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系统：对实施科技发展道路的新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道路论文,国家论文,系统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更快地发展科学技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是我国发展战略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在科技发展中，科技发展道路的实施具有独立的重要地位。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如何实现所谓的Gershenkron相对后进假说，[13]因为从事实上，有的国家存在相对后进性，但并未有符合Gershenkron假说的迹象，相对后进国需要何种的条件，来利用“后发优势”，来更快地发展科技，这一问题也与发展道路的实施有关。在科技发展的实施过程中，充足的科技投入无疑是重要的，但科技发展的支撑条件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本文引入“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与框架，对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支撑体系进行探讨，为实施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道路提供新的设想。
一、科技发展支撑条件的重要性
加大科技投入来促使发展道路的具体实施经常为许多学者所呼吁，但我国经常有面对有“科技的高投入与低产出”的困惑。[2]例如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科研经费、人力等科技投入上名列榜首，如1985年我国科技经费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而印度、巴西都不足1%；但与印度相比，在科学研究论文、专利、劳动生产率和出口技术等方面，我国并不占优势。[2]加大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费用，曾一度为不少学者所呼吁，他们认为应显著地增加消化吸收费用，才能促进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以及自主技术创新的实现，但我们对国内两家大型企业四个技术引进项目的调查表明，虽然这四个项目的消化吸收费用是技术引进费用的3.1倍，但在这四个引进项目基础上的自主创新没有实现。因而，光靠增大科技投入来促成科技发展道路的实施是不够的，比科技投入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的，是不断地加强与完善科技发展的支撑环境，才能促进科技发展道路的有效实施。
最近，对科技发展的支撑环境的强调，受到了国内外学者在理论与实证上的支持。世界银行的Wallender通过对秘鲁、巴西、韩国、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王国67个项目的研究表明：技术转移的成功取决于技术输入国的技术支撑结构和其政府政策。[14]1992年J.David Roessner等发表了“国家吸收与制度化外来科技的模型”。[14]Roessner的模式表明：国家吸收与制度化外来科技能力主要取决于：1.社会、经济支撑结构，它包括：资金市场的有效作用、资金形成、资金投入与储蓄的速度、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国家对教育的投资水平；2.技术支撑结构，它包括企业或政府对R＆D的支出、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与技术型跨国公司的合作、公共或私有组织所提供的技术服务、技术资本存量（用于科研的工厂、设备等）、技术知识存量（外国和本国专利的拥有量、技术资料等）、技术人力资源（科学家和工程师、熟练技术工人、有经验的管理者或企业家、技术培训人员等）、技术服务（配件供应、咨询服务）。
韩国学者Hyung Sup Choi于1983年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TERG模型，颇有启发意义。在TERG与开发的模型中，有如下因素：一是技术(T)（包括国外技术的引进、自主研究与开发的努力与技术合作）；二是教育(E)（包括科技教育、教育机构、激励与职业教育）；三是资源(R)（包括市场、能源、劳动力、原材料、营销、基础设施）；四是政府(G)（包括资金分配、发展战略、计划与协调、企业环境、立法等）。这些要素的协同，才能促进发展中国家基于工业化的科技发展。Hyung Sup Choi(1986)进一步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技术方面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建立一套包括所有基础设施在内的研究与发展体系，并积极支持它的发展。Linsu Kim(1988)以韩国的事例为依据，指出，在宏观上必须将人力资本的发展、国外技术的引进、资本的形成与本国研究与发展的努力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技术发展的能力；Franab K.Banerjee1987年发表的观点表明：发展中国家技术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构建一种体制的框架，以便更广泛地吸纳技术”。
