质基础的不断坚实，国力的不断强盛，加之唐玄宗的好尚边功，这种种的时代机遇，对士人们出塞是一种很大的鼓励。这一风气在主观上大大激发了人们讴歌立功边塞的热情，在客观上也为唐代诗人提供了许多体验边地生活的机会。他们或者是因公务出使塞上，或者是怀抱着从征入幕而跻身公侯之列的向往去游边。即使那些没有去过边地的诗人，也受时风的感染，大作特作边塞诗，借以抒发自己的报国雄心和慷慨意气。同时，这些诗歌也继承了曹植《白马篇》的传统，将骏马和主人融为一体进行讴歌。如“侠客重恩光，骏马饰金装。瞥闻传羽檄，驰突救边荒”(22)；“骏马似风飙，鸣鞭出渭桥。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23)；“骏马事轻车，军行万里沙。胡山通嗢落，汉节绕浑邪。”(24)“玉榼酒频倾，论功笑李陵。红缰跑骏马，金镞掣秋鹰。”(25)这些不断出现在边塞的骏马形象，或者洒脱，或者勇猛，作为主人的一种陪衬，更加传神地表现了唐人强烈的民族自信精神。
在畋猎生活中，骏马同样展示着他们的神威。如王维的《观猎》：“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全唐诗》卷一二六）将军狩猎，满载而归，其志满意得的神情是通过骏马轻快的脚步传达出来的。又如王昌龄的《观猎》：“角鹰初下秋草稀，铁骢抛鞚去如飞。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捎意气归。”（《全唐诗》卷一四三）这个少年的“意气”是因其铁骢骏马而显得虎虎生威。李白笔下的太守，趁着晚晖狩猎，更要依靠着他的“横骑”骏马：“太守耀清威，乘闲弄晚晖。江沙横猎骑，山火绕行围。”(26)“骏发跨名驹，雕弓控鸣弦。鹰豪鲁草白，狐兔多肥鲜。”(27)盛世的娱乐生活和唐人的自豪气势，从畋猎的骏马形象上可见一斑。
再次，在送别的场合中，骏马的文化蕴涵又有了新的意义，成为显示男子翩翩风度的一种文化标志。唐代人视野开阔，交游广泛，在大量的送往迎来的应酬诗中，骏马又成为其中一道令人瞩目的审美风景。他们突破传统良马主要用于比拟人的内在才华的藩篱，经常把骏马作为主人外貌形象的陪衬，形成了以骏马拟美男的特色。如李颀《送刘四赴夏县》以骏马陪衬刘晏的貌美：“九霄特立红鸾姿，万仞孤生玉树枝。刘侯致身能若此，天骨自然多叹美。……明主拜官麒麟阁，光车骏马看玉童。”（《全唐诗》卷一三三）《新唐书·刘晏传》载：“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岁，献颂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张说试之，说曰：‘国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请旁午，号神童，名震一时。”（《新唐书》卷一四九）李颀此诗中的“明主拜官”及“光车骏马看玉童”即指此事。以骏马比拟少年风度翩翩的形象，这在唐代已很普遍。如：“奴子平头骏马肥，少年白皙登王畿。五侯客舍偏留宿，一县人家争看归。”(28)“信陵门下识君偏，骏马轻裘正少年。寒雨送归千里外，东风沉醉百花前。”(29)“雪向峣关下，人从郢路迎。翩翩骏马去，自是少年行。”(30)在杨炯为其从外甥写的墓志铭中，也直接用骏马拟人：“孩笑之时，见之者知其孝友；能言之际，听之者许其聪明。……挥其劲翮，则凤凰飞鸣于赤山；整其兰筋，则骏马腾骧于绿地。”(31)唐人在应酬诗文中赋予骏马的这一审美意义，是朋友之间相互欣赏、惺惺相惜的情谊和胸怀的一种体现，也是唐人对士人具有独立秀骨外貌形象的一种崇尚。
四
唐代人除对骏马的审美文化开发有时代创新外，比较前人，对舞马的关注也较多。舞马的功能主要是用于娱乐，尤其在玄宗时期，朝廷驯养了大量的舞马，以作为庆典活动之用。《太平广记》就记载了唐玄宗每年在他生日庆典时表演舞马的盛况：“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分为左右。各有部，目为某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太平广记》卷四三五《畜犬》二“舞马”条）马的这种文化功能也催生了记载舞马表演盛况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如张说的《舞马词》、《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薛曜的《舞马篇》，钱起的《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都描述了当时舞马演出时的壮观景象。在文人的笔下，舞马的表演更具神采，钱赋就如此描绘：“须臾，金鼓奏，玉管传。忽兮龙踞，愕尔鸿翻。顿缨而电落朱鬣，骧首而星流白颠。动容合雅，度曲遗妍。尽庶能于意外，期一顾于君前。喷玉生风，呈奇变态。虽燕王市骏骨，贰师驰绝塞，岂比夫舞皇衢，娱圣代，表吾君之善贷？”（《全唐文》卷三七九）可见当时舞马表演之盛。
此外，唐人还频繁使用“瘦马”与“胡马”这一意象。瘦马在先秦典籍中还未出现，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只出现过两次，如汉刘向《说苑》载：“赵简子乘弊车瘦马，衣段羊裘，其宰进谏曰：‘车新则安，马肥则往来疾，狐白之裘温且轻。’简子曰：‘吾非不知也。吾闻之，君子服善则益恭，细人服善则益倨；我以自备，恐有细人之心也。传曰：周公位尊愈卑，胜敌愈惧，家富愈俭，故周氏八百余年，此之谓也。’”（刘向《说苑·反质》卷二十）这段记载很有意思，赵简子不是没有肥马狐裘，相反，他作为当时晋国之卿拥有足够的财富，但为了时刻提醒自己避免怀小人之心，故意使用弊车瘦马。因此，瘦马的文化含义即与富贵相反，成为落魄、失意、寒酸的代名词。