我国学者也初步地涉及这一议题。曾道先(1992)的研究表明：信息环境、咨询环境、技术环境、资金环境和人才环境是技术引进成功的主要因素。康荣平、白以言(1986)都强调了体制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工作的制约。康荣平(1992)进一步指出：问题的实质是中国的科学技术生产的体制不适应当代科技发展的需要。
事实上，根据Roessner的研究表明，与美国、日本和韩国相比，我国对科技发展的社会经济支撑环境与技术支撑环境的指数，都明显处于劣势[14]（见图1），这表明我国的科技发展支撑结构亟待改进。
图1 美国、日本、韩国、中国社会经济支撑结构与技术支撑结构的比较
因此，从科技发展的支撑结构角度，对我们理解科技发展的成败以及顺利地实施所选择的科技发展道路，有重要的价值。但上述对科技发展支撑结构的研究，仍缺乏一个合理的框架与概念体系，来进一步理解科技发展支撑结构的作用，下面所要论及的“国家创新系统”，就是对理解和把握科技发展支撑环境，从而有效地对实施科技发展道路的一种新的有效的尝试。
二、国家创新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沿革
国家创新系统的产生与发展，与技术创新理论的深化密切相关。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可以看出，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沿革大致有如下三个阶级：[1]
由于受新古典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影响，国际上对技术创新的研究以前较多的停留在对单个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这是第一代技术创新理论，如Schumpeter在1934-1944年的工作，他强调的是企业家的作用，在他看来，技术创新遵从如下发展型式：[6]
有一与科学新发展相关但不能确定的基本发明流，它们大半处在现有企业
和市场结构之外，基本上不受市场需求的影响，虽然可发受到潜在需求的
影响；
·一群企业家意识到这些发明的未来潜能，准备冒发明和创新的风险，这
种冒险行动是一般资本家或经理不敢采取的；
·一旦成功地作出一项根本性的创新，它将使现有市场结构处于不均衡的
状态，成功的创新者将获得短期的超额垄断利润，但这种垄断会随着大量
模仿者的进入而被削弱。
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创新在较大程度必须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进行，包括供应者与装配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竞争者之间的技术信息交流等(Fusfeld和Kahlisch(1985)、von Hippel[9])。其中以von Hippel的观点较为典型。在他看来，当今技术创新的过程，由于存在各种“粘着信息”(Sticky Information)，亦是一个充满试错的过程，并为对解决创新问题方向的洞察所左右。为了加快创新的过程，需要加强创新者与用户的交流和合作，才能及时地提取必要的“粘着信息”。一个创新者（企业或个人）可能首先从用户（企业或个人）那儿获取信息来产生对新产品或服务的想法，然后，也会从制造者那儿获取信息，以便开发一个原型(Prototype)，这一原型又会在假设的使用中进行测试以适合最初的需求。如果这两方面都不能有效的匹配（常是不匹配的），这就有必要重新考虑需求的焦点和能力的信息，以便更为匹配，可能有几次或许多次循环，直到达到匹配的要求。
这一现象近来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也出现，如计算机软件创新中的“快速原型法”就强调在制造者和用户之间来回地穿梭，这就克服了传统的用户与开发者只在工作初期进行交流的模式，传统的开发方法被认为是“迟缓的、代价过高和不是用户所企求的”。由此，强调创新中企业与企业的合作，乃是第二代技术创新理论的主要特征。
在70年代后期，Gille通过技术系统的概念强调了创新的系统本质，之后，科学与技术基础(BASE)的作用也为Mowery、Rosenberg所强调；80年代初期，创新与国家的关系被进一步揭示，如Rothwell，Zegvald、Nelson等对技术创新政策所作的工作；到八十年代后期，有研究者声明，创新是被企业之外的政治、经济等因素“结构性的决定着”，这表明，在当今科技经济的格局下，企业的创新更受制于一个国家的政策环境和支撑结构，技术创新的过程也更趋动态化、集成化和综合化。[8]
1988年瑞典经济学家B.Lundvall基于Fredrich Liszt有关“国家生产系统”的概念，以及von Hippel对企业之间非正式的信息交流的研究的启发，首次在国际上提出“国家创新系统”这一概念，呼吁对技术创新的支撑环境的重视与研究，[12]这表明第三代技术创新理论的出现。
在Lundvall的影响下，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对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极为关注。C.Freeman进一步引申了Lundvall的设想，根据他的研究，“国家创新系统”是“创造、吸收、改进和扩散新技术的活动和相互作用所受到的公共和私有网络的支持”；这种网络的效用不仅仅支持研究与发展活动，还包括创新所需的资源组织或管理活动，Freeman通过对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得出：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特点在于：企业各部门之间的水平交流“看板”管理、注重工程化等。[13]同样，福特主义、泰勒主义、制造和R＆D部门间的垂直交流等是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特征。
Richard Nelson从政府政策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创新系统”，他认为政府正式的规制与非正式的协调、对研究与发展的投资等会在国家范围内联结和平衡各创新环节。[10]加拿大学者Niosi对“国家创新系统”作了系统的总结，他对“国家创新系统”的定义为：国家范围内企业、大学、政府机构的技术、商业、法律、社会和财政等为产生科学、技术而努力的相互作用系统。[8]
综上所述，可以这么认为：在过去的50年里，工业创新的理论对企业家和企业作为创新部门的简单描述已难以说明创新的产生与发展，对技术创新的认识必须采用“包容企业的环境要素”的体系与框架。[8]通过对技术创新过程的深入研究。人们认识到无论就导致技术创新来说，还是就使人们具有认识到这种创新所蕴含的潜在利益的能力来说，支撑体系或者制度所起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7]经济史和发展研究的成果证实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变化之间的明显的相互影响。一些研究者开始集中于分析制度与制度变化，涉及了比单纯研究技术创新时要广的范围。既然制度至关重要，那么，一个完善的技术创新的理论，就必须包括一种制度变化理论。可以这么认为“国家创新系统”就是目前有关技术创新的复杂的、包容性强的概念体系，是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进行综合分析的理论。
三、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框架
综合有关国外的研究，可以认为，现有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存在不足之处，表现在对“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不统一、内涵不一致，定性的描述较多。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国外尚无成熟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框架，以致对有关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比较可比性还较弱。同时国外的研究没有深刻地揭示不同的科技发展道路主导模式的转换中，国家创新系统的动态演化规律，对此，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对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要明确以下几点：一是国家创新系统的组成（子系统的名称）；其次是国家创新子系统的特点；再则是国家创新子系统之间的关联；最后是不同的科技发展道路中国家创新子系统动态调整的特征。
国家创新系统的子系统的构成主要有：一是教育；二是财政与金融，其中最主要的是资本的积累；三是研究开发体系；四是有效的政府规制。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和普及人们的知识水平，而知识是技术创新的前提；教育是国家创新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之一，在教育系统中，教育投入与适应科技发展道路主导模式的高等教育结构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各类科技人员的合理比例应取决于发展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需要以及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所提供的可能性。有些经济发达国家，在具有大批技术人员同时，培养大批研究人员大力开展基础科学和尖端技术的研究，取得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有些国家（日本）主要侧重技术人才，注意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有的国家，不顾国情，片面注意研究人才和基础研究工作，不注重技术人才和发展研究工作，结果队伍结构失调，大量出现人才外流，成果外用现象，科学技术对发展本国经济的作用微弱。
为了使高、中、低三类科技人员有一个合理比例，必须使教育的结构合理化。其中高等专业教育是科技教育的核心部分，包括培养大学生和研究生，是培养研究型人才、开发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的主要阵地，因而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其结构是否合理对一个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经济的持续发展影响重大。