唐人使用瘦马意象多集中于中晚唐时期，在初盛唐阶段很少见到。如刘长卿《代边将有怀》：“少年辞魏阙，白首向沙场。瘦马恋秋草，征人思故乡。”（《全唐诗》卷一四七）李贺《平城下》：“饥寒平城下，夜夜守明月。别剑无玉花，海风断鬓发。……风吹枯蓬起，城中嘶瘦马。”（《全唐诗》卷三九三）是将瘦马与疲惫的士兵相映照。李贺《崇义里滞雨》：“落莫谁家子，来感长安秋。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瘦马秣败草，雨沫飘寒沟。”（《全唐诗》卷三九二）姚合《别李馀》：“病童随瘦马，难算往来程。野寺僧相送，河桥酒滞行。”（《全唐诗》卷四九六）是以瘦马映衬孤独落寞的情绪。元稹《酬乐天喜邻郡》：“蹇驴瘦马尘中伴，紫绶朱衣梦里身。符竹偶因成对岸，文章虚被配为邻。”（《全唐诗》卷四一七）朱庆馀《题王丘长史宅》：“更无人吏在门前，不似居官似学仙。……时见街中骑瘦马，低头只是为诗篇。”（《全唐诗》卷五一四）是将瘦马与寒酸的文人相配。而咏叹瘦马最令人心酸的是杜甫和李端的《瘦马行》。杜甫的《瘦马行》写道：“东郊瘦马使我伤，骨骼硉兀如堵墙。绊之欲动转欹侧，此岂有意仍腾骧。细看六印带官字，众道三军遗路旁。皮干剥落杂泥滓，毛暗萧条连雪霜。……见人惨淡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谁家且养愿终惠，更试明年春草长。”（杨伦《杜诗镜铨》卷五）清代杨伦在此诗题下引旧注有两说，一说认为是同情房琯罢相而作，一说认为是杜甫罢拾遗后自况。除去这种借题发挥的释义不论，单就诗中对瘦马寂寞狼狈形象的描摹看，足以令读者动容。此后李端《瘦马行》对瘦马外在形象的刻画更令人触目惊心：“城傍牧马驱未过，一马徘徊起还卧。眼中有泪皮有疮，骨毛焦瘦令人伤。……岂意今朝驱不前，蚊蚋满身泥上腹。”（《全唐诗》卷二八四）这匹瘦马也曾有过昔日“玉勒金鞍”的辉煌，而今却是“蚊蚋满身”、“骨毛焦瘦”，泥泞满腹，眼中含泪。中晚唐诗人笔下频繁出现的瘦马意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士人心态。随着“安史之乱”对社会制度的破坏，中晚唐人已失却了盛唐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那种乐观自信、积极进取、高言王霸大略的心态渐趋黯淡，而豪情渐减、气骨渐衰的中晚唐诗坛，就被寒酸苦寒和老病的意象所占据了。
胡马的文化意义也属唐人开掘的新点。在唐代关于马的名称中，只有“胡马”带有地域色彩，而其他的无论是骏马、肥马、瘦马、骅骝、骢马、疲马、骐骥还是天马等，即使有的也来自于异域，但从称呼上还是无法看出地域特点。因此，胡马的文化内涵在多数情况下就成为北方少数民族的代称。尤其在安史之乱爆发时，因为安禄山及史思明所带之兵几乎都为北方胡人，所以此时的胡马即是指叛军。如杜甫《入衡州》：“兵革自久远，兴衰看帝王。汉仪甚照耀，胡马何猖狂。”（杨伦《杜诗镜铨》卷二十）《洛阳》：“洛阳昔陷没，胡马犯潼关。天子初愁思，都人惨别颜。”（杨伦《杜诗镜铨》卷十七）钱起《广德初銮驾出关后登高愁望》：“长安不可望，望处边愁起。辇毂混戎夷，山河空表里。黄云压城阙，斜照移烽垒。汉帜远成霞，胡马来如蚁。”（《全唐诗》卷二三六）这些诗中猖狂的胡马、如蚁的胡马，都是指作乱的叛军。
从这一文化意蕴而言，胡马似乎有着很不光彩的名声，但综观唐诗中胡马的形象，也不完全如此。有时胡马也可成为勇猛和忠诚的审美意象。同在杜甫的笔下，他的《房兵曹胡马》和《李鄠县丈人胡马行》两首诗中的胡马就渗透了赞美的感情。前一首写道：“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杨伦《杜诗镜铨》卷一）诗的前四句描摹胡马的骨相，《齐民要术》认为良马的标志是“马耳欲小而锐，状如削竹筒”。后四句写胡马的忠勇精神，进而以胡马的骁勇无敌，堪托死生，横行万里来表现主人立功异域的志向。后一首也是赞美李丈人拥有的胡马具备耳锐蹄坚的神骏之姿：“丈人骏马名胡骝，前年避胡过金牛。回鞭却走见天子，朝饮汉水暮灵州。自矜胡骝奇绝代，乘出千人万人爱。一闻说尽急难材，转益愁向驽骀辈。头上锐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龙别有种，不比俗马空多肉。”（杨伦《杜诗镜铨》卷五）诗先写李丈人胡马的经历，来衬托诗人的坎坷，最后以骏马不易识，来比况相士之难。可见杜甫的这两首咏胡马的诗，都是将胡马作为人的比体，来正面歌颂的。
要之，随着唐代士人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及其生活中与马关系的日趋密切，唐代马的文化意义呈现出更为多样的审美特征。从先秦到唐代，经过历代人们的踵事增华，马的审美文化蕴涵愈益繁博。通过对马的这些审美功能的考察，我们不仅可以进一步认识马对于古代人们的重要性，同时，对唐代曾经拥有过的繁华，以及唐代人丰富的文化生活也有了一些更加直观的了解。
注释：
①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一，见《诸子集成》第二册，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第65页。
②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一，见《诸子集成》第四册，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③戴望：《管子校正》卷二十，见《诸子集成》第五册，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第800页。