资金是创新的一大障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各国都有不同的融资手段，各国政府都有各种研究开发的税惠及各种风险投资银行以支持科技的发展。
对研究开发体系而言，毫无疑问，没有促进一系列科学和技术可能性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就不可能有重大的创新，尤其是大多数基础研究是没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但它们却是大多数创新得以产生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一般不会进行没有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研究，这就需要超越企业局部利益的政府承担起组织、资助基础研究的责任；
在当今社会，科技发展是一个在制度、组织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活动，市场在激励科技发展方面具有自组织、自我加强的作用，但市场在激励科技发展方面，存在以下若干缺陷，因而很难使科技的发展和创新活动处于社会需求的最优水平：[6]
·市场常常以高收益去引诱人们冒创新风险，市场的这种作法，并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基础研究与技术发展的风险和动力问题；
·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造就一个最有利于科技发展的市场结构；
·市场并不能自己创造有利于科技发展的外部环境，如一些与创新有关的
法律、关税、政策等问题。
基于市场对激励科技发展上的有限性，要求政府从国家的全局角度，在科技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对国家创新系统框架的界定如图2所示。由此可见，教育、资金、研究开发体系与政府对科技的规制的相互协调，形成了国家创新系统的运作，最终影响科技发展道路实施的效果。
图2 国家创新系统的框架
四、国家创新系统的作用：对日本的案例分析
为了得出科技发展道路的实施与国家创新系统关系，需要进一步分析典型科技发达国家国家创新系统的演化规律，这里以日本案例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日本在短时间内成功地实施了“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渐进自主技术创新”三阶级的科技发展道路，创造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奇迹”，这与日本的国家创新系统不无关系。
首先，普及教育在日本利用引进技术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在经济发展的Gershenkron猜想有重要关联：一个后起者，除非它的国民有能力吸收和适应引进技术，否则它无法利用它的优势。[13]所以日本对教育非常重视，日本的技术引进从它的全民普及教育中获得了极大好处。
在日本对引进技术进行模仿创新（即消化吸收）的发展阶段，日本教育和培养系统有如下显著之处：许多年轻人受到初级和高等教育；工业培训的数量和质量都较高，以至于1960年日本的总教育资金大约为1905年的23倍；而日本研究人员的数目，在1955年就已达到了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至1963年研究人员的总数已超过了英国和德国之和。同资金积累速度相比，日本的人力资源积累速度要更高一些。
从日本的高等教育结构看，日本在“技术引进”时期，重视的是高等专科人才的培养，毕业的专科、本科与研究生数之比约为5.7:1:0.03；而在“消化吸收”时期，日本开始重视对本科大学生的培养，其间毕业的专科、本科与研究生数之比约为0.5:1:0.05，到了“渐进自主技术创新”阶段，这一比例变为的0.88:1:0.05，这说明专科生又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例没有明显变化。
日本的研究开发体系也有显著的特征，例如日本在研究开发部门和其它相关公司部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消化吸收”阶段，47%的研究开发项目来自于研究者，而同时管理部门建议的为40%，[5]这表明日本则是公司生产和营销部门起主导作用。研究与发展资金的分配系统对研究与发展部门和其它部门的密切联系提供了纽带作用，在许多日本公司，研究资金分为3个类别：
·研究与发展部门的常规和现行研究费用；
·每个制造部门的产品开发现行费用；
·基于长期战略的跨部门产品开发的研究费用。
在这种分配系统下，研究部门将用战略来扩大自己的资金分配，而这种研究资金分配是由考虑其它部门的意见或总部管理灵活决定的，而不是研究与发展部门的单独判断。
据统计，日本公司用于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研究经费，一般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费用的2-3倍，1955-1975年，日本的技术引进费用增加了14倍，而同期的科研经费增加的更快，达到73倍。并且，根据T.Blumenthal的研究，[4]在人均引进技术开支和人均研究与发展费用之间存在高相关性（见式1）：
TI/N=1.253+0.281(RD/N)，R=0.595 （式1）
式中：TI/N：人均引进技术开支
RD/N：人均研究与发展费用
R：相关系数
在日本进行消化吸收主导模式时，日本研究开发体系的特点是：在总体战略上遵循在已有技术和知识基础上渐进增长过程；在资源分配上仍把多数资源分配到创新的中间部分（即过程工程，制造设备）；并一直保持重视技术知识更甚于科学知识的趋向。
日本研究开发体系的这一特点，对迅速地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进行渐进的自主技术创新极为有利。日本研究开发体系的要旨归纳如表1所示。
日本科技发展是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产生的，这也是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另一鲜明特征。
明治维新(1868)之后，即日本科技发展的第一阶段，日本政府就率先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引进后就积极保护该新工业，因此，此时日本技术发展是在政府保护主义政策框架下进行的。[13]
在科技发展的第二阶段，为弥补技术吸收与模仿创新中所遇到的国家创新系统的原有缺陷，要求政府更多地直接参与科技活动，通过资助及协调的形式支持技术的发展。此时政府的主要的职责有：加强科技信息的交流；训练和招募熟练劳动力；委任若干研究项目以及开展与企业的联合研究。[13]
表1 日本研究开发体系的特点
指标 技术引进 消化吸收 自主渐近创新
R＆D/GNP 数据不详1.24～1.70%1.72～2.80%
工程，发展，研工程工程制造过程
R＆D
R＆D战略 不断提高吸收性R＆D 创新性R＆D
公司内部界面 一般高整体性
更高整体化
R＆D任务的源 制造部门R＆D部门、制造 公司
部门或公司
R＆D和技术引 分散高整合性(0.595)高整合性
进的整合性
R＆D风险承受 个体群体
群体
此外，日本政府还实施了引进外国资金和外汇及贸易控制两项法案，那些能很好地吸收国外技术的公司才被允许持有外汇，这就鼓励那些引进国外技术的公司积极地进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工作。由于考虑到国外资金的引进使外国公司有可能占领国内市场以及跨国公司对目标市场的技术发展并不重视，外国资本对本国的技术发展不会有正面影响，日本政府并不鼓励外国直接投资，这也迫使日本本国的企业拚命地仿制出国外的先进技术，同时，政府的这一措施，又为日本企业开发出的技术留出了必要的市场。
在对科技发展影响甚大的财政、金融政策方面，日本政府对资本积累非常重视，综观日本经济的发展沿革，可以看出日本的资本积累速度很高，从1956年到1973年，累积资本约为862.5亿美元，年积累率为35.7%，积累的资本被直接运用到能帮助提高生产率的领域。从1953年到1971年，年均私人储蓄率达到18%，而1974年则达25.5%，是美国的4倍。此外，日本的财阀企业(“Zaibatsm”)通过它自己的银行与控股公司的联系，促进了大企业的资本积累，反过来又促进了日本的科技发展。
五、结论与展望
以上分析说明，无论从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指向，还是从日本国家创新系统在实施不同科技发展道路时的动态演化的历史轨迹，都反映了国家创新系统与科技发展道路的息息相关特质，日本能够实现所谓的Gershenkron相对后进假说，[13]利用了“后发优势”，快速地发展了本国的科技，与它科技发展道路的选择有关，更与它在实施科技发展道路时在教育、研究与发展体系、资金积累与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
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利用“后发优势”，来实现科技进步，实在是一件复杂的管理问题，相对后进国认为“后发优势”会自然形成的想法是明显幼稚的。科技相对后进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上，才能实现所谓的“Gershenkron相对后进假说”，这“一定的条件”的基本内核就是“国家创新系统”，对Gershenkron相对后进假说的更完整的诠释是：要利用后发优势，更快地发展科技，必须健全国家创新系统，尤其必须注重国家的科技发展道路与国家创新系统的匹配。这一点已为日本在科技上的迅速发展所证实。
对我国科技发展的预测表明，21世纪我国发展面临的最基本的制约因素来自人口和资源。人口现已突破12亿，即使严格控制其增长速度，到21世纪二十年代仍将增加到15亿。据估计，我国从1987年－2000年平均每年新增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要用与抚养新增人口，这必然减慢资金的积累。[13]我国大多数的资源的总量虽然比较丰富，但人均资源量相对不足。资金不仅在总量上仍极为稀缺，且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的国家百业齐兴，即使国家对科技投资有所倾斜，也难有较大幅度地增长，科技投入无论从绝对量上还是相对量上都难以和发达国家相比。这就需要突破单纯强调科技投入的观点，而将视野转向对科技投入与国家创新系统的相互协同与支持，明确科技发展道路实施的关键是尽快地建立与完善国家创新系统，这是科技发展客观实践的内在要求与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那种只重视科技投入，而忽略其它相关的条件是不可取的。我国科技发展道路的实施的要点应从单纯科技的投入转为科技投入与国家创新系统中主要变量投入（主要是教育投入、教育结构、研究与发展结构与基础研究投入）的综合考虑。