④《吕氏春秋·审分览》：“王良之所以使马者，约审之以控其辔，而四马莫敢不尽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夫名多不当其实，而事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⑤辛钘：《文子疏义》卷十一《上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⑥《战国策》卷十《齐策三》：“猿猴错木据水则不若鱼鳖；历险乘危则骐骥不如狐狸……故物舍其所长，之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矣。”刘向编集，贺伟、侯仰军点校：《战国策》，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
⑦《战国策》卷十二《齐策五》：“语曰：‘麒骥之衰也，驽马先之；孟贲之倦也，女子胜之。’夫驽马、女子，筋骨力劲，非贤于骐骥、孟贲也。何则？后起之藉也。”
⑧《战国策》卷三十一〈燕策三〉：“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也，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乏国事也。所善荆轲可使也。’”
⑨《山海经》卷三：“又东北二百里，曰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阴多金玉。有兽焉，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郭璞注：《山海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⑩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5页。
(11)《天马》：“太一况，天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傥，精权奇，策浮云，晻上驰。体容与，逝万里，今安匹，龙为友。天马徕，从四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0页。
(12)曹丕《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
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第419页。
(14)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第432页。
(15)魏征《谏遣使市马疏》：“今发使以立可汗为名，可汗未定，即诣诸国市马，彼必以为意在市马，不为专立可汗。可汗得立，则不甚怀恩；不得立，则以为深怨。诸蕃闻之，必不重中国。马市既不可得，纵得马亦还路无从。但使彼国安宁，则诸国之马，不求自至矣。”《十渐疏》曰：“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堕，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6)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17)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见杨伦：《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529页。
(18)杨伦：《杜诗镜铨》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531页。
(19)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20)陈鸿祖：《东城老父传》，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1)杜甫：《秋兴八首》其三，见杨伦：《杜诗镜铨》，第643页。
(22)张易之：《出塞》，见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八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23)李白：《塞下曲》，见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86页。
(24)李益：《送客归振武》，见范之麟：《李益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29页。
(25)马戴：《边将》，见《全唐诗》卷五五六。
(26)李白：《观猎》，见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1159页。
(27)李白：《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见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920页。
(28)韩翃：《别汜水县尉》，见《全唐诗》卷二四三。
(29)韩翃：《送高别驾归汴州》，见《全唐诗》卷二四五。
(30)皇甫冉：《送唐别驾赴郢州》，见《全唐诗》卷二五○。
(31)杨炯：《从甥梁墓志铭》，见《全唐文》卷一